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1日訊】 (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 毋庸置疑，中共當局正面臨著空前危機：政治上內外交困、波譎雲詭，經濟上局勢窘迫、危機重重，社會矛盾激化已近臨界點，官場腐敗積重難返。為自保，中共當局不得不再次高調推行經濟改革，同時祭出反腐重拳。然而，拒絕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之路還能走得通嗎？殺幾個貪官污吏能遏制住體制性腐敗的滋長蔓延嗎？當此憲政之爭與意識形態分野使中共體制內各方勢力無法達成任何「共識」之際，有體制內經濟學家發文，向北京當局指陳了他們正面臨的六大陷阱。
北京當局正面臨六大陷阱
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中國下一步變革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而理念陷阱無處不在，梳理起來共有六大理念陷阱，正是這些理念陷阱嚴重阻礙著中國的改革之路。
第一個陷阱：「中國模式論」
文章表示，「中國模式論」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理念，事實上，中國近35年來經濟上的高速發展其實是一種寄生經濟，「別人在修路，我們在走路，我們走得快是自然的，並不證明我們比別人偉大，也不證明我們的體制優越。」
文章分析說，自由體制創造的很多技術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體制所使用，非自由體制在某個階段可以有很好的經濟增長，但不要以為沒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續發展，抄別人的作業得高分，並不證明自己聰明。
第二個陷阱：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有人以為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照樣可以市場化，經濟仍然可以高增長。當文章表示，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共當局真正面臨的問題是現行的政治體制已沒有了「正當性」如果政治體制不改革，換言之就是沒有新的正當性來源，執政黨將得不到國人的擁護，當前的所有政治經濟危機都難以化解。
文章寫道：「過去中國人接受的一個權力的正當性是，不管你的權力怎麽來，來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麽、做得如何。如果你給人民帶來了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我就擁護你。」
文章認為，從民眾的需求來講，物質是一方面，物質生活到一定程度後，人們不會只滿足於物質的東西。人還需要尊嚴，需要自由。
「人們天賦的一些基本權利我們必須承認。如果始終不承認個人的天賦權利，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那我覺得任何統治的正當性都會受到懷疑。這就涉及到民主化，民主化本身就尋找一種新的正當性來源。我想不管怎麽樣，中國要找到一種體制，這種體制的正當性能被人們普遍接受。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含義。」文章寫道。
第三個陷阱：許多人認為現行體制對既得利益者好
文章表示，中共現行體制其實對所有人來說都不好，包括既得利益者，他們以為這個體制對自己好是因為他們無知，沒有看不明白。
文章分析道：「既得利益者不要被眼前利益遮住了雙眼，一定要認識到：有人權比有特權好。今天有特權但沒有人權，有特權保證你在位時可以得到別人得不到的東西，沒有人權意味著隨時處在高度不安全中。在焦慮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人，不論他有多少財富和特權。」
第四個陷阱：當權者以為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文章表示，蘇聯垮臺前國有企業就是一統天下，但還是跨了。相反，中共當時之所以能在蘇東劇變的情況下維持政權，是因為改革開放發展了私有企業，解放了生產力，讓人們變得富有了。
文章寫道：「國有企業已經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負資產，因為它們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財力，它們導致的不公平、腐敗和道德墮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
第五個理念陷阱:槍桿子裡出政權
文章認為，政權的真正基礎是人們有關權力正當性的觀念。當人們認為某一種政權的合法性或者正當性已經喪失的時候，這種政權再多的槍桿子也沒法維持，因為槍桿子會跟著理念走。「如果說槍桿子裡能出政權的話，那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會被推翻，因為槍桿總是在現有的統治者手裡。」
第六個陷阱:政府的權力越大，政府越強大
文章表示，這個觀念混淆了權力與權威、權力和能力。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真正強大的政府是實行憲政和法治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國家的政府。
文章認為，憲政和法治可以理解為政府對老百姓做的承諾：政府依法行事，接受老百姓的監督；政府不僅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其他人的侵犯，而且要把尊重這些權利作為對政府行為的限制。「在憲政體制下，政府更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政府的力量反倒更強大。人治的政府看起來強大，其實很脆弱——至少從長期看是這樣，因為它得不到老百姓的真正信任。」
那麽，中共當局能否走出上述這六大陷阱，從而走出其面臨的嚴重危機呢？
