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07月05日訊】歷史真相系列《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一集 因妒生惡的世紀迫害（上）
1998年長江洪水爆發，政府號召群眾捐助。在電視上顯示捐助者名字時，很多法輪功學員捐錢不署名，只用「法輪功學員」的名號。江澤民在電視上看到「法輪功」的字樣，臉就沉得厲害；江澤民到抗洪前線去視察，看到一隊人馬晝夜不停地在搶險，叫隨行的人去問問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結果一問原來是法輪功學員。江的心裡是五味雜陳，可是在大庭廣眾下又不好發作。
早在1993年，「李大師」的名字就在北京傳開了。江聽不得在他面前對別人的讚美之詞。 鐘桂春曾在北京公安系統工作，他講述了這樣一段經歷：
「1992年我們都在大會堂開會，江澤民接見北京公安的警察。所有的警察都看著他從裡面出來的一個動作，就是走路的姿勢，人家出來都是舉止正常，他不是。鼓掌的時候手五個手指頭是張開的，肚子是挺著的，都是亮白吧，就亮著這樣姿勢出來。當時我們感到很奇怪，他的手都是乍著，身體就是這樣。有些個警察，甚至有些個老百姓看了電視的就說了，他是蛤蟆。後來我們一聯想確實是那個動作。」
因為反映到他耳朵裡面，他也覺得自己動作不雅觀、不好看。他就問身邊的工作人員，現在當今全國誰最有名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告訴是李大師。法輪功的李大師最有名，說李大師往那一站，洋洋灑灑講上幾個小時從來不用稿的，出來就可以編出書來了，說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去學照著去做，就是擁護，就是尊敬了。江澤民聽到這個以後，就受不了」 ，又犯老毛病，對法輪功的李大師開始妒嫉。
中共領導人都熱衷於搞一個什麼理論來為自己樹立威信，號召全國人民都來學習。江澤民在1995年也搞起了一個所謂的「三講」運動，這就是後來的所謂「三個代表」的前身，搞了兩年也沒弄出什麼名堂。江澤民受不了這種冷落，於是從1998年11月起，江澤民決定用三年時間在全國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中用整風精神開展「三講」教育。江的這種走過場的東西，並不能從內心改變一個人，對於改善社會風氣根本不起作用。
相比之下，法輪功學員不追求任何權力，都是自願修煉，是明白了人生真諦之後發自內心的願意按「真.善.忍」去做好人。自從1994年遇到公安等一些職能部門的騷擾之後，法輪功學員就用親身經歷，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祛病健身和道德回升的情況。這恰恰觸動了江澤民的那個敏感神經——為什麼人心向善的這種事不是歸功於自己的那個「三講」而是歸功於法輪功，歸功於那個「李大師」呢？
法輪功創始人平民出身，不僅在國內，而且在世界各地講法時，各路教授、專家、留學生雲集，許多博士、碩士甚至不遠萬裡飛去聽法。江澤民平時總好在人前露兩句外語什麼的，或不分場合高歌一把，以顯示其能耐了得，可要出口成書，那是哭也沒門的。這令虛榮、妒嫉、心胸狹窄的江澤民無法忍受。
江的夫人王冶坪也跟人學過法輪功，七個政治局常委的家屬都有人學習法輪功。這哪還能忍受得了，他的說法是：「連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誰還來信我這個總書記！」
看到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對法輪功創始人發自內心的尊敬，這令江澤民無法接受。經過40年中共的灌輸洗腦後，竟還有那麼多人，包括共產黨員，轉向法輪功的修煉中去。江澤民妒火中燒再也忍捺不下去了。
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後，江澤民感到兒皇帝熬到頭了，更是急於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江澤民一直尋機發動一場運動來為自己揚威立萬。
1999年「四•二五」法輪功學員上萬人上訪的當天，到下午3點多時，江澤民坐著深色玻璃的防彈車繞中南海一周，觀察上訪人員的情況。他看到了幾十位肩掛頭銜的軍人，竟然也在門前上訪，這些軍人不去追隨他這個軍委主席，居然也去信了法輪功。
當晚，江澤民寫了一封信，題為：一個新的信號：「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這是江澤民第一次提出共產黨要戰勝法輪功。當時中共中央其他的六個常委都不認同。
《美國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的報告說，「朱熔基兩次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同江澤民進行了爭辯，認為如果對法輪功問題不謹慎處理，就會激化矛盾。江澤民認為，‘六•四’十週年來臨的非常敏感時期，一定要採取強硬措施對付法輪功，否則會亡黨亡國。
2011年2月，香港《前哨》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副標題是「江澤民終身後悔的兩大事件」。這兩大事件分別是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和迫害法輪功。對於後一件事，《前哨》雜誌的文章的描述很具體：「封殺法輪功的決定從一開始就在政治局常委會內部引起爭議。朱鎔基、李瑞環就認為對於一種『功』完全沒有必要如此大動干戈，更沒必要搞成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除了政治局常委，江澤民還在自己的家裡遇到了反對，因為他的老婆王冶坪、孫子江志成都曾經修煉過法輪功。」
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9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說，法輪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為國家節省了很多醫藥費，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對此很高興，認為國家可以用省下來的那些錢幹別的事情」。其實，法輪功是在「六•四」之後普及開來的，強身健體，提升道德，有力地穩定了社會。
