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8日訊】許志永被捕產生了兩個值得關注的焦點，其中之一是王功權的被捕與釋放。中國企業界人士很準確地解讀了政府捉放王功權釋放的信號：在商言商，不要參與到謀求社會、環境和政治變革的活動中去。
中共官版革命史為何獨缺籌款部分
不要小看這一事件的深遠影響。現階段中國的民間政治活動不缺少參加者，數量持續增長的失業大學生是源源不斷的革命後備軍，真正缺少的是經費。中共介紹自身的「偉大革命歷史」時，經常強調「陳獨秀自建黨之日始，就堅決主張『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不能受制於人』」，由此演繹出來的所謂中共獨立自主革命，不受蘇聯挾制之類的神話，已被不斷發掘出來的新史料證明只是歷史謊言。
政治反對活動，尤其是「革命」都需要大量銀子投入。本來，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並非政治反對活動，在民主國家只是一種非常正常的社會參與罷了。但中共鑒於自身起家的經驗，防微杜漸，過度防範，將這種溫和的社會活動視為心腹之患給掐滅了，還通過對王功權的打壓，讓企業界人士心生畏懼，對各種社會參與裹足不前。如果中國未來的變革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變革，即依賴現在的社會組織系統進行改革，所謂經費自然不是問題，但如果想要自下而上，經費問題就成為最大的問題。
中共的革命經驗如「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農村包圍城市」，「打土豪、分田地」等，中國青少年從小開始被反覆灌輸，早就爛熟於心，但對中共革命寶典中的關鍵一環，即如何籌措經費，卻缺少系統研究及介紹。中共不介紹的原因可以理解，一是不想將「革命寶貴經驗」傳給潛在的革命者，為自己培養敵人，二是當年的革命經費主要來自蘇聯，如果將這些祕史示人，總有點忘恩負義之感。
中共革命經費的主體是蘇聯盧布
在籌措革命經費一事上，中共遠比其先輩孫中山幸運。大家都知道，孫中山摩頂放踵從事革命幾十年，走會黨路線，不斷武裝起義，其重要工作就是為革命籌措經費，富商巨賈、海外華僑均是其勸募對象，其兄長孫眉一生辛苦，掙來的錢大多成了弟弟的革命經費。孫先生勸募有方，除了曉以革命大義之外，還得時常讓人看到革命勝利之後的曙光，開出封官許願的期票，浙江南潯巨富張靜江就是這樣被「勸誘」入夥的。
中共的幸運來自當時世界上有了蘇聯。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雄心壯志是「將紅色旗幟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範圍內推進共產主義革命大業。對東歐各國，蘇聯通過第三國際培養大量職業革命家，讓其聚集於「世界革命之都」莫斯科，在那裡接受培訓，並先後回國發動革命。最壯觀的場景是「二戰」結束後，蘇聯用槍炮為東歐各國送去了革命與革命領袖。這一場景，在列昂哈德·沃爾夫岡（Leonhard Wolfgang）的回憶錄《革命的兒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裡有記述。1945年4月30日，23歲的沃爾夫岡作為蘇聯派往東德蘇占區的接收幹部，跟隨其上司、後來的東德共產黨總書記烏布利希由蘇軍運回東柏林，該書中第七章「跟隨烏布利希回柏林」，詳細介紹了當時他們如何在東德建立各級共產政權。
中共建黨初期的革命經費主要來自於蘇聯。黨史專家楊奎松在莫斯科查閱大量檔案資料之後，寫了《解密：建黨初期職業革命家活動經費來源》一文，對1920年代歷年經費的數量、用途做了詳細披露，結論是：來自莫斯科的財政援助對中共歷史成長過程的影響極大。以1927年為例，莫斯科在國共關係破裂後對中共暴動的支持態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共黨史上有名的大行動均獲其資助，如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開辦黨校、湖南農運、秋收暴動、建立軍隊、南昌起義、京漢粵漢鐵路罷工、廣州暴動等均有詳細數額列載。南昌起義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送30萬美元到中國做起義資金。南昌起義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馬上就決定撥出1.5萬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2000發炮彈，緊急海運廣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義南下的軍隊。
抗戰時期，中共的經費除了中共各地方黨組織弄來的黃金之外，還有國民政府發的軍餉，蘇聯的援助更是其重要的經費來源。曉理在《蘇聯經濟援助是邊區收入的五倍》中詳細介紹：在1934年莫斯科與中共中央失去電訊聯繫後，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援助停止過一段時期，到1936年又恢復了對中共的小額經費援助。1937年11月以後則是大額經費援助，如1937年蘇聯資金援助是陝甘寧邊區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還是1.5倍。
在國共內戰時期，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更是多方面的，1945年，蘇聯紅軍將自己佔領的東北移交給中共軍隊。為了幫助民主聯軍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彈藥。這點，騰訊歷史頻道今日話題於2012年9月做了一個專題《解放戰爭中蘇聯給了中共多少軍事援助》，其中有詳細介紹，據說還只是根據不完全資料「保守計算」。
以上史實充分說明，沒有蘇聯的援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更沒有中共後來奪取政權統治中國的事情發生了。所謂「打土豪分田地」、「延安的大生產運動」，都是中共成了氣候之後的事情。有鑒於此，中共對任何來自海外的資金都保持高度警惕，能夠化為對政府機構的援助，叫做「用海外的錢辦咱們自己的事」；如果流進了非政府機構，就叫做「海外反華勢力與國內反政府力量勾結，共謀顛覆中國政府」。
