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2月16日熱點互動直播
【熱點互動】中國文藝毫無靈氣 出了什麼問題？
【新唐人2015年02月14日訊】【熱點互動】（1274）中國文藝毫無靈氣 出了什麼問題？：在教育部長袁貴仁於教育部座談會上表示要加強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後，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在2月9日說：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時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去，不能重蹈歷史上對待知識份子的「左」的錯誤，官方媒體對此一度轉載卻很快刪除。不過，這卻引發關於中國意識形態的辯論。而同一天，2月9日，光明日報報導表示：中國文藝「缺鈣」，患精神「軟骨病」，相當多的作品「毫無靈氣」，需要思想進補。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欄目熱線直播節目。最近在中國意識形態的辯論成為一個熱點，我們先一起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2月9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書記苟仲文、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朱之文、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沈健等作客中共官媒人民網，以「改進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為主題，與網民進行了一場在線交流。
龔克在發言中表示，「最近我在網上看有人講要全面清理、純潔、整頓教師隊伍，這個我不能同意，這是1957年的思維，或者1966年的思維。」
龔克表示，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時，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上去，不能重蹈歷史上對待知識份子的「左」的錯誤。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導說，龔克是在明確批評中共教育部長袁貴仁此前要求的整頓教師隊伍，是1957或66年的思維。而人民網罕見發表了龔克的有關講話。
龔克在發言中提到的1957年，就是中共「大躍進」開始的年代，當時的民眾在中共的逼迫下說假話、造假，導致19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而1966年是文革開始的年份，中共極左的政治鬥爭給全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傷害。
蹊蹺的是，龔克的這番表態最初得到了黨媒的罕見報導，之後卻被刪除。
最近一段時間，關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在中共黨媒之間爭吵不斷。此前中共黨刊《求是》雜誌下屬網站拋出「抹黑中國」論後，《中青報》高調反駁《求是》，以及中共黨媒《遼寧日報》派記者臥底高校，調查老師上課的言論。「意識形態」、「左右論」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主持人：就在人們對意識形態進行辯論的同時，2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缺鈣的文藝需要思想進補」，這篇文章裡提到，在中國有相當多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明明有良好的創作條件，不缺乏生活的閱歷和創作能力，但是他們的作品卻「毫無靈氣」。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為什麼這些作家、還有他們的文藝作品缺乏靈氣？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歡迎您撥打我們的熱線參與討論：646-519-2879。今天我們有兩位嘉賓和大家一起對此進行討論，一位是現場的政論家陳破空先生，陳先生您好。
陳破空：您好。
主持人：另外一位是在Skpye連線的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您好。
夏明：您好，觀眾好。
主持人：首先我想請問一下陳破空先生，我們看到這個教育部長袁貴仁他的言論引發了很多爭議，那麼它爭議的焦點在哪裡呢？另外，官方對此是一個什麼樣的觀點？
陳破空：教育部長袁貴仁他發表了一個言論，他說不能讓有西方價值的教材進入高校，或說高校不能講西方價值。他的言論一出，一時激起千層浪，在中國的網友都進行反彈。
這裡有三個焦點，第一個就是網友提出一個問題，很簡單，馬克思主義屬不屬於西方價值？馬克思主義從西方引進來的，共產黨還在天天講，它們發整頓高校的通知裡面反覆出現「馬克思主義」這個字樣。說得白一點，連「共產黨」三個字都來自於西方。「共產黨」三個字不是中國人造的，是從西方輸入亞洲，而且是由日本人創造了漢字，叫「共產黨」，然後中國從日本那裡接受了這三個字。這第一層矛盾。
第二層矛盾是什麼呢？網友說，你說不接受西方價值，你們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把你們的子女全部送到西方去接受教育，是不是你自己的子女可以接受西方價值的教育，但是卻讓平民的子弟留在國內不接受西方價值教育？這是虛偽、人格分裂。
第三個爭議是，這個袁貴仁本人他前後不一，他在2011年的時候，他自己在人大發言，他說大學應該引進各國的外國資源，他說外國資源不影響中國，我們還派人到外國留學，他在資本主義窩裡都不受影響，為什麼引進了就會受影響呢？他認為要引進。而且他認為西方的價值，或者外國的資源都是可以為我所用的，中國是主體。所以他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的言論自然就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嘲笑。
