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玉東，48歲，原天津市司法警官學校教師，現天津市津西監獄幹警。2007年5月10日被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刑警刑訊逼供，以涉嫌故意殺人為由羈押，直至2010年3月18日無罪釋放。
【案情簡介：2006年11月經人介紹，我與死者史春英相識，交往共三四次，06年12月16日下午史與我兩次通話讓我晚上去找她，晚六點左右到其居住處，未見到，等候約半小時回家。後發現此人不見。2007年5月10日死者屍體被與其一起居住的兩名公司經理（其中一人與其姘居）在其住處陽台上發現，報警。】
一、公安河西分局刑警的刑訊逼供
2007年5月10日晚河西刑警找到我，我為配合調查，在什麼也不知道的情況下主動隨他們來到公安河西分局。在原任河西分局長（現任市公安局副局長）賈慶的督辦過程中，他指使、縱容、默許辦案刑警（都是誰我現在也不知道，連基本相貌都記不清，只知道是刑警一大隊的）進行刑訊逼供及各種違法行為。不按規定「立即送看守所羈押」，而是，採用全身固定，體罰、不讓睡覺（長達七天八夜），我剛一犯睏或拳擊、或腳踹、或是一杯涼水潑在頭上，我從第二天就神志不清，基本處於半昏迷狀態，腦袋裡都是幻覺，人在天花板上走，不斷幻化，房子是倒著的，腳下是萬丈深淵，兩側的牆壁不斷地向我擠壓過來……；不斷威脅「還沒有從我們這正常走出去的人，不按我們的要求說，我們可以直接打死你，然後報個正常死亡就可以了」、「我們故意把你放到院裡，說你逃跑，然後開槍打死你」、「我們局長說像你這種人可以隨便打，打死也白打」、用不給吃喝、侮辱、辱罵、威脅、誘導、欺騙等各種方法不間斷訊問，進行刑訊逼供，我認為「不按他們要求的說不要說不挨打，連命都保不住」。刑訊逼供使我編造出了所謂的「有罪供述」，直到5月17日被送進看守所。河西刑警的刑訊逼供使我成了天津版的「趙作海」。
二、河西看守所民警利用職權詐騙
在此期間有些民警的違法犯罪行為到了公然的地步，如我在河西看守所羈押期間，大約在2007年5月20日左右，我朋友周豔來送錢物，並寫一張便條，註明電話號碼，讓我有事情找她。在她剛出看守所時間不長的路上就接到一個電話，自稱是我的管教，說：受我委託給她打電話，讓她為我請一個律師。該警察說我讓她去找王麗萍律師，然後告知王麗萍律師的電話和地址。周豔去找該律師，簽訂委託合同，收取前期代理費一萬二千元及手續費一千元。約在六月十幾日王麗萍律師前來會見，我不清楚怎麼回事，也不知道王麗萍其人，拒絕她的辯護。後王麗萍退費用大概是兩千元。我無罪釋放後，無數次找到河西看守所和相關部門，都以無法提供違法民警的姓名和當時的電話號碼為由拒絕進行解決和解釋。
三、混亂的看守所
三年來我歷經河西看守所、市第一看守所、市第二看守所，極其惡劣的生存條件和終日的被毆打辱罵使看守所成了人間煉獄。吃的是半碗水半碗泥未清洗未剝皮的菜湯；每個監號二十幾平米關押二十多個犯罪嫌疑人，必須側身筆直才能睡覺，夜間一旦去大小便就無法躺回原位睡覺；一套生活用品以高價賣很多次；看守所以數倍於市場的價格向犯罪嫌疑人出售必需品；犯罪嫌疑人上錢不入賬，犯罪嫌疑人經常收不到錢；看守所民警對沒有錢的犯罪嫌疑人有病不給醫治；縱容默許監捨內「鷹頭、老大」吃拿卡要，對其他犯罪嫌疑人威脅毆打侮辱欺壓；利用「鷹頭、老大」進行管理；強迫進行超時超體力勞動；「鷹頭、老大」隨意竄「號」；犯罪嫌疑人私藏現金、私藏電話；監捨內刀鏟鍋灶一應俱全，煎炒烹炸喝酒抽煙、等等。
四、辦案民警的違法違紀行為
在案件審理及被羈押過程中，除刑訊逼供外，辦案民警和看守所民警的違法違紀行為非常普遍且非常嚴重。如我被拘留後一直控制在刑警隊進行刑訊逼供（不按規定向看守所立即移送）；違反法律規定，延長拘留；5月25日延長拘留，卻強迫我簽5月17日；8月初進入審查起訴階段，預審民警卻一直提訊到8月底；鑑定結論不向我送達等等。
