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八：習慣性的黨文化思維(下)

 

目錄： 3．有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危險意識 4．黨文化使人習慣性的講八股話 5．混淆黨與政府、黨與國家、黨與民族的概念 結語：回歸正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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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以後千萬不能說——尤其是不能到外邊去說！」

「這些想法反動，很危險，連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談這些危險話題，對你自己沒好處。」

「我們換個話題好嗎？你知道，談論這個問題是很危險的……」

這是人們經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應。對於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人們有著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險的禁區。

在開放初期，一位台灣歷史學家應邀到大陸參加學術交流。當著那些歷史學家的面，他直陳共產黨歪曲歷史，尤其是關於國民黨抗日的歷史。當時的會議主持，同樣是一位知名的歷史學家，聽後趕緊說：「你敢說，我可不敢聽。」

另一位大陸學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輪功數千人的大遊行時，他這樣描述自己的觀感：「我立即感覺到了我頭頂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線，在張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甚麼？我在探大陸的各種禁忌和口徑，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個字，回國後會帶來麻煩。此時此刻我特別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顫抖，我特別感到做一個中國人口齒之間的艱難！」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個民間審判江澤民的集會，一位組織者邀請一位老人來看一看。在電話裡，老人想了一想說，我還是不來了。問他為甚麼，他說：「我出來十七八年了，沒有回去過，我還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萬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匯報了，我這輩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歲了，雖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沒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遊客到香港看到有關《九評共產黨》的信息的第一反應是：「哎呀，這些人膽真大，敢說這些『反動』的話，在國內早被抓起來了。」因為人們知道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觀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國，還是無法不產生危險意識，「本能」地躲避。

人們知道高壓電、過馬路闖紅燈、火災、蛇等等東西危險，這些東西的出現會讓人們產生危險意識。但是這些都是有形的東西，即使可怕也還可以躲避。而人對有形的東西的害怕，有時遠遠不及對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的害怕。共產黨控制社會的最極端表現，就是內化成為中國人心裡無形卻無處不在的檢察官，隨時監控著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在每個人的意識裡都可能出現。一旦產生這種危險意識，常常會帶給人一種無處可逃的極度無助和絕望。伴隨著對可能出現的後果的估計和猜測，自己嚇唬自己又加重了對這種危險的恐懼。

目前最典型的一種表現就是對所謂「搞政治」罪名的恐懼心理。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政本來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在中國歷史上，有學而優則仕的說法，就是有學識有能力應該成為治理國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嚮來都是一個褒義詞。

但對於現今的中國人來說，一聽到「政治」可能會產生反感，甚至恐懼。如果有人有對正當權益的訴求，或者對社會現象和政策的意見，或者一談到共產黨，馬上就會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輕易就弄成了一個可以用來詆譭別人聲譽、肆意打擊別人的罪名，讓人們對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團體感到危險，避而遠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中國人認為「政治」是危險的，但人們卻無時無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掛帥。從學生所謂「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學、就業、參軍，都離不開政治審查。對重要社會事件，更免不了要進行一番表態。四十年前，在家裡種幾根青菜，養幾隻雞都是政治問題，要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在歷次運動中，不跟上形勢，「政治思想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往往成為被社會歧視的對象。黨反對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與黨保持一致。與黨一致的時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確的，與黨不一致的時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會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俗話講，「初生牛犢不怕虎」。小牛因為沒見過老虎，自然不會認為老虎危險。而很多中國人並沒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這種思維卻幾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為黨文化使中國人產生了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危險的意識，給中國人造就了心牢。

從心理上講，「危險意識」來源於「怕」。人腦子裡想甚麼，別人又不知道，為甚麼會怕呢？因為人的言論和行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黨的觀念，保不准甚麼時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說漏了嘴，不就會遭到中共的整肅嗎？歷史上吃了這種虧的人大有人在。於是，人們為了保全自己，就連跟黨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要自我約束。不但自己不能有，還要讓家人都不能有。整個社會造成了這樣一個環境，這個環境又反過來強化了人們的這種「危險意識」。

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危險的意識與中共長期的思想灌輸和高壓統治是分不開的。

中共自建黨以來，就週期性的殺人、鎮壓、搞運動，目的就是強化民間的恐怖記憶，鞏固中共的政權。中共歷史上的種種殘酷的鎮壓手段，給人們造成了深刻的恐懼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資源，掌握中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其迫害手段沒有底線，也沒有預知範圍。持有與「黨」不同意見的人，遭到的是從小到大，從經濟、名譽、心靈、肉體、生命等各層面的壓制和迫害。不信和質疑共產主義邪說，不滿並批評共產黨一黨專制的人被定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黨的高級幹部，如果存有不同意見，也會遭到嚴厲的清洗。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共仍然實行著高壓統治、特務統治和黑社會統治。其手段包括：封鎖自由資訊，監聽人們的言論，實行文字獄；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關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論以及合法抗爭的民眾；監控海外歸國人士；挾持國家資源進行海外滲透，等等。

人與人之間的戒心也加劇了人們的恐懼心理。人們不知道誰最後會捅自己一刀，會告自己的密，黨監視的眼睛似乎無處不在，有時是自己的敵人，有時卻是自己的親朋好友，甚至是自己捨命相救的人。告密成為了中共統治下獨特的一道齷齪的文化景觀。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採取了與黨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點兒的話題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實想法。

於是，接受了黨文化的人們主動地用中共的思想考慮問題，揣摩中共的心思，體會中共的觀念。表現形式有：先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後判定甚麼是符合目前黨觀念的，接著拿這個規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對自己是畫地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連想都不願想；對別人談論「敏感」話題進行阻止和勸說，更有甚者直接就去舉報或者打小報告，直接讓黨來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來到海外的中國人，在沒有黨控制的環境裡，仍然「本能」地害怕，人們像機器人一樣服從黨的命令。

