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30日訊】在一個號稱「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一個公民因為參加了一次上街公開表達「公民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活動，既沒有打橫幅，也沒有演講，只是圍觀拍照了，就被送上了法庭。她，就是公民侯欣。
面臨著入獄坐牢的危險，侯欣在法院的最後陳述中坦承：「是的，我恐懼，今天我站在這裡更恐懼，恐懼著牢獄之災，恐懼著我兩次病危後的羸弱身軀，一旦走進監獄，是否還有走出了的那一天。」
我想，這種恐懼不僅她有，幾乎每一個生活在我們這個國家的人都有。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成為民族的一種潛意識。
在極權社會和後極權社會裡，當權者為了維持和強化自己的統治，總是想方設法製造和強化人們的這種恐懼感。它讓人們變得膽小怕事，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喪失自我，任人宰割。正如捷克作家哈威爾曾描述的那樣：「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和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採用所有義務的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
因為恐懼拒絕的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並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的行為。恐懼或許有人會告發他們，將他們驅逐出現存社會，他們通常在私下裡表達他們真實的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使得勞動者以他們名義的所謂‘工作義務’，是那種恐懼忍受經濟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為了討好權勢者。實際上，同樣的動機也隱藏在建立‘社會主義勞動突擊隊’的背後，存在於這種清醒地意識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在給上級的合適的報告中被提及。
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遊行。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於他們事實上並不接受的觀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幾無價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許多人甚至報告恰恰是他們自己對被報告人做的那種事情。」總之，恐懼讓人們成為順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恐懼是極權社會和後極權社會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心理基石。
不過，人性使然，沒有人喜歡恐懼，它讓人感到壓抑，讓生活變得暗淡無光。沒有人願意在恐懼中沉淪，每個人都想掙脫它。更重要的還在於，一個時時處處生活在恐懼中的人是不可能為自己和國家爭得尊嚴自由和權利的。
侯欣女士的可敬之處，就在於她能夠正視自己的恐懼，並最終掙脫這種恐懼，從而在大街和法庭上都勇敢的發出了一個公民的正義之聲。你想活得有尊嚴嗎？你想爭得屬於自己的自由和權利嗎？那麼你首先就得像她一樣告別自己的恐懼。
不用說，這肯定很難，強大的國家機器時時都在釘著你。不過，不要以為只有你才恐懼，其實，製造和強化我們心中恐懼的人往往比我們更恐懼——恐懼失去他們手中的權力。正如王德邦先生在《後極權社會的恐懼綜合症》一文中說到的：「如果我們認識到恐懼原來是實施恐怖者自身的恐懼，施予我們身上的恐懼不過是為了掩蓋它們自身的恐懼而已，我們就會藐視這種恐懼，就會在精神上超越這種恐懼。當我們進一步認清，極權社會的恐懼原來是極權政體合法性缺失，引起政權統治者的恐慌，進而將這種恐慌轉嫁給國民，製造社會的恐懼時，那麼我們就端正了我們自身的心態，我們就知道了正義、公理、法理在我們一邊，我們就有足夠的底氣走出恐懼。所謂理直而氣壯，義正而詞嚴。真理、道義在手，敢問天下何懼之有？」侯欣便是一個例證。
2014年，讓我們告別恐懼！
面臨著入獄坐牢的危險，侯欣在法院的最後陳述中坦承：「是的，我恐懼，今天我站在這裡更恐懼，恐懼著牢獄之災，恐懼著我兩次病危後的羸弱身軀，一旦走進監獄，是否還有走出了的那一天。」
我想，這種恐懼不僅她有，幾乎每一個生活在我們這個國家的人都有。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成為民族的一種潛意識。
在極權社會和後極權社會裡，當權者為了維持和強化自己的統治，總是想方設法製造和強化人們的這種恐懼感。它讓人們變得膽小怕事，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喪失自我，任人宰割。正如捷克作家哈威爾曾描述的那樣：「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和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採用所有義務的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
因為恐懼拒絕的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並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的行為。恐懼或許有人會告發他們，將他們驅逐出現存社會，他們通常在私下裡表達他們真實的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使得勞動者以他們名義的所謂‘工作義務’，是那種恐懼忍受經濟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為了討好權勢者。實際上，同樣的動機也隱藏在建立‘社會主義勞動突擊隊’的背後，存在於這種清醒地意識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在給上級的合適的報告中被提及。
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遊行。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於他們事實上並不接受的觀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幾無價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許多人甚至報告恰恰是他們自己對被報告人做的那種事情。」總之，恐懼讓人們成為順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恐懼是極權社會和後極權社會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心理基石。
不過，人性使然，沒有人喜歡恐懼，它讓人感到壓抑，讓生活變得暗淡無光。沒有人願意在恐懼中沉淪，每個人都想掙脫它。更重要的還在於，一個時時處處生活在恐懼中的人是不可能為自己和國家爭得尊嚴自由和權利的。
侯欣女士的可敬之處，就在於她能夠正視自己的恐懼，並最終掙脫這種恐懼，從而在大街和法庭上都勇敢的發出了一個公民的正義之聲。你想活得有尊嚴嗎？你想爭得屬於自己的自由和權利嗎？那麼你首先就得像她一樣告別自己的恐懼。
不用說，這肯定很難，強大的國家機器時時都在釘著你。不過，不要以為只有你才恐懼，其實，製造和強化我們心中恐懼的人往往比我們更恐懼——恐懼失去他們手中的權力。正如王德邦先生在《後極權社會的恐懼綜合症》一文中說到的：「如果我們認識到恐懼原來是實施恐怖者自身的恐懼，施予我們身上的恐懼不過是為了掩蓋它們自身的恐懼而已，我們就會藐視這種恐懼，就會在精神上超越這種恐懼。當我們進一步認清，極權社會的恐懼原來是極權政體合法性缺失，引起政權統治者的恐慌，進而將這種恐慌轉嫁給國民，製造社會的恐懼時，那麼我們就端正了我們自身的心態，我們就知道了正義、公理、法理在我們一邊，我們就有足夠的底氣走出恐懼。所謂理直而氣壯，義正而詞嚴。真理、道義在手，敢問天下何懼之有？」侯欣便是一個例證。
2014年，讓我們告別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