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話語中，「革命」已經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話題。但如果要認真討論，最後結果總是不歡而散，而且不知不覺間，爭論雙方都容易滑入一個預設的陷阱，一方堅持，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現狀雖然不好，但比革命後血流成河要強；另一方則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現政權的幫兇。至於究竟要什麼樣的革命，則因言者紛紜，儘管都知道要將民主憲政四字作為標語，但心裡想的卻是共產革命曾有的範式：清算、財產再分配、底層翻身。
其實，中國面臨的所謂「革命」問題，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來談。
一、中國需不需要「革命」
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要用什麼方式改變中國的現狀，學術一點的說法是政治社會轉型。任何社會，其轉型至少有若干種可能，其中既有統治者在外界壓力下的自我改革，也有革命。在王朝末期革命往往與改良賽跑，清末就是改良沒有跑贏革命，所以來了一場以武裝起義始以皇帝遜位終的不太暴力的辛亥革命。
目前的中國社會，腐敗盛行，權貴肆意掠奪公共財以自肥、社會貧富差距巨大，民眾人權被嚴重剝奪並肆意踐踏，統治集團在改善人權方面幾乎不願意做任何改良，言論管控與政治控制都日趨嚴厲，完全堵死了改良之路。在這種現狀下，革命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排除的選項，它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不容質疑。
如果說在1990年代以前，中國人囿於見識，一談革命，就以為只有共產革命，對歷史懂得多點的當然還知道有農民革命，比如李自成的大順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這些都帶有很強的暴力色彩，而且最後建立的都是專制政權。自從蘇聯東歐巨變之後，情況已經發生變化，因為人類社會已經找到一條並不暴力血腥的轉型之路，即天鵝絨革命，以及21世紀前幾年發生的各種「顏色革命」。即使是2011年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不同於破壞社會經濟結構、將社會秩序打亂重來的共產革命，其震盪要小得多。因此，現在如果硬把所有革命都與血流成河、天下大亂掛起鉤來，那是中共通過宣傳教育灌輸的謬見。
然而，這種謬見在主張革命和反對革命的人那裡，卻仍然有極大的市場。在主張革命的人那裡，民主憲政口號喊過之後，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打土豪分財產、翻身當家做主人」的意圖；在反對革命的人那裡，一想到那種將有產、中產者剝奪得一乾二淨、文明倒退上百年、泥腿子當家、至今遺禍無窮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革命，就寧可忍受現狀，也不願意重溫那種「黑手高懸霸主鞭」的共產革命（毛著讚美的「痞子運動」）。清末有過幾次立憲改良還是革命的爭論，因為都是胸有學養的人士在爭論，還算是出了不少經典文論；而現在雙方的爭論，往往除了最後罵人收場，並無可觀之物。
二、中國需要什麼樣的「革命」
從理想狀態說，中國最好能步中歐國家的後塵——和平轉型。但可惜這只是願望，因為中國不具備中歐國家轉型前的政治文化基礎，社會成員的素質也完全不同。捷克、波蘭、匈牙利均是輸入型共產黨國家，他們本國並無俄、中這樣深厚的專制傳統，更無中國那種根深蒂固的小農平等思想（結果均等）。在蘇共鐵腕統治之下，這些國家對蘇聯的憎恨是雙重的，一是對共產主義制度的痛恨，二是對民族壓迫的痛恨。這些國家的先覺者對蘇聯的反抗幾乎從未斷過，1956年10月匈牙利發生的「十月革命」，1968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波蘭格但斯克造船廠大罷工孕育了團結工會。這些國家在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之前，都已經不同程度地開放了政治空間，社會政治氛圍遠比今天的中國寬鬆。中國一些年輕「革命者」不瞭解這些情況，總以為那些前共產黨國家的天鵝絨革命是一夜間從天而降。
上述國家在轉型中還形成了社會共識，知道自由不是免費的，轉型要付出代價，其中之一是經濟可能惡化、導致生活水平下降，他們做好了忍受的準備，少有人抱怨。有幸的是，經濟惡化程度較輕，時間很短，轉型陣痛不是很強烈。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輿論在轉型時期譴責試圖發轉型財的任何企圖，不管是前共產黨官員，還是異議人士，誰都不能鑽空子為自己非法撈錢。因此，中歐國家轉型期的腐敗遠遠小於前蘇聯各國，「異議人士」這個身份往往換不來烏紗帽或從天而降的財富。對那些期望革命過後天新地新日月新的中國青年來說，這些事實很不符合他們的革命期望。
三、中國最可能出現什麼類型的「革命」
中共政權沒有被第三波民主化摧垮，也未被茉莉花革命波及，但是所有的問題全部累積到今天。如果說民主化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解決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並使人權得到保障，那麼中國積累的問題包括幾個層面：