伍凡認為，習李體制面對來自多方面的壓力與制肘，他們舉步維艱的所謂「改革」挽救不了中共的政權危機。
伍凡：在中共統治下任何改革都無法解決嚴重的中國問題
《希望之聲》11月9日發表的《伍凡評論》第367期表示，習近平、李克強政權正面臨著經濟下滑、企業倒閉、失業增加、稅收減少、債臺高築、通脹上升、物價高漲、樓市拋售、資金外流、移民遽增、生態惡化、霧霾不斷等等嚴重危機。同時，中共黨內的鬥爭也非常激烈，中共黨內的既得利益者和國營企業集團抵制和反對經濟改革。習近平以反腐敗為手段，打老虎來制衡或者打擊中共黨內的反對派，但是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反抗。所以外界認為習近平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掌握大權。
伍凡表示，從1978年由鄧小平開始的經濟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擴張和上升，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環境汙染、地方政府債臺高築、低效率又腐敗的壟斷、資金效率低下、資源巨大的浪費、人口紅利終結。這條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發展道路已經走到了死胡同、已經走到了盡頭。
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的前總裁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訪問了北京，他同時在世界銀行經濟報告的一個會議上特別警告，中國的經濟成長將面臨突然減縮的危險，而且不會有太多的預警。同年，世界銀行的行長金墉（Jim Yong Kim）訪問了中國，他與李克強做了交流。世界銀行提出了兩條改進的意見，一條是將國有的商業銀行私有化；第二個是將土地私有化。
伍凡指出，這就等於是要中共把65年前搶來的農民的土地，掠奪來的資本家的資產跟金融要退回去。也也就意味著要把共產黨的整個政治、經濟、政策、制度全要改變了。所以習近平、李克強沒有接受。於是習近平信任的智囊劉鶴帶頭來搞了一個變通的方法，就叫做「383」方案。這個方案「聽起來很好聽」，但是如果你去深入研究它，你就會發現「他們這只是自欺欺人的宣傳而已，實際上根本做不到」。
他分析到：首先，在中共這個專制政治體制下，「383」方案提出的政府、市場和企業的「三位一體」根本就做不到。中國的現狀是政府、市場、企業三者分別處在不同的地位上，中共領導的政府處於絕對的優勢，市場和企業是處於被領導的地位，企業這一塊裡頭，國營企業是代表中共特權階級的利益，而眾多的民營中小微型企業是處於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在這種現狀底下，怎麽能夠三位一體推行改革呢？所以這只是自欺欺人的宣傳而已。
而八個重點改革領域個個都是中共高層領導家族的特權壟斷範疇：電信，由江澤民家族壟斷；石油是周永康、曾慶紅家族壟斷；天然氣、電力由李鵬家族壟斷……這些硬骨頭習近平啃得動嗎？
伍凡指出，因為一旦打破上述壟斷以後，中共當局很可能因喪失財政支持、金融支持等而導致喪失政權，所以習李不敢對國營企業、土地和金融等壟斷做出重大的改革。事實上，也正因為這一點，習近平不但拒絕政治改革，反而加強了專制統治。習、李政權一方面要想用經濟增長來維持中共政權，而另一方面又用法西斯化的政權來打壓老百姓。事實證明，在中共統治下，任何改革都無法解決嚴重的中國問題。
北京當局正面臨六大陷阱
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中國下一步變革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而理念陷阱無處不在，梳理起來共有六大理念陷阱，正是這些理念陷阱嚴重阻礙著中國的改革之路。
第一個陷阱：「中國模式論」
文章表示，「中國模式論」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理念，事實上，中國近35年來經濟上的高速發展其實是一種寄生經濟，「別人在修路，我們在走路，我們走得快是自然的，並不證明我們比別人偉大，也不證明我們的體制優越。」
文章分析說，自由體制創造的很多技術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體制所使用，非自由體制在某個階段可以有很好的經濟增長，但不要以為沒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續發展，抄別人的作業得高分，並不證明自己聰明。
第二個陷阱：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有人以為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照樣可以市場化，經濟仍然可以高增長。當文章表示，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共當局真正面臨的問題是現行的政治體制已沒有了「正當性」如果政治體制不改革，換言之就是沒有新的正當性來源，執政黨將得不到國人的擁護，當前的所有政治經濟危機都難以化解。
文章寫道：「過去中國人接受的一個權力的正當性是，不管你的權力怎麽來，來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麽、做得如何。如果你給人民帶來了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我就擁護你。」
文章認為，從民眾的需求來講，物質是一方面，物質生活到一定程度後，人們不會只滿足於物質的東西。人還需要尊嚴，需要自由。
「人們天賦的一些基本權利我們必須承認。如果始終不承認個人的天賦權利，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那我覺得任何統治的正當性都會受到懷疑。這就涉及到民主化，民主化本身就尋找一種新的正當性來源。我想不管怎麽樣，中國要找到一種體制，這種體制的正當性能被人們普遍接受。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含義。」文章寫道。
第三個陷阱：許多人認為現行體制對既得利益者好
