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03月16日訊】社會恐慌（Panic）是指因未能預料到的某事而產生的大範圍恐懼和焦慮。社會恐慌感強烈的地方，極容易因突發的恐慌而出現群體性事件。四川成都春熙路3月14日下午發生的群體散逃事件，很能說明中國在高壓維穩下的極度不穩定狀態。
3.14：寓言與現實的奇幻交錯
成都春熙路3.14群體散逃事件，幾乎就是中國寓言「咕咚來了」的現實版。
中國自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大都讀過「咕咚來了」的寓言。寓言有幾個大同小異的版本，大致如下：幾只小兔子在湖邊玩耍，湖中忽然傳來「咕咚」的聲響，小兔子們嚇了一跳，正在猜想發生甚麼事情，湖中又傳來一聲「咕咚」，小兔子們嚇得拔腿就跑，一邊跑一邊喊：「咕咚來了，快逃呀……」，一路上，小兔子們先後遇到了狐狸、小熊和猴子，它們看到小兔子們一邊喊著「咕咚來了」一邊狂跑，也害怕地跟著一起跑。最後「咕咚」逐漸地被逃跑中的小動物們描述成了一個可怕怪物。直到它們遇上老虎，帶它們回到湖邊仔細觀察，才知道，「咕咚」原來是木瓜從樹上掉進湖水裡發出的聲音。
以下是微博記載的這一盛世實錄：
@記者劉向南：2014年3月14日下午四川成都春熙路發生一件事：一群少數民族同胞在街上走過，看見他們的成都人嚇得跑了起來，那些少數民族同胞看到成都人跑起來，不知道是甚麼事，也嚇得跑了起來，成都人看的少數民族同胞跑了起來，更嚇得尖叫跑起來，於是整條街上的人都邊叫著邊跑起來……史稱「春熙路散逃事件」。
事後檢討，有人說是「謠言害人」，但這個說法不能用在這一事件上，因為以前中國曾發生的大蒜事件、搶鹽事件，引發事件的謠言都有個傳播發酵過程，春熙路散逃事件幾乎就是瞬間發生，整個過程如同「咕咚來了」展示的場景，只是寓言中的「咕咚來了」在現實場景中成了「砍人了」，春熙路散逃事件的狼藉現場也遠不及動畫片上的畫面美觀。
成都為何會上演「咕咚來了」現實版？
春熙路散逃事件正好發生於2014年兩會「曲終奏雅」的次日，發生在每年投入7000-8000多億人民幣維穩的國度，足以說明社會陷入高度緊張狀態，社會恐慌心理氛圍早已形成。
首先，這是當局對昆明3.1暴恐事件過度反應的後續效應，即媒介恐慌誘發的社會恐慌。中國當局對昆明3.1事件的過度反應，不在於開足馬力將其宣傳為「暴力恐怖襲擊案」（如此定性並無問題），而在於將其誇大為國際恐怖勢力（比如世維會）策劃的一種連續性的恐怖襲擊活動當中的一環，在於當局在全國各地開展的遣返維人行動。這種宣傳與行動的效果，必然讓中國人感到風聲鶴唳，將維吾爾人（也許還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如藏族）與恐怖份子劃上等號。否則，不會出現如下場景：「一群少數民族同胞在街上走過，看見他們的成都人嚇得跑了起來，……」
美國著名記者、傳播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提出過「擬態環境」 （mimicry environment）這一概念。他認為，由於個體活動的範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與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諸多事物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對於超出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媒介來了解。因此，媒介成為社會公眾了解現實社會的重要渠道，並在長期的與媒介的接觸過程中，產生了對媒介的高度依賴感。3.1昆明暴恐事件之後，全國媒體的密集宣傳及政府的遣返行動，已經讓成都人（當然還包括其他地方的人）產生了「維族人約等於恐怖份子」的印象。