有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危險意識，自動與黨保持一致的思維形成之後，人們變得處處小心翼翼，怯懦求全，習慣於通過唯唯諾諾、唯命是從來得到極權者和上司的恩寵，像奴隸般過日子，人的尊嚴徹底喪失了。六四時，有位參加遊行的教授打出的橫幅是，「跪久了，站起來遛遛」。可見，中國人被奴役久了，連抗爭都有氣無力——遛完了，再回去跪著。可悲的是，有很多人真的又重新跪下去了。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史官精神，春秋時代齊國的大臣崔抒殺了國君，被史官以弒君記錄入史。崔抒殺了這個史官，但第二個史官還是這樣記錄。第二個、第三個史官被殺了，其他史官還這樣堅持。這就是一種氣節，一種民族能夠長久生存的精神內核，也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所在。但中共的黨文化灌輸和迫害手段卻無情地摧毀了這種精神，知識份子或遭脅迫，或被收買，助紂為虐，幫助中共編造更多謊言欺騙民眾，以維護中共的獨裁統治。

中國古人也強調「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氣概。歷朝歷代，都湧現出不少無畏強權、蔑視權貴、為了尊嚴與價值可以不惜犧牲生命的人。西方社會裡，也有「不自由，毋寧死」的名言。但在今天的中國，在中共的暴政與黨文化灌輸下，中國人的勇氣卻空前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無端的怕心與恐懼。

於是，中國自古的民族尊嚴消亡了，一個民族改變自己命運的能力被扼殺了。有人說，中國早已是亡國奴，是殖民地。不錯，自1949年之後，中國其實就在精神上亡國了。共產黨扼殺了中國的民族精神，所建立的不是「新中國」，而是從精神到肉體的殘暴專制帝國。

一位著名的盲人作家曾經說過：「我的身體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正常社會裡正常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有充分選擇的權利，生活豐富多彩，人們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天的中國人雖然有了吃喝嫖賭的自由，但是卻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危險意識」使得中國人把自己關在思想監獄內，不符合「黨」觀念的一概不接受，甚至害怕，躲避。在這樣的一個嚴密體系生活過來的中國人，非常難以在黨給的思維體系外思考。在自己的心牢裡只能擁有符合黨文化和中共觀念的東西，其看世界的方式也只有自己的框框裡的那一點。思維立足於黨文化之中，受其精神奴役，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樂趣，人生變成了為中共而活。

我們必須明確一個基本的常識：「危險意識」的想法直接違背了現代的法治精神。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法律所懲罰的都是人們的犯罪行為，而絕不能是人們的思想。也就是法律只能根據一個人做甚麼去懲罰他，而絕不能根據這個人在想甚麼去懲罰他。當我們覺得某些想法很危險的時候，我們應該意識到這是中共以思想入罪的野蠻做法的後遺症。

「有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危險意識」這種習慣性黨文化思維、這種危險意識是非理性、無根據的。人的大腦由自己支配，想甚麼由自己來決定；一個人有自己的獨特想法，共產黨也並不能把他怎麼樣。就其主觀意圖而言，共產黨的確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可是，即使在共產邪靈最猖獗的時期，這一目標也沒有完全實現過。今天，共產黨對民眾進行思想控制的意願空前強烈，但其控制能力卻空前虛弱。中國人需要從中共製造的那種無形的恐懼中走出來，也一定能夠從這種無形的恐懼中走出來。擺脫對共產黨的非理性恐懼心理，此其時也。

擺脫恐懼，我們才能恢復做人的尊嚴，才會擁有一個自由的社會。

「要認真學習×××的先進事跡和崇高精神，不斷保持和發展×××，繼續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的偉大道路上奮勇前進。」

「要深刻認識×××的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把×××工作作為×××的重大戰略任務，持之以恆地抓緊抓好，一刻都不能放鬆。」

「全黨同志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為全面建設×××，不斷開創×××而繼續奮鬥！」

這是在中共某次大會報告中的段落。這樣空洞無物、套話連篇的黨八股話在中共的大會小會、廣播電視、報章雜誌中比比皆是。黨八股話是中共官員的典型話語系統，但黨八股話不僅僅限於官員，同時也在民間廣為普及。從官方到民間，講黨八股話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黨魁毛澤東曾寫過一篇《反對黨八股》，可是他的真實用意並不是反對黨八股，而是以此為藉口，用「言必稱希臘」之類玄玄乎乎的話影射和打擊黨內有留俄背景的共產國際派，主要是被其視為奪取黨內最高領導權最大障礙的王明。換句話說，毛不是要反黨八股，而是要用自己的毛式黨八股替代別種樣式的黨八股。這就解釋了為甚麼文化大革命中全國人狂讀「老三篇」、狂背「毛語錄」、狂揮「小紅書」的時候，毛卻再也不提「反對黨八股」了。

每逢甚麼大會，必定得來個政治表態，說甚麼離不開黨的堅強核心，離不開甚麼主義，甚麼思想，甚麼理論，甚麼觀；或者歷史證明甚麼甚麼是正確這類大話空話。還有要堅持某某某的領導，以甚麼思想為指導，以甚麼來武裝群眾，沿著甚麼特色道路前進，或者是緊密團結在某某人周圍，高舉甚麼旗幟，為甚麼事業做出更大貢獻的豪言壯語。

每逢領導講話，就要拍馬說甚麼「重要講話」，以突出講話人的地位，拔高講話的內容，說出一堆好話，如深刻說明了甚麼，引起甚麼重大反響，具有甚麼重大意義，等等。

代表上級講話，就一定要說到黨中央十分關心，高度重視。

官員去世，典型悼詞就是縱觀某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甚麼甚麼事業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官員出現了甚麼問題，一定是因為偏離了甚麼甚麼理論，沒有領會黨的甚麼甚麼精神，表決心一定要幹得更好。