主持人：那中國的官方對此是一個什麼樣的立場？它們是什麼說法呢？
陳破空：官方《環球時報》發表一個社論，它叫作「說的是西方政治價值觀，別扯偏了」，它的意思它承認了，在互聯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彈。然後它說袁部長講的西方價值講的是「西方政治」價值觀，也就是說不引進西方的政治，比方三權分立。
但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價值觀，而共產黨就是一個政治團體，共產黨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就是用西方的思想武裝起來的，當然是西方的偏方，而且是一個廢方，是被人不用的東西。所以這個又構成了一層矛盾。
主持人：請問夏明教授，我們看到這一次袁部長他在發表了講話之後，雖然各地的高校校長、黨委書記他們都是齊聲擁護，但是我們看到南開大學的校長龔克他就有不同的聲音，他的聲音發出之後也得到了很多民間的支持。官方的媒體它一開始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的轉載，但是很快又刪除了。您怎麼解讀這一現象呢？
夏明：今天儘管習近平他想加強對教育，就像我們知道的「三個決不」，袁貴仁講的，和對文藝，就像他最近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加強對教育和文藝的控制。但是今天的中國顯然已經不是1957年「反右」時的中國了，也不是1966年「文革」前夕的中國了，雖然能夠看到在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積累一批具有思想、有頭腦、而且有批評精神的人，他們在世界上也都看到了各國的發展，他們能夠抵制中國目前出現的一種極左的、極端的思潮。
另外，從某種層次上也反映出中國現在在高校裡邊還有一些版塊，還有一些學者，還有一些學者型的幹部、校長這些行政官員，他對教育部長還是可以有一些對話，可以有一些運作的空間，如果不能完全抵制教育部的這些政令的話，至少他可以通過打太極拳的方式把它化解，使得高校被意識形態的破壞減到最低的限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中國出現這種思想的碰撞，到底中國是走向何方？到底中國的人會以什麼思想方式來看待世界和教育下一代？這目前是一個十字路口。
主持人：謝謝。那我們看到關於意識形態的問題，在中國很多年來一直是存在的，這一次在民間有很多的反對聲音。到底意識形態在中國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它對人的思想，或者說各種各樣的學術有什麼樣的控制呢？
陳破空：這個所謂「意識形態」也是共產黨比較喜歡使用的一個話語，實際上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一直在崩潰、解體中，因為在毛澤東時代，它所謂的意識形態就是毛澤東思想，或者斯大林主義，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都不算。所以最近在講的有一些高校老師在「抹黑中國」，實際上高校老師是想說中國的真相，它說在抹黑中國。但是官方的宣傳確實在抹黑中國，它對歷史扭曲、對現實扭曲，那是抹黑。
所以意識形態，共產黨自從毛澤東死了之後，它的共產主義那一套已經崩潰了，它沒有信仰，按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只有實踐、沒有理論，走一步算一步。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談不上意識形態，最後它找了什麼意識形態？就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那麼現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還不夠，因為它自己不愛國，高官子女一人幾本護照都往外走。所以愛國主義很難站住腳。就像最近的「愛國精英」芮成剛，說他是叛國，而且跟高官夫人是「公共情夫」，所以這個愛國也是個謊言。
最後它們就找了什麼呢？它最近又想回到毛澤東時代，找毛澤東時代所謂的意識形態，什麼「文藝為政治服務」啦，又是什麼所謂的「無產階級」，就是共產主義那一套。但是很可笑的就是，毛澤東時代確實有赤貧、有無產階級可言，他們造反的是農民企業，還有什麼所謂無產階級可言。
但今天的執政者都是權貴資本家，權貴資產階級，他們姓資。按毛澤東說的話就是走資派還在走，現在真正是走資派，大走特走，邁開大步走。所以在這個時候去談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實際上它們的意識形態出現了混亂，沒有意識形態可言。
主持人：夏明先生，我們看到2月9日《光明日報》這篇文章談到了很多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是「毫無靈氣」，而且說更缺少新意，它談到讀者和觀眾即便能看下去，也很難產生回味和思考，有的創作者儘管早早成名，卻難入大家行列。您是否同意它這個觀點呢？
夏明：對，我覺得有一點應該澄清，並不是說中國作家現在沒有創造性、沒有創造力，那麼我相信許多沒有機會發表的作品，許多作家現在把它鎖在櫃子裡面、抽屜裡面的作品，我相信一定是很有創造力的，因為中共它的審查系統不斷地在進行「逆向淘汰」，逆向淘汰把好的作品在封殺，有的好的作品偶爾如果能夠逃脫它的審查制度的話，後來也會被批判。
這樣的話我們看到其實有一大批的中國的作家要嘛遠離了體制，要嘛現在是消聲，在等待機會，才能夠讓他的作品見面。或者我們現在看到海外有許多的作家，包括像高行健、高爾泰、余傑等等，他們在海外都在創作。
所以中國我們現在說一個根本問題就是說，中國作家在黨內，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下，在中國的體制內，為什麼作家他的靈氣沒辦法得到發揮？或者說，作家有靈氣的作品為什麼得不到出版？恐怕這是一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主持人：我們今天在談到意識形態的問題，有很多人認為意識形態它禁錮人的思想。那麼這篇文章它也談到了就是說，因為它缺乏了思想性，沒有深刻的精神的內涵，所以才會覺得毫無靈氣。那您認為現在我們所看到這些作品所謂缺乏，或者是說毫無靈氣，跟這個意識形態的控制有沒有關係呢？