其次，中國人生存安全感大幅下降，極易誘導出媒介恐慌。標識生存安全感的各項指標當中，社會信任程度是一項重要指標。2013年發表的《城市居民社會信任狀況調查報告》，對中國7座城市的近2000名市民進行調查後得出結果：中國2011年的社會總體信任程度的氛圍59.7分，已經進入了「不信任」水平，接近社會信任的警戒線。這種情況下，突發性公共事件只要讓人們感到對自身生命、財產或利益形成威脅，就有可能引起恐慌心理並迅速傳播。
第三，成都還有一些別的城市沒有的特殊因素。2008年發生的汶川地震讓四川人創痛巨深，五年之後又發生了2013年雅安地震。在天災密集發生的同時，四川官場又因前省委書記周永康的原因，有大批官員落馬。這種天災頻發加上政治不安全感的瀰漫，讓成都人深感社會不穩定，人生無常，因而形成了媒介恐慌極易誘發社會事件的氛圍。
第四，成都3.14群體散逃事件與前幾年全球發生的《2012》媒介恐慌性質不同。前幾年，好萊塢災難大片《2012》上映後，有人根據影片中瑪雅預言推斷出行星與地球將會相撞，更有人公開譴責美國宇航局，稱他們刻意隱瞞了將有天外行星撞擊地球的「真相」，致使美國宇航局不得不出面就此闢謠。中國也很熱鬧，有人從《推背圖》中找到相應的解說，還有人從《易經》中推出了「世界末日」的具體日期。聰明的中國人從中看到了商機，設計了「諾亞方舟」，一共賣出了20臺。
各種恐慌感交織下的社會恐慌氛圍
《2012》引起的全球性恐慌，緣自公眾混淆了媒介產品的信息屬性與娛樂屬性，誤將災難片中出於娛樂目的的「擬態環境」當作可能將會出現的現實場景，那麼成都春熙路3.14散逃事件的發生，則完全緣於中國人的現實生存環境嚴重惡化，安全感下降所導致的社會恐慌。
在正常社會裡，消除媒介恐慌比較容易做到，比如增強公眾解讀媒介信息內容的能力，就能降低社會集合行為的盲目性。但在中國卻沒有這麼容易，因為媒介恐慌只是諸多社會恐慌誘發的媒介，並非恐慌本身。中國存在的恐慌當中，有生態環境恐慌、災難恐慌（地震、泥石流）、公共衛生恐慌（疾病，如SARS、禽流感）、政治恐慌、經濟恐慌（經濟系統的高度不穩定），這些恐慌對中國人構成極大的生存壓力，如果某天各種恐慌產生交織效應，發生的戲劇性後果很難預測，絕非當局目前紙上談兵的各種應急預案能夠預先防範的。
—— 轉自《美國之音》
3.14：寓言與現實的奇幻交錯
成都春熙路3.14群體散逃事件，幾乎就是中國寓言「咕咚來了」的現實版。
中國自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大都讀過「咕咚來了」的寓言。寓言有幾個大同小異的版本，大致如下：幾只小兔子在湖邊玩耍，湖中忽然傳來「咕咚」的聲響，小兔子們嚇了一跳，正在猜想發生甚麼事情，湖中又傳來一聲「咕咚」，小兔子們嚇得拔腿就跑，一邊跑一邊喊：「咕咚來了，快逃呀……」，一路上，小兔子們先後遇到了狐狸、小熊和猴子，它們看到小兔子們一邊喊著「咕咚來了」一邊狂跑，也害怕地跟著一起跑。最後「咕咚」逐漸地被逃跑中的小動物們描述成了一個可怕怪物。直到它們遇上老虎，帶它們回到湖邊仔細觀察，才知道，「咕咚」原來是木瓜從樹上掉進湖水裡發出的聲音。
以下是微博記載的這一盛世實錄：
@記者劉向南：2014年3月14日下午四川成都春熙路發生一件事：一群少數民族同胞在街上走過，看見他們的成都人嚇得跑了起來，那些少數民族同胞看到成都人跑起來，不知道是甚麼事，也嚇得跑了起來，成都人看的少數民族同胞跑了起來，更嚇得尖叫跑起來，於是整條街上的人都邊叫著邊跑起來……史稱「春熙路散逃事件」。
事後檢討，有人說是「謠言害人」，但這個說法不能用在這一事件上，因為以前中國曾發生的大蒜事件、搶鹽事件，引發事件的謠言都有個傳播發酵過程，春熙路散逃事件幾乎就是瞬間發生，整個過程如同「咕咚來了」展示的場景，只是寓言中的「咕咚來了」在現實場景中成了「砍人了」，春熙路散逃事件的狼藉現場也遠不及動畫片上的畫面美觀。
成都為何會上演「咕咚來了」現實版？
春熙路散逃事件正好發生於2014年兩會「曲終奏雅」的次日，發生在每年投入7000-8000多億人民幣維穩的國度，足以說明社會陷入高度緊張狀態，社會恐慌心理氛圍早已形成。
