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APEC峰會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絡，中國贏得區域反腐主導權，標誌是APEC區域反腐辦公室就設在中紀委。一個經濟合作會議上獲得一項非經濟合作成果，外人看了多少不明白其間「重大意義」。但北京卻將其看作一項非常重要的國際政治承認，人民網11月8日發表《中國為什麼如此看重APEC：從被融入者變成主導者》，認為2014年APEC會議是中國改寫國際遊戲規則的開始。
*國際政治就是承認的政治*
中國這樣看，並非沒有道理。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曾寫過一本《承認的政治》，闡述人類社會對於承認（recognition）的需要，認為這種需要正是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背後的驅動力之一，代表了少數民族、「賤民」群體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義的政治要求，成為政治，尤其是所謂「文化多元主義」（multiclturalism）政治的中心議題。
這種「承認的政治」也適用於國際政治。事實上，國際政治就是一種承認的政治。中國從毛時代外交一邊倒，到70年代聯美抗蘇，並於1971年10月重回聯合國，就是從不被西方世界承認到被承認的過程。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不被國際社會承認也從這時開始，此後直至90年代，北京政府與台灣競砸金錢，在國際社會爭取邦交國，就是一種國際政治承認的爭奪戰。中國加入WTO，標誌中國獲得另一項重要的國際承認。
但是，對於希望獲得世界領導權的北京政權來說，僅僅獲得接納式的國際政治承認是遠遠不夠的，隨著中國和平崛起，北京一直在進行探底式外交，嘗試改寫國際規則。2009年12月，中國官員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的表現，就是一次對西方遊戲規則的一次探底大行動，曾被中國媒體得意地冠以「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中國高調出擊」之題大加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一直試圖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也終於忍無可忍。2011年11月13日，在夏威夷APEC峰會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會上，奧巴馬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在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需要像一個「成年人」那樣行事。中國外交部官員對此多方回應，國際司副司長龐森的回應算是說出了北京的心裡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議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
龐森這一回答是理解中國為何不遵守國際規則的鑰匙。從WTO一直到所有國際人權公約，中國都未曾參與制訂。這倒不是這些國家不讓中國參與制訂，只因中國是國際社會的後來者。在中國加入之前很久，一些組織及協議就已經存在。中國之所以簽署協議，是出於韜光養晦之策，為了拿到進入國際社會的門票先簽訂再徐圖後計。但基於「中國未參與制訂，因此不必遵守」這一政治邏輯，中方一直認為違規是天經地義的，只是以前翅膀沒硬，這話只能在心裡擱著，只是那次在夏威夷峰會上被奧巴馬逼急了，中國官員總算一吐為快。
基於這一政治理想，中國期望2014年APEC會議「將自己的國家戰略深深地融入到了會議當中，並最終將形成APEC成員的共識，指引亞太發展方向」 （人民網11月8日文）。這一「主導地位」當然不是指充當會議東道主，而是讓國際社會承認了中紀委在區域反腐中的主導權。
*中紀委反腐終於在國際社會正名*
中紀委一向就擁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可以在未經起訴或沒有律師代理的情況下對官員實施拘捕和調查，但這一權力過去從來就未被如此大用特用，江胡二位總書記特意「藏其鋒芒」。自從王岐山主管中紀委工作之後，中紀委無論從機構設置、職能加強，還是從辦事效率方面來說，都獲得大幅度提升。在獲得不少國內知名作家如二月河、馮驥才等人的真誠禮讚的同時，非議之聲也不絕於耳。從十八大權力交接開始，國內有維權界代表人物質疑中紀委反腐的合法性，認為中紀委破壞法治，「因為反對貪污賄賂和反對瀆職這種職務犯罪，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分配給檢察機關去做。紀委去做這個事情呢，實際上就把正當的機構閒置起來了。這個實際上是對法治的一種破壞。」2014年，這位律師在一篇著名的發言《紀監系統是破壞法治的大本營》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與其說中國紀委是反腐敗的推動力，不如說中國紀委監察系統是破壞法治的大本營。」由於這位維權界代表當時的影響力，貪官的人權成了2014年上半年國際人權組織高度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