現階段：「革命經費」來源枯竭
50年代之後，這種革命援助在爭當世界革命領袖的中共與蘇聯之間展開。毛澤東學習斯大林，花了不少錢援助社會主義小兄弟及第三世界國家，這種援助支出的膨脹與毛澤東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願望膨脹同步：1971-1975年，隨著毛要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中國對外援助支出也猛增，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達5.88%，其中1973年高達6.92%。但由於毛此時又與帝國主義總頭目美國建交，終於演繹出《數千億巨資買三個仇人》的故事，有人形容：「朝鮮：一隻永遠餵不飽的白眼狼；越南：湄公河巨鱷的血盆大口；阿爾巴尼亞：永遠填不飽肚子的巴爾幹半島巨鷹」。
自「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已經沒有哪個政府願意為其他國家的革命者提供推翻政權的革命經費了。美國與歐盟（主要是德法等大國），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各項援助，項目涉及貿易、司法、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環保、人權等近百項，但主要還是通過政府間往來，以「促進受援國公民社會發展」為目標，專款專用，提供給民間機構的份額不大，只是附送的禮品。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安子傑（Anthony J.Spires）曾就此做過專項研究。他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資料庫（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統計歸類分析，2002年到2009年間，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億3000萬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官方NGO的分別占 44.01%、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佔到了總額的86.01%，而草根NGO獲得的捐助只佔5.61%。（中文見《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究竟花落誰家？》）
以上分析說明，在專制國家的革命者，如果想成為職業革命家，主要依靠自籌經費。美歐等國更願意採取與這些國家的政府合作，開展官方半官方合作項目，即使是民間項目，也止於政府能夠容忍的環保、人權等溫和些的項目，形成「涓滴效應」，而不是鼓動該國的社會邊緣人發動暴力革命。毛式革命在中國雖然深入人心，但卻不是西方國家願意促成的類型。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中共官版革命史為何獨缺籌款部分
不要小看這一事件的深遠影響。現階段中國的民間政治活動不缺少參加者，數量持續增長的失業大學生是源源不斷的革命後備軍，真正缺少的是經費。中共介紹自身的「偉大革命歷史」時，經常強調「陳獨秀自建黨之日始，就堅決主張『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不能受制於人』」，由此演繹出來的所謂中共獨立自主革命，不受蘇聯挾制之類的神話，已被不斷發掘出來的新史料證明只是歷史謊言。
政治反對活動，尤其是「革命」都需要大量銀子投入。本來，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並非政治反對活動，在民主國家只是一種非常正常的社會參與罷了。但中共鑒於自身起家的經驗，防微杜漸，過度防範，將這種溫和的社會活動視為心腹之患給掐滅了，還通過對王功權的打壓，讓企業界人士心生畏懼，對各種社會參與裹足不前。如果中國未來的變革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變革，即依賴現在的社會組織系統進行改革，所謂經費自然不是問題，但如果想要自下而上，經費問題就成為最大的問題。
中共的革命經驗如「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農村包圍城市」，「打土豪、分田地」等，中國青少年從小開始被反覆灌輸，早就爛熟於心，但對中共革命寶典中的關鍵一環，即如何籌措經費，卻缺少系統研究及介紹。中共不介紹的原因可以理解，一是不想將「革命寶貴經驗」傳給潛在的革命者，為自己培養敵人，二是當年的革命經費主要來自蘇聯，如果將這些祕史示人，總有點忘恩負義之感。
中共革命經費的主體是蘇聯盧布
在籌措革命經費一事上，中共遠比其先輩孫中山幸運。大家都知道，孫中山摩頂放踵從事革命幾十年，走會黨路線，不斷武裝起義，其重要工作就是為革命籌措經費，富商巨賈、海外華僑均是其勸募對象，其兄長孫眉一生辛苦，掙來的錢大多成了弟弟的革命經費。孫先生勸募有方，除了曉以革命大義之外，還得時常讓人看到革命勝利之後的曙光，開出封官許願的期票，浙江南潯巨富張靜江就是這樣被「勸誘」入夥的。
中共的幸運來自當時世界上有了蘇聯。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雄心壯志是「將紅色旗幟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範圍內推進共產主義革命大業。對東歐各國，蘇聯通過第三國際培養大量職業革命家，讓其聚集於「世界革命之都」莫斯科，在那裡接受培訓，並先後回國發動革命。最壯觀的場景是「二戰」結束後，蘇聯用槍炮為東歐各國送去了革命與革命領袖。這一場景，在列昂哈德·沃爾夫岡（Leonhard Wolfgang）的回憶錄《革命的兒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裡有記述。1945年4月30日，23歲的沃爾夫岡作為蘇聯派往東德蘇占區的接收幹部，跟隨其上司、後來的東德共產黨總書記烏布利希由蘇軍運回東柏林，該書中第七章「跟隨烏布利希回柏林」，詳細介紹了當時他們如何在東德建立各級共產政權。
