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9日訊】【導讀】1959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按照當局的意圖，讓海瑞登上中國政治的舞台。孰料，吳晗及親人卻因此相繼喪命。本文揭示了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風，呼嘯。一股肅殺的氣氛纏繞著古城北京某監獄。行將歸天的吳晗，苦苦掙扎著不肯離去。呼吸越來越困難了。他雙手緊緊扼住自己的下顎，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的熱血浸泡過的干草上急劇地抽搐、顫抖，兩條乾瘦的小腿伸開、蜷回、又伸開，靈魂在掙脫軀殼的最後時刻是那樣不情願。或許，這顆痛苦的靈魂在徹底絕望之前，還要回到清華園的綠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張明淨的辦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祕深邃的地宮中再走一趟，向他們一一告別、辭行。然而，這一切都不屬於他了。今天，屬於他的，只有悲憤和無盡的悔恨……
復活的海瑞
海瑞謝世三百年後的1959年4月又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公元1587年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他的住所與世長辭。這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對於他的事非功過應該如何評論，人們曾發生過尖銳的爭執。這爭執一直延續了三百多年。海瑞謝世三百年後的1959年4月又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位海大人的出現，引起的社會震動要比他當年的進諫事件強烈得多。由此發生的整個國家民族的災難，大概也是這位封建時代的正直官吏所無法預料的。
自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後，不少干部怕招惹是非，開始對自己的言行細加斟酌了。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更使一些幹部緘口無言，對許多問題報喜不報憂。毛澤東在1959年4月黨中央召開的上海會議上，對這種不敢講真話的作風提出了批評。一次在看完家鄉的湘劇《生死牌》之後，毛澤東向一位分管宣傳的領導人講了海瑞的故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淨'。他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上疏裡，以後被關進監獄。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本人還是忠心耿耿的……」毛澤東指示這位領導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從什麼角度、用什麼方法做宣傳工作。
涉及到明史，就不能不想到作為專家的吳晗。這位領導把毛澤東的指示給吳晗講過之後，鼓勵他來寫有關海瑞的文章。於是，吳晗施展才華很快寫成了一篇《海瑞罵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突出一個「敢」字，之後，吳晗以極大的熱情和駕輕就熟的技巧，又寫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內容，仍然是著重宣傳海瑞敢說話、敢說真話的精神。翻閱當年的報刊，我們不難發現，吳晗在所寫的關於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當是《論海瑞》一篇。此文寫於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發表於廬山會議之後。文章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績，對海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海瑞的歷史地位」小標題下，作者談了他研究海瑞的目的和意圖：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今天，我們需要站在人民立場、工人階級立場的海瑞，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百折不撓鬥爭的海瑞，反對舊時代的鄉願和今天的官僚主義的海瑞，深入群眾、領導群眾、鼓足乾勁、力爭上游的海瑞。這樣，封建時代的海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吳晗（左二）與周恩來（左三）等人的合影。（網絡圖片）
顯然，吳晗這一系列文章，已遠不是清華園時期為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了。他要按照「古為今用」的意圖去描寫歷史、再現歷史，使腐朽的歷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義。出於政治和形勢的需要，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前，吳晗甚至畫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據當時的形勢加上去的一段話。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顯。
1959年9月，北京京劇團演員馬連良約吳晗把海瑞的事蹟改編成戲。儘管吳晗並不熟悉戲劇，但由於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勢的需要，他還是答應下來，硬著頭皮在京劇界知名人士的幫助下，於1960年3月寫成五場京劇《海瑞》的劇本。為慎重起見，吳晗在徵求了文化、戲劇界負責人及朋友的意見後，才於1960年底開始彩排並改名為《海瑞罷官》。
《海瑞罷官》和其他劇本不同的是，由一位歷史工作者而不是戲劇工作者寫成的。這種史學家和戲劇家的協作，理所當然地在文化界、學術界人士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另一方面，《海瑞罷官》在寫海瑞同惡勢力鬥爭中，表現出剛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張了歷史正氣，而且對現實也有一定的教育意義。直到今天來看，這個劇本從創作意圖到題材都是積極的，按說不應有所異議。但是誰也沒有料到，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將圍繞著海瑞登上政治舞台開始蠢動。
吹皺一池清水
此時的吳晗心如刀絞，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會成為令人痛心的眾矢之的。