我對這一話題從未參與，因為這個話題本身就虛擬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前提條件，即中國是法治國家，中國的檢察機關能夠很好貫徹法治。事實上，第一，中國是一黨專制國家，黨集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權於一體，利用中紀委辦案與司法系統辦案本質上並無不同；第二，中國頻發的司法系統與檢察系統腐敗案，都證明中國法律共同體高度腐敗，一個高度腐敗的系統來反腐敗，注定將一事無成；第三，中國侵犯人權的問題很多，相比之下，貪官的人權無論如何都不是首要問題，將國際關注這一有限資源吸引來關注中國貪官的人權，總有點不倫不類。
北京倒也不在意這類質詢，只在意國際承認。近年來，中國已與63個國家簽定107項司法協助條約，但專司追逃責任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卻是由中紀委牽頭，聯合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八個機構共同參與組成，辦公室就設在中紀委大院裡。由中紀委掌控的「國際追逃追贓辦公室」出面與其他國家交涉引渡事宜，請求其提供司法互助，肯定於這些國家的制度不合，因為中紀委是黨的機構，並非國家機構。但其它國家似乎並不在意這種制度上的扦格不入，就連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三國也對此並無異議。這一過程就是中紀委這一黨的紀檢系統越俎代皰執法被國際社會承認的過程，有了這些國際政治承認，APEC峰會上中國成為首個ACT-NET主持國，取得區域反腐主導權幾乎水到渠成。
*北京評價：國際社會主導權攻守易位*
放眼世界，真沒有一個國家象中國這樣擁有數量眾多、在全球落地生根的貪官群體。也因此，在國際社會看來，由盛產外逃貪官的中國來主持區域反腐權，無疑是一條相當重要且政治正確的協議。目前的約定是：中國的首個ACT-NET主持國地位將持續至2015年底。屆時如果中國希望繼續主持下去，估計也沒有哪個國家會與 中國來爭這個主導權，原因也很簡單，貪官外逃這是中國特殊的問題，無論是日本、新加坡還是其它國家，都從未發生過這樣大規模貪官有計劃攜款潛逃的現象。
但中國顯然並未將這次主導區域反腐權當作單項成果。前述人民網那篇文章自我評價說，「這次會議，放在歷史中對中國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也許，數十年後，歷史學家會將這次北京的APEC峰會定義為中國第一次真正主導世界經濟遊戲規則的會議，……也是中美在世界經濟遊戲規則主導中的一次『攻守易位』，由這次會議可以看出，中國不再是規則的順應者，已成規則制定者。」
這次APEC會議有兩個目的。以輸出中國過剩產能為目標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因為此次會議並未就亞投行成立達成實質協議，只是一張路線圖，因此，中國成為經濟火車頭帶動世界還只是願景；《北京反腐敗宣言》確定的ACT-NET的地位，也將因國際追逃是個「中國問題」而作用有限。因此，中國是否從此將能夠「真正主導世界遊戲規則」，還在未定之天，畢竟，中國這個極權政治體仍然是當今國際社會的異類。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國際政治就是承認的政治*
中國這樣看，並非沒有道理。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曾寫過一本《承認的政治》，闡述人類社會對於承認（recognition）的需要，認為這種需要正是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背後的驅動力之一，代表了少數民族、「賤民」群體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義的政治要求，成為政治，尤其是所謂「文化多元主義」（multiclturalism）政治的中心議題。
這種「承認的政治」也適用於國際政治。事實上，國際政治就是一種承認的政治。中國從毛時代外交一邊倒，到70年代聯美抗蘇，並於1971年10月重回聯合國，就是從不被西方世界承認到被承認的過程。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不被國際社會承認也從這時開始，此後直至90年代，北京政府與台灣競砸金錢，在國際社會爭取邦交國，就是一種國際政治承認的爭奪戰。中國加入WTO，標誌中國獲得另一項重要的國際承認。
但是，對於希望獲得世界領導權的北京政權來說，僅僅獲得接納式的國際政治承認是遠遠不夠的，隨著中國和平崛起，北京一直在進行探底式外交，嘗試改寫國際規則。2009年12月，中國官員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的表現，就是一次對西方遊戲規則的一次探底大行動，曾被中國媒體得意地冠以「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中國高調出擊」之題大加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一直試圖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也終於忍無可忍。2011年11月13日，在夏威夷APEC峰會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會上，奧巴馬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在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需要像一個「成年人」那樣行事。中國外交部官員對此多方回應，國際司副司長龐森的回應算是說出了北京的心裡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議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