不少學員是幹部，但不貪不腐，在中共官場堪稱奇異。還有的學員是下崗職工，但從不參與下崗群眾的「鬧事」，對當政的中共來說，實在有利無害，這正是其他領導人都反對鎮壓法輪功的原因。但江澤民堅持己見，強行推動政治局通過了取締法輪功的決議。邪勁一上來， 「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他恨不得把這句話說成「我就不信我江澤民戰勝不了法輪功」。
中共自從成立以來，即使在四面是敵的弱小時期，就一直伴隨者內部的清洗和屠殺。建政以後，又通過頻繁的政治運動對內部不同的聲音和觀點進行殘酷打擊、批判甚至肉體消滅。
被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站錯了隊跟錯了人。能在中共政治絞殺機器生存下來並進入最高權力圈子的官員，在面臨對重大政治決策需要表態時，首先考慮的是自己不要因為站錯了立場而影響了自己的仕途。而在各種類型需要做決策的事件中，最不可能出面據理力爭的決定就是關係到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尤其是信仰的權利。
從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的信到6月7日的講話，江澤民用於迫使政治局常委同意鎮壓的手段，就是把法輪功問題提到了對中共挑戰的高度。他提出的主要論點包括：圍困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組織嚴密、和中共爭奪群眾、爭奪陣地、西方敵對勢力、幕後黑手等等，並且把法輪功上訪和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相比較。這些說法，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都是在中共歷年政治迫害中最嚴重的指控和罪名。在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即使是黨內最高領導人，一旦對這類問題態度立場不明確，也逃脫不了被清除的命運。於是，當江澤民把法輪功問題提高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後，他一個人，一個絕對少數的意見就變成了此後十多年中共最重要的政策。儘管江澤民沒有前任黨魁的權威，政治局常委們雖然不同意鎮壓，但誰也不會為一個群眾性的修煉群體去真正挑戰江的地位和決定。
多少年來，人們都在問，江澤民為什麼要鎮壓法輪功。是因為修煉的人太多了嗎？修煉「真.善.忍」的人再多，中共多數領導人也都看到了對穩定社會有利無害，不是越多越好嗎。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個人的妒嫉心。對法輪功，對法輪功創始人的妒嫉，埋下了江澤民1999年7月20日對法輪功由妒生恨的殺機。
待續
《真實的江澤民》寫作組新唐人電視台聯合製作
2004年4月
1998年長江洪水爆發，政府號召群眾捐助。在電視上顯示捐助者名字時，很多法輪功學員捐錢不署名，只用「法輪功學員」的名號。江澤民在電視上看到「法輪功」的字樣，臉就沉得厲害；江澤民到抗洪前線去視察，看到一隊人馬晝夜不停地在搶險，叫隨行的人去問問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結果一問原來是法輪功學員。江的心裡是五味雜陳，可是在大庭廣眾下又不好發作。
早在1993年，「李大師」的名字就在北京傳開了。江聽不得在他面前對別人的讚美之詞。 鐘桂春曾在北京公安系統工作，他講述了這樣一段經歷：
「1992年我們都在大會堂開會，江澤民接見北京公安的警察。所有的警察都看著他從裡面出來的一個動作，就是走路的姿勢，人家出來都是舉止正常，他不是。鼓掌的時候手五個手指頭是張開的，肚子是挺著的，都是亮白吧，就亮著這樣姿勢出來。當時我們感到很奇怪，他的手都是乍著，身體就是這樣。有些個警察，甚至有些個老百姓看了電視的就說了，他是蛤蟆。後來我們一聯想確實是那個動作。」
因為反映到他耳朵裡面，他也覺得自己動作不雅觀、不好看。他就問身邊的工作人員，現在當今全國誰最有名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告訴是李大師。法輪功的李大師最有名，說李大師往那一站，洋洋灑灑講上幾個小時從來不用稿的，出來就可以編出書來了，說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去學照著去做，就是擁護，就是尊敬了。江澤民聽到這個以後，就受不了」 ，又犯老毛病，對法輪功的李大師開始妒嫉。
中共領導人都熱衷於搞一個什麼理論來為自己樹立威信，號召全國人民都來學習。江澤民在1995年也搞起了一個所謂的「三講」運動，這就是後來的所謂「三個代表」的前身，搞了兩年也沒弄出什麼名堂。江澤民受不了這種冷落，於是從1998年11月起，江澤民決定用三年時間在全國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中用整風精神開展「三講」教育。江的這種走過場的東西，並不能從內心改變一個人，對於改善社會風氣根本不起作用。
相比之下，法輪功學員不追求任何權力，都是自願修煉，是明白了人生真諦之後發自內心的願意按「真.善.忍」去做好人。自從1994年遇到公安等一些職能部門的騷擾之後，法輪功學員就用親身經歷，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祛病健身和道德回升的情況。這恰恰觸動了江澤民的那個敏感神經——為什麼人心向善的這種事不是歸功於自己的那個「三講」而是歸功於法輪功，歸功於那個「李大師」呢？
法輪功創始人平民出身，不僅在國內，而且在世界各地講法時，各路教授、專家、留學生雲集，許多博士、碩士甚至不遠萬裡飛去聽法。江澤民平時總好在人前露兩句外語什麼的，或不分場合高歌一把，以顯示其能耐了得，可要出口成書，那是哭也沒門的。這令虛榮、妒嫉、心胸狹窄的江澤民無法忍受。