1965年11月11日，吳晗從外地開會回來，和往常一樣來到寓所西屋的書桌旁，翻閱當天的報紙和有關歷史資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放在他書桌上那堆當天的報紙裡，會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於死地的信號。
吳晗剛坐下，妻子袁震就從正房走過來。她臉色慘白，指著桌上那張頭一天的《文匯報》，怔怔地站了一會兒，沒說一句話就悄聲走開了。吳晗順手打開報紙，原來刊登著一篇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斷章取義，大有蠻不講理的勢頭。本想不去理會，但出於一種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認真地看了一遍。當他讀到文章最後一部分時，不禁大吃一驚。 「《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吳晗讀了這段話後，憤慨之餘，靜下心來細細琢磨一番，覺得這不是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也不太相信這篇文章僅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隱約地感到，一場風暴就要到來了。
10天之後，當吳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單行本時，心情越發沉重起來。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竟然發行單行本，這意味著什麼?可是，吳晗不會想到，江青為了炮製姚文元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罷官》。 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親自出面，要北京一個作者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遭到拒絕後，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檔張春橋著手組織人馬。 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製出來，並由張春橋親自修改。江青特別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來看」。
迫於當時的形勢，11月底，北京各報不得不相繼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日報》於11月29日被迫轉載此文時，在按語中特別強調了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說：「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吳晗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第二天，《人民日報》也被迫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語指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書記萬裡出面，讓吳晗下鄉去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顯然，市委領導是想保護吳晗，讓他換一個環境。當吳晗來到北京郊區昌平縣大東流村時，對「三家村」的聲討已經遍及全國。吳晗下鄉時化名李明光，群眾並不知道他就是要批鬥的吳晗。村裡開會批判吳晗、「三家村」時都請他去參加，整天廣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吳晗」。有一天公社批鬥一個流氓小偷，揭發批判時，有人居然說這個流氓小偷是受吳晗的影響和腐蝕的。此時的吳晗心如刀絞，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會成為令人痛心的眾矢之的。
自5月8日開始，京滬兩地各大報刊紛紛發表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後的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鬥爭目標從吳晗擴展到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和文藝、理論、教育、新聞、出版等各界的知識分子。此時，吳晗已被稱作「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處批鬥，經受更加殘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終點
吳晗以真摯的熱忱，按照當政者的意圖，讓海瑞「復活」，結果反使自己和兩位親人相繼喪命。
1966年5月，吳晗被正式揪出來為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刀祭旗了。他幾乎每天都要接受揪鬥，飽嚐難以忍受的痛苦與屈辱。當時八歲的兒子吳彰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裡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髮，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游斗，學校要鬥，區裡要鬥，縣裡要鬥，這裡要鬥，那裡也要鬥。」
在批鬥之初，吳晗全家住在北長街原來的住處，但後來被掃地出門。紅衛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長街掃街道，並且隨時把他們夫婦揪出來侮辱。酷暑烈日下， 吳晗被拖到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礫上，遭受殘酷的毒打。每次爬起來之後，都是膝蓋皮膚劃破，鮮血染紅雙腿和土地。而這時的吳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處，擦去身上的血跡，便拿起毛澤東簽名送他的著作來看。
1968年3月，吳晗正式被捕入獄。就在吳晗入獄的第二個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勞改隊」，實行「群眾專政」。吳晗和妻子袁震幾十年同甘共苦，很為熟知他們的人所稱道。袁震長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由於他們的家庭生活比較安定，袁震的身體慢慢地好了起來後，夫妻倆都想有個孩子。他們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後，建議他們從孤兒院領個孩子撫養。吳晗接受了康的建議，從孤兒院借來幾張孩子的照片，並看中了小彥。這個小姑娘長得很機靈，很討人喜歡。吳晗親自到孤兒院把她抱回來。不久，又從孤兒院抱回一個男孩，取名吳彰。從此他們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歡樂。