龐森這一回答是理解中國為何不遵守國際規則的鑰匙。從WTO一直到所有國際人權公約，中國都未曾參與制訂。這倒不是這些國家不讓中國參與制訂，只因中國是國際社會的後來者。在中國加入之前很久，一些組織及協議就已經存在。中國之所以簽署協議，是出於韜光養晦之策，為了拿到進入國際社會的門票先簽訂再徐圖後計。但基於「中國未參與制訂，因此不必遵守」這一政治邏輯，中方一直認為違規是天經地義的，只是以前翅膀沒硬，這話只能在心裡擱著，只是那次在夏威夷峰會上被奧巴馬逼急了，中國官員總算一吐為快。
基於這一政治理想，中國期望2014年APEC會議「將自己的國家戰略深深地融入到了會議當中，並最終將形成APEC成員的共識，指引亞太發展方向」 （人民網11月8日文）。這一「主導地位」當然不是指充當會議東道主，而是讓國際社會承認了中紀委在區域反腐中的主導權。
*中紀委反腐終於在國際社會正名*
中紀委一向就擁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可以在未經起訴或沒有律師代理的情況下對官員實施拘捕和調查，但這一權力過去從來就未被如此大用特用，江胡二位總書記特意「藏其鋒芒」。自從王岐山主管中紀委工作之後，中紀委無論從機構設置、職能加強，還是從辦事效率方面來說，都獲得大幅度提升。在獲得不少國內知名作家如二月河、馮驥才等人的真誠禮讚的同時，非議之聲也不絕於耳。從十八大權力交接開始，國內有維權界代表人物質疑中紀委反腐的合法性，認為中紀委破壞法治，「因為反對貪污賄賂和反對瀆職這種職務犯罪，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分配給檢察機關去做。紀委去做這個事情呢，實際上就把正當的機構閒置起來了。這個實際上是對法治的一種破壞。」2014年，這位律師在一篇著名的發言《紀監系統是破壞法治的大本營》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與其說中國紀委是反腐敗的推動力，不如說中國紀委監察系統是破壞法治的大本營。」由於這位維權界代表當時的影響力，貪官的人權成了2014年上半年國際人權組織高度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
我對這一話題從未參與，因為這個話題本身就虛擬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前提條件，即中國是法治國家，中國的檢察機關能夠很好貫徹法治。事實上，第一，中國是一黨專制國家，黨集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權於一體，利用中紀委辦案與司法系統辦案本質上並無不同；第二，中國頻發的司法系統與檢察系統腐敗案，都證明中國法律共同體高度腐敗，一個高度腐敗的系統來反腐敗，注定將一事無成；第三，中國侵犯人權的問題很多，相比之下，貪官的人權無論如何都不是首要問題，將國際關注這一有限資源吸引來關注中國貪官的人權，總有點不倫不類。
北京倒也不在意這類質詢，只在意國際承認。近年來，中國已與63個國家簽定107項司法協助條約，但專司追逃責任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卻是由中紀委牽頭，聯合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八個機構共同參與組成，辦公室就設在中紀委大院裡。由中紀委掌控的「國際追逃追贓辦公室」出面與其他國家交涉引渡事宜，請求其提供司法互助，肯定於這些國家的制度不合，因為中紀委是黨的機構，並非國家機構。但其它國家似乎並不在意這種制度上的扦格不入，就連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三國也對此並無異議。這一過程就是中紀委這一黨的紀檢系統越俎代皰執法被國際社會承認的過程，有了這些國際政治承認，APEC峰會上中國成為首個ACT-NET主持國，取得區域反腐主導權幾乎水到渠成。
*北京評價：國際社會主導權攻守易位*
放眼世界，真沒有一個國家象中國這樣擁有數量眾多、在全球落地生根的貪官群體。也因此，在國際社會看來，由盛產外逃貪官的中國來主持區域反腐權，無疑是一條相當重要且政治正確的協議。目前的約定是：中國的首個ACT-NET主持國地位將持續至2015年底。屆時如果中國希望繼續主持下去，估計也沒有哪個國家會與 中國來爭這個主導權，原因也很簡單，貪官外逃這是中國特殊的問題，無論是日本、新加坡還是其它國家，都從未發生過這樣大規模貪官有計劃攜款潛逃的現象。
但中國顯然並未將這次主導區域反腐權當作單項成果。前述人民網那篇文章自我評價說，「這次會議，放在歷史中對中國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也許，數十年後，歷史學家會將這次北京的APEC峰會定義為中國第一次真正主導世界經濟遊戲規則的會議，……也是中美在世界經濟遊戲規則主導中的一次『攻守易位』，由這次會議可以看出，中國不再是規則的順應者，已成規則制定者。」
這次APEC會議有兩個目的。以輸出中國過剩產能為目標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因為此次會議並未就亞投行成立達成實質協議，只是一張路線圖，因此，中國成為經濟火車頭帶動世界還只是願景；《北京反腐敗宣言》確定的ACT-NET的地位，也將因國際追逃是個「中國問題」而作用有限。因此，中國是否從此將能夠「真正主導世界遊戲規則」，還在未定之天，畢竟，中國這個極權政治體仍然是當今國際社會的異類。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