【新唐人2013年9月13日訊】紡織女工工資比現在「農民工」高一萬倍，那時，給地主做長工一年是一元大洋或者半元，而紡織女工工資有14元，為什麼說是一萬倍呢?因為，現在的城市鬼不做活要農民來做，且勞作強度遠遠超過民國時的紡織工，而工資卻是不勞而獲的城市鬼「下崗」者的十分之一，詳情看下文：
「黃金十年」的民國什麼樣？
所謂的中華民國「黃金十年」指的是上世紀二十年代中葉到三十年代末約略十年左右的時間段，在這段時間內，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基本蕩平了公開叛亂的軍閥，國民政府至少獲得了形式上的統一，這一時期的亞洲第一共和國的大中華民國，政治上自由民主，經濟建設則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雖然跟列強比起來還是積貧積弱，但卻是百年近代史上中華民族第一次走上了憲政民主的普世大道。
我們看一個國家是否真的「富強」，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普通百姓包括最下層的百姓的生活狀態。如果這個國家的權貴紙醉金迷，政權窮兵黷武，而百姓卻民不聊生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民怨沸騰，那這個國家所謂的「富強」則是紙老虎，經不起一絲一毫的風吹草動。那麼普通百姓在民國「黃金十年」裡是什麼樣子呢?我們且不看國民黨方面的說法，而是看看後來奪了國民黨「天下」的共產黨方面自己的文字，從中可以窺見彼時的情形。
在共產黨有了擁兵自重的軍隊的所謂「南昌起義」前後，中國老百姓包括最底層的人民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的依據有三，一是兩位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憶錄，一位是張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二是毛澤東的「雄文」《尋烏調查》，透過這些共產黨人無意間寫就的文字發現，一個生機勃勃的中國向我們走來。
武漢的紡織女工一月30多塊大洋
這兩本回憶錄對大革命時代的記述，主要是工人運動，那我們便沿著他們的記述往下看吧：張金保曾經擔任過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婦委書記。上世紀20年代中期，她從鄂城鄉下來漢口第一紗廠做工，一個月後，「領到半個月的工資——7塊大洋，另外半個月的工資被廠裡當作押金扣下了。我拿著錢心裡高興極了，因為這意味著我每個月可以掙14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第二年，張金保一人看管兩台織布機，月薪30多塊錢。「這樣，我的生活好些了，開始有了點積蓄。」
或許是不能淡化「萬惡的舊社會」，否則怎麼要起來鬧革命呢?所以張金保才這樣說「14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而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中，作者陳存仁則毫無顧忌地說自己在上海當見習醫生時，每月薪資雖只8元，但袋中常有鏗鏘的銀元撞擊聲，使他氣概為之一壯，外表飄飄然，「第一個月，吃過用過，口袋中還剩下5塊錢。」與此同時，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長16至18元。有趣的是，這種連紡織女工都不如的工資水平，居然比北洋軍閥時期的淞滬警察廳還要高1至2元錢。《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也披露：上海衛生局的一名科長，月薪也不過30元。
你相信嗎?一個紡紗女工的工資，竟然高過巡長和科長!而在當時，物價低廉：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麵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茶葉1斤0.23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應為兩百斤;1包麵粉，應為44斤。
《銀元時代生活史》也有類似記載：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擔3到4個銀元，老刀牌煙1包3個銅板，剃頭8個銅板，紹興酒1斤1角錢，臭豆腐乾1個銅板買兩塊。拿了1塊錢稿酬，請6、7個同學去吃茶，茶資8個銅板，生煎饅頭、蟹殼黃等各種小吃也才花去20多個銅板。《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則提到：1929年，每塊銀元兌換兩三百個銅板，一兩個銅板可以換一隻雞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銀元可買6斤好豬肉，40個豬肉餃子、兩碗小米粥、外加一盤白糖，兩毛二分錢。在重慶，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兩塊5角錢。甘肅農村，抗戰前7年，百斤小麥5至3元。漢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雞蛋的價格約為20元，每斤棉花和豬肉約為3角錢，1斤鯉魚不到5分錢，1斤煤油的零售價則長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間。
再看金價——漢口的價格是：1920年，每兩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兩21元，1927年37元。至於地價和住房，除租界和商業區以外都不算昂貴。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陳行、江灣和楊行的每畝地售價分別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漢口第六區的最低地價為84元1畝，第七區的最低地價為90元1畝。
房租價格：上海的石庫門一層樓，有電燈、自來水，月租10塊錢;住客棧，每一鋪位3角5至6角;紗廠宿捨，月租2到5元不等，兩層樓可住10人，自來水由廠方提供，有的還供電，帶家眷者，兩家分租一層，費用不過1元多;最好的宿捨，為磚瓦結構，鋪地板，長寬500立方尺，容積5000立方尺，有廚房、路燈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結廬而住，半畝地年租金200元，21戶人家分攤，平均下來每戶每月8毛錢，當然，環境極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僅20圓左右;一間20平米的單身宿捨，月租金4-5圓……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衚衕21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售價國幣1,000圓。」