受到表彰，一定要表示感激黨的培養，離不開組織的關心和愛護，最後要為甚麼甚麼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社會上或黨內出現甚麼狀況，一定就會加上「極少數」、「極個別」、「一小撮甚麼分子」。

對國際形勢的看法，總是「我們應當注意到，西方××勢力……」。

還有千篇一律的套話，要以某某為指導，某某為基礎，某某為動力，某某為保證，某某為目標，某某為中心……領導講話幾乎篇篇如此，以套話成堆來顯示深刻和全面。

還有緊跟政治宣傳口號的，甚麼張口就是「三講」、「三個代表」、「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穩定壓倒一切」、「三步走發展戰略」、「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國兩制」、」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時俱進」、「和諧社會」等等。

有人總結過「套話大全」，比如：開會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工作沒有不紮實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都是典型的八股話。

寫文章結尾難免要出現：「我們相信，在××××的努力下，××××一定會……」。

在文藝娛樂、日常生活中，也同樣充斥著黨八股話。

《四郎探母》是著名的京劇，在慶祝中國京劇院建院五十週年的經典劇目展演的《四郎探母》光盤上，赫然寫著這麼一段話：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京劇院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引下，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創排並上演了一系列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傳統和現代京劇劇目，造就了一批藝術人才。作為國家級藝術表演團體，中國京劇院為傳承民族藝術，弘揚民族精神，推動社會進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四郎探母》的創作是幾百年前的事情，在京劇舞台上唱了近二百年經久不衰。成功的原因是劇本好，演得好，與中共沒有任何關係。相反，京劇遭到了中共慘烈的破壞。京劇界四大須生中的馬連良、奚嘯伯、周信芳、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雲、著名武生蓋叫天等均遭迫害。因此，那段話實際上是對京劇傳統經典的褻瀆，背後反映的是一種討好當局的講黨八股話的思維。

潮菜在中國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在《中國正宗潮菜》菜譜的前言裡，有一段話：「新中國建立後，潮菜烹調又有新的發展。特別是近十幾年來，改革開放的春風帶來了潮汕地區經濟的騰飛……當今潮菜已經進入了一個鼎盛發展的時期。」既然是正宗烹調，當然是口味牌子越老越好，越傳統越好，不知道為甚麼改革春風能吹到鍋裡，讓潮菜進入「鼎盛發展時期」。這反映的同樣是一種習慣性講黨八股話的思維。

可以說，誰都知道黨八股話不好，誰都覺得黨八股話讓人噁心。但為甚麼人們卻又如此高頻率地講黨八股話呢？甚至很多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覺得時髦？其背後反映的到底是怎樣一種心態呢？

黨八股話背後隱藏著一種恐懼心理。人們形成講黨八股話的思維，時時處處隨口講黨八股，在某種意義上無非是向當局告白：他服從獨裁秩序，沒有任何反抗的意圖。在中共專制之下，人們不知道自己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論甚麼時候會給自己帶來不良後果，甚至於殺身之禍。所以重複黨說過的話，就成了一種最好的防護辦法，除了黨用過的詞，人們輕易不敢用。而黨說過甚麼話，則必須「緊跟形勢」，這樣才有安全感。自己說了黨八股，起碼政治上是正確的，不但別人挑不出毛病，還可以站在制高點上去攻擊別人。這種恐懼心理是人們養成講黨八股話的習慣思維的直接原因。

講黨八股話也是中共強行灌輸的結果。報紙、電視、電台、領導講話，到處充斥著那些黨八股詞，還有各級官僚部門發行的名目繁雜的「簡報」、「內參」、「通訊」、「信息」，更是黨八股話連篇。長期的灌輸，使得這些詞佔據了人們的思維，當人們用語言來陳述事實或自己的想法時，會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這些語句。而很多不知道黨八股話危害的人，則習慣於鸚鵡學舌，共產黨說甚麼自己就說甚麼。

講黨八股話也是由中共黨文化的話語系統決定的。在黨文化裡，歌功頌德、吹鬚拍馬、政治表態，構成了中共官場三大特色。正如第六章《習慣了的黨話》所分析的那樣，中共的黨話具有黑社會的鑒別身份的作用。會講黨八股話，是中共對其幫派成員的基本要求，是該成員飛黃騰達的通行證。不講黨八股的人，則被認為不是這個圈子的人，不被信任，受到排擠打擊。人們要欺世盜名，要削尖腦袋往上鑽，抑或只是為了在夾縫裡卑微地生存，都不得不說黨八股。還有的人認為講黨八股話才符合中共統治社會中的「主流」，把黨八股話當成場面上的話隨時隨地來幾段，顯示自己很入流，有本事。別人也覺得他會說話，很佩服，這樣又加重了這種習慣，整個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

習慣性講黨八股話的黨文化思維帶來嚴重後果。

人們對黨八股話的傳播，不管人們是違心還是譏諷，都使得黨文化成為人們生活、生存的一部份，因而在不斷地給中共創造著生存的環境，起到維護中共黑幫邪教的作用。因為人們對黨文化語言系統的使用，就是對中共因素的接納，就是在加強中共生存所依賴的場。

講黨八股話的思維也使得中國人與國際社會難以溝通。黨八股話反映的是一種虛偽的幫派文化，它使人難以在言語上跟他人溝通。其他國家的人在和中共領導人會談的時候，聽著後者說出來的一套一套黨八股話，常常愕然莫之能解、茫然不知所對， 不知道這個諾大的國家到底發生了甚麼，為甚麼不能從十幾億人裡面找出一個半個會說正常人的話的人來管理這個國家。