陳破空：這個《光明日報》是一個官媒，官方媒體，那麼這篇文章的出臺有兩種可能，一個可能就是，官方想來說明一點什麼事情，想來說是不是沒有思想，或者說沒有所謂的正統的主體的社會主義思想，所以沒有好的作品，沒靈氣。
還有一個可能是其中的編輯，或者是記者想說自己的話，想來批評中國的現實。但實際上撇開這個背景不說，實際上這個批評是很正確的。因為中國現在的文學作品確實沒有靈氣，都是一些，廣東話講「爛茶渣」，就包括莫言得諾貝爾所謂文學獎，要嘛寫什麼《檀香刑》那種變態的東西，要嘛寫什麼豐什麼肥什麼（《豐乳肥臀》）那些很聳人聽聞的東西。還有像那個賈平凹有寫一個《廢都》，號稱什麼最有價值的作家。實際上他們的作品可以說是不堪卒睹。
甚至莫言的作品是大規模的抄襲。我最近要出一本新書叫《不受歡迎的中國人》，就說了莫言的作品大規模抄襲，我有舉證，他從人物到背景設置，到裡面的人物對每一個家庭的對應都是抄襲《百年孤獨》，大規模的抄襲。
我覺得文學為什麼缺少靈氣？一個很關鍵的幾個說法。我們普通懂文學的人都知道，一個說法是什麼呢？說詩歌屬於青年，小說屬於中年，散文屬於老年，為什麼呢？詩歌是最有靈氣的東西，所以你越年輕越有生命越看得出靈氣；但到中年，他靈氣在退，那麼就寫小說；到老年，靈氣更退了，就很懶了，就寫些散文，隨便話幾筆就算了。就說明中國作品缺少靈氣，未老先衰，這是中國普遍這個社會的一個現狀，未老先衰，衰老了，精神腐敗了。
還有一個文學上的說法，憤怒出詩人，還說貧寒出才子。那麼今天的中國作家是什麼？是官方養起來的作家，作家協會發工資、分住房、安排轎車，甚至安排祕書，作協還有副主席，這怎麼能寫出東西呢？養尊處優，甚至每天去卡拉OK大吃大喝，薄熙來搞唱紅打黑的時候，他們就群起去賦詩，像那個莫言就去說什麼唱紅打黑聲勢隆，去捧臭腳。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能寫出真正的作品呢？
一個作家都沒有危機感，民國時代沒有這樣的現象，魯迅，像當時的郁達夫，那些都是自己養自己，靠自己來養，不存在什麼拿工資，大學教授可以拿工資，作家不存在拿工資。而今天世界上的作家，有誰在拿工資？什麼官方養起來的。像美國政府從來不養作家；臺灣政府養作家嗎？不養。作家不會被養的。作家是你自己去寫。你如果在大學裡說這個作家駐校作家一段時間，學校給你錢，那你必須寫出東西來。所以說這個官方把作家養起來，就想官辦，想讓作家為政府服務，為黨服務，成為黨的喉舌，他當然寫不出東西嘛！
像郭沫若，他在49年以前就寫得出東西，他描述女生啊那些什麼的東西。但是一到了共產黨領導，它的官辦作家為黨說話，他寫的東西一塌糊塗。四人幫打倒的時候他寫什麼打油詩呢？「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精生白骨，狗頭軍師張。這就是他的詩，這詩就成了小孩都寫得出來。
主持人：沒有任何文采，沒有任何思想。
陳破空：對！學生不怕起個早，跑到操場做個彎腰，這都算個詩。這種都算詩了！所以說你想一想中國文學墮落到這種程度，當然沒有靈氣嘛！
主持人：夏明教授，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它還談到就是說，它批評當今中國文藝放棄嚴肅的社會思考轉而倒向娛樂大潮；給人一種軟綿綿、輕飄飄的感覺，沒法形成強烈的思想衝擊力與穿透力。您對此怎麼解讀呢？
夏明：我也回應一下剛才破空講的，一個文學作品是不是應該整齊劃一？剛才破空講共產黨想控制文藝，想指導文藝，這樣的話當然就出現一個「整齊劃一」的問題。其實文藝一方面要反應社會生活、反應歷史、反應時代的精神，但是它的基礎是從個性、個人的角度，當然和個人主義、人道主義都是緊密相關的。
一個黨它有指揮棒讓文藝來服務於政治、服務於它所謂的文藝思想，來反應它的主題思想。我覺得它今天一方面批評文藝沒有靈氣，但它到底意味著什麼？是要把文藝全部反應習近平講的正能量嗎？但是如果另一方面它要批評風前月下的這些個人軟綿綿的這些文學作品，但是這些文學作品也沒有什麼錯誤。
那麼如果一個社會的作家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從個人不同的社會層面去觀察，他能夠一方面反應社會現實矛盾，促進正義、公平這些主題。另一方面，它有欣賞的價值，或者美的價值，或者滿足個人閒暇的需要，就是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文藝的靈氣就必須產生出一種作家的多元思想、多元碰撞，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方針，而不是一方面成為政治的奴隸，不是成為權力的附庸；另一方面不是成為市場的奴隸，不是成為金錢的附庸，那麼這樣的話我覺得文化和文藝才會繁榮。
主持人：現在有些作家他們認為雖然我們很娛樂化，而且被人說是很淺薄，甚至庸俗，但是現在觀眾就喜歡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就只能寫這些東西、做這些東西。但是很多觀眾也不認同，說你們就沒有寫出有價值的作品來。那您認為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陳破空：實際上都出了問題，首先是制度出了問題。因為政治制度它要求，毛澤東所謂文藝座談講話，習近平又來第二次所謂文藝座談會，都是要求藝術為政治服務、為黨服務，說白了就是聽黨的話，這是首先制度上給你畫了個圈子了，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就出在作家身上，這些作家喪失了一個文人起碼的骨氣、風骨和獨立性，迎奉官場、侍奉權貴，為五斗米折腰。原來李白說的是「不為五斗米折腰」，但這是為五斗米折腰。李白喝醉了酒對皇帝都是冷嘲熱諷，杜甫更是顛沛流離；但是現在的文人是絕不會顛沛流離的，也絕不會在權貴面前要表示出一種風骨。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是整體墮落，完全失去骨頭，這根本不可能寫出好東西。
再一個就是國民性，由於制度和文人惡性循環這樣的引導，國民性也在惡性循環，所以這種國民性導致了膚淺文化，急功近利、短平快，就是所謂的商業化，哈哈一笑就了事，看個電視劇，哈哈一笑就完了。甚至習慣假的。
比如現在我跟國內的人打電話，問主要是看什麼電視劇？主要是抗日劇。中共訂出一個主題，要愛國、要抗日，抗日戰爭都結束了70年，就每天到了晚上，人吃飯就聽到電視劇裡面喊打、喊殺，大刀向日本鬼子頭上砍去。從來不提六四，從來不提反右、文革，也不提迫害法輪功，這些重大的事件就發生在眼前的，根本就不進入文學題材、不進入電視劇。
