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4日訊】（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中共元老級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1月12日向文革受害師生公開道歉。並對她當年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被造反學生打死的副校長卞仲耘表示永久的悼念和歉意。這是繼中共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文革中的行為公開道歉後，又一位中共紅二代對文革公開懺悔。
據陸媒《新京報》報導，1月12日北師大女附中「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當年的文革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公開道歉，並呼籲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
據報導，在見面會上，宋彬彬等幾位「老三屆」學生，向卞校長的雕像鞠躬默哀。宋彬彬同時做了約1500字、題為《我的道歉和感謝》的發言，期間幾度落淚。
宋首先向當年在校的所有老師同學道歉，稱當年卞校長被「暴力致死」前，自己曾有與其他同學進行阻止，但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
宋說：「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斗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
宋表示，沒有反思就難以接近真相。她「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宋強調稱，如要防範類似的事件發生，需從根源上認識（文革），「並對整個文革的思維和基因進行認識」。
現年64歲的宋彬彬曾於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為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戴紅袖章。據宋事後回憶，當毛聽說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字時，隨即表示「要武嘛」。自此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宋即以「宋要武」為名，並因此而被視為文革學生領袖中的標誌性人物。
而當年宋彬彬就讀的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就是從1966年6月2日她帶頭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因此海外輿論認為，宋某的道歉有「指標性意義」。
1966年的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部分學生發起的游斗中，被毆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難的教育工作者。
原北師大女附中學生，現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王友琴曾發表文《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回顧了那個瘋狂的時代充滿暴戾與血腥的往事。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被「鬥爭」。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澤東因為不滿意之前劉少奇、鄧小平領導的文革「冷冷清清」，下令把之前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出學校。７月３１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後，控制學校的是由「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紅衛兵組織。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寫信「熱烈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使用暴力攻擊的中學。通過一連串的措施，對校園暴力的限制被統統撤銷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他們「鬥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據文章披露，８月５日下午２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紅衛兵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
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裡有待修的破舊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裡取來開水，要燙被斗者。
接著，五個被斗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制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裡的沙土用鐵掀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麼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斗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裡涌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捨樓，在一樓的廁所裡被淋了屎尿。在宿捨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捨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志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但有紅衛兵不準工友把車推出學校，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直到７點多鍾，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是，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到廁所摳洗茅坑，手指甲蓋都磨去，半邊露出鮮紅的肉來，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
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裡。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臟病。他們四個人也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聞訊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妻子遍布傷痕的屍體。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儘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最後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8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發文「撤銷」劉少奇簽發的關於北京大學制止「亂斗」的文件。
文章寫道：「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裡，當她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她想了些什麼。雖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圍，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當她被打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暴行。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她從來沒有與這些打死她的人為敵，但是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打她的時候毫不猶豫，把她打死後也沒有覺得任何後悔和羞愧。她孤立無援地死在學生的亂棒之下。從一個活人的世界上，她被無情無義地背叛了、拋棄了、犧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無論從處死的方式上，還是從處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絕對殘酷。」
「在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殺戮中，包括在對受害者的種種輕蔑中，他們實現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殺大權的無上權力，從在最高權力圈中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學老師。」
據陸媒報導，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多天裡，僅北京一地就有1700餘人被打死。
網絡圖片
胡傑記述卞仲耘在文革初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記錄片《我雖死去》中卞仲耘遺容。（Youtube）
據陸媒《新京報》報導，1月12日北師大女附中「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當年的文革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公開道歉，並呼籲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
據報導，在見面會上，宋彬彬等幾位「老三屆」學生，向卞校長的雕像鞠躬默哀。宋彬彬同時做了約1500字、題為《我的道歉和感謝》的發言，期間幾度落淚。
宋首先向當年在校的所有老師同學道歉，稱當年卞校長被「暴力致死」前，自己曾有與其他同學進行阻止，但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
宋說：「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斗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
宋表示，沒有反思就難以接近真相。她「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宋強調稱，如要防範類似的事件發生，需從根源上認識（文革），「並對整個文革的思維和基因進行認識」。
現年64歲的宋彬彬曾於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為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戴紅袖章。據宋事後回憶，當毛聽說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字時，隨即表示「要武嘛」。自此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宋即以「宋要武」為名，並因此而被視為文革學生領袖中的標誌性人物。
而當年宋彬彬就讀的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就是從1966年6月2日她帶頭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因此海外輿論認為，宋某的道歉有「指標性意義」。
1966年的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部分學生發起的游斗中，被毆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難的教育工作者。
原北師大女附中學生，現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王友琴曾發表文《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回顧了那個瘋狂的時代充滿暴戾與血腥的往事。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被「鬥爭」。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澤東因為不滿意之前劉少奇、鄧小平領導的文革「冷冷清清」，下令把之前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出學校。７月３１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後，控制學校的是由「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紅衛兵組織。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寫信「熱烈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使用暴力攻擊的中學。通過一連串的措施，對校園暴力的限制被統統撤銷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他們「鬥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據文章披露，８月５日下午２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紅衛兵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
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裡有待修的破舊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裡取來開水，要燙被斗者。
接著，五個被斗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制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裡的沙土用鐵掀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麼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斗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裡涌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捨樓，在一樓的廁所裡被淋了屎尿。在宿捨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捨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志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但有紅衛兵不準工友把車推出學校，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直到７點多鍾，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是，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到廁所摳洗茅坑，手指甲蓋都磨去，半邊露出鮮紅的肉來，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
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裡。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臟病。他們四個人也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聞訊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妻子遍布傷痕的屍體。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儘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最後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8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發文「撤銷」劉少奇簽發的關於北京大學制止「亂斗」的文件。
文章寫道：「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裡，當她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她想了些什麼。雖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圍，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當她被打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暴行。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她從來沒有與這些打死她的人為敵，但是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打她的時候毫不猶豫，把她打死後也沒有覺得任何後悔和羞愧。她孤立無援地死在學生的亂棒之下。從一個活人的世界上，她被無情無義地背叛了、拋棄了、犧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無論從處死的方式上，還是從處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絕對殘酷。」
「在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殺戮中，包括在對受害者的種種輕蔑中，他們實現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殺大權的無上權力，從在最高權力圈中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學老師。」
據陸媒報導，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多天裡，僅北京一地就有1700餘人被打死。
網絡圖片
胡傑記述卞仲耘在文革初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記錄片《我雖死去》中卞仲耘遺容。（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