同時，人們習慣於說黨八股話的時候，也許不會意識到，黨文化因素已經開始了對人們獨立話語的扼殺，對獨立思維的絞殺，對獨立人格的虐殺,對改變自己生活的能力的悶殺。不管中共如何壞事做絕，中共的黨文化話語系統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控制人們的思維，扭曲人們的判斷標準，同時隱瞞自己的罪責，結果造成很多人習慣性地為中共辯護。因此，不管中共如何一次次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苦難，如何犯下一樁樁無法饒恕的罪惡，中共對中華民族的附體和對中國人的控制通過言語像夢魘一樣長期揮之不去。

一個人的語言是其精神世界的反映。語言反過來又能塑造人的精神世界。黨八股語言反映的是一種虛偽、醜陋、殭化的病態心靈。逐漸習慣於說黨八股話的過程，就是逐漸放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的過程，就是逐漸成為黨文化殭屍的過程。而誠懇的、和善的、寬仁的、自由的、靈動的、優雅的語言，則反映了美好的內心世界，同時有助於培養自由的思維習慣和豐富多彩的個性。

告別黨八股，告別束縛我們語言和心智的牢籠。只有這樣，中國人民的智慧才能真正發揮出來，中國社會才能重新恢復活力。

共產黨奪權之後，把改朝換代稱為「建國」，繼而以「救世主」和「締造者」的姿態在中華大地上開始了數十年的宣傳灌輸，彷彿我們五千年的歷史並沒有在地球上存在過。於是，政府成了由黨創建、永不變更的政府，國家成了由黨締造、終生領導的國家，民族成了由黨來救世、無條件代表的民族。沒有了共產黨，政府要成無政府，國家要成一鍋粥，民族要成亡國奴。黨給自己規定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凌駕在「政府」、「國家」和「民族」之上。

為了穩固黨的統治，中共嚴密地控制社會運作和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黨的機構從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窮鄉僻壤，無處不在；行起事來從殺人放火到戰天鬥地，可謂無所不敢；就是節慶婚嫁和女人生幾個孩子，黨也要無所不管。黨所到之處，「政府」、「國家」和「民族」就變成了黨手中的木偶，線牽在黨手裡，為黨服務。

今天的許多中國民眾，不是不知道黨同政府、國家和民族是兩回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心理上黨的影子是如此沉重，如此微觀，「黨」成為左右中國人命運的解不開的符咒。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人們覺得離開共產黨來談這個政府、來維護這個國家、來興旺這個民族，已經沒有甚麼實質意義，就像離開水來談魚兒，覺得簡直是胡鬧瞎扯。於是，黨、國家、政府、民族等概念的理論區分擋不住經驗範圍內的混雜一處，民眾對國家和民族的情結也就全都轉融到了對黨的情結中。反黨就是反政府，就是不愛國，就是反華，就是賣國，就是給中國人丟臉，給民族抹黑。黨偽裝成政府的權杖、國家的化身、民族的代表。一言以蔽之，黨就是一切。

（1）黨自封為「親愛的媽媽」

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孝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孝道中對母親的孝順最為突出。共產黨就把自己比作了母親，甚至比母親還要親的親人，從而獲得民眾的百般孝順。兒不嫌母丑，共產黨再壞人們也願意去維護黨的形象。

黨不種地不織布，哪裡能養育人民呢？正相反，是人民養育著黨，是「納稅人」的錢養活了共產黨。

但共產黨通過國家機器控制了全中國人的財富和資源，「共」了全中國的產。拿了原來屬於中國人的東西，再「恩賜」一點給百姓，人們自然覺得是黨送自己上的學，為自己分配的工作，為自己介紹的對象，為自己分的新房，為自己發的退休金。長期的封閉灌輸造成的母親情結，讓人們本末倒置地普遍覺得「共產黨再怎麼不好，但畢竟它對我有養育之恩啊」。其實恰恰相反，正常社會裡人人都要上學工作，成家立業，從來沒有聽說是哪個黨的功勞，一切是人們自己的勞動和付出所應該得到的，是正常的生活狀態。中國人生活的改善絕不是來源於共產黨，而是來自自己的辛勤勞動。而且，沒有共產黨的剝削和壓搾，中國人的生活肯定比現在更好。君不見，沒有共產黨的國家，不是有更多的人上學，有更好的工作，更大的住房和更多的退休金嗎？

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相信這個外來的邪勁十足的「母親」。不過，「人是鐵，飯是鋼，三天不吃餓得慌。」“黨媽媽」對於不聽話的人自有「大義滅親」的辦法。不給你飯吃，你怎麼辦？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前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任何一個人需要找工作，都得到黨那裡去找，這樣就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好像黨給了我們飯碗一樣。直到今天，黨只要願意，它可以不講任何道理地搶走我們的飯碗。這反而讓人感到——黨本來可以搶走我的飯碗，但它竟然沒有搶。由此人就對黨「感恩戴德」，覺得飯碗是黨給的，卻不想想「黨本來可以搶走我的飯碗」這個前提本身就是荒謬的。從心理學上講，黨越把飯碗控制得牢，人們也越覺得是黨給了自己基本生存的保障。人民是離不開飯碗的，當人把黨和飯碗等同起來的時候，「反黨」就成了「反人民」了。

共產黨熱衷於劃分「先進份子」和「落後分子」。「落後分子」是鬥爭的對象，而黨員必須是「先進份子」，是「先鋒隊」，是社會的「精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於是，黨成為國家和民族的「棟樑」、「未來」、「走向」。在這樣冠冕堂皇的宣傳攻勢下，惡黨居然成為「好人」，於是人們的潛意識中就更加依賴共產黨。

整個社會的權力被控制在黨的手中，不入黨就提不了干，不入團個人前途就受影響，甚至不讓入少先隊都會成為奇恥大辱。加入黨組織成為人們在社會上找到出路的前提條件。黨同人們的事業和生活緊密聯繫起來了。