進入電視劇的是70年前的東西，而且還是假的東西！根本就是不抗日的人在假裝抗日。八路軍從來不抗日，新四軍不抗日，電視劇上卻動不動就八路、新四軍什麼的，國民黨的抗日反應得非常少。所以這些東西對整個社會的戕害非常嚴重。老百姓別無選擇，老百姓與其看這些政治、看這些假大空的，還不如看一些娛樂的。所以最後大家一起沉淪，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一起沉淪。
主持人：好，我請問夏明教授，我們看到在中國歷史上，像剛才陳破空先生談到的李白、杜甫，還有屈原這些人，他們實際上真的是承擔了一個對於社會的責任，而且他們甚至能夠一代一代被傳頌下去，他們等於是文人的一個模範，而且為社會都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那您認為作為一個能夠留芳百世的文人，他需要一些什麼樣的品質呢？
夏明：第一個，剛才破空講到文人清貧的問題，憤怒出詩人，貧寒出文人。另一方面就是說偉大的作家是需要有閒暇，需要有優越的條件來滋潤他的。中國如果能夠給文人提供閒暇創作的條件，他們能夠有基本的溫飽、能夠有社會尊嚴，這樣我覺得對中國的文藝創作，或者學術創作都應該有幫助。
另外一個我覺得主要的就是，我們看到中國古代，儘管皇帝有時也很專制，皇帝的權力影響真的很遠。但是畢竟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下，皇帝一方面沒有個人的意願想把全世界全都統治在他下面；因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它就有意願想達到全球的滲透。
另一方面，中國的皇帝他也沒有物質條件能夠滲透到每個鄉村、每個個人的思想。但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它利用20世紀和21世紀的高科技，想對每個人進行靈魂的控制和靈魂的改造，也就是共產黨提出的改造世界觀。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對每個人的靈魂和世界觀進行改造，進行重新塑造、翻版，以你統一的模型來做的話，當然作家就不可能有個性，就不可能有創造的靈感。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還在於鐵蹄下的夜鶯是沒辦法歌唱的。最主要還在於怎麼樣能夠讓每個作家他能夠享受自由，能夠歌頌人性、歌頌個性，用他個性的存在，用他個人的精神來反應整個時代。不是一個人的主旋律，而是成千上萬的作家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最後能夠反映整個社會，我想這是一個作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有靈氣，能夠捕捉時代的精神，能夠反映時代脈搏的一個根本基礎。
主持人：謝謝。我們看到真的能夠留芳百世的作品，甚至現在一些很好的作品，最基本的是它能夠打動你，它真的是讓你看到什麼東西，讓你深有體會，或者有所感觸。您認為一個好的作品應該需要什麼樣的因素呢？
陳破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其實我們看看蘇聯和蘇聯前面的沙皇時代，由於沙皇時代推行改革，整個社會西化，它有相當多的自由。在沙皇時代，就是布爾塞維克之前的沙皇時代，俄國的作家是滿天星斗，出了無數的作家、大作家，像托爾斯泰、果戈理、杜斯妥耶夫斯基、萊蒙托夫、普希金那些，作家多得不得了！寫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留傳於世的。像我們知道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這些作品都是非常雋永的留傳下來。像萊蒙托夫只活了20多歲，但是他寫的詩都是非常有靈感的，因為他有自由的空間，自由非常重要。所以這個政權不會去干涉詩人或者作家，詩人、作家要有充分的自由去發揮他自己。
但是到了蘇聯時代，一下萬馬齊喑，滿天星斗都不見了，同樣是俄羅斯民主，結果剩下什麼呢？一個高爾基和蕭洛霍夫。高爾基最後跟它們決裂了，高爾基先是吹捧列寧，後來一看不對了，斯大林要去吹捧他，他看到斯大林不對，他走了，移居國外，不給斯大林寫東西了。
另外還有一個蕭洛霍夫，就是好不容易蘇聯70多年出了這麼一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都還是在所謂當局高抬貴手的時候，本來他是要受到追究，是斯大林給他高抬貴手才沒受到追究的。
中國就更慘了，中國在民國時代出了多少作家，多得不得了，也是滿天星斗，什麼魯迅、張愛玲、郁達夫、徐志摩、戴望舒，全都是那個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為中國人在1911年到1949年得到了相對的自由，所以這個相對的自由產生了大量的好作家。魯迅的作品今天讀起來還是很有味的，還有當年徐志摩的詩《再別康橋》，現在看上去都是很有生命力的。
但是1949年以後不行了，完全萬馬齊喑，毛澤東來了一個文藝談話，丁玲寫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沒一個人看！最後尤其是文革當代焚書坑儒，後來又有短暫的小陽春，就是文革的傷痕文學，80年代，有幾個好作品；最後1989鎮壓，共產黨重新收緊意識形態，以鐵腕對待知識，所以最後這些作品又消失了，作家的靈氣又蕩然無存了，所以今天這個東西主要是跟這個有關。創作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沒有自由沒有靈感。
主持人：我想請問夏明教授，陳破空先生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多人也認為一個作品如果沒有思想或靈魂，那肯定就是沒有靈氣的，也就很難引起人的共鳴。您認為一個人的思想深度，還有他對事情的敏銳，對一個作品的影響有多大呢？
夏明：我覺得一個最根本的在於如果每個作家能夠找到自己的靈魂，然後能夠把自己的靈魂跟天地之公理進行對話，進行連接，我想我們就會有最根本的堅守，我們反應出的東西就會成為有天理的東西，它就會有普世價值。
像即使在蘇聯的高壓下，我們也知道有一些文學家，像剛才說的蕭洛霍夫，還有蕭斯塔科維奇這樣的音樂家。我覺得中國每一個文人確確實實應該問一個根本的問題，你有沒有靈魂？你有沒有發現靈魂？在你的靈魂之中是不是有一個天理在指導你？有一個最根本的北斗星，你在為一個世界的公義，為普世價值在寫作，這個我覺得是中國作家都應該要問的一個問題。