文章表示，中共現行體制其實對所有人來說都不好，包括既得利益者，他們以為這個體制對自己好是因為他們無知，沒有看不明白。
文章分析道：「既得利益者不要被眼前利益遮住了雙眼，一定要認識到：有人權比有特權好。今天有特權但沒有人權，有特權保證你在位時可以得到別人得不到的東西，沒有人權意味著隨時處在高度不安全中。在焦慮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人，不論他有多少財富和特權。」
第四個陷阱：當權者以為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文章表示，蘇聯垮臺前國有企業就是一統天下，但還是跨了。相反，中共當時之所以能在蘇東劇變的情況下維持政權，是因為改革開放發展了私有企業，解放了生產力，讓人們變得富有了。
文章寫道：「國有企業已經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負資產，因為它們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財力，它們導致的不公平、腐敗和道德墮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
第五個理念陷阱:槍桿子裡出政權
文章認為，政權的真正基礎是人們有關權力正當性的觀念。當人們認為某一種政權的合法性或者正當性已經喪失的時候，這種政權再多的槍桿子也沒法維持，因為槍桿子會跟著理念走。「如果說槍桿子裡能出政權的話，那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會被推翻，因為槍桿總是在現有的統治者手裡。」
第六個陷阱:政府的權力越大，政府越強大
文章表示，這個觀念混淆了權力與權威、權力和能力。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真正強大的政府是實行憲政和法治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國家的政府。
文章認為，憲政和法治可以理解為政府對老百姓做的承諾：政府依法行事，接受老百姓的監督；政府不僅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其他人的侵犯，而且要把尊重這些權利作為對政府行為的限制。「在憲政體制下，政府更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政府的力量反倒更強大。人治的政府看起來強大，其實很脆弱——至少從長期看是這樣，因為它得不到老百姓的真正信任。」
那麽，中共當局能否走出上述這六大陷阱，從而走出其面臨的嚴重危機呢？
伍凡認為，習李體制面對來自多方面的壓力與制肘，他們舉步維艱的所謂「改革」挽救不了中共的政權危機。
伍凡：在中共統治下任何改革都無法解決嚴重的中國問題
《希望之聲》11月9日發表的《伍凡評論》第367期表示，習近平、李克強政權正面臨著經濟下滑、企業倒閉、失業增加、稅收減少、債臺高築、通脹上升、物價高漲、樓市拋售、資金外流、移民遽增、生態惡化、霧霾不斷等等嚴重危機。同時，中共黨內的鬥爭也非常激烈，中共黨內的既得利益者和國營企業集團抵制和反對經濟改革。習近平以反腐敗為手段，打老虎來制衡或者打擊中共黨內的反對派，但是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反抗。所以外界認為習近平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掌握大權。
伍凡表示，從1978年由鄧小平開始的經濟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擴張和上升，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環境汙染、地方政府債臺高築、低效率又腐敗的壟斷、資金效率低下、資源巨大的浪費、人口紅利終結。這條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發展道路已經走到了死胡同、已經走到了盡頭。
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的前總裁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訪問了北京，他同時在世界銀行經濟報告的一個會議上特別警告，中國的經濟成長將面臨突然減縮的危險，而且不會有太多的預警。同年，世界銀行的行長金墉（Jim Yong Kim）訪問了中國，他與李克強做了交流。世界銀行提出了兩條改進的意見，一條是將國有的商業銀行私有化；第二個是將土地私有化。
伍凡指出，這就等於是要中共把65年前搶來的農民的土地，掠奪來的資本家的資產跟金融要退回去。也也就意味著要把共產黨的整個政治、經濟、政策、制度全要改變了。所以習近平、李克強沒有接受。於是習近平信任的智囊劉鶴帶頭來搞了一個變通的方法，就叫做「383」方案。這個方案「聽起來很好聽」，但是如果你去深入研究它，你就會發現「他們這只是自欺欺人的宣傳而已，實際上根本做不到」。
他分析到：首先，在中共這個專制政治體制下，「383」方案提出的政府、市場和企業的「三位一體」根本就做不到。中國的現狀是政府、市場、企業三者分別處在不同的地位上，中共領導的政府處於絕對的優勢，市場和企業是處於被領導的地位，企業這一塊裡頭，國營企業是代表中共特權階級的利益，而眾多的民營中小微型企業是處於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在這種現狀底下，怎麽能夠三位一體推行改革呢？所以這只是自欺欺人的宣傳而已。
而八個重點改革領域個個都是中共高層領導家族的特權壟斷範疇：電信，由江澤民家族壟斷；石油是周永康、曾慶紅家族壟斷；天然氣、電力由李鵬家族壟斷……這些硬骨頭習近平啃得動嗎？
伍凡指出，因為一旦打破上述壟斷以後，中共當局很可能因喪失財政支持、金融支持等而導致喪失政權，所以習李不敢對國營企業、土地和金融等壟斷做出重大的改革。事實上，也正因為這一點，習近平不但拒絕政治改革，反而加強了專制統治。習、李政權一方面要想用經濟增長來維持中共政權，而另一方面又用法西斯化的政權來打壓老百姓。事實證明，在中共統治下，任何改革都無法解決嚴重的中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