黨支部書記不務正業，也沒有甚麼正業，除了宣傳灌輸黨的方針政策，外加抓思想工作。這個思想工作不但有監督群眾是不是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的這種政治思想，還包括鄰裡糾紛、職工糾葛和家庭矛盾。於是，黨同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私生活都分不開了。

雖然共產黨社會的道德都很低下，特別是現在的中國大陸，道德危機成為社會的共識，但是共產黨在宣傳上總是一以貫之地把自己標榜成道德的化身。每個時期都有一堆道德口號，甚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雷鋒好榜樣」、「五講四美」、「精神文明」、「三個代表」、「以德治國」、「八榮八恥」、「和諧社會」等等。因為它倡導的道德觀只是忠於黨維護黨的道德觀，共產黨自己又是不講道德的，所以道德總是越來越下滑，到了今天已是亂象叢生了。但是，這些道德政治宣傳運動讓人們誤認為黨是強調道德的。在學校，道德課也是屬於政治課，同黨綁在一起，讓人相信是黨要求人們學道德的，雖然中共宣傳的道德的最終目的就是讓人「聽黨的話，跟黨走，黨叫幹啥就幹啥」，但是從小就灌輸黨是所謂「道德化身」的教育體制，讓人總是相信黨本身是好的，壞事是個別人幹的。這一切都把黨同它自己造成的道德敗壞分開了。

愛國熱情和民族感情是最樸實的公民意識，而共產黨把這些感情的表達完全操縱在自己手裡。愛國主義和民族自尊的教育基本上是通過共產黨的少先隊、共青團和黨支部來組織宣傳的，宣傳的時候總是打著愛國主義教育用一堆一堆的謊言來灌輸對共產黨的熱愛。這樣，從小教育到大，習慣於從黨那裡接受有關國家民族的信息，人們不但覺得共產黨是愛國和維護民族利益的，更重要的是，人們更加熱愛以國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的黨了。

中共在宣傳愛國主義時，有一個專用詞彙，叫「愛國進步人士」。這裡的「進步」就是指擁護共產黨。潛台詞是甚麼呢？就是說，只有支持共產黨的人愛國才有意義，才是正確的。反黨的人不配愛國，或者，愛國是「落後」的，是錯誤的。這種宣傳確實能把人們的思維弄亂了。愛國就是愛國，是超越政治的，中共的這套把戲反而說明中共是不愛國的。

中共還有一個詞，叫「反黨反人民」。它把這兩件不相干的事放在一起說，長期下來，人們也就習慣認為反黨的就是反人民的了。

中共喊了多年的「黨政分開」，但黨是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力的，根本分不開。從中央到地方到街道到鄉鎮，書記永遠是一把手。這種從上到下密密麻麻的一把手權力架構，讓人們無奈地接受「黨才是真正管事」的現實，人們也習慣於說「黨和政府」而不是「政府和黨」，覺得離開黨來談事情，沒有意義。

共產黨並不是給每個單位派個書記就完事了，而是本身從中央到基層有一整套的並行於政府機構的班子——「中央軍委」與「國家軍委」，「黨中央」與「國務院」，「省委」與「省政府」，「縣委」與「縣政府」，「鄉黨委」與「鄉政府」——政府有「公檢法」，黨有「政法委」；政府有「廣電部」，黨有「中宣部」；政府有「人事部」，黨有「組織部」；政府有「監察部」，黨有「紀檢委」。黨是一把手，黨委永遠領導政府。人們想像不出沒有了黨，政府部門該如何運作了。同時，政府官員都由黨系統任命，政府官員反過來絕大多數又都是黨員，官員身份的二重性進一步把黨和政府盤根錯節地繞在一起。正常社會裡，各黨派的黨員、組織機構不能由納稅人供養。但是共產黨卻直接附體到了政府身上，各類專職、半職的黨務機構強行由納稅人的血汗錢供養。

國家的運作本來靠政府，但是共產黨附體到了政府身上，並從宏觀和微觀同時控制著政府，掌握著政府大大小小的決策。從宏觀上講，行政部門層層由黨領導，「黨中央」領導「國務院」，所以政府要聽書記的；從微觀上講，政府官員本身又是黨員，在黨員小組會上，要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所以，宏觀上擺不平的事，黨通過微觀的手法一定會擺平。如此，一方面黨完全控制了政府，讓後者成為其傀儡，另一方面也讓人們難以分清到底哪個是黨，哪個是政府，由此而經常把黨和政府混為一談。

運動員得了獎，科學家把衛星送上天，農民有個好收成，申辦個奧運，修了個水庫，中共都會把功勞算在自己身上。時間久了，人們還真認這個邪理了。把有點突出表現的人再誘騙發展入黨，這樣好事都成中共干的了。所以，有個現象，只要說一點中國的好事，人們自然就覺得是在說中共的好事，都能成為給中共塗脂抹粉的顏料。有一個詞叫「黨的政策好」。黨不管農民，農民有飯吃了，黨不管個體戶，個體戶發財了，沒有黨干擾了，百姓日子好過了，這本來是暴露共產黨有多麼不好，但共產黨反過來把這叫「政策好」，老百姓跟著就感恩戴德。現在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靠的本是廉價勞動力、海外投資和中國人的聰明勤勞，中共把這些都當作自己的資本。其實，恰恰相反，中共急功近利維護其合法性的心態，造成了多少資源浪費、環境破壞以及社會不公和道德敗壞。是因為中國有十幾億人的大市場才掀起的中國熱，可是中共的宣傳總是把世界對中國的重視當作對中共的擁護。