主持人：好，謝謝。一句話，您認為中國的這些文人和知識份子他們如何恢復自己的形象呢？
陳破空：我覺得就是恢復獨立的人格，恢復他們的骨氣和尊嚴，不為五斗米折腰，所謂「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做到這一點，傳統美德就夠了。
主持人：好，謝陳破空先生，也謝謝夏明先生，感謝各位收看，再見。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欄目熱線直播節目。最近在中國意識形態的辯論成為一個熱點，我們先一起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2月9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書記苟仲文、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朱之文、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沈健等作客中共官媒人民網，以「改進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為主題，與網民進行了一場在線交流。
龔克在發言中表示，「最近我在網上看有人講要全面清理、純潔、整頓教師隊伍，這個我不能同意，這是1957年的思維，或者1966年的思維。」
龔克表示，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時，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上去，不能重蹈歷史上對待知識份子的「左」的錯誤。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導說，龔克是在明確批評中共教育部長袁貴仁此前要求的整頓教師隊伍，是1957或66年的思維。而人民網罕見發表了龔克的有關講話。
龔克在發言中提到的1957年，就是中共「大躍進」開始的年代，當時的民眾在中共的逼迫下說假話、造假，導致19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而1966年是文革開始的年份，中共極左的政治鬥爭給全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傷害。
蹊蹺的是，龔克的這番表態最初得到了黨媒的罕見報導，之後卻被刪除。
最近一段時間，關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在中共黨媒之間爭吵不斷。此前中共黨刊《求是》雜誌下屬網站拋出「抹黑中國」論後，《中青報》高調反駁《求是》，以及中共黨媒《遼寧日報》派記者臥底高校，調查老師上課的言論。「意識形態」、「左右論」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主持人：就在人們對意識形態進行辯論的同時，2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缺鈣的文藝需要思想進補」，這篇文章裡提到，在中國有相當多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明明有良好的創作條件，不缺乏生活的閱歷和創作能力，但是他們的作品卻「毫無靈氣」。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為什麼這些作家、還有他們的文藝作品缺乏靈氣？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歡迎您撥打我們的熱線參與討論：646-519-2879。今天我們有兩位嘉賓和大家一起對此進行討論，一位是現場的政論家陳破空先生，陳先生您好。
陳破空：您好。
主持人：另外一位是在Skpye連線的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您好。
夏明：您好，觀眾好。
主持人：首先我想請問一下陳破空先生，我們看到這個教育部長袁貴仁他的言論引發了很多爭議，那麼它爭議的焦點在哪裡呢？另外，官方對此是一個什麼樣的觀點？
陳破空：教育部長袁貴仁他發表了一個言論，他說不能讓有西方價值的教材進入高校，或說高校不能講西方價值。他的言論一出，一時激起千層浪，在中國的網友都進行反彈。
這裡有三個焦點，第一個就是網友提出一個問題，很簡單，馬克思主義屬不屬於西方價值？馬克思主義從西方引進來的，共產黨還在天天講，它們發整頓高校的通知裡面反覆出現「馬克思主義」這個字樣。說得白一點，連「共產黨」三個字都來自於西方。「共產黨」三個字不是中國人造的，是從西方輸入亞洲，而且是由日本人創造了漢字，叫「共產黨」，然後中國從日本那裡接受了這三個字。這第一層矛盾。
第二層矛盾是什麼呢？網友說，你說不接受西方價值，你們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把你們的子女全部送到西方去接受教育，是不是你自己的子女可以接受西方價值的教育，但是卻讓平民的子弟留在國內不接受西方價值教育？這是虛偽、人格分裂。
第三個爭議是，這個袁貴仁本人他前後不一，他在2011年的時候，他自己在人大發言，他說大學應該引進各國的外國資源，他說外國資源不影響中國，我們還派人到外國留學，他在資本主義窩裡都不受影響，為什麼引進了就會受影響呢？他認為要引進。而且他認為西方的價值，或者外國的資源都是可以為我所用的，中國是主體。所以他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的言論自然就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嘲笑。
主持人：那中國的官方對此是一個什麼樣的立場？它們是什麼說法呢？
陳破空：官方《環球時報》發表一個社論，它叫作「說的是西方政治價值觀，別扯偏了」，它的意思它承認了，在互聯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彈。然後它說袁部長講的西方價值講的是「西方政治」價值觀，也就是說不引進西方的政治，比方三權分立。