五、我被毀掉的後半生
三年來我歷經河西看守所、市第一看守所、市第二看守所，經歷了各種外人所無法想像的事情，也見到了各種千奇百怪的案件，終日在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的毆打威脅辱罵下戰戰兢兢地生活，終日在死刑的威脅下煎熬，終日在委屈冤枉窩囊尋死中捱過，終日在漫長的遙遙無期的等待中度日。
三年的看守所生活，我經歷了外人所無法想像的痛苦，原本身體健康的我已完全崩潰，疾病纏身，滿頭白髮，性能力幾乎喪失，心理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折磨，精神恍惚，夜裡無法入睡，每天夜裡睜開眼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好長時間才能定下心神回到現實，現在即使是躺在自己家裡，終日也生活在驚懼之中。經濟受到了巨大損失，除各種正常的收入外，臨進去時剛買的房子，險些被原房主騙走，最後被敲詐數萬元，房子差點被銀行拍賣，最後付出了幾萬元的罰息和訴訟費。朋友同事都遠離我，仍然在用殺人犯的眼光看我，不再與我來往，失去了工作上的各種機會。家庭破裂，準備結婚的女友也已嫁作他人婦，結婚生子只能從頭再來。這一輩子再也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父母和家人遭受到巨大的壓力，數年來父母奔波於各政法機關之間，原本拮據的經濟現債台高築，健康的身體已失去勞動能力和生活能力，疾病纏身，精神已完全崩潰。我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就這樣被毀掉了。我既然是無罪釋放，就應該得到應有的補償，迫害我的人就應該得到懲罰。
六、艱難的信訪之路
2010年3月無罪釋放後，開始了四年來的漫漫信訪之路。無罪釋放後，我找到河西刑警，河西刑警說：這不算刑訊逼供，如果不這樣做，對老百姓無法交代；市公安局信訪人員說這不是刑訊逼供；找到原預審員王戎強，王戎強說：這都賴你自己，你如果不承認不就沒事了，他一點也沒錯；找到檢察院，檢察院說我無法提供刑訊逼供的具體人員姓名，又說這事不歸他們管；找到法院想看一看相關案卷，卻被告知屬於國家機密；找到律師，律師說有規定當事人不允許看相關材料；我反映民警詐騙問題，公安局說我無法提供當時的電話號碼和具體人員。四年來我跑遍了各相關部門，郵件信函發了無數，每月公安局局長接待日我在半夜就去排隊等候，各相關部門或推脫，或拒絕，或拖延，直到今天，沒有任何一個人或任何機構找到我進行正式溝通。
在信訪過程中，我曾數次見到市公安局局長、分局局長，市局局長說「對犯罪分子不可能客客氣氣」，分局局長說「你很幸運，如果是我審訊，你早就被我打殘了」。刑訊逼供已成為刑警眼中最有效的破案手段，最基本的破案手段。在目前這種以刑訊逼供為基本辦案手段的嚴刑峻罰下，只要你受到了指控，即使是無辜的守法公民也無法倖免。在這種體制下，任何一個公民隨時都有可能「被殺人」、「被搶劫」，任何一個合法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隨時都有可能被無理由的剝奪。我們每一個人都隨時可能被「趙作海」、「佘祥林」。
經歷了此次事件，我更加認識到司法工作的嚴肅性、審慎性、重要性，稍有偏差就會左右一個無辜公民的生死和自由。司法機關只有正視錯誤，才能承認錯誤，只有勇於承認錯誤，才能改正錯誤，只有勇於改正錯誤，才能提高執法水平。為了我國法制建設的進步，為了我的悲劇不再繼續發生，為了警醒他人和社會，我要求：
1、相關人員賠禮道歉；
2、在相關範圍內消除影響；
3、追究相關人員的相關責任；