從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國物價大體平穩，因糧食豐收，部分農產品還有所下降。工業品方面，由於歐、美、日展開商品競爭，棉布和石油等洋貨還降價促銷。如在漢口市場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別只有17.90和14.50元，1斤豬肉分別只有0.29和0.198元，雞蛋跌幅最大，幾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從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價，1936年也從過去的1塊錢跌到8毛錢左右。如此同時，地價也隨之回落。抗戰前，江蘇鎮海縣畝產400斤的農田，售價從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畝產300斤的農田則從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黃岡人，參與領導過二七大罷工。他在回憶錄中寫到：北洋軍閥「用一套福利設施的辦法籠絡員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內設有鐵路員工福利委員會及職工教育委員會，在鐵路上也組織了一個員工聯誼會，福利機構遍布在各段各廠各站，大的車站，都設有扶輪學校，主辦中小學教育，專收員工子弟，一律免費，每年年終發雙薪，季節發獎金，這些小恩小惠從局長員司到工匠為限，小工卻沾不到邊。」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不過二十多元，工齡長、技術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於小工和臨時工，那就苦極了，從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時間除正規的十小時而外，還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與一般政府機關的中下級職員差不多，比人力車工人、碼頭工人、紡織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況與生活情況就比較苦，他們的工作時間長，收入少，工作還沒有保障。」
具體的福利制度，除免費的扶輪學校外，包惠僧沒有多談，但另一本《中國近代史通鑒》則透露了一些：在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之下，京漢鐵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勝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兩身工作服，60歲退休，工資照發」。
綜合張金保和包惠僧的記述來看，大同小異，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無論是鐵路上還是紗廠，工資都不低;不同之處是，張金保沒有談到小工，包惠僧則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資8塊錢，也完全吃得飽飯。在上海當見習醫生的陳存仁，同樣的月薪，吃了用了，還剩下5塊錢呢。包惠僧自己也在書中提到，只要3個銀元，就可以在旅館包吃包住1個月。
一個小工，年薪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
再對比當時物價，你相信嗎?一個「苦極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至於那些「工作時間長」、「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的問題，自古皆有，這是小工、學徒入門後的傳統陋習，如今仍未絕跡。
工人的溫飽生活，不是個別現象。20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最後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日工資由原來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都是人數較多、近代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收入狀況，對於全國工人階級而言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張金寶是個例，尚不足以說明整個紡織行業。那麼，我們再借鑒《青島黨史資料》第二輯的兩個數據：1925年，中國女工平均日工資0.45元;1928年，青島紗廠女工日工資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這兩個數據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東各省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是12元。另據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勞工月刊》載文指出：目前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平均15元。大多數是女工的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工人1.5萬，工資平均20元。
我們再看看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漢國民政府在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籌措教育經費，將小學教師的月薪增至20個銀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學的月薪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學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間，可買1兩黃金。1935年，漢口的金價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再看看號稱「超英趕美」的今天的天朝，不要說小工，就是北京的白領們，您用一年的年薪買一寸的地我看看?您十年的年薪買一間房我瞧瞧?