但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價值觀，而共產黨就是一個政治團體，共產黨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就是用西方的思想武裝起來的，當然是西方的偏方，而且是一個廢方，是被人不用的東西。所以這個又構成了一層矛盾。
主持人：請問夏明教授，我們看到這一次袁部長他在發表了講話之後，雖然各地的高校校長、黨委書記他們都是齊聲擁護，但是我們看到南開大學的校長龔克他就有不同的聲音，他的聲音發出之後也得到了很多民間的支持。官方的媒體它一開始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的轉載，但是很快又刪除了。您怎麼解讀這一現象呢？
夏明：今天儘管習近平他想加強對教育，就像我們知道的「三個決不」，袁貴仁講的，和對文藝，就像他最近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加強對教育和文藝的控制。但是今天的中國顯然已經不是1957年「反右」時的中國了，也不是1966年「文革」前夕的中國了，雖然能夠看到在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積累一批具有思想、有頭腦、而且有批評精神的人，他們在世界上也都看到了各國的發展，他們能夠抵制中國目前出現的一種極左的、極端的思潮。
另外，從某種層次上也反映出中國現在在高校裡邊還有一些版塊，還有一些學者，還有一些學者型的幹部、校長這些行政官員，他對教育部長還是可以有一些對話，可以有一些運作的空間，如果不能完全抵制教育部的這些政令的話，至少他可以通過打太極拳的方式把它化解，使得高校被意識形態的破壞減到最低的限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中國出現這種思想的碰撞，到底中國是走向何方？到底中國的人會以什麼思想方式來看待世界和教育下一代？這目前是一個十字路口。
主持人：謝謝。那我們看到關於意識形態的問題，在中國很多年來一直是存在的，這一次在民間有很多的反對聲音。到底意識形態在中國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它對人的思想，或者說各種各樣的學術有什麼樣的控制呢？
陳破空：這個所謂「意識形態」也是共產黨比較喜歡使用的一個話語，實際上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一直在崩潰、解體中，因為在毛澤東時代，它所謂的意識形態就是毛澤東思想，或者斯大林主義，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都不算。所以最近在講的有一些高校老師在「抹黑中國」，實際上高校老師是想說中國的真相，它說在抹黑中國。但是官方的宣傳確實在抹黑中國，它對歷史扭曲、對現實扭曲，那是抹黑。
所以意識形態，共產黨自從毛澤東死了之後，它的共產主義那一套已經崩潰了，它沒有信仰，按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只有實踐、沒有理論，走一步算一步。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談不上意識形態，最後它找了什麼意識形態？就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那麼現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還不夠，因為它自己不愛國，高官子女一人幾本護照都往外走。所以愛國主義很難站住腳。就像最近的「愛國精英」芮成剛，說他是叛國，而且跟高官夫人是「公共情夫」，所以這個愛國也是個謊言。
最後它們就找了什麼呢？它最近又想回到毛澤東時代，找毛澤東時代所謂的意識形態，什麼「文藝為政治服務」啦，又是什麼所謂的「無產階級」，就是共產主義那一套。但是很可笑的就是，毛澤東時代確實有赤貧、有無產階級可言，他們造反的是農民企業，還有什麼所謂無產階級可言。
但今天的執政者都是權貴資本家，權貴資產階級，他們姓資。按毛澤東說的話就是走資派還在走，現在真正是走資派，大走特走，邁開大步走。所以在這個時候去談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實際上它們的意識形態出現了混亂，沒有意識形態可言。
主持人：夏明先生，我們看到2月9日《光明日報》這篇文章談到了很多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是「毫無靈氣」，而且說更缺少新意，它談到讀者和觀眾即便能看下去，也很難產生回味和思考，有的創作者儘管早早成名，卻難入大家行列。您是否同意它這個觀點呢？
夏明：對，我覺得有一點應該澄清，並不是說中國作家現在沒有創造性、沒有創造力，那麼我相信許多沒有機會發表的作品，許多作家現在把它鎖在櫃子裡面、抽屜裡面的作品，我相信一定是很有創造力的，因為中共它的審查系統不斷地在進行「逆向淘汰」，逆向淘汰把好的作品在封殺，有的好的作品偶爾如果能夠逃脫它的審查制度的話，後來也會被批判。
這樣的話我們看到其實有一大批的中國的作家要嘛遠離了體制，要嘛現在是消聲，在等待機會，才能夠讓他的作品見面。或者我們現在看到海外有許多的作家，包括像高行健、高爾泰、余傑等等，他們在海外都在創作。
所以中國我們現在說一個根本問題就是說，中國作家在黨內，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下，在中國的體制內，為什麼作家他的靈氣沒辦法得到發揮？或者說，作家有靈氣的作品為什麼得不到出版？恐怕這是一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主持人：我們今天在談到意識形態的問題，有很多人認為意識形態它禁錮人的思想。那麼這篇文章它也談到了就是說，因為它缺乏了思想性，沒有深刻的精神的內涵，所以才會覺得毫無靈氣。那您認為現在我們所看到這些作品所謂缺乏，或者是說毫無靈氣，跟這個意識形態的控制有沒有關係呢？
陳破空：這個《光明日報》是一個官媒，官方媒體，那麼這篇文章的出臺有兩種可能，一個可能就是，官方想來說明一點什麼事情，想來說是不是沒有思想，或者說沒有所謂的正統的主體的社會主義思想，所以沒有好的作品，沒靈氣。
還有一個可能是其中的編輯，或者是記者想說自己的話，想來批評中國的現實。但實際上撇開這個背景不說，實際上這個批評是很正確的。因為中國現在的文學作品確實沒有靈氣，都是一些，廣東話講「爛茶渣」，就包括莫言得諾貝爾所謂文學獎，要嘛寫什麼《檀香刑》那種變態的東西，要嘛寫什麼豐什麼肥什麼（《豐乳肥臀》）那些很聳人聽聞的東西。還有像那個賈平凹有寫一個《廢都》，號稱什麼最有價值的作家。實際上他們的作品可以說是不堪卒睹。