中共獨裁專制，卻很喜歡把「國家」、「民族」和「人民」掛在嘴上，動不動就發聲它要「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如何如何。老百姓沒有發表言論的份兒，只好被「代表」了。而反反覆覆被「代表」後，也就習慣了，好像中共真是個「代表」。

黨不但代表一切，還管一切。黨管政府，黨管軍隊，黨管國家機器，黨管外交，黨管著每個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黨就像癌細胞，侵入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這真是民族的大不幸。

雖然黨無處不在，弄得人們分不清黨同政府國家民族的概念，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卻是共產黨掩耳盜鈴地把「反黨」、「反共」塗抹成「反華」的主動混淆是非的宣傳。

共產黨的暴政在世界上名聲很不好，有的西方國家在移民時有三種人不受歡迎，納粹、恐怖主義和共產黨。說有人反共，那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中共在批判反共言論時，總是給對方貼上「反華」的標籤，「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堅定反共的稱作「反華頭子」。如果是中國人自己反對中共，更被罵作「賣國」、「給中國人民抹黑」等等，潛移默化地灌輸「中共」就是「中國」，就是「中國人民」。

黨成為「一切」後，人們就真的弄不清黨同政府、國家和民族的關係了。

批評美國總統的人，沒有人攻擊他不愛美國；批評美國共和黨的人，也不會有人攻擊他不愛美國人民；反對執政黨，並不意味著就是在反對美國政府；不論是在美國白宮前還是在美國之外抗議美國政府的美國人，不會被人扣上不愛國的帽子，也不會讓人覺得他是在給美國人民丟臉。反某個黨，更不會被控煽動顛覆國家的罪名。

但是，當有人揭露共產黨、批評社會黑暗的時候，很多人就會破口罵道：你是中國人嗎？在海外，如果有人對中共高官抗議的時候，也會有很多人憤怒不已，認為給中國人民丟臉。當有外國政要批評中共的時候，中共會奮不顧身地起來批判，老百姓也跟著附和。這些人的憤怒常常是出自內心的。當你在曝光中共的惡行時，他覺得你此時此刻真的是丟了他的臉，他認為因為你揭露中共的醜事而使他遭到洋人的鄙視，看不起他，讓他的臉在洋人面前掛不住了。可是，洋人們根本就不會有這種反應。中國人敢於出來揭露一個專制政權，反而會讓洋人們佩服你的勇氣和良心。那為甚麼我們中國人會有這種「丟臉幻想症」呢？就是因為混淆了黨與政府、黨與國家、黨與民族的概念，把自己作為了中共的一分子。很多人不自覺地把愛國等同於愛黨，以為批評中共就是批評中國，反對中共就等於反華，就等於出賣中國人民。

中共領導人出訪時，現在有一個很特別的景觀，就是有抗議人群也有中共組織的歡迎人群，但歡迎人群基本上是見不到被歡迎者的。那為甚麼還來歡迎呢？他們自己的理解是，歡迎不是目的，本來就知道領導人不會同他們照面，安排他們來的目的完全是針對抗議人群的。胡錦濤2006年訪問美國白宮時，有西方媒體採訪歡迎隊伍的組織者，問道：「你看對面啊，有兩千多人的抗議隊伍，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啊？」歡迎隊伍的組織人回答說「中國領導人來訪是一個很高興的時刻，在這個時候抗議領導人，是不合時宜的。」這個回答很可笑，因為你說現在不合時宜，那你能給這些抗議人一個合時宜的抗議時機嗎？你在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那個機會去見中國領導人，就敏感問題上訪是「擾亂社會秩序」，要坐牢的。而領導人到民主國家訪問，人民才有機會去抗議，為國內沒有說話權的同胞表達訴求，可有人又說在「高興的時刻」去抗議是「不合時宜」的，領導人出訪又都很高興，那也就沒有任何機會去抗議了。歡迎人群他們覺得他們是為了表達愛國熱情來對付抗議人群的。可是，不讓中共領導人聽到受到迫害的人民的心聲，中共如何能改錯呢？改不了錯，繼續迫害民眾，對國家和民族不是災難嗎？這種後果是愛國還是害國呢？說白了，那些歡迎的人以為是在愛國的面子，其實是在愛黨的面子。

在正常社會，人們擁護政府是不需要表達的，因為他們的選票已經表達了這一點。恰恰相反，人們對政府的不滿是需要表達的。政府無論做得多好，那都是它份內之事，當初百姓不就是看你能做好，才選了你嗎？反過來，政府做得不好，那就下台，換個能做好的上來。所以我們從來看不到法國總統出訪，法國大使館要組織人去歡迎他。民選政府領導人也有這個自信，他不需要這樣的外在形式來證明他的權力合法性。而共產黨這麼干的時候，它自己都意識不到，歡迎的人也意識不到，這是中共缺乏執政合法性而偽造的補救措施。

黨、國不分的混亂思維是中共有意製造的。中共知道自己只有幾十年的根基，又是舶來品，所以需要找個依靠。中國人向來愛國，有很強的民族自豪感，於是中共幾十年來一直把自己吹噓成愛國者，把自己打扮成中華民族利益的代表，欺騙百姓。同時它把黨和國家、人民、政府總是連在一起用，愛黨愛國，反黨反人民，反黨反政府，因此製造出種種黨與國之間的混亂。

我們需要確立的一個常識是，中共不等於中國。政黨與國家、民族從來都不是一個概念。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存在了幾千年，而中共的出現只有八十多年的歷史，統治中國不過五十多年。

中國一詞自古有之，最早指居「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原地帶。近代以來，特別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一詞始成為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法律和政治概念。一般而言，從歷史的角度，「中國」是從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開始，經歷了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中華民國和偽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一系列朝代和政權的連貫歷史的整體。從地理的角度，位於歐亞大陸東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約 13億)的國家，國土面積排行第三。從政治或行政的角度，目前存在兩個政體：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