說完教師，再說店員。漢口過去有家悅昌新綢緞局，營業員工資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饅頭、稀飯、油條，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湯，八人一桌，節假日加菜。每年還有兩個月例假(學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報銷車費。穿衣有津貼，每年多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年終如有盈餘，則按16股分紅，店東12股，經理1股，全體職工3股。
老武漢的葉開泰，待遇也不錯：學徒三年期滿後，月薪10個銀元，第二年15個，第三年20個，全體店員每月發「月費錢」，作為剃頭、洗澡、洗衣的費用。每年帶薪休假72天，如果沒請假，則多發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獎金，到年終再以各人薪水為基數進行分紅，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紅4到5毛錢。藥店還有基金會，分期存入4個月薪水，切葯老師傅吳碩卿告老回鄉時，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對這些資料心存疑慮，那麼，就請看看毛澤東的名作《尋烏調查》：雜貨店「學徒三年出師後，照規矩要幫老闆做一年。他在這一年的開頭，就把他在學徒時期穿的那些破舊衣服不要了，通通換過新的，因為他現在有了些錢用……如果回家去討老婆呢，那老闆除送他十多塊的盤費外(他家在遠鄉的)，還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禮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討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遠鄉人，就以「盤費」的名義送給他一些錢，盤費數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邊人，那末徑直送他十幾塊到二十幾塊錢。幫做一年之後，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幹的先生，老闆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成，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當然，對於這種和諧的勞資關係，一向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抨擊道：「他們階級關係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尋烏，太偏遠了，位於閩粵贛邊境的深山裡，我們還是以大城市作例證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400元以上。技術工人、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的月收入超過50元，達到小康水平;中級職員、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作家、律師和一般演員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則進入中產階層。當時的政治民主新聞自由的程度非現在的我們可以想象，任何人只要有興趣再有一筆不大的錢，就可以辦報辦刊，就可以自由說話，所以那時的報刊也多，報刊多了，作家教授們的稿費也自然就多。專罵政府的魯迅們僅靠稿費就可以在上海買房子買地僕役成群，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而不需要在經濟上看任何人的臉色兒。
萬惡的「舊社會」？
在大陸官方的灌輸中，1949年前的「舊中國」，人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吃不飽穿不暖」，不過越來越多的史料讓人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民國生活。
雖然已經消失了一輪甲子，但最近大陸又開始流行一個時髦詞：「民國范兒」，意指民國時期的中國人，無論穿著打扮還是言談舉止，都散發著一種當今大陸人所沒有的高雅氣質，令人嚮往。
國民政府於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金陵淪陷為止，各方面建設發展被稱為「艱苦建國的十年」，西方則譽為「黃金十年」(GoldenDecade)。
民國電影《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人物氣質，還有那首被郎朗在白宮彈奏、據說是胡錦濤最喜歡的革命歌曲：1953年電影《上甘嶺》裡的大合唱〈我的祖國〉「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大陸著名畫家陳丹青評論說：「這種歌詞的寫法、愛國的愛法，其實是民國的。當時的詞曲作者與合唱演員，是民國人，歌聲裡那種情感，也是民國式的，此後這等樸素真摯的歌詞硬就是寫不出來——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氣，現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氣了。」
突飛猛進的黃金十年
這一切的得來卻是不易的。當時政府在國家預算中每年要負擔的前清遺留國債佔32%，軍費支出佔40%，建國經費不到30%，而且由於軍閥割據，各省之間連度量衡的尺度都不一樣。1928年民國統一度量衡時發現，吉林的1尺，僅為河北的2寸長，杭州的秤跟臨省江蘇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
從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移駐重慶，這南京十年裡，中國幾乎天天都在打仗，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戰、九一八，後五年剿共、寧粵分裂、閩變，然而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而且人口也奇跡般地出現了從1911年的4.1億增加到1936年的5.3億和1949年的5.4億。
早在1919年2月，孫中山寫就了《實業計劃》一書，後來此書和《孫文學說》、《民權初步》合稱為《建國方略》，在其指導下，民國政府很快帶領中國人走上了黃金十年。
