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4日訊】《紐約時報》23日發表中國知名媒體人笑蜀的文章《看見台灣，看見大陸》。笑蜀曾因聲援許志永等16位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而遭到綁架，這篇文章寫於2013年12月13日，也就是許志永被正式起訴之日。文章講述，笑蜀在看了台灣一部紀錄片之後，感慨萬千，進而說明他認同新公民運動的原因。
笑蜀在文章中說，全台首部航拍紀錄片《看見台灣》在台北上映，他和一位台灣朋友前往觀看。兩人走出電影院，朋友對影片中所呈現的台灣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發出感慨，笑蜀則向朋友指出，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根本無法拍攝這種真實紀錄大陸社會問題的影片。
「你們這電影能公映。要在我們那邊，連選題都通不過，」我說。其實，《看見台灣》豈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灣引爆了劇烈的輿論龍捲風，迫使台灣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諾改進。
「應該是習慣問題。大陸政府還不習慣公共參與，公共討論。但不急，慢慢會好起來的。」朋友安慰我說。
「兄弟，哪是什麼習慣問題。」我急了，連連搖頭：「你們有問題但更有辦法，所以不怕曝光。我們的問題是根本沒招，只好摀蓋子，結果越捂越爛。」
隨後，兩人揮手告別，笑蜀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大陸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
文章說，就說污染吧。有次半夜飛抵武漢，從半空望下去，我彷彿看到一個碩大無朋的巨盆，倒扣著整個城市。巨盆中的空氣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髒的水。我當時就心涼：這是我棲息的城市麼？如果每天都在髒水中吐納，有什麼生命質量可言？
社會問題，社會危機，一定都伴隨社會抗爭。有爭才有變，這本來是社會演進的一般規律。但這似乎不適合中國，中國簡直就是規律的黑洞，抗爭的量級跟污染的量級完全不對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很多人相信問題倒逼、危機倒逼，但這在中國更多是幻想，不僅很難倒逼出改變，反而不斷地壓低底線，包括壓低道德的底線和公眾的承受底線。 怒其不爭，就成了一種流行的情緒。
文章說，「不爭」固然令人扼腕，但追問不能到此止步，還應該再問下去：為什麼不爭？「爭」需要怎樣的條件？鼓勵抗爭的浩然正氣固然重要，但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必須坦率地承認，當下中國不只政治腐敗，更大的危機，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強調的社會潰敗。潰敗的社會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
笑蜀說，在他看來，六十年來，中國最大的損失不是政治經濟上的，而在以下兩端：一是文化上，即中華正統文化被徹底切斷，屬於流氓無產階級性質的流寇主義、痞子主義、民粹主義、鬥爭哲學，與同樣野蠻的舶來的斯拉夫專制主義雜交，生成畸形的紅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難肅清。整個國家成了徹頭徹尾的叢林世界，距仁愛、寬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則愈來愈遠。
再一個，就是整個民間社會被連根拔掉。公權力的觸角滲透到社會的每個細胞，結果是窒息、扼殺了社會。本義上的社會主義以社會本位為要義，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恰恰是反社會的。進入維穩時代後，公權力尤其專政機器全面反撲。不惜耗費天價維穩成本，對社會嚴防死守，恐懼一切社會自組織，恐懼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懼一切建立在共識和默契基礎上的自由聯合。
文章說，台灣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有憲政體制問題、有司法體制問題，經濟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個台灣依然安詳、從容。奧妙何在？在於台灣有個好社會。而好社會最重要的祕訣，在於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區是自治的，大學是自治的。甚至屬於政府的很多職能，也讓渡給了社會。比如辦證和繳費，通常無須找政府，到家門口的7-ELEVEN，多媒體終端機上敲幾個鍵，就全都解決了。市民辦事再方便不過，政府卻為此付出很大犧牲，因為不再需要那麼多人手，很多公務員就只好下崗了。
這反映台灣鮮為人道的一個特點：台灣的民主沒我們想像的那麼好，但台灣的自由比我們想像的要好。政府該退出的領域，統統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還多。但政府退出後，社會沒亂，反而越來越好。幾乎每個來台灣的大陸同胞，都能感受到社會的井然有序；社會基礎設施的完善、體貼；最重要的是，社會自我調節功能極其強悍。所以台灣不怕有問題。所有社會問題都不難及時發現，進而集中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解決。
對比台灣，我們最大的短板就是社會。從來視社會為最大的假想敵，為了保衛政權，不惜糟蹋社會。社會自發秩序被破壞，自淨機制難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則只在統治不在治理，社會問題也就不能不徹底失控，越來越逼近社會的承受極限，如懸河隨時可能潰決。