當一個人提到中國的時候，你的腦子裡出現的是甚麼？可能是一張中國的地圖，或者是那裡的親朋好友，熙來攘往的人群，也可能是長城、黃河，地標性的建築，文物古蹟或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等等，但不會是一個政黨。這都是人的自然反應。國家的內涵包括了國土，國土上的各族人民，經濟、科技、文化、飲食、教育、節日、社會、宗教和政治等諸多層面。中國是指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而中共不等於中國。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中國貨風行世界，標籤上的「中國製造」，沒人會理解成「中共製造」。

然而在實際生活中，中國人的確把中共等同於中國，愛國等同於愛黨。一談到中共，很多人就下意識覺得是在談中國如何如何，「沒有了共產黨中國還能存在嗎？」，「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還是擁有廣泛市場。

在中國人普遍不相信共產主義，貪污腐敗盛行的今天，「我黨一貫正確」，「社會主義好」等政治口號已經不足以再讓中國人相信共產黨。為了保持中共的統治，不讓人們質疑為何要讓共產黨來統治中國，中共再次把黨和國家概念混淆，利用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極端的民族主義來引導中國人把愛國情緒放到黨身上。愛黨的行為和思想被中共宣傳為愛國的行為和表現。

中共中央制訂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用中國人經濟建設的成果來讓人堅持黨的路線，用黨的路線的內容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首先自我肯定，黨做的事情都是為了中國好；然後偷梁換柱說，中國的成就都是黨造成的；最後把愛國定義成堅持黨的路線；起到混淆概念的目的，讓人把愛黨擁黨等於愛國。

中國自古以來都不缺愛國者，但愛國並不是愛黨。真正的愛國者關心的是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忠誠於一個領袖、政權或黨派。因此，愛國者經常針砭時弊，批判現實。屈原曾「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杜甫則控訴「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些人都是中國真正的愛國者。按照中共今天的標準，他們很可能就會因為「惡毒攻擊政府」，「反黨反政府」的罪名遭到批判，身陷牢獄。

中國大陸如今流行的觀念，其實是要在中共政權的意志下，按照其規定的方向去行動，並為符合中共利益的成就歡呼，這就是愛國了。其實這是一種荒唐扭曲的愛國意識和愛國行為。2003年薩斯（非典）爆發，衛生部長張文康信誓旦旦表示中國很安全，非典得到控制。但他顯示的是對黨的忠誠，而不是對人民的忠誠。他是愛黨，愛他的烏紗帽，而不是愛國，愛民族，這樣的愛黨付出的代價是中國人的生命。真正的愛國者是蔣彥永醫生這樣把薩斯真相公佈出來，使薩斯能夠被重視，使人們能夠採取措施，挽救更多生命的人。真正的愛國，不是為了向中共表示自己的忠心而做出的種種「愛國」的表現，而是發自內心的對中國負責任。反對當權者對中國人民的迫害是真正愛國的表現，是因為中共的詆譭、中共混淆黨與政府、國家的概念才製造了種種思維誤區，讓人們不能理解被迫害者和平抗爭的正面意義。

對於批評中共的人，共產黨經常用的一個詞就是傷害中國形象，傷害中國人的感情。但非常清楚的是，中共不等於中國，批評中共當然不等於批評中國。事實上，真正傷害中國形象的恰恰是中共。中國古人講「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自己做好，在別人眼裡的形象自然就會變好。中共對中國民眾的迫害，對信仰者、獨立思想者、敢言者的人權迫害，利用共產黨的體系搞殘暴統治，在國際上扶植暴君和獨裁者等等行為是國際批評中共的根本原因。因此，正是中共的高壓殘暴政策，傷害了中國的形象。而那些批評中共迫害民眾做法的人，恰恰是維護中國形象的人。它意味著中國人敢於捍衛自己的尊嚴，有勇氣去改正自己的錯誤。

2005年10月24日，美國一位名叫羅莎‧帕克斯的黑人婦女辭世。50年前，她在阿拉巴馬州的一輛公共汽車上，拒絕服從不公正的種族歧視法令，拒絕向白人「讓座」。她的公民抗命義舉引發了一場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種族隔離制度因而被廢除。在她的葬禮上，國會參議員肯尼迪說，美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英雄。同樣身為黑人的美國國務卿萊斯發言說：「沒有她，我今天不可能以國務卿的身份站在這裡。」

另一位受到美國民眾高度尊敬的民權領袖是馬丁‧路德‧金博士。1963年，他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組織了一次25萬人的集會，反對種族歧視，要求種族平等。就在這次集會上，他發表了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次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他死後十五年，美國設立了國定假日「馬丁‧路德‧金日」以紀念這位民權領袖，他是除了華盛頓總統外享有此殊榮的唯一普通人。

沒有人會認為羅莎‧帕克斯和馬丁‧路德‧金給美國丟了醜，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形象。相反，他們帶給了美國榮耀，因為他們以巨大的勇氣捍衛了人權與尊嚴，帶來了平等與公義，贏得了人們的尊敬。他們的努力，改變了一個種族的命運，改變了美國，甚至也改變了世界。

中共詆譭人們對中共政權和中共迫害中國人的揭露，經常用的一個理由就是國家形象。但如果我們真正明白了正義者們的精神和目的，如果我們明白了中共是中國形象的真正傷害者，那麼，我們會更容易理解今天無數反對中共暴政的抗爭者，尤其是韆百萬法輪功學員講真相和反迫害的努力。維護信仰和制止中共對無辜百姓的迫害是中國人的正當權利。他們的努力，事實上維護了所有中國人的天賦人權和尊嚴，維護了中國人的形象。