吳晗、妻子袁震和養女小彥的合影。（網絡圖片）
在全國一片聲討「三家村」的喧囂聲中，這個溫暖的家庭被破壞了。吳彰在《倖存者的回憶》中寫道：「深夜裡的猛烈砸門聲常常把人嚇醒，我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裡貼滿了『該死』『砸爛』的大標語。外國友人送給爸爸的禮品當做『四舊』被砸爛了，電視機也不能倖免。就連爸爸珍藏的姐姐從三歲起畫的圖畫，都在斥罵聲裡付之一炬……」
進入1969年，更加悲慘的事一件件的向這個家庭不斷襲來。 3月17日，袁震被允許從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同院的萬裡聽說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來了一碗紅豆稀粥。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她「最後的晚餐」。備受折磨，身體已垮的袁震，當天夜裡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氣，全身抽搐。小彥和吳彰立即把母親送到北京某醫院，但由於她是吳晗的家屬，同時又是右派，醫院把她視作敵人，沒有進行搶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難的袁震撇下了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與世長辭了。直到小彥去太平間為她更衣時，袁震的雙眼還半睜半閉，面頰上殘留著幾滴清淚。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叫小彥和吳彰去看他們的爸爸。姐弟倆異常興奮。他們將近一年未見爸爸的面了，以為這次是造反派大發善心，讓他們探監。但當他們出門時，來接的汽車竟是醫院的牌子。姐弟倆預感到這是不祥之兆。果然，來人對他們冷冷地說：「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吳晗的屍體已被帶走，只有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留在了姐弟倆手中。從此，姐弟倆相依為命，苦度人生。 1975年，小彥被捕入獄。被抓走那天，剛動過闌尾炎手術，身上還有醫生當日開具的證明。她腳帶鐐銬，闌尾疼痛就給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靈，門牙被打掉了，額頭上打開了口子……農曆八月十五之夜，小彥在牢房裡想起了全家一起度過的最後那個中秋節，此時彼時，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種滋味交雜纏繞，她毅然用死向當權者們提出了抗議，但未能如願。她剛被搶救過來，就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之前的黑暗中，22歲的小彥死在獄中。此時，距江青集團垮台和文革結束只有兩週時間。
吳晗以真摯的熱忱，按照當政者的意圖，讓海瑞「復活」，再次登上歷史舞台，結果反使自己和兩位親人相繼喪命。富有戲劇性的是，海瑞和吳晗，儘管相隔三個多世紀， 但無論人生遭遇、政治主張、道德觀念，還是個人生活，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只是吳晗似乎遠不如海瑞幸運，至少那位「海青天」的結局，是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寬恕。
原題目：吳晗之死：敗於大人陰謀之下毀於政治殭屍之手有刪節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風，呼嘯。一股肅殺的氣氛纏繞著古城北京某監獄。行將歸天的吳晗，苦苦掙扎著不肯離去。呼吸越來越困難了。他雙手緊緊扼住自己的下顎，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的熱血浸泡過的干草上急劇地抽搐、顫抖，兩條乾瘦的小腿伸開、蜷回、又伸開，靈魂在掙脫軀殼的最後時刻是那樣不情願。或許，這顆痛苦的靈魂在徹底絕望之前，還要回到清華園的綠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張明淨的辦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祕深邃的地宮中再走一趟，向他們一一告別、辭行。然而，這一切都不屬於他了。今天，屬於他的，只有悲憤和無盡的悔恨……
復活的海瑞
海瑞謝世三百年後的1959年4月又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公元1587年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他的住所與世長辭。這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對於他的事非功過應該如何評論，人們曾發生過尖銳的爭執。這爭執一直延續了三百多年。海瑞謝世三百年後的1959年4月又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位海大人的出現，引起的社會震動要比他當年的進諫事件強烈得多。由此發生的整個國家民族的災難，大概也是這位封建時代的正直官吏所無法預料的。
自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後，不少干部怕招惹是非，開始對自己的言行細加斟酌了。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更使一些幹部緘口無言，對許多問題報喜不報憂。毛澤東在1959年4月黨中央召開的上海會議上，對這種不敢講真話的作風提出了批評。一次在看完家鄉的湘劇《生死牌》之後，毛澤東向一位分管宣傳的領導人講了海瑞的故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淨'。他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上疏裡，以後被關進監獄。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本人還是忠心耿耿的……」毛澤東指示這位領導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從什麼角度、用什麼方法做宣傳工作。