人民的政治權利被剝奪。至今為止，中國人民連形式上的普選權都沒有，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結社自由都受到嚴重剝奪，人權狀態只比黑暗王朝北韓略好。
中國至今仍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由國家壟斷一切資源，與國計民生有關的能源、交通等公共資源的價格，統統不由市場決定，社會福利只覆蓋黨政事業機關及國企的工作人員。其他階層就算有部分福利，也非常有限。
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社會道德淪喪，信用體系接近崩潰，腐敗已成為滲透這個國家肌體的癌細胞。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貧富不均非常嚴重，失業率很高，城鄉總和失業率達到30%以上，可與埃及、利比亞等國相比。社會底層數量龐大，約佔總人口的70% 左右。
因此，對於中國的革命，各階層寄望完全不一樣，非常複雜。中產階級希望解決權利問題，即還權於民；但多數底層成員對財富再分配更感興趣；還有一部分人則希望通過革命，翻身做人上人。
解決權利問題是民主革命；通過革命翻身做人上人，卻並非民主革命，而只能是共產革命。民主革命可以解決權利問題，也可以解決私有化問題，但不可能解決讓底層人「翻身」做人上人的問題（因為參政都需要通過選舉），更不可能短期內解決就業問題與貧困問題。只有共產革命可以讓底層一夜之間「翻身」，尤其是參與革命拿到了「原始股」的底層可以做人上人，但這一切恰好是以剝奪全社會成員的人權為前提實現的。
中國今後的革命，只能走一條路，不可能二者兼得。專制國家是「砍人頭」的政治，民主化是「數人頭」的政治。暴政之下容易養成民粹，暴政結束之後，進入「數人頭」的選舉政治，也容易被民粹裹挾，拉丁美洲有委內瑞拉與巴西之例，亞洲國家則前有菲律賓，後有泰國。菲律賓人民先是選擇了腐敗暴君馬科斯，現在還不忘情於馬科斯夫人。中國屬於亞洲政治文化，又經歷過共產文化的洗禮，將出現什麼類型的革命，其實有「路徑依賴」可循，這好比一條河流上游流的是渾濁的泥漿，不能期望這水流淌到下游就自動成了清水。
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場承載了埃及民眾多重願望的革命。少數青年領袖希望通過革命讓自己從「街上扔石頭的人」變成政府官員，但選情不利，現實的民眾沒有因為他們領導了廣場革命而選擇他們。個別青年領袖通過他人提攜進入政府工作，2013年發生「二次革命」，又被打回原形。希望通過革命獲得工作機會擺脫貧困的青年，大多數情況並未改善，於是發起「二次革命」，結果是迎來了軍政府，其他所有的情況與革命前相比並沒什麼大的變化，整體經濟狀況甚至更糟。
中國人是要權利，還是要重新分配財產（指國有財產之外的社會財富）；是讓精英從事政治，還是讓社會邊緣人通過革命翻身成為掌權者，這是兩條革命道路的不同目標。至於中國最後會迎來一場什麼樣的革命，軌道已然鋪好，正在前行的命運列車已在軌道上行進——除非有《聖經》中的大力士參孫出現並扳動道岔，改變列車行進方向。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其實，中國面臨的所謂「革命」問題，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來談。
一、中國需不需要「革命」
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要用什麼方式改變中國的現狀，學術一點的說法是政治社會轉型。任何社會，其轉型至少有若干種可能，其中既有統治者在外界壓力下的自我改革，也有革命。在王朝末期革命往往與改良賽跑，清末就是改良沒有跑贏革命，所以來了一場以武裝起義始以皇帝遜位終的不太暴力的辛亥革命。
目前的中國社會，腐敗盛行，權貴肆意掠奪公共財以自肥、社會貧富差距巨大，民眾人權被嚴重剝奪並肆意踐踏，統治集團在改善人權方面幾乎不願意做任何改良，言論管控與政治控制都日趨嚴厲，完全堵死了改良之路。在這種現狀下，革命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排除的選項，它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不容質疑。
如果說在1990年代以前，中國人囿於見識，一談革命，就以為只有共產革命，對歷史懂得多點的當然還知道有農民革命，比如李自成的大順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這些都帶有很強的暴力色彩，而且最後建立的都是專制政權。自從蘇聯東歐巨變之後，情況已經發生變化，因為人類社會已經找到一條並不暴力血腥的轉型之路，即天鵝絨革命，以及21世紀前幾年發生的各種「顏色革命」。即使是2011年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不同於破壞社會經濟結構、將社會秩序打亂重來的共產革命，其震盪要小得多。因此，現在如果硬把所有革命都與血流成河、天下大亂掛起鉤來，那是中共通過宣傳教育灌輸的謬見。
然而，這種謬見在主張革命和反對革命的人那裡，卻仍然有極大的市場。在主張革命的人那裡，民主憲政口號喊過之後，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打土豪分財產、翻身當家做主人」的意圖；在反對革命的人那裡，一想到那種將有產、中產者剝奪得一乾二淨、文明倒退上百年、泥腿子當家、至今遺禍無窮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革命，就寧可忍受現狀，也不願意重溫那種「黑手高懸霸主鞭」的共產革命（毛著讚美的「痞子運動」）。清末有過幾次立憲改良還是革命的爭論，因為都是胸有學養的人士在爭論，還算是出了不少經典文論；而現在雙方的爭論，往往除了最後罵人收場，並無可觀之物。