江的夫人王冶坪也跟人學過法輪功，七個政治局常委的家屬都有人學習法輪功。這哪還能忍受得了，他的說法是：「連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誰還來信我這個總書記！」
看到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對法輪功創始人發自內心的尊敬，這令江澤民無法接受。經過40年中共的灌輸洗腦後，竟還有那麼多人，包括共產黨員，轉向法輪功的修煉中去。江澤民妒火中燒再也忍捺不下去了。
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後，江澤民感到兒皇帝熬到頭了，更是急於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江澤民一直尋機發動一場運動來為自己揚威立萬。
1999年「四•二五」法輪功學員上萬人上訪的當天，到下午3點多時，江澤民坐著深色玻璃的防彈車繞中南海一周，觀察上訪人員的情況。他看到了幾十位肩掛頭銜的軍人，竟然也在門前上訪，這些軍人不去追隨他這個軍委主席，居然也去信了法輪功。
當晚，江澤民寫了一封信，題為：一個新的信號：「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這是江澤民第一次提出共產黨要戰勝法輪功。當時中共中央其他的六個常委都不認同。
《美國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的報告說，「朱熔基兩次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同江澤民進行了爭辯，認為如果對法輪功問題不謹慎處理，就會激化矛盾。江澤民認為，‘六•四’十週年來臨的非常敏感時期，一定要採取強硬措施對付法輪功，否則會亡黨亡國。
2011年2月，香港《前哨》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副標題是「江澤民終身後悔的兩大事件」。這兩大事件分別是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和迫害法輪功。對於後一件事，《前哨》雜誌的文章的描述很具體：「封殺法輪功的決定從一開始就在政治局常委會內部引起爭議。朱鎔基、李瑞環就認為對於一種『功』完全沒有必要如此大動干戈，更沒必要搞成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除了政治局常委，江澤民還在自己的家裡遇到了反對，因為他的老婆王冶坪、孫子江志成都曾經修煉過法輪功。」
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9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說，法輪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為國家節省了很多醫藥費，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對此很高興，認為國家可以用省下來的那些錢幹別的事情」。其實，法輪功是在「六•四」之後普及開來的，強身健體，提升道德，有力地穩定了社會。
不少學員是幹部，但不貪不腐，在中共官場堪稱奇異。還有的學員是下崗職工，但從不參與下崗群眾的「鬧事」，對當政的中共來說，實在有利無害，這正是其他領導人都反對鎮壓法輪功的原因。但江澤民堅持己見，強行推動政治局通過了取締法輪功的決議。邪勁一上來， 「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他恨不得把這句話說成「我就不信我江澤民戰勝不了法輪功」。
中共自從成立以來，即使在四面是敵的弱小時期，就一直伴隨者內部的清洗和屠殺。建政以後，又通過頻繁的政治運動對內部不同的聲音和觀點進行殘酷打擊、批判甚至肉體消滅。
被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站錯了隊跟錯了人。能在中共政治絞殺機器生存下來並進入最高權力圈子的官員，在面臨對重大政治決策需要表態時，首先考慮的是自己不要因為站錯了立場而影響了自己的仕途。而在各種類型需要做決策的事件中，最不可能出面據理力爭的決定就是關係到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尤其是信仰的權利。
從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的信到6月7日的講話，江澤民用於迫使政治局常委同意鎮壓的手段，就是把法輪功問題提到了對中共挑戰的高度。他提出的主要論點包括：圍困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組織嚴密、和中共爭奪群眾、爭奪陣地、西方敵對勢力、幕後黑手等等，並且把法輪功上訪和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相比較。這些說法，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都是在中共歷年政治迫害中最嚴重的指控和罪名。在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即使是黨內最高領導人，一旦對這類問題態度立場不明確，也逃脫不了被清除的命運。於是，當江澤民把法輪功問題提高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後，他一個人，一個絕對少數的意見就變成了此後十多年中共最重要的政策。儘管江澤民沒有前任黨魁的權威，政治局常委們雖然不同意鎮壓，但誰也不會為一個群眾性的修煉群體去真正挑戰江的地位和決定。
多少年來，人們都在問，江澤民為什麼要鎮壓法輪功。是因為修煉的人太多了嗎？修煉「真.善.忍」的人再多，中共多數領導人也都看到了對穩定社會有利無害，不是越多越好嗎。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個人的妒嫉心。對法輪功，對法輪功創始人的妒嫉，埋下了江澤民1999年7月20日對法輪功由妒生恨的殺機。
待續
《真實的江澤民》寫作組新唐人電視台聯合製作
200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