笑蜀說，這也是他認同新公民運動的原因。「新公民運動發起兩年多來，我一直沒有實際地涉入，只想做一個觀察者、思考者。但對新公民運動的全面鎮壓把我逼到牆角，我別無選擇。受難者很多是我的兄弟，僅從江湖道義講，都不能壁上觀。更何況在我看來，新公民運動代表一種價值、一種希望，必須守護。不因鎮壓而潰散，而是開始新的集結，抗爭才會持續；唯有持續的抗爭才會讓鎮壓失效，也才會給公權力勘定不可踰越的邊界。所以，鎮壓不應是終點，新公民運動必須接力下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更是我們對社會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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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在文章中說，全台首部航拍紀錄片《看見台灣》在台北上映，他和一位台灣朋友前往觀看。兩人走出電影院，朋友對影片中所呈現的台灣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發出感慨，笑蜀則向朋友指出，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根本無法拍攝這種真實紀錄大陸社會問題的影片。
「你們這電影能公映。要在我們那邊，連選題都通不過，」我說。其實，《看見台灣》豈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灣引爆了劇烈的輿論龍捲風，迫使台灣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諾改進。
「應該是習慣問題。大陸政府還不習慣公共參與，公共討論。但不急，慢慢會好起來的。」朋友安慰我說。
「兄弟，哪是什麼習慣問題。」我急了，連連搖頭：「你們有問題但更有辦法，所以不怕曝光。我們的問題是根本沒招，只好摀蓋子，結果越捂越爛。」
隨後，兩人揮手告別，笑蜀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大陸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
文章說，就說污染吧。有次半夜飛抵武漢，從半空望下去，我彷彿看到一個碩大無朋的巨盆，倒扣著整個城市。巨盆中的空氣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髒的水。我當時就心涼：這是我棲息的城市麼？如果每天都在髒水中吐納，有什麼生命質量可言？
社會問題，社會危機，一定都伴隨社會抗爭。有爭才有變，這本來是社會演進的一般規律。但這似乎不適合中國，中國簡直就是規律的黑洞，抗爭的量級跟污染的量級完全不對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很多人相信問題倒逼、危機倒逼，但這在中國更多是幻想，不僅很難倒逼出改變，反而不斷地壓低底線，包括壓低道德的底線和公眾的承受底線。 怒其不爭，就成了一種流行的情緒。
文章說，「不爭」固然令人扼腕，但追問不能到此止步，還應該再問下去：為什麼不爭？「爭」需要怎樣的條件？鼓勵抗爭的浩然正氣固然重要，但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必須坦率地承認，當下中國不只政治腐敗，更大的危機，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強調的社會潰敗。潰敗的社會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
笑蜀說，在他看來，六十年來，中國最大的損失不是政治經濟上的，而在以下兩端：一是文化上，即中華正統文化被徹底切斷，屬於流氓無產階級性質的流寇主義、痞子主義、民粹主義、鬥爭哲學，與同樣野蠻的舶來的斯拉夫專制主義雜交，生成畸形的紅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難肅清。整個國家成了徹頭徹尾的叢林世界，距仁愛、寬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則愈來愈遠。
再一個，就是整個民間社會被連根拔掉。公權力的觸角滲透到社會的每個細胞，結果是窒息、扼殺了社會。本義上的社會主義以社會本位為要義，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恰恰是反社會的。進入維穩時代後，公權力尤其專政機器全面反撲。不惜耗費天價維穩成本，對社會嚴防死守，恐懼一切社會自組織，恐懼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懼一切建立在共識和默契基礎上的自由聯合。
文章說，台灣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有憲政體制問題、有司法體制問題，經濟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個台灣依然安詳、從容。奧妙何在？在於台灣有個好社會。而好社會最重要的祕訣，在於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區是自治的，大學是自治的。甚至屬於政府的很多職能，也讓渡給了社會。比如辦證和繳費，通常無須找政府，到家門口的7-ELEVEN，多媒體終端機上敲幾個鍵，就全都解決了。市民辦事再方便不過，政府卻為此付出很大犧牲，因為不再需要那麼多人手，很多公務員就只好下崗了。
這反映台灣鮮為人道的一個特點：台灣的民主沒我們想像的那麼好，但台灣的自由比我們想像的要好。政府該退出的領域，統統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還多。但政府退出後，社會沒亂，反而越來越好。幾乎每個來台灣的大陸同胞，都能感受到社會的井然有序；社會基礎設施的完善、體貼；最重要的是，社會自我調節功能極其強悍。所以台灣不怕有問題。所有社會問題都不難及時發現，進而集中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解決。
對比台灣，我們最大的短板就是社會。從來視社會為最大的假想敵，為了保衛政權，不惜糟蹋社會。社會自發秩序被破壞，自淨機制難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則只在統治不在治理，社會問題也就不能不徹底失控，越來越逼近社會的承受極限，如懸河隨時可能潰決。
笑蜀說，這也是他認同新公民運動的原因。「新公民運動發起兩年多來，我一直沒有實際地涉入，只想做一個觀察者、思考者。但對新公民運動的全面鎮壓把我逼到牆角，我別無選擇。受難者很多是我的兄弟，僅從江湖道義講，都不能壁上觀。更何況在我看來，新公民運動代表一種價值、一種希望，必須守護。不因鎮壓而潰散，而是開始新的集結，抗爭才會持續；唯有持續的抗爭才會讓鎮壓失效，也才會給公權力勘定不可踰越的邊界。所以，鎮壓不應是終點，新公民運動必須接力下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更是我們對社會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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