中共建黨初期的革命經費主要來自於蘇聯。黨史專家楊奎松在莫斯科查閱大量檔案資料之後，寫了《解密：建黨初期職業革命家活動經費來源》一文，對1920年代歷年經費的數量、用途做了詳細披露，結論是：來自莫斯科的財政援助對中共歷史成長過程的影響極大。以1927年為例，莫斯科在國共關係破裂後對中共暴動的支持態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共黨史上有名的大行動均獲其資助，如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開辦黨校、湖南農運、秋收暴動、建立軍隊、南昌起義、京漢粵漢鐵路罷工、廣州暴動等均有詳細數額列載。南昌起義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送30萬美元到中國做起義資金。南昌起義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馬上就決定撥出1.5萬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2000發炮彈，緊急海運廣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義南下的軍隊。
抗戰時期，中共的經費除了中共各地方黨組織弄來的黃金之外，還有國民政府發的軍餉，蘇聯的援助更是其重要的經費來源。曉理在《蘇聯經濟援助是邊區收入的五倍》中詳細介紹：在1934年莫斯科與中共中央失去電訊聯繫後，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援助停止過一段時期，到1936年又恢復了對中共的小額經費援助。1937年11月以後則是大額經費援助，如1937年蘇聯資金援助是陝甘寧邊區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還是1.5倍。
在國共內戰時期，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更是多方面的，1945年，蘇聯紅軍將自己佔領的東北移交給中共軍隊。為了幫助民主聯軍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彈藥。這點，騰訊歷史頻道今日話題於2012年9月做了一個專題《解放戰爭中蘇聯給了中共多少軍事援助》，其中有詳細介紹，據說還只是根據不完全資料「保守計算」。
以上史實充分說明，沒有蘇聯的援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更沒有中共後來奪取政權統治中國的事情發生了。所謂「打土豪分田地」、「延安的大生產運動」，都是中共成了氣候之後的事情。有鑒於此，中共對任何來自海外的資金都保持高度警惕，能夠化為對政府機構的援助，叫做「用海外的錢辦咱們自己的事」；如果流進了非政府機構，就叫做「海外反華勢力與國內反政府力量勾結，共謀顛覆中國政府」。
現階段：「革命經費」來源枯竭
50年代之後，這種革命援助在爭當世界革命領袖的中共與蘇聯之間展開。毛澤東學習斯大林，花了不少錢援助社會主義小兄弟及第三世界國家，這種援助支出的膨脹與毛澤東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願望膨脹同步：1971-1975年，隨著毛要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中國對外援助支出也猛增，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達5.88%，其中1973年高達6.92%。但由於毛此時又與帝國主義總頭目美國建交，終於演繹出《數千億巨資買三個仇人》的故事，有人形容：「朝鮮：一隻永遠餵不飽的白眼狼；越南：湄公河巨鱷的血盆大口；阿爾巴尼亞：永遠填不飽肚子的巴爾幹半島巨鷹」。
自「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已經沒有哪個政府願意為其他國家的革命者提供推翻政權的革命經費了。美國與歐盟（主要是德法等大國），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各項援助，項目涉及貿易、司法、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環保、人權等近百項，但主要還是通過政府間往來，以「促進受援國公民社會發展」為目標，專款專用，提供給民間機構的份額不大，只是附送的禮品。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安子傑（Anthony J.Spires）曾就此做過專項研究。他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資料庫（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統計歸類分析，2002年到2009年間，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億3000萬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官方NGO的分別占 44.01%、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佔到了總額的86.01%，而草根NGO獲得的捐助只佔5.61%。（中文見《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究竟花落誰家？》）
以上分析說明，在專制國家的革命者，如果想成為職業革命家，主要依靠自籌經費。美歐等國更願意採取與這些國家的政府合作，開展官方半官方合作項目，即使是民間項目，也止於政府能夠容忍的環保、人權等溫和些的項目，形成「涓滴效應」，而不是鼓動該國的社會邊緣人發動暴力革命。毛式革命在中國雖然深入人心，但卻不是西方國家願意促成的類型。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