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2月27日訊】成田機場日記（23）：告示板的爭議
11月25日
我睡覺時，將手機設置為振動狀態，因為深夜時整個入境審查大廳空蕩蕩的只有我一人，不斷的來電、來短信的電話鈴聲，與寧靜的大廳環境不和諧。
昨晚24:00過後，我枕邊的手機持久地振動，是來自美國的電話。旅居美國的陳奎德先生來電問候，我們已經二十幾年未聯繫，1983年我進復旦大學攻讀經濟管理專業碩士學位時，他已是博士，在復旦大學哲學系任教。當年，我是一個知名的青年社會活動家，是復旦大學研究生會常務副主席，又出任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研究生委員會主任，後來讓位於交通大學的研究生會主席，現任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當年是華東政法學院的研究生主席，也是這屆研究生委員會的委員。陳奎德先生是做學問、搞理論的，與周義澄、俞吾金、還有一位我已記不住姓名的博士是當時哲學界赫赫有名的「復旦四君子」，六四後他們四人分道揚鑣了，陳、周博士在美國搞學問、做編輯，劃入民運的圈子，另二人留在中國，成了官府的座上賓。
清晨5:00多一點，我還睡得迷迷糊糊時，感覺有人停在我的「床」前，我轉過身來一瞥，見到當班的入境審查辦公室主審官正在抄錄告示板的英文內容，他打了一個招呼：「早上好。」我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又轉過身來，背對著他，讓他比較自在地抄錄吧。這也是他的工作，向上匯報後，他也可以安心。
這兩天，我多了兩塊可擦寫的告示板，而且文字內容可以隨時更新，寫的是一些中文、英文，他有點不放心了。昨晚，他來到我暫住地，說我現在的東西越來越多了。我說：「我還沒有超過一張長椅的面積。」他說：「你可以放廣告衫、紙卡，但告示板要拿掉。」我回答：「為什麼要拿掉？我拿下紙卡，換上告示板，佔的面積差不多。是你的決定，還是你領導的決定？請你把與我直接聯繫的領導找來與我談。」「不是我的決定。」他說完，就離去了。
6:20，我還躺在「床」上，忽然有一包東西塞進我的枕邊，我抬頭一看，是一位日本人，他已離開去上班了。我馬上起床，清點一下這包東西，其中有兩小包新鮮的小面包，可以吃兩餐，還有一些刷牙用品。自從11月8日晚上在機場上認識這位日本人後，他已成了我的好朋友，常常暗暗地送食品及日用品給我。
8:50，童捷從美國華盛頓機場打來電話，他正要乘飛機去德國講課。我們二十幾年前都是復旦大學的研究生，他是研究核物理的，當時也是復旦大學研究生會副主席，我的得力夥伴。他畢業後留在復旦大學任教，後來因參與六四事件被審查，最後出國，在歐洲拿了博士學位，去美國大學任教了。他與政治不搭界，一直在搞自己的研究。我們已失去聯繫，現在他在美國的新聞媒體上知道我的故事，也找到了我的聯繫方式。他告訴我：「你做了一件很對的事。」
中午，入國管理局的米田先生帶著中文翻譯來找我談話，平時我們的談話不需要翻譯，談正式的話題就需要翻譯在場，免得意思理解錯誤。他說：「請你不要把告示板放在我們辦公室的窗檯上。我們在窗上貼宣傳畫都要經過准許的。你放在自己的箱子上、地上或捧著，我們無權干涉。」並且還說了很多理由，請我理解，他不會為難我。他擔心的是，我的告示板會越放越大。我理解他的立場，決定聽從他的勸告。我對他說：「這是我的家，我也會把這裡搞得乾乾淨淨。」還與他開玩笑說：「你現在租給我這兩平方米的面積，以後我向你付租金。我沒有錢，支持我的中國人，每人出一點錢，就有許多錢。」他也笑了。我們很友好地結束談話。他走後，我就重新佈置我的家。我把告示板從窗檯上取下，放在椅子前，也很醒目，而且還擋住了椅子底下的各個食品袋，使環境更美觀。
下午15：00，日本《大紀元時報》記者在成田國際機場公司職員的陪同下到達4樓的正式採訪區，我也從2樓的入境審查大廳到那裡去接受採訪。我坦誠地回答了記者的一切提問，《大紀元》是法輪功學員主辦的媒體，它也能容納我在某些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在日本的中文媒體中，《大紀元》最早報導這起舉世轟動的回國事件，其他中文媒體剛剛醒過來。