首先，這是當局對昆明3.1暴恐事件過度反應的後續效應，即媒介恐慌誘發的社會恐慌。中國當局對昆明3.1事件的過度反應，不在於開足馬力將其宣傳為「暴力恐怖襲擊案」（如此定性並無問題），而在於將其誇大為國際恐怖勢力（比如世維會）策劃的一種連續性的恐怖襲擊活動當中的一環，在於當局在全國各地開展的遣返維人行動。這種宣傳與行動的效果，必然讓中國人感到風聲鶴唳，將維吾爾人（也許還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如藏族）與恐怖份子劃上等號。否則，不會出現如下場景：「一群少數民族同胞在街上走過，看見他們的成都人嚇得跑了起來，……」
美國著名記者、傳播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提出過「擬態環境」 （mimicry environment）這一概念。他認為，由於個體活動的範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與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諸多事物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對於超出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媒介來了解。因此，媒介成為社會公眾了解現實社會的重要渠道，並在長期的與媒介的接觸過程中，產生了對媒介的高度依賴感。3.1昆明暴恐事件之後，全國媒體的密集宣傳及政府的遣返行動，已經讓成都人（當然還包括其他地方的人）產生了「維族人約等於恐怖份子」的印象。
其次，中國人生存安全感大幅下降，極易誘導出媒介恐慌。標識生存安全感的各項指標當中，社會信任程度是一項重要指標。2013年發表的《城市居民社會信任狀況調查報告》，對中國7座城市的近2000名市民進行調查後得出結果：中國2011年的社會總體信任程度的氛圍59.7分，已經進入了「不信任」水平，接近社會信任的警戒線。這種情況下，突發性公共事件只要讓人們感到對自身生命、財產或利益形成威脅，就有可能引起恐慌心理並迅速傳播。
第三，成都還有一些別的城市沒有的特殊因素。2008年發生的汶川地震讓四川人創痛巨深，五年之後又發生了2013年雅安地震。在天災密集發生的同時，四川官場又因前省委書記周永康的原因，有大批官員落馬。這種天災頻發加上政治不安全感的瀰漫，讓成都人深感社會不穩定，人生無常，因而形成了媒介恐慌極易誘發社會事件的氛圍。
第四，成都3.14群體散逃事件與前幾年全球發生的《2012》媒介恐慌性質不同。前幾年，好萊塢災難大片《2012》上映後，有人根據影片中瑪雅預言推斷出行星與地球將會相撞，更有人公開譴責美國宇航局，稱他們刻意隱瞞了將有天外行星撞擊地球的「真相」，致使美國宇航局不得不出面就此闢謠。中國也很熱鬧，有人從《推背圖》中找到相應的解說，還有人從《易經》中推出了「世界末日」的具體日期。聰明的中國人從中看到了商機，設計了「諾亞方舟」，一共賣出了20臺。
各種恐慌感交織下的社會恐慌氛圍
《2012》引起的全球性恐慌，緣自公眾混淆了媒介產品的信息屬性與娛樂屬性，誤將災難片中出於娛樂目的的「擬態環境」當作可能將會出現的現實場景，那麼成都春熙路3.14散逃事件的發生，則完全緣於中國人的現實生存環境嚴重惡化，安全感下降所導致的社會恐慌。
在正常社會裡，消除媒介恐慌比較容易做到，比如增強公眾解讀媒介信息內容的能力，就能降低社會集合行為的盲目性。但在中國卻沒有這麼容易，因為媒介恐慌只是諸多社會恐慌誘發的媒介，並非恐慌本身。中國存在的恐慌當中，有生態環境恐慌、災難恐慌（地震、泥石流）、公共衛生恐慌（疾病，如SARS、禽流感）、政治恐慌、經濟恐慌（經濟系統的高度不穩定），這些恐慌對中國人構成極大的生存壓力，如果某天各種恐慌產生交織效應，發生的戲劇性後果很難預測，絕非當局目前紙上談兵的各種應急預案能夠預先防範的。
—— 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