據統計，1913年中國現代工業企業共有698家，資本總額3億3082萬，到1920年，增加到1759家，資本總額5億62萬元。1914至1920年間中國現代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13.8%，特別是鋼鐵、採礦、水泥、機器製造等重工業出現了一些大型企業。1931至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交通發展尤為蓬勃，除電訊、郵政快速成長外，鐵路修建達2萬余公裡，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裡，民航空運開闢了長1萬5千多公裡的12條航線。
有調查顯示，1936年中國人均佔有標準糧529斤，當年世界平均水平為502斤，1934至1938年間中國糧食平均畝產213斤標準糧，世界平均為163斤，1936年中國勞均產糧1725斤，比1951年還高出14.3%。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權度標準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國際標準接軌。當時中國的針織、絲織、染織、印染、毛紡織等工業都有長足發展，而且又產生了一批新興行業，如電器用具工業、電機工業、染料工業、酒精工業、酸鹼工業等等。1931年至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
1927年至1936年間，電力增9.4%，交通增8.4%至17.1%，工業增5.6%。，國民政府在此時期建立起統一的稅務機構。以金融措施針對各地稅務機構重疊、稅關林立、濫收稅政、擅自留中央稅款弊病全面整頓，改革稅政，統一徵收機關，使各項稅皆歸統稅機關徵收。1930年更裁撤全國厘金而徵收貨物統稅。在實行關稅上力爭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後和外國政府多次談判，通過四次關稅改革，使海關關稅大為提高，顯著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國初期財政緊絀的劣勢。
黃金十年期間，鐵路修建達2萬余公裡，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裡。
1934年2月，蔣中正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等，一再教導人們禮義廉恥，不要隨地吐痰、隨地丟垃圾，養成整潔的習慣等等。
南京十年這段時間，國民政府首重教育，開始訂定學校設備與課程標準，積極參與鄉村重建，辦學校、設醫院，致力掃除文盲。
眼見得一個迅速恢復生機的憲政民主的中華民國就要崛起於世界的東方，其速度之快超乎想像，以至於中國的兩個惡鄰寢良難安，加緊了對中國的滲透與侵略，這兩個惡鄰，一個是日本，一個是蘇俄。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多說。我們重溫「黃金十年」的大中華民國，意義重大，因為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我們有過那樣的時代，我們有能力重歸民國，相信未來吧，因為，沒有哪一個強權，會永遠阻擋一個民族對自由民主的嚮往。
「黃金十年」的民國什麼樣？
所謂的中華民國「黃金十年」指的是上世紀二十年代中葉到三十年代末約略十年左右的時間段，在這段時間內，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基本蕩平了公開叛亂的軍閥，國民政府至少獲得了形式上的統一，這一時期的亞洲第一共和國的大中華民國，政治上自由民主，經濟建設則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雖然跟列強比起來還是積貧積弱，但卻是百年近代史上中華民族第一次走上了憲政民主的普世大道。
我們看一個國家是否真的「富強」，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普通百姓包括最下層的百姓的生活狀態。如果這個國家的權貴紙醉金迷，政權窮兵黷武，而百姓卻民不聊生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民怨沸騰，那這個國家所謂的「富強」則是紙老虎，經不起一絲一毫的風吹草動。那麼普通百姓在民國「黃金十年」裡是什麼樣子呢?我們且不看國民黨方面的說法，而是看看後來奪了國民黨「天下」的共產黨方面自己的文字，從中可以窺見彼時的情形。
在共產黨有了擁兵自重的軍隊的所謂「南昌起義」前後，中國老百姓包括最底層的人民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的依據有三，一是兩位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憶錄，一位是張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二是毛澤東的「雄文」《尋烏調查》，透過這些共產黨人無意間寫就的文字發現，一個生機勃勃的中國向我們走來。
武漢的紡織女工一月30多塊大洋
這兩本回憶錄對大革命時代的記述，主要是工人運動，那我們便沿著他們的記述往下看吧：張金保曾經擔任過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婦委書記。上世紀20年代中期，她從鄂城鄉下來漢口第一紗廠做工，一個月後，「領到半個月的工資——7塊大洋，另外半個月的工資被廠裡當作押金扣下了。我拿著錢心裡高興極了，因為這意味著我每個月可以掙14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第二年，張金保一人看管兩台織布機，月薪30多塊錢。「這樣，我的生活好些了，開始有了點積蓄。」
或許是不能淡化「萬惡的舊社會」，否則怎麼要起來鬧革命呢?所以張金保才這樣說「14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而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中，作者陳存仁則毫無顧忌地說自己在上海當見習醫生時，每月薪資雖只8元，但袋中常有鏗鏘的銀元撞擊聲，使他氣概為之一壯，外表飄飄然，「第一個月，吃過用過，口袋中還剩下5塊錢。」與此同時，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長16至18元。有趣的是，這種連紡織女工都不如的工資水平，居然比北洋軍閥時期的淞滬警察廳還要高1至2元錢。《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也披露：上海衛生局的一名科長，月薪也不過30元。