甚至莫言的作品是大規模的抄襲。我最近要出一本新書叫《不受歡迎的中國人》，就說了莫言的作品大規模抄襲，我有舉證，他從人物到背景設置，到裡面的人物對每一個家庭的對應都是抄襲《百年孤獨》，大規模的抄襲。
我覺得文學為什麼缺少靈氣？一個很關鍵的幾個說法。我們普通懂文學的人都知道，一個說法是什麼呢？說詩歌屬於青年，小說屬於中年，散文屬於老年，為什麼呢？詩歌是最有靈氣的東西，所以你越年輕越有生命越看得出靈氣；但到中年，他靈氣在退，那麼就寫小說；到老年，靈氣更退了，就很懶了，就寫些散文，隨便話幾筆就算了。就說明中國作品缺少靈氣，未老先衰，這是中國普遍這個社會的一個現狀，未老先衰，衰老了，精神腐敗了。
還有一個文學上的說法，憤怒出詩人，還說貧寒出才子。那麼今天的中國作家是什麼？是官方養起來的作家，作家協會發工資、分住房、安排轎車，甚至安排祕書，作協還有副主席，這怎麼能寫出東西呢？養尊處優，甚至每天去卡拉OK大吃大喝，薄熙來搞唱紅打黑的時候，他們就群起去賦詩，像那個莫言就去說什麼唱紅打黑聲勢隆，去捧臭腳。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能寫出真正的作品呢？
一個作家都沒有危機感，民國時代沒有這樣的現象，魯迅，像當時的郁達夫，那些都是自己養自己，靠自己來養，不存在什麼拿工資，大學教授可以拿工資，作家不存在拿工資。而今天世界上的作家，有誰在拿工資？什麼官方養起來的。像美國政府從來不養作家；臺灣政府養作家嗎？不養。作家不會被養的。作家是你自己去寫。你如果在大學裡說這個作家駐校作家一段時間，學校給你錢，那你必須寫出東西來。所以說這個官方把作家養起來，就想官辦，想讓作家為政府服務，為黨服務，成為黨的喉舌，他當然寫不出東西嘛！
像郭沫若，他在49年以前就寫得出東西，他描述女生啊那些什麼的東西。但是一到了共產黨領導，它的官辦作家為黨說話，他寫的東西一塌糊塗。四人幫打倒的時候他寫什麼打油詩呢？「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精生白骨，狗頭軍師張。這就是他的詩，這詩就成了小孩都寫得出來。
主持人：沒有任何文采，沒有任何思想。
陳破空：對！學生不怕起個早，跑到操場做個彎腰，這都算個詩。這種都算詩了！所以說你想一想中國文學墮落到這種程度，當然沒有靈氣嘛！
主持人：夏明教授，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它還談到就是說，它批評當今中國文藝放棄嚴肅的社會思考轉而倒向娛樂大潮；給人一種軟綿綿、輕飄飄的感覺，沒法形成強烈的思想衝擊力與穿透力。您對此怎麼解讀呢？
夏明：我也回應一下剛才破空講的，一個文學作品是不是應該整齊劃一？剛才破空講共產黨想控制文藝，想指導文藝，這樣的話當然就出現一個「整齊劃一」的問題。其實文藝一方面要反應社會生活、反應歷史、反應時代的精神，但是它的基礎是從個性、個人的角度，當然和個人主義、人道主義都是緊密相關的。
一個黨它有指揮棒讓文藝來服務於政治、服務於它所謂的文藝思想，來反應它的主題思想。我覺得它今天一方面批評文藝沒有靈氣，但它到底意味著什麼？是要把文藝全部反應習近平講的正能量嗎？但是如果另一方面它要批評風前月下的這些個人軟綿綿的這些文學作品，但是這些文學作品也沒有什麼錯誤。
那麼如果一個社會的作家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從個人不同的社會層面去觀察，他能夠一方面反應社會現實矛盾，促進正義、公平這些主題。另一方面，它有欣賞的價值，或者美的價值，或者滿足個人閒暇的需要，就是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文藝的靈氣就必須產生出一種作家的多元思想、多元碰撞，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方針，而不是一方面成為政治的奴隸，不是成為權力的附庸；另一方面不是成為市場的奴隸，不是成為金錢的附庸，那麼這樣的話我覺得文化和文藝才會繁榮。
主持人：現在有些作家他們認為雖然我們很娛樂化，而且被人說是很淺薄，甚至庸俗，但是現在觀眾就喜歡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就只能寫這些東西、做這些東西。但是很多觀眾也不認同，說你們就沒有寫出有價值的作品來。那您認為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陳破空：實際上都出了問題，首先是制度出了問題。因為政治制度它要求，毛澤東所謂文藝座談講話，習近平又來第二次所謂文藝座談會，都是要求藝術為政治服務、為黨服務，說白了就是聽黨的話，這是首先制度上給你畫了個圈子了，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就出在作家身上，這些作家喪失了一個文人起碼的骨氣、風骨和獨立性，迎奉官場、侍奉權貴，為五斗米折腰。原來李白說的是「不為五斗米折腰」，但這是為五斗米折腰。李白喝醉了酒對皇帝都是冷嘲熱諷，杜甫更是顛沛流離；但是現在的文人是絕不會顛沛流離的，也絕不會在權貴面前要表示出一種風骨。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是整體墮落，完全失去骨頭，這根本不可能寫出好東西。
再一個就是國民性，由於制度和文人惡性循環這樣的引導，國民性也在惡性循環，所以這種國民性導致了膚淺文化，急功近利、短平快，就是所謂的商業化，哈哈一笑就了事，看個電視劇，哈哈一笑就完了。甚至習慣假的。
比如現在我跟國內的人打電話，問主要是看什麼電視劇？主要是抗日劇。中共訂出一個主題，要愛國、要抗日，抗日戰爭都結束了70年，就每天到了晚上，人吃飯就聽到電視劇裡面喊打、喊殺，大刀向日本鬼子頭上砍去。從來不提六四，從來不提反右、文革，也不提迫害法輪功，這些重大的事件就發生在眼前的，根本就不進入文學題材、不進入電視劇。
進入電視劇的是70年前的東西，而且還是假的東西！根本就是不抗日的人在假裝抗日。八路軍從來不抗日，新四軍不抗日，電視劇上卻動不動就八路、新四軍什麼的，國民黨的抗日反應得非常少。所以這些東西對整個社會的戕害非常嚴重。老百姓別無選擇，老百姓與其看這些政治、看這些假大空的，還不如看一些娛樂的。所以最後大家一起沉淪，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一起沉淪。