4、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撫慰金。
投書人 王玉東
2014年5月4日
【案情簡介：2006年11月經人介紹，我與死者史春英相識，交往共三四次，06年12月16日下午史與我兩次通話讓我晚上去找她，晚六點左右到其居住處，未見到，等候約半小時回家。後發現此人不見。2007年5月10日死者屍體被與其一起居住的兩名公司經理（其中一人與其姘居）在其住處陽台上發現，報警。】
一、公安河西分局刑警的刑訊逼供
2007年5月10日晚河西刑警找到我，我為配合調查，在什麼也不知道的情況下主動隨他們來到公安河西分局。在原任河西分局長（現任市公安局副局長）賈慶的督辦過程中，他指使、縱容、默許辦案刑警（都是誰我現在也不知道，連基本相貌都記不清，只知道是刑警一大隊的）進行刑訊逼供及各種違法行為。不按規定「立即送看守所羈押」，而是，採用全身固定，體罰、不讓睡覺（長達七天八夜），我剛一犯睏或拳擊、或腳踹、或是一杯涼水潑在頭上，我從第二天就神志不清，基本處於半昏迷狀態，腦袋裡都是幻覺，人在天花板上走，不斷幻化，房子是倒著的，腳下是萬丈深淵，兩側的牆壁不斷地向我擠壓過來……；不斷威脅「還沒有從我們這正常走出去的人，不按我們的要求說，我們可以直接打死你，然後報個正常死亡就可以了」、「我們故意把你放到院裡，說你逃跑，然後開槍打死你」、「我們局長說像你這種人可以隨便打，打死也白打」、用不給吃喝、侮辱、辱罵、威脅、誘導、欺騙等各種方法不間斷訊問，進行刑訊逼供，我認為「不按他們要求的說不要說不挨打，連命都保不住」。刑訊逼供使我編造出了所謂的「有罪供述」，直到5月17日被送進看守所。河西刑警的刑訊逼供使我成了天津版的「趙作海」。
二、河西看守所民警利用職權詐騙
在此期間有些民警的違法犯罪行為到了公然的地步，如我在河西看守所羈押期間，大約在2007年5月20日左右，我朋友周豔來送錢物，並寫一張便條，註明電話號碼，讓我有事情找她。在她剛出看守所時間不長的路上就接到一個電話，自稱是我的管教，說：受我委託給她打電話，讓她為我請一個律師。該警察說我讓她去找王麗萍律師，然後告知王麗萍律師的電話和地址。周豔去找該律師，簽訂委託合同，收取前期代理費一萬二千元及手續費一千元。約在六月十幾日王麗萍律師前來會見，我不清楚怎麼回事，也不知道王麗萍其人，拒絕她的辯護。後王麗萍退費用大概是兩千元。我無罪釋放後，無數次找到河西看守所和相關部門，都以無法提供違法民警的姓名和當時的電話號碼為由拒絕進行解決和解釋。
三、混亂的看守所
三年來我歷經河西看守所、市第一看守所、市第二看守所，極其惡劣的生存條件和終日的被毆打辱罵使看守所成了人間煉獄。吃的是半碗水半碗泥未清洗未剝皮的菜湯；每個監號二十幾平米關押二十多個犯罪嫌疑人，必須側身筆直才能睡覺，夜間一旦去大小便就無法躺回原位睡覺；一套生活用品以高價賣很多次；看守所以數倍於市場的價格向犯罪嫌疑人出售必需品；犯罪嫌疑人上錢不入賬，犯罪嫌疑人經常收不到錢；看守所民警對沒有錢的犯罪嫌疑人有病不給醫治；縱容默許監捨內「鷹頭、老大」吃拿卡要，對其他犯罪嫌疑人威脅毆打侮辱欺壓；利用「鷹頭、老大」進行管理；強迫進行超時超體力勞動；「鷹頭、老大」隨意竄「號」；犯罪嫌疑人私藏現金、私藏電話；監捨內刀鏟鍋灶一應俱全，煎炒烹炸喝酒抽煙、等等。
四、辦案民警的違法違紀行為
在案件審理及被羈押過程中，除刑訊逼供外，辦案民警和看守所民警的違法違紀行為非常普遍且非常嚴重。如我被拘留後一直控制在刑警隊進行刑訊逼供（不按規定向看守所立即移送）；違反法律規定，延長拘留；5月25日延長拘留，卻強迫我簽5月17日；8月初進入審查起訴階段，預審民警卻一直提訊到8月底；鑑定結論不向我送達等等。
五、我被毀掉的後半生
