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03日訊】【導讀】一九四七年七月，在山西興縣。一名中年知識分子被武裝押送他的人在破廟後的僻靜處，用大刀砍頭而死。之後，屍首被扔進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蓋，從此銷聲匿跡。被殺的人名叫王實味。
王實味原名詩微。 一九零六年出生於河南省潢川縣。一九二五年，王實味考入北京大學。 「五四」運動之後的北京大學，宛如百川歸大海，有容乃大。與王實味同班的同學裡，有一位也是將在本世紀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風。一九二六年，王實味在北大四齋創作短篇小說《楊五奶奶》、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並向《現代評論》投稿。主編陳西瀅讀完之後，大加讚賞，破例開出三十元的稿費。在自敘傳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與怒濤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華。王實味以稿費維持生活，後來實在無法繼續學業，不得不半途休學。此後，他開始大量翻譯外國文學名著。數年間，他一共翻譯了上百萬字，如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哈代的《還鄉記》、都德的《薩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譯文別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熱與力。」
才華橫溢的王實味（網絡圖片）
撰文揭延安時弊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實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燈塔與明燈」。被分配到延安馬列學院編譯室，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 成為延安當時相當有名的翻譯家。 四年內譯出兩百萬字的著作，如《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價格、價值和利潤》、兩卷半《列寧選集》。 由於在文藝和翻譯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隨著對經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對延安現實的全面觀察，王實味發現了一個歷史的悖論：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擇手段而達到目的？在這樣的思路下，尖銳的對立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否必須以犧牲個體的精神自由為代價？民族的解放、社會的整合是否能與人的解放、國民性的改造統一起來？龍種是何以變成跳蚤的？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開始。 二月十七日，王實味在《穀雨》雜誌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著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野百合花》。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實味把延安當時「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景象」，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等狀況描繪的淋漓盡致。他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從而與「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衝突。
王實味的觀點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得到不少人的共鳴。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全院整風運動大會，新聞研究室主任李維漢根據院黨委會精神提出，院長、祕書長及各室主任應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當然委員等六條意見。這引起王實味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主張全部檢查委員都應由群眾民主選舉產生；李維漢提出「在壁報發表文章要署名」，王實味則堅持「壁報文章可用化名或匿名」。會上兩種意見相持不下，最後當時主持會議的副院長范文瀾不得不決定舉手錶決，結果與會3/4的人通過王實味等人的提案。王實味等人興奮地高呼「這是民主的勝利」。會後，王實味寫了《我對羅邁（即李維漢）同志在整風檢討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短文，貼在中共中央研究院為整風創辦的牆報《矢與的》的頭兩期上，推進要「絕對民主」，向「大人物」進言。短文貼出後，不少人趕來觀看，後來它們又被掛在延安南門外熱鬧的新市場上，圍觀的人群像趕廟會一樣。
據胡喬木回憶，當毛澤東看到《解放日報》上連載的王實味《野百合花》後，氣憤地「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當即打電話讓《解放日報》做出深刻檢查。毛擔心情況失控，親自前往《矢與的》壁報召開高干會議，決定以王實味為靶子，將「自由化」打下去。
王實味因《野百合花》而獲罪（網絡圖片）
殺雞儆猴
1942年4月2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頭版發出警告，稱要抓住「立場」，「絕對平均觀念」，「冷嘲暗箭」三個問題。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的知識青年們還沒有練就從報紙上觀察政治風向的本領，把毛的警告拋諸腦後，繼續提倡民主。 1942年4月3日，即是毛發出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發出有名的《四三決定》，這個決定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針對中研院整風出現的「自由化」傾向，特為「糾偏」而製定。 《四三決定》很快就使延安進入了嚴酷的審幹肅反運動時期。
4月5日，胡喬木在《解放日報》上不指名了批判王實味，此時的王實味並不知風險已經到來，依然在中研院慷慨激昂地演說，殊不知，他很快就會成為一隻為了警告眾「猴」而被宰殺的「雞」。
為了消除王實味的影響，中共中央研究院從1942年5月27日開始，一連數天召開全院座談會，試圖把整風引向正軌。座談會上，神經敏感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整風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長康生親自插手，將王實味單純的思想問題上升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座談會快結束時，王實味向中共交代過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與托派分子王凡西、陳其昌等人有過交往，於是有關他的問題被作為「敵我問題」來對待。
隨後，康生又在7、8月份追查出一個與王實味相聯繫的所謂的「成全、王裡、潘芳、宗錚、王實味」的「反黨五人集團」。在這種群體性歇斯底裡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很快就被扣上三個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的王實味突發書呆子「異想」，宣布退出中共，以此來解脫。但是，羅邁肯定不允許他退黨，而是宣布將他開除出黨，無論他認不認錯，他都會被當做「壞人」的標本，等待他的將是被捕入獄。在「逼、供、信」式的審訊下，王實味最終承認是托派，而且還是「天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審查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開始，王實味被轉移押往興縣城郊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國民黨軍隊轟炸，看守所需要轉移，行前請示對於王實味的處置辦法，康生批復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祕密處死。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7月1日夜將王實味砍了頭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王實味當時只有四十一歲。
王實味的悲劇，絕不是他個人的悲劇，乃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整個時代的悲劇。他的命運，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縮影和前兆。 他的死卻開啟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一幕悲劇，一幕知識人的驚天悲劇。