主持人：好，我請問夏明教授，我們看到在中國歷史上，像剛才陳破空先生談到的李白、杜甫，還有屈原這些人，他們實際上真的是承擔了一個對於社會的責任，而且他們甚至能夠一代一代被傳頌下去，他們等於是文人的一個模範，而且為社會都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那您認為作為一個能夠留芳百世的文人，他需要一些什麼樣的品質呢？
夏明：第一個，剛才破空講到文人清貧的問題，憤怒出詩人，貧寒出文人。另一方面就是說偉大的作家是需要有閒暇，需要有優越的條件來滋潤他的。中國如果能夠給文人提供閒暇創作的條件，他們能夠有基本的溫飽、能夠有社會尊嚴，這樣我覺得對中國的文藝創作，或者學術創作都應該有幫助。
另外一個我覺得主要的就是，我們看到中國古代，儘管皇帝有時也很專制，皇帝的權力影響真的很遠。但是畢竟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下，皇帝一方面沒有個人的意願想把全世界全都統治在他下面；因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它就有意願想達到全球的滲透。
另一方面，中國的皇帝他也沒有物質條件能夠滲透到每個鄉村、每個個人的思想。但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它利用20世紀和21世紀的高科技，想對每個人進行靈魂的控制和靈魂的改造，也就是共產黨提出的改造世界觀。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對每個人的靈魂和世界觀進行改造，進行重新塑造、翻版，以你統一的模型來做的話，當然作家就不可能有個性，就不可能有創造的靈感。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還在於鐵蹄下的夜鶯是沒辦法歌唱的。最主要還在於怎麼樣能夠讓每個作家他能夠享受自由，能夠歌頌人性、歌頌個性，用他個性的存在，用他個人的精神來反應整個時代。不是一個人的主旋律，而是成千上萬的作家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最後能夠反映整個社會，我想這是一個作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有靈氣，能夠捕捉時代的精神，能夠反映時代脈搏的一個根本基礎。
主持人：謝謝。我們看到真的能夠留芳百世的作品，甚至現在一些很好的作品，最基本的是它能夠打動你，它真的是讓你看到什麼東西，讓你深有體會，或者有所感觸。您認為一個好的作品應該需要什麼樣的因素呢？
陳破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其實我們看看蘇聯和蘇聯前面的沙皇時代，由於沙皇時代推行改革，整個社會西化，它有相當多的自由。在沙皇時代，就是布爾塞維克之前的沙皇時代，俄國的作家是滿天星斗，出了無數的作家、大作家，像托爾斯泰、果戈理、杜斯妥耶夫斯基、萊蒙托夫、普希金那些，作家多得不得了！寫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留傳於世的。像我們知道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這些作品都是非常雋永的留傳下來。像萊蒙托夫只活了20多歲，但是他寫的詩都是非常有靈感的，因為他有自由的空間，自由非常重要。所以這個政權不會去干涉詩人或者作家，詩人、作家要有充分的自由去發揮他自己。
但是到了蘇聯時代，一下萬馬齊喑，滿天星斗都不見了，同樣是俄羅斯民主，結果剩下什麼呢？一個高爾基和蕭洛霍夫。高爾基最後跟它們決裂了，高爾基先是吹捧列寧，後來一看不對了，斯大林要去吹捧他，他看到斯大林不對，他走了，移居國外，不給斯大林寫東西了。
另外還有一個蕭洛霍夫，就是好不容易蘇聯70多年出了這麼一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都還是在所謂當局高抬貴手的時候，本來他是要受到追究，是斯大林給他高抬貴手才沒受到追究的。
中國就更慘了，中國在民國時代出了多少作家，多得不得了，也是滿天星斗，什麼魯迅、張愛玲、郁達夫、徐志摩、戴望舒，全都是那個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為中國人在1911年到1949年得到了相對的自由，所以這個相對的自由產生了大量的好作家。魯迅的作品今天讀起來還是很有味的，還有當年徐志摩的詩《再別康橋》，現在看上去都是很有生命力的。
但是1949年以後不行了，完全萬馬齊喑，毛澤東來了一個文藝談話，丁玲寫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沒一個人看！最後尤其是文革當代焚書坑儒，後來又有短暫的小陽春，就是文革的傷痕文學，80年代，有幾個好作品；最後1989鎮壓，共產黨重新收緊意識形態，以鐵腕對待知識，所以最後這些作品又消失了，作家的靈氣又蕩然無存了，所以今天這個東西主要是跟這個有關。創作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沒有自由沒有靈感。
主持人：我想請問夏明教授，陳破空先生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多人也認為一個作品如果沒有思想或靈魂，那肯定就是沒有靈氣的，也就很難引起人的共鳴。您認為一個人的思想深度，還有他對事情的敏銳，對一個作品的影響有多大呢？
夏明：我覺得一個最根本的在於如果每個作家能夠找到自己的靈魂，然後能夠把自己的靈魂跟天地之公理進行對話，進行連接，我想我們就會有最根本的堅守，我們反應出的東西就會成為有天理的東西，它就會有普世價值。
像即使在蘇聯的高壓下，我們也知道有一些文學家，像剛才說的蕭洛霍夫，還有蕭斯塔科維奇這樣的音樂家。我覺得中國每一個文人確確實實應該問一個根本的問題，你有沒有靈魂？你有沒有發現靈魂？在你的靈魂之中是不是有一個天理在指導你？有一個最根本的北斗星，你在為一個世界的公義，為普世價值在寫作，這個我覺得是中國作家都應該要問的一個問題。
主持人：好，謝謝。一句話，您認為中國的這些文人和知識份子他們如何恢復自己的形象呢？
陳破空：我覺得就是恢復獨立的人格，恢復他們的骨氣和尊嚴，不為五斗米折腰，所謂「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做到這一點，傳統美德就夠了。
主持人：好，謝陳破空先生，也謝謝夏明先生，感謝各位收看，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