三年來我歷經河西看守所、市第一看守所、市第二看守所，經歷了各種外人所無法想像的事情，也見到了各種千奇百怪的案件，終日在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的毆打威脅辱罵下戰戰兢兢地生活，終日在死刑的威脅下煎熬，終日在委屈冤枉窩囊尋死中捱過，終日在漫長的遙遙無期的等待中度日。
三年的看守所生活，我經歷了外人所無法想像的痛苦，原本身體健康的我已完全崩潰，疾病纏身，滿頭白髮，性能力幾乎喪失，心理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折磨，精神恍惚，夜裡無法入睡，每天夜裡睜開眼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好長時間才能定下心神回到現實，現在即使是躺在自己家裡，終日也生活在驚懼之中。經濟受到了巨大損失，除各種正常的收入外，臨進去時剛買的房子，險些被原房主騙走，最後被敲詐數萬元，房子差點被銀行拍賣，最後付出了幾萬元的罰息和訴訟費。朋友同事都遠離我，仍然在用殺人犯的眼光看我，不再與我來往，失去了工作上的各種機會。家庭破裂，準備結婚的女友也已嫁作他人婦，結婚生子只能從頭再來。這一輩子再也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父母和家人遭受到巨大的壓力，數年來父母奔波於各政法機關之間，原本拮據的經濟現債台高築，健康的身體已失去勞動能力和生活能力，疾病纏身，精神已完全崩潰。我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就這樣被毀掉了。我既然是無罪釋放，就應該得到應有的補償，迫害我的人就應該得到懲罰。
六、艱難的信訪之路
2010年3月無罪釋放後，開始了四年來的漫漫信訪之路。無罪釋放後，我找到河西刑警，河西刑警說：這不算刑訊逼供，如果不這樣做，對老百姓無法交代；市公安局信訪人員說這不是刑訊逼供；找到原預審員王戎強，王戎強說：這都賴你自己，你如果不承認不就沒事了，他一點也沒錯；找到檢察院，檢察院說我無法提供刑訊逼供的具體人員姓名，又說這事不歸他們管；找到法院想看一看相關案卷，卻被告知屬於國家機密；找到律師，律師說有規定當事人不允許看相關材料；我反映民警詐騙問題，公安局說我無法提供當時的電話號碼和具體人員。四年來我跑遍了各相關部門，郵件信函發了無數，每月公安局局長接待日我在半夜就去排隊等候，各相關部門或推脫，或拒絕，或拖延，直到今天，沒有任何一個人或任何機構找到我進行正式溝通。
在信訪過程中，我曾數次見到市公安局局長、分局局長，市局局長說「對犯罪分子不可能客客氣氣」，分局局長說「你很幸運，如果是我審訊，你早就被我打殘了」。刑訊逼供已成為刑警眼中最有效的破案手段，最基本的破案手段。在目前這種以刑訊逼供為基本辦案手段的嚴刑峻罰下，只要你受到了指控，即使是無辜的守法公民也無法倖免。在這種體制下，任何一個公民隨時都有可能「被殺人」、「被搶劫」，任何一個合法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隨時都有可能被無理由的剝奪。我們每一個人都隨時可能被「趙作海」、「佘祥林」。
經歷了此次事件，我更加認識到司法工作的嚴肅性、審慎性、重要性，稍有偏差就會左右一個無辜公民的生死和自由。司法機關只有正視錯誤，才能承認錯誤，只有勇於承認錯誤，才能改正錯誤，只有勇於改正錯誤，才能提高執法水平。為了我國法制建設的進步，為了我的悲劇不再繼續發生，為了警醒他人和社會，我要求：
1、相關人員賠禮道歉；
2、在相關範圍內消除影響；
3、追究相關人員的相關責任；
4、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撫慰金。
投書人 王玉東
2014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