你相信嗎?一個紡紗女工的工資，竟然高過巡長和科長!而在當時，物價低廉：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麵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茶葉1斤0.23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應為兩百斤;1包麵粉，應為44斤。
《銀元時代生活史》也有類似記載：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擔3到4個銀元，老刀牌煙1包3個銅板，剃頭8個銅板，紹興酒1斤1角錢，臭豆腐乾1個銅板買兩塊。拿了1塊錢稿酬，請6、7個同學去吃茶，茶資8個銅板，生煎饅頭、蟹殼黃等各種小吃也才花去20多個銅板。《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則提到：1929年，每塊銀元兌換兩三百個銅板，一兩個銅板可以換一隻雞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銀元可買6斤好豬肉，40個豬肉餃子、兩碗小米粥、外加一盤白糖，兩毛二分錢。在重慶，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兩塊5角錢。甘肅農村，抗戰前7年，百斤小麥5至3元。漢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雞蛋的價格約為20元，每斤棉花和豬肉約為3角錢，1斤鯉魚不到5分錢，1斤煤油的零售價則長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間。
再看金價——漢口的價格是：1920年，每兩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兩21元，1927年37元。至於地價和住房，除租界和商業區以外都不算昂貴。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陳行、江灣和楊行的每畝地售價分別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漢口第六區的最低地價為84元1畝，第七區的最低地價為90元1畝。
房租價格：上海的石庫門一層樓，有電燈、自來水，月租10塊錢;住客棧，每一鋪位3角5至6角;紗廠宿捨，月租2到5元不等，兩層樓可住10人，自來水由廠方提供，有的還供電，帶家眷者，兩家分租一層，費用不過1元多;最好的宿捨，為磚瓦結構，鋪地板，長寬500立方尺，容積5000立方尺，有廚房、路燈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結廬而住，半畝地年租金200元，21戶人家分攤，平均下來每戶每月8毛錢，當然，環境極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僅20圓左右;一間20平米的單身宿捨，月租金4-5圓……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衚衕21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售價國幣1,000圓。」
從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國物價大體平穩，因糧食豐收，部分農產品還有所下降。工業品方面，由於歐、美、日展開商品競爭，棉布和石油等洋貨還降價促銷。如在漢口市場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別只有17.90和14.50元，1斤豬肉分別只有0.29和0.198元，雞蛋跌幅最大，幾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從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價，1936年也從過去的1塊錢跌到8毛錢左右。如此同時，地價也隨之回落。抗戰前，江蘇鎮海縣畝產400斤的農田，售價從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畝產300斤的農田則從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黃岡人，參與領導過二七大罷工。他在回憶錄中寫到：北洋軍閥「用一套福利設施的辦法籠絡員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內設有鐵路員工福利委員會及職工教育委員會，在鐵路上也組織了一個員工聯誼會，福利機構遍布在各段各廠各站，大的車站，都設有扶輪學校，主辦中小學教育，專收員工子弟，一律免費，每年年終發雙薪，季節發獎金，這些小恩小惠從局長員司到工匠為限，小工卻沾不到邊。」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不過二十多元，工齡長、技術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於小工和臨時工，那就苦極了，從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時間除正規的十小時而外，還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與一般政府機關的中下級職員差不多，比人力車工人、碼頭工人、紡織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況與生活情況就比較苦，他們的工作時間長，收入少，工作還沒有保障。」
具體的福利制度，除免費的扶輪學校外，包惠僧沒有多談，但另一本《中國近代史通鑒》則透露了一些：在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之下，京漢鐵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勝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兩身工作服，60歲退休，工資照發」。
綜合張金保和包惠僧的記述來看，大同小異，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無論是鐵路上還是紗廠，工資都不低;不同之處是，張金保沒有談到小工，包惠僧則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資8塊錢，也完全吃得飽飯。在上海當見習醫生的陳存仁，同樣的月薪，吃了用了，還剩下5塊錢呢。包惠僧自己也在書中提到，只要3個銀元，就可以在旅館包吃包住1個月。