有些受到黨文化洗腦深的人，一聽到中共要完了，就想我們該怎麼辦啊？好像中共完了，他也完了。

在一次「九評研討會」上，一位老太太提問：共產黨垮臺之後，誰給我們發養老金呀？一位主講人回答到：沒有了共產黨，就沒有了這個龐大的官員系統，而這個龐大的官員系統是一群世界上最腐敗的官員，沒有了他們以後，中國老百姓的退休金要翻倍地成長。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看看海外的華人就知道，沒有共產黨，日子完全可以過得更好。如果中國大陸不是共產黨統治，中國今天人均收入應該與台灣類似，那麼中國今天的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等於美國、日本、俄國等幾個強國加起來的總和。中國還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嗎？

對於中國的政府官員來說，沒有共產黨不是他們的末日，而是他們的真正解放。沒有了共產黨，他們才能真正施展才華，發揮才能。現在的官員都不得不主動順應中共的粗暴領導，或者乾脆被黨的系統束縛住了手腳，想幹正事幹不了，想不墮落卻不行。

現在的中國人，大半生或一生都生活在共產中國。雖然這段歷史充滿了恐怖和荒謬，但很多人的青春、理想、友誼、愛情、婚姻、家庭、成就甚至整個人生都和中共統治的這段歷史不可分割地糾結在一起；那些為民主自由奮鬥了多年的人，他們的智慧和辛勞也和這段歷史糾纏在一起。因此，很多人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中共的罪惡，但在感情上還對中共和中共的黨文化存在相當大的依賴。比如，有人不自覺地唱所謂「革命歌曲」來配合內心的感情；或者拿這樣那樣的「紅色經典」當藝術；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懷念「毛主席」時代的絕對平均；對外來文化衝擊擔憂的人錯把黨文化當成中華文化而維護等等。這種懷舊情緒反過來又使人們無法真正理智地審視中共的歷史和中國的現狀。因為自己本身的經歷和中共聯繫在一起，對自己的維護和珍惜不由自主地也分給了中共一份。一旦沒有了「黨」，有些人好像話也不會說了，手腳不知往哪兒放了，人生的意義也不知應該寄托在哪裡了，心裡甚至覺得空落落的。

其實，一個人成就一番事業，實現人生價值，有多種多樣的方式，是中共把人逼到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空幻而險惡的小道。古來的聖賢在正常的社會裡，通過自己的修為和涵養，達到了崇高的人生境界。「天生我材必有用」，各行各業的精英也都能以自己的方式為社會做出貢獻，從而青史留名。沒有了共產黨的中國社會，將會恢復仁、義、禮、智、信等中華傳統道德，人與人之間將會更加關愛和睦。

東歐共產黨國家解體後，在黨文化下生活的民眾從謊言包裝的生活下解脫出來。他們發現不用再看政府過濾後的假新聞，不用再被黨文化塑造自己的思維，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這才是人真正應有的生活狀態。雖然中共媒體一直對東歐國家進行妖魔化宣傳，以表明中國人決不能選擇拋棄中共、和平過渡的道路，實際上除了少數國家外，東歐改革總體上說是成功的。東歐轉型到現在將近二十年，儘管共產黨可以再次組黨參加競選，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再次選擇共產黨，也沒有民眾再次選擇黨文化。拋棄共產黨和黨文化的東歐人，失去的是一座監獄，得到的是平靜地安享自由和正常人的生活，社會和國家非但沒有崩潰，反而更加生機勃勃。

因此，喪鐘只為中共而鳴；亡黨不等於亡國。中共是現代中國人苦難的根源。不理智的懷舊只會加強中共對你心靈的控制，使你無法擺脫昨日的夢魘。

解體中共，解體黨文化，對所有中國人來說，都意味著一種新生。

人的頭腦就像一個口袋，裝進去金子他就是一袋金子，裝進去一袋黨文化，這個人就是一袋共產黨思想，不知不覺地成為共產黨的傳聲筒。中共的宣傳覆蓋了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人從有成就的學者到普通百姓，離開了黨文化，都無法正常思考、無法正常說話了。

共產黨就是要讓黨文化、讓意識形態、對黨的恐懼滲透到每個中國人的細胞深處、心靈深處，形成條件反射。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文化的產生與傳播，而是為了建立中共獨裁暴政所需要的「軟專政系統」，也就是思想專政系統。在黨文化裡，不管是中共最高層的官員，還是一般百姓，都生活在黨文化裡，難以逃脫黨文化思維的影響。這個惡果相當可怕。

中國人的黨文化思維不是一天一時形成的，它不是某個個人某個官員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普遍現狀。這個過程是中共長期有意識造就的。它運用一套扭曲的道德善惡標準，通過暴力灌輸和血腥恐怖，通過欺騙宣傳與扭曲邏輯，讓中國人對一個強行霸佔中國社會資源的集團感激，讓人們恐懼，讓人們成為黨文化的囚徒和奴隸，樂於接受中共謊言而排斥正常思維。正是這種不正常的思維，維繫著中共的謊言欺騙，維繫著中共的暴力專政，維繫著中國人的苦難與悲劇。

要改變一種定型的思維或心智模式，需要深刻的反思，一種集體的反省。但黨文化的思維恰恰不是內省的。在中共的資訊封鎖中，人們要想聽取不同的角度看法都很困難，更不要說一種新的視角對人們慣常思維的衝擊了。但是要想走出黨文化的陷阱，回歸正常思維，真正做自己心靈和思想的主人，我們今天就不能不正視我們曾被中共扭曲的思維，主動改變自己在黨文化影響下形成的觀念和思維方式。

要想真正愛國，真正為這個民族的將來著想，就需要拋棄黨文化的思維，用正常人的方式來思維。要真正得到健康的生活和社會，需要每個人清除自己的黨文化思維。因為中國社會是每一個中國人一起組成的，其中包括你。

—— 轉自《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