涉及到明史，就不能不想到作為專家的吳晗。這位領導把毛澤東的指示給吳晗講過之後，鼓勵他來寫有關海瑞的文章。於是，吳晗施展才華很快寫成了一篇《海瑞罵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突出一個「敢」字，之後，吳晗以極大的熱情和駕輕就熟的技巧，又寫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內容，仍然是著重宣傳海瑞敢說話、敢說真話的精神。翻閱當年的報刊，我們不難發現，吳晗在所寫的關於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當是《論海瑞》一篇。此文寫於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發表於廬山會議之後。文章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績，對海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海瑞的歷史地位」小標題下，作者談了他研究海瑞的目的和意圖：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今天，我們需要站在人民立場、工人階級立場的海瑞，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百折不撓鬥爭的海瑞，反對舊時代的鄉願和今天的官僚主義的海瑞，深入群眾、領導群眾、鼓足乾勁、力爭上游的海瑞。這樣，封建時代的海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吳晗（左二）與周恩來（左三）等人的合影。（網絡圖片）
顯然，吳晗這一系列文章，已遠不是清華園時期為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了。他要按照「古為今用」的意圖去描寫歷史、再現歷史，使腐朽的歷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義。出於政治和形勢的需要，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前，吳晗甚至畫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據當時的形勢加上去的一段話。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顯。
1959年9月，北京京劇團演員馬連良約吳晗把海瑞的事蹟改編成戲。儘管吳晗並不熟悉戲劇，但由於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勢的需要，他還是答應下來，硬著頭皮在京劇界知名人士的幫助下，於1960年3月寫成五場京劇《海瑞》的劇本。為慎重起見，吳晗在徵求了文化、戲劇界負責人及朋友的意見後，才於1960年底開始彩排並改名為《海瑞罷官》。
《海瑞罷官》和其他劇本不同的是，由一位歷史工作者而不是戲劇工作者寫成的。這種史學家和戲劇家的協作，理所當然地在文化界、學術界人士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另一方面，《海瑞罷官》在寫海瑞同惡勢力鬥爭中，表現出剛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張了歷史正氣，而且對現實也有一定的教育意義。直到今天來看，這個劇本從創作意圖到題材都是積極的，按說不應有所異議。但是誰也沒有料到，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將圍繞著海瑞登上政治舞台開始蠢動。
吹皺一池清水
此時的吳晗心如刀絞，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會成為令人痛心的眾矢之的。
1965年11月11日，吳晗從外地開會回來，和往常一樣來到寓所西屋的書桌旁，翻閱當天的報紙和有關歷史資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放在他書桌上那堆當天的報紙裡，會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於死地的信號。
吳晗剛坐下，妻子袁震就從正房走過來。她臉色慘白，指著桌上那張頭一天的《文匯報》，怔怔地站了一會兒，沒說一句話就悄聲走開了。吳晗順手打開報紙，原來刊登著一篇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斷章取義，大有蠻不講理的勢頭。本想不去理會，但出於一種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認真地看了一遍。當他讀到文章最後一部分時，不禁大吃一驚。 「《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吳晗讀了這段話後，憤慨之餘，靜下心來細細琢磨一番，覺得這不是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也不太相信這篇文章僅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隱約地感到，一場風暴就要到來了。
10天之後，當吳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單行本時，心情越發沉重起來。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竟然發行單行本，這意味著什麼?可是，吳晗不會想到，江青為了炮製姚文元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罷官》。 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親自出面，要北京一個作者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遭到拒絕後，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檔張春橋著手組織人馬。 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製出來，並由張春橋親自修改。江青特別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來看」。
迫於當時的形勢，11月底，北京各報不得不相繼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日報》於11月29日被迫轉載此文時，在按語中特別強調了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說：「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吳晗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第二天，《人民日報》也被迫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語指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書記萬裡出面，讓吳晗下鄉去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顯然，市委領導是想保護吳晗，讓他換一個環境。當吳晗來到北京郊區昌平縣大東流村時，對「三家村」的聲討已經遍及全國。吳晗下鄉時化名李明光，群眾並不知道他就是要批鬥的吳晗。村裡開會批判吳晗、「三家村」時都請他去參加，整天廣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吳晗」。有一天公社批鬥一個流氓小偷，揭發批判時，有人居然說這個流氓小偷是受吳晗的影響和腐蝕的。此時的吳晗心如刀絞，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會成為令人痛心的眾矢之的。