一個小工，年薪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
再對比當時物價，你相信嗎?一個「苦極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至於那些「工作時間長」、「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的問題，自古皆有，這是小工、學徒入門後的傳統陋習，如今仍未絕跡。
工人的溫飽生活，不是個別現象。20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最後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日工資由原來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都是人數較多、近代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收入狀況，對於全國工人階級而言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張金寶是個例，尚不足以說明整個紡織行業。那麼，我們再借鑒《青島黨史資料》第二輯的兩個數據：1925年，中國女工平均日工資0.45元;1928年，青島紗廠女工日工資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這兩個數據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東各省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是12元。另據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勞工月刊》載文指出：目前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平均15元。大多數是女工的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工人1.5萬，工資平均20元。
我們再看看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漢國民政府在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籌措教育經費，將小學教師的月薪增至20個銀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學的月薪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學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間，可買1兩黃金。1935年，漢口的金價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再看看號稱「超英趕美」的今天的天朝，不要說小工，就是北京的白領們，您用一年的年薪買一寸的地我看看?您十年的年薪買一間房我瞧瞧?
說完教師，再說店員。漢口過去有家悅昌新綢緞局，營業員工資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饅頭、稀飯、油條，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湯，八人一桌，節假日加菜。每年還有兩個月例假(學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報銷車費。穿衣有津貼，每年多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年終如有盈餘，則按16股分紅，店東12股，經理1股，全體職工3股。
老武漢的葉開泰，待遇也不錯：學徒三年期滿後，月薪10個銀元，第二年15個，第三年20個，全體店員每月發「月費錢」，作為剃頭、洗澡、洗衣的費用。每年帶薪休假72天，如果沒請假，則多發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獎金，到年終再以各人薪水為基數進行分紅，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紅4到5毛錢。藥店還有基金會，分期存入4個月薪水，切葯老師傅吳碩卿告老回鄉時，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對這些資料心存疑慮，那麼，就請看看毛澤東的名作《尋烏調查》：雜貨店「學徒三年出師後，照規矩要幫老闆做一年。他在這一年的開頭，就把他在學徒時期穿的那些破舊衣服不要了，通通換過新的，因為他現在有了些錢用……如果回家去討老婆呢，那老闆除送他十多塊的盤費外(他家在遠鄉的)，還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禮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討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遠鄉人，就以「盤費」的名義送給他一些錢，盤費數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邊人，那末徑直送他十幾塊到二十幾塊錢。幫做一年之後，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幹的先生，老闆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成，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當然，對於這種和諧的勞資關係，一向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抨擊道：「他們階級關係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尋烏，太偏遠了，位於閩粵贛邊境的深山裡，我們還是以大城市作例證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400元以上。技術工人、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的月收入超過50元，達到小康水平;中級職員、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作家、律師和一般演員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則進入中產階層。當時的政治民主新聞自由的程度非現在的我們可以想象，任何人只要有興趣再有一筆不大的錢，就可以辦報辦刊，就可以自由說話，所以那時的報刊也多，報刊多了，作家教授們的稿費也自然就多。專罵政府的魯迅們僅靠稿費就可以在上海買房子買地僕役成群，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而不需要在經濟上看任何人的臉色兒。