王實味原名詩微。 一九零六年出生於河南省潢川縣。一九二五年，王實味考入北京大學。 「五四」運動之後的北京大學，宛如百川歸大海，有容乃大。與王實味同班的同學裡，有一位也是將在本世紀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風。一九二六年，王實味在北大四齋創作短篇小說《楊五奶奶》、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並向《現代評論》投稿。主編陳西瀅讀完之後，大加讚賞，破例開出三十元的稿費。在自敘傳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與怒濤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華。王實味以稿費維持生活，後來實在無法繼續學業，不得不半途休學。此後，他開始大量翻譯外國文學名著。數年間，他一共翻譯了上百萬字，如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哈代的《還鄉記》、都德的《薩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譯文別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熱與力。」
才華橫溢的王實味（網絡圖片）
撰文揭延安時弊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實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燈塔與明燈」。被分配到延安馬列學院編譯室，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 成為延安當時相當有名的翻譯家。 四年內譯出兩百萬字的著作，如《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價格、價值和利潤》、兩卷半《列寧選集》。 由於在文藝和翻譯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隨著對經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對延安現實的全面觀察，王實味發現了一個歷史的悖論：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擇手段而達到目的？在這樣的思路下，尖銳的對立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否必須以犧牲個體的精神自由為代價？民族的解放、社會的整合是否能與人的解放、國民性的改造統一起來？龍種是何以變成跳蚤的？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開始。 二月十七日，王實味在《穀雨》雜誌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著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野百合花》。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實味把延安當時「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景象」，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等狀況描繪的淋漓盡致。他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從而與「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衝突。
王實味的觀點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得到不少人的共鳴。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全院整風運動大會，新聞研究室主任李維漢根據院黨委會精神提出，院長、祕書長及各室主任應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當然委員等六條意見。這引起王實味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主張全部檢查委員都應由群眾民主選舉產生；李維漢提出「在壁報發表文章要署名」，王實味則堅持「壁報文章可用化名或匿名」。會上兩種意見相持不下，最後當時主持會議的副院長范文瀾不得不決定舉手錶決，結果與會3/4的人通過王實味等人的提案。王實味等人興奮地高呼「這是民主的勝利」。會後，王實味寫了《我對羅邁（即李維漢）同志在整風檢討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短文，貼在中共中央研究院為整風創辦的牆報《矢與的》的頭兩期上，推進要「絕對民主」，向「大人物」進言。短文貼出後，不少人趕來觀看，後來它們又被掛在延安南門外熱鬧的新市場上，圍觀的人群像趕廟會一樣。
據胡喬木回憶，當毛澤東看到《解放日報》上連載的王實味《野百合花》後，氣憤地「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當即打電話讓《解放日報》做出深刻檢查。毛擔心情況失控，親自前往《矢與的》壁報召開高干會議，決定以王實味為靶子，將「自由化」打下去。
王實味因《野百合花》而獲罪（網絡圖片）
殺雞儆猴
1942年4月2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頭版發出警告，稱要抓住「立場」，「絕對平均觀念」，「冷嘲暗箭」三個問題。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的知識青年們還沒有練就從報紙上觀察政治風向的本領，把毛的警告拋諸腦後，繼續提倡民主。 1942年4月3日，即是毛發出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發出有名的《四三決定》，這個決定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針對中研院整風出現的「自由化」傾向，特為「糾偏」而製定。 《四三決定》很快就使延安進入了嚴酷的審幹肅反運動時期。
4月5日，胡喬木在《解放日報》上不指名了批判王實味，此時的王實味並不知風險已經到來，依然在中研院慷慨激昂地演說，殊不知，他很快就會成為一隻為了警告眾「猴」而被宰殺的「雞」。
為了消除王實味的影響，中共中央研究院從1942年5月27日開始，一連數天召開全院座談會，試圖把整風引向正軌。座談會上，神經敏感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整風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長康生親自插手，將王實味單純的思想問題上升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座談會快結束時，王實味向中共交代過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與托派分子王凡西、陳其昌等人有過交往，於是有關他的問題被作為「敵我問題」來對待。
隨後，康生又在7、8月份追查出一個與王實味相聯繫的所謂的「成全、王裡、潘芳、宗錚、王實味」的「反黨五人集團」。在這種群體性歇斯底裡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很快就被扣上三個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的王實味突發書呆子「異想」，宣布退出中共，以此來解脫。但是，羅邁肯定不允許他退黨，而是宣布將他開除出黨，無論他認不認錯，他都會被當做「壞人」的標本，等待他的將是被捕入獄。在「逼、供、信」式的審訊下，王實味最終承認是托派，而且還是「天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審查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開始，王實味被轉移押往興縣城郊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國民黨軍隊轟炸，看守所需要轉移，行前請示對於王實味的處置辦法，康生批復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祕密處死。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7月1日夜將王實味砍了頭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王實味當時只有四十一歲。
王實味的悲劇，絕不是他個人的悲劇，乃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整個時代的悲劇。他的命運，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縮影和前兆。 他的死卻開啟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一幕悲劇，一幕知識人的驚天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