二、中國需要什麼樣的「革命」
從理想狀態說，中國最好能步中歐國家的後塵——和平轉型。但可惜這只是願望，因為中國不具備中歐國家轉型前的政治文化基礎，社會成員的素質也完全不同。捷克、波蘭、匈牙利均是輸入型共產黨國家，他們本國並無俄、中這樣深厚的專制傳統，更無中國那種根深蒂固的小農平等思想（結果均等）。在蘇共鐵腕統治之下，這些國家對蘇聯的憎恨是雙重的，一是對共產主義制度的痛恨，二是對民族壓迫的痛恨。這些國家的先覺者對蘇聯的反抗幾乎從未斷過，1956年10月匈牙利發生的「十月革命」，1968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波蘭格但斯克造船廠大罷工孕育了團結工會。這些國家在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之前，都已經不同程度地開放了政治空間，社會政治氛圍遠比今天的中國寬鬆。中國一些年輕「革命者」不瞭解這些情況，總以為那些前共產黨國家的天鵝絨革命是一夜間從天而降。
上述國家在轉型中還形成了社會共識，知道自由不是免費的，轉型要付出代價，其中之一是經濟可能惡化、導致生活水平下降，他們做好了忍受的準備，少有人抱怨。有幸的是，經濟惡化程度較輕，時間很短，轉型陣痛不是很強烈。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輿論在轉型時期譴責試圖發轉型財的任何企圖，不管是前共產黨官員，還是異議人士，誰都不能鑽空子為自己非法撈錢。因此，中歐國家轉型期的腐敗遠遠小於前蘇聯各國，「異議人士」這個身份往往換不來烏紗帽或從天而降的財富。對那些期望革命過後天新地新日月新的中國青年來說，這些事實很不符合他們的革命期望。
三、中國最可能出現什麼類型的「革命」
中共政權沒有被第三波民主化摧垮，也未被茉莉花革命波及，但是所有的問題全部累積到今天。如果說民主化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解決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並使人權得到保障，那麼中國積累的問題包括幾個層面：
人民的政治權利被剝奪。至今為止，中國人民連形式上的普選權都沒有，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結社自由都受到嚴重剝奪，人權狀態只比黑暗王朝北韓略好。
中國至今仍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由國家壟斷一切資源，與國計民生有關的能源、交通等公共資源的價格，統統不由市場決定，社會福利只覆蓋黨政事業機關及國企的工作人員。其他階層就算有部分福利，也非常有限。
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社會道德淪喪，信用體系接近崩潰，腐敗已成為滲透這個國家肌體的癌細胞。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貧富不均非常嚴重，失業率很高，城鄉總和失業率達到30%以上，可與埃及、利比亞等國相比。社會底層數量龐大，約佔總人口的70% 左右。
因此，對於中國的革命，各階層寄望完全不一樣，非常複雜。中產階級希望解決權利問題，即還權於民；但多數底層成員對財富再分配更感興趣；還有一部分人則希望通過革命，翻身做人上人。
解決權利問題是民主革命；通過革命翻身做人上人，卻並非民主革命，而只能是共產革命。民主革命可以解決權利問題，也可以解決私有化問題，但不可能解決讓底層人「翻身」做人上人的問題（因為參政都需要通過選舉），更不可能短期內解決就業問題與貧困問題。只有共產革命可以讓底層一夜之間「翻身」，尤其是參與革命拿到了「原始股」的底層可以做人上人，但這一切恰好是以剝奪全社會成員的人權為前提實現的。
中國今後的革命，只能走一條路，不可能二者兼得。專制國家是「砍人頭」的政治，民主化是「數人頭」的政治。暴政之下容易養成民粹，暴政結束之後，進入「數人頭」的選舉政治，也容易被民粹裹挾，拉丁美洲有委內瑞拉與巴西之例，亞洲國家則前有菲律賓，後有泰國。菲律賓人民先是選擇了腐敗暴君馬科斯，現在還不忘情於馬科斯夫人。中國屬於亞洲政治文化，又經歷過共產文化的洗禮，將出現什麼類型的革命，其實有「路徑依賴」可循，這好比一條河流上游流的是渾濁的泥漿，不能期望這水流淌到下游就自動成了清水。
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場承載了埃及民眾多重願望的革命。少數青年領袖希望通過革命讓自己從「街上扔石頭的人」變成政府官員，但選情不利，現實的民眾沒有因為他們領導了廣場革命而選擇他們。個別青年領袖通過他人提攜進入政府工作，2013年發生「二次革命」，又被打回原形。希望通過革命獲得工作機會擺脫貧困的青年，大多數情況並未改善，於是發起「二次革命」，結果是迎來了軍政府，其他所有的情況與革命前相比並沒什麼大的變化，整體經濟狀況甚至更糟。
中國人是要權利，還是要重新分配財產（指國有財產之外的社會財富）；是讓精英從事政治，還是讓社會邊緣人通過革命翻身成為掌權者，這是兩條革命道路的不同目標。至於中國最後會迎來一場什麼樣的革命，軌道已然鋪好，正在前行的命運列車已在軌道上行進——除非有《聖經》中的大力士參孫出現並扳動道岔，改變列車行進方向。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