萬惡的「舊社會」？
在大陸官方的灌輸中，1949年前的「舊中國」，人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吃不飽穿不暖」，不過越來越多的史料讓人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民國生活。
雖然已經消失了一輪甲子，但最近大陸又開始流行一個時髦詞：「民國范兒」，意指民國時期的中國人，無論穿著打扮還是言談舉止，都散發著一種當今大陸人所沒有的高雅氣質，令人嚮往。
國民政府於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金陵淪陷為止，各方面建設發展被稱為「艱苦建國的十年」，西方則譽為「黃金十年」(GoldenDecade)。
民國電影《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人物氣質，還有那首被郎朗在白宮彈奏、據說是胡錦濤最喜歡的革命歌曲：1953年電影《上甘嶺》裡的大合唱〈我的祖國〉「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大陸著名畫家陳丹青評論說：「這種歌詞的寫法、愛國的愛法，其實是民國的。當時的詞曲作者與合唱演員，是民國人，歌聲裡那種情感，也是民國式的，此後這等樸素真摯的歌詞硬就是寫不出來——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氣，現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氣了。」
突飛猛進的黃金十年
這一切的得來卻是不易的。當時政府在國家預算中每年要負擔的前清遺留國債佔32%，軍費支出佔40%，建國經費不到30%，而且由於軍閥割據，各省之間連度量衡的尺度都不一樣。1928年民國統一度量衡時發現，吉林的1尺，僅為河北的2寸長，杭州的秤跟臨省江蘇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
從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移駐重慶，這南京十年裡，中國幾乎天天都在打仗，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戰、九一八，後五年剿共、寧粵分裂、閩變，然而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而且人口也奇跡般地出現了從1911年的4.1億增加到1936年的5.3億和1949年的5.4億。
早在1919年2月，孫中山寫就了《實業計劃》一書，後來此書和《孫文學說》、《民權初步》合稱為《建國方略》，在其指導下，民國政府很快帶領中國人走上了黃金十年。
據統計，1913年中國現代工業企業共有698家，資本總額3億3082萬，到1920年，增加到1759家，資本總額5億62萬元。1914至1920年間中國現代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13.8%，特別是鋼鐵、採礦、水泥、機器製造等重工業出現了一些大型企業。1931至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交通發展尤為蓬勃，除電訊、郵政快速成長外，鐵路修建達2萬余公裡，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裡，民航空運開闢了長1萬5千多公裡的12條航線。
有調查顯示，1936年中國人均佔有標準糧529斤，當年世界平均水平為502斤，1934至1938年間中國糧食平均畝產213斤標準糧，世界平均為163斤，1936年中國勞均產糧1725斤，比1951年還高出14.3%。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權度標準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國際標準接軌。當時中國的針織、絲織、染織、印染、毛紡織等工業都有長足發展，而且又產生了一批新興行業，如電器用具工業、電機工業、染料工業、酒精工業、酸鹼工業等等。1931年至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
1927年至1936年間，電力增9.4%，交通增8.4%至17.1%，工業增5.6%。，國民政府在此時期建立起統一的稅務機構。以金融措施針對各地稅務機構重疊、稅關林立、濫收稅政、擅自留中央稅款弊病全面整頓，改革稅政，統一徵收機關，使各項稅皆歸統稅機關徵收。1930年更裁撤全國厘金而徵收貨物統稅。在實行關稅上力爭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後和外國政府多次談判，通過四次關稅改革，使海關關稅大為提高，顯著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國初期財政緊絀的劣勢。
黃金十年期間，鐵路修建達2萬余公裡，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裡。
1934年2月，蔣中正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等，一再教導人們禮義廉恥，不要隨地吐痰、隨地丟垃圾，養成整潔的習慣等等。
南京十年這段時間，國民政府首重教育，開始訂定學校設備與課程標準，積極參與鄉村重建，辦學校、設醫院，致力掃除文盲。
眼見得一個迅速恢復生機的憲政民主的中華民國就要崛起於世界的東方，其速度之快超乎想像，以至於中國的兩個惡鄰寢良難安，加緊了對中國的滲透與侵略，這兩個惡鄰，一個是日本，一個是蘇俄。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多說。我們重溫「黃金十年」的大中華民國，意義重大，因為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我們有過那樣的時代，我們有能力重歸民國，相信未來吧，因為，沒有哪一個強權，會永遠阻擋一個民族對自由民主的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