自5月8日開始，京滬兩地各大報刊紛紛發表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後的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鬥爭目標從吳晗擴展到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和文藝、理論、教育、新聞、出版等各界的知識分子。此時，吳晗已被稱作「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處批鬥，經受更加殘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終點
吳晗以真摯的熱忱，按照當政者的意圖，讓海瑞「復活」，結果反使自己和兩位親人相繼喪命。
1966年5月，吳晗被正式揪出來為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刀祭旗了。他幾乎每天都要接受揪鬥，飽嚐難以忍受的痛苦與屈辱。當時八歲的兒子吳彰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裡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髮，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游斗，學校要鬥，區裡要鬥，縣裡要鬥，這裡要鬥，那裡也要鬥。」
在批鬥之初，吳晗全家住在北長街原來的住處，但後來被掃地出門。紅衛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長街掃街道，並且隨時把他們夫婦揪出來侮辱。酷暑烈日下， 吳晗被拖到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礫上，遭受殘酷的毒打。每次爬起來之後，都是膝蓋皮膚劃破，鮮血染紅雙腿和土地。而這時的吳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處，擦去身上的血跡，便拿起毛澤東簽名送他的著作來看。
1968年3月，吳晗正式被捕入獄。就在吳晗入獄的第二個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勞改隊」，實行「群眾專政」。吳晗和妻子袁震幾十年同甘共苦，很為熟知他們的人所稱道。袁震長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由於他們的家庭生活比較安定，袁震的身體慢慢地好了起來後，夫妻倆都想有個孩子。他們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後，建議他們從孤兒院領個孩子撫養。吳晗接受了康的建議，從孤兒院借來幾張孩子的照片，並看中了小彥。這個小姑娘長得很機靈，很討人喜歡。吳晗親自到孤兒院把她抱回來。不久，又從孤兒院抱回一個男孩，取名吳彰。從此他們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歡樂。
吳晗、妻子袁震和養女小彥的合影。（網絡圖片）
在全國一片聲討「三家村」的喧囂聲中，這個溫暖的家庭被破壞了。吳彰在《倖存者的回憶》中寫道：「深夜裡的猛烈砸門聲常常把人嚇醒，我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裡貼滿了『該死』『砸爛』的大標語。外國友人送給爸爸的禮品當做『四舊』被砸爛了，電視機也不能倖免。就連爸爸珍藏的姐姐從三歲起畫的圖畫，都在斥罵聲裡付之一炬……」
進入1969年，更加悲慘的事一件件的向這個家庭不斷襲來。 3月17日，袁震被允許從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同院的萬裡聽說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來了一碗紅豆稀粥。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她「最後的晚餐」。備受折磨，身體已垮的袁震，當天夜裡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氣，全身抽搐。小彥和吳彰立即把母親送到北京某醫院，但由於她是吳晗的家屬，同時又是右派，醫院把她視作敵人，沒有進行搶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難的袁震撇下了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與世長辭了。直到小彥去太平間為她更衣時，袁震的雙眼還半睜半閉，面頰上殘留著幾滴清淚。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叫小彥和吳彰去看他們的爸爸。姐弟倆異常興奮。他們將近一年未見爸爸的面了，以為這次是造反派大發善心，讓他們探監。但當他們出門時，來接的汽車竟是醫院的牌子。姐弟倆預感到這是不祥之兆。果然，來人對他們冷冷地說：「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吳晗的屍體已被帶走，只有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留在了姐弟倆手中。從此，姐弟倆相依為命，苦度人生。 1975年，小彥被捕入獄。被抓走那天，剛動過闌尾炎手術，身上還有醫生當日開具的證明。她腳帶鐐銬，闌尾疼痛就給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靈，門牙被打掉了，額頭上打開了口子……農曆八月十五之夜，小彥在牢房裡想起了全家一起度過的最後那個中秋節，此時彼時，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種滋味交雜纏繞，她毅然用死向當權者們提出了抗議，但未能如願。她剛被搶救過來，就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之前的黑暗中，22歲的小彥死在獄中。此時，距江青集團垮台和文革結束只有兩週時間。
吳晗以真摯的熱忱，按照當政者的意圖，讓海瑞「復活」，再次登上歷史舞台，結果反使自己和兩位親人相繼喪命。富有戲劇性的是，海瑞和吳晗，儘管相隔三個多世紀， 但無論人生遭遇、政治主張、道德觀念，還是個人生活，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只是吳晗似乎遠不如海瑞幸運，至少那位「海青天」的結局，是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寬恕。
原題目：吳晗之死：敗於大人陰謀之下毀於政治殭屍之手有刪節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