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從成都「咕咚來了」看社會恐慌

2014年03月16日何清漣
【新唐人2014年03月16日訊】社會恐慌(Panic)是指因未能預料到的某事而產生的大範圍恐懼和焦慮。社會恐慌感強烈的地方,極容易因突發的恐慌而出現群體性事件。四川成都春熙路3月14日下午發生的群體散逃事件,很能說明中國在高壓維穩下的極度不穩定狀態。

3.14:寓言與現實的奇幻交錯

成都春熙路3.14群體散逃事件,幾乎就是中國寓言「咕咚來了」的現實版。

中國自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大都讀過「咕咚來了」的寓言。寓言有幾個大同小異的版本,大致如下:幾只小兔子在湖邊玩耍,湖中忽然傳來「咕咚」的聲響,小兔子們嚇了一跳,正在猜想發生甚麼事情,湖中又傳來一聲「咕咚」,小兔子們嚇得拔腿就跑,一邊跑一邊喊:「咕咚來了,快逃呀……」,一路上,小兔子們先後遇到了狐狸、小熊和猴子,它們看到小兔子們一邊喊著「咕咚來了」一邊狂跑,也害怕地跟著一起跑。最後「咕咚」逐漸地被逃跑中的小動物們描述成了一個可怕怪物。直到它們遇上老虎,帶它們回到湖邊仔細觀察,才知道,「咕咚」原來是木瓜從樹上掉進湖水裡發出的聲音。

以下是微博記載的這一盛世實錄:

@記者劉向南:2014年3月14日下午四川成都春熙路發生一件事:一群少數民族同胞在街上走過,看見他們的成都人嚇得跑了起來,那些少數民族同胞看到成都人跑起來,不知道是甚麼事,也嚇得跑了起來,成都人看的少數民族同胞跑了起來,更嚇得尖叫跑起來,於是整條街上的人都邊叫著邊跑起來……史稱「春熙路散逃事件」。

事後檢討,有人說是「謠言害人」,但這個說法不能用在這一事件上,因為以前中國曾發生的大蒜事件、搶鹽事件,引發事件的謠言都有個傳播發酵過程,春熙路散逃事件幾乎就是瞬間發生,整個過程如同「咕咚來了」展示的場景,只是寓言中的「咕咚來了」在現實場景中成了「砍人了」,春熙路散逃事件的狼藉現場也遠不及動畫片上的畫面美觀。

成都為何會上演「咕咚來了」現實版?

春熙路散逃事件正好發生於2014年兩會「曲終奏雅」的次日,發生在每年投入7000-8000多億人民幣維穩的國度,足以說明社會陷入高度緊張狀態,社會恐慌心理氛圍早已形成。

首先,這是當局對昆明3.1暴恐事件過度反應的後續效應,即媒介恐慌誘發的社會恐慌。中國當局對昆明3.1事件的過度反應,不在於開足馬力將其宣傳為「暴力恐怖襲擊案」(如此定性並無問題),而在於將其誇大為國際恐怖勢力(比如世維會)策劃的一種連續性的恐怖襲擊活動當中的一環,在於當局在全國各地開展的遣返維人行動。這種宣傳與行動的效果,必然讓中國人感到風聲鶴唳,將維吾爾人(也許還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如藏族)與恐怖份子劃上等號。否則,不會出現如下場景:「一群少數民族同胞在街上走過,看見他們的成都人嚇得跑了起來,……」

美國著名記者、傳播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提出過「擬態環境」 (mimicry environment)這一概念。他認為,由於個體活動的範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與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諸多事物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對於超出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媒介來了解。因此,媒介成為社會公眾了解現實社會的重要渠道,並在長期的與媒介的接觸過程中,產生了對媒介的高度依賴感。3.1昆明暴恐事件之後,全國媒體的密集宣傳及政府的遣返行動,已經讓成都人(當然還包括其他地方的人)產生了「維族人約等於恐怖份子」的印象。

其次,中國人生存安全感大幅下降,極易誘導出媒介恐慌。標識生存安全感的各項指標當中,社會信任程度是一項重要指標。2013年發表的《城市居民社會信任狀況調查報告》,對中國7座城市的近2000名市民進行調查後得出結果:中國2011年的社會總體信任程度的氛圍59.7分,已經進入了「不信任」水平,接近社會信任的警戒線。這種情況下,突發性公共事件只要讓人們感到對自身生命、財產或利益形成威脅,就有可能引起恐慌心理並迅速傳播。

第三,成都還有一些別的城市沒有的特殊因素。2008年發生的汶川地震讓四川人創痛巨深,五年之後又發生了2013年雅安地震。在天災密集發生的同時,四川官場又因前省委書記周永康的原因,有大批官員落馬。這種天災頻發加上政治不安全感的瀰漫,讓成都人深感社會不穩定,人生無常,因而形成了媒介恐慌極易誘發社會事件的氛圍。

第四,成都3.14群體散逃事件與前幾年全球發生的《2012》媒介恐慌性質不同。前幾年,好萊塢災難大片《2012》上映後,有人根據影片中瑪雅預言推斷出行星與地球將會相撞,更有人公開譴責美國宇航局,稱他們刻意隱瞞了將有天外行星撞擊地球的「真相」,致使美國宇航局不得不出面就此闢謠。中國也很熱鬧,有人從《推背圖》中找到相應的解說,還有人從《易經》中推出了「世界末日」的具體日期。聰明的中國人從中看到了商機,設計了「諾亞方舟」,一共賣出了20臺。

各種恐慌感交織下的社會恐慌氛圍

《2012》引起的全球性恐慌,緣自公眾混淆了媒介產品的信息屬性與娛樂屬性,誤將災難片中出於娛樂目的的「擬態環境」當作可能將會出現的現實場景,那麼成都春熙路3.14散逃事件的發生,則完全緣於中國人的現實生存環境嚴重惡化,安全感下降所導致的社會恐慌。

在正常社會裡,消除媒介恐慌比較容易做到,比如增強公眾解讀媒介信息內容的能力,就能降低社會集合行為的盲目性。但在中國卻沒有這麼容易,因為媒介恐慌只是諸多社會恐慌誘發的媒介,並非恐慌本身。中國存在的恐慌當中,有生態環境恐慌、災難恐慌(地震、泥石流)、公共衛生恐慌(疾病,如SARS、禽流感)、政治恐慌、經濟恐慌(經濟系統的高度不穩定),這些恐慌對中國人構成極大的生存壓力,如果某天各種恐慌產生交織效應,發生的戲劇性後果很難預測,絕非當局目前紙上談兵的各種應急預案能夠預先防範的。

—— 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