16:30，我接受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的直播採訪，大約半小時。
晚上18:00，一批美國航班的乘務員回到日本，從我的暫住地路過，其中有一位男乘務員送我一大瓶美國的純淨水，一位中年女乘務員送一包水果，有香蕉、蘋果，另一位中年女乘務員也取出一包，其中有一盒蘋果汁飲料、一塊很大的瑞士牛奶巧克力、一卷餅乾。她們或許在美國新聞上知道我的回國故事，她們祝福我：good luck。
現在我的食品、換洗衣服已許多，海外朋友發起的東京空運計劃可以放慢執行速度。許多自發的援助者路過我的暫住地，也向我贈送的東西，我不可拒絕，這是一份愛心。當然，路過的旅客給一個微笑、一份理解，傳播我的回國故事，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也是對中國人權的最大關心。
18:20許，一個來自國內的電話，有一個不相識的人代表上海民眾特意為我編了一首曲，讓歌聲陪伴我的夜晚。他請我電話錄音。他先讀了一遍歌詞，然後彈曲。電話結束後，我還以為已錄音，一查沒有，我還未按錄音鍵，這個新手機我還不會使用。我沒聽清楚歌詞，但已在電話裡靜靜地聽了一遍曲子，謝謝他。有機會的話，請他再演奏一遍。
19:54，我接到朱杏清的問候電話，聊了一會。我們也很久未聯繫，他在80年代就很出名，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副主編，我們在80年代就是好朋友了。21:20，又接到亞洲自由電台香港記者的每天問候及採訪。
今天是在日本國門外第22天，睡一覺就過去了，明天是23天。
來源：馮正虎de博客 http://fengzhenghu.net
11月25日
我睡覺時，將手機設置為振動狀態，因為深夜時整個入境審查大廳空蕩蕩的只有我一人，不斷的來電、來短信的電話鈴聲，與寧靜的大廳環境不和諧。
昨晚24:00過後，我枕邊的手機持久地振動，是來自美國的電話。旅居美國的陳奎德先生來電問候，我們已經二十幾年未聯繫，1983年我進復旦大學攻讀經濟管理專業碩士學位時，他已是博士，在復旦大學哲學系任教。當年，我是一個知名的青年社會活動家，是復旦大學研究生會常務副主席，又出任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研究生委員會主任，後來讓位於交通大學的研究生會主席，現任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當年是華東政法學院的研究生主席，也是這屆研究生委員會的委員。陳奎德先生是做學問、搞理論的，與周義澄、俞吾金、還有一位我已記不住姓名的博士是當時哲學界赫赫有名的「復旦四君子」，六四後他們四人分道揚鑣了，陳、周博士在美國搞學問、做編輯，劃入民運的圈子，另二人留在中國，成了官府的座上賓。
清晨5:00多一點，我還睡得迷迷糊糊時，感覺有人停在我的「床」前，我轉過身來一瞥，見到當班的入境審查辦公室主審官正在抄錄告示板的英文內容，他打了一個招呼：「早上好。」我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又轉過身來，背對著他，讓他比較自在地抄錄吧。這也是他的工作，向上匯報後，他也可以安心。
這兩天，我多了兩塊可擦寫的告示板，而且文字內容可以隨時更新，寫的是一些中文、英文，他有點不放心了。昨晚，他來到我暫住地，說我現在的東西越來越多了。我說：「我還沒有超過一張長椅的面積。」他說：「你可以放廣告衫、紙卡，但告示板要拿掉。」我回答：「為什麼要拿掉？我拿下紙卡，換上告示板，佔的面積差不多。是你的決定，還是你領導的決定？請你把與我直接聯繫的領導找來與我談。」「不是我的決定。」他說完，就離去了。
6:20，我還躺在「床」上，忽然有一包東西塞進我的枕邊，我抬頭一看，是一位日本人，他已離開去上班了。我馬上起床，清點一下這包東西，其中有兩小包新鮮的小面包，可以吃兩餐，還有一些刷牙用品。自從11月8日晚上在機場上認識這位日本人後，他已成了我的好朋友，常常暗暗地送食品及日用品給我。
8:50，童捷從美國華盛頓機場打來電話，他正要乘飛機去德國講課。我們二十幾年前都是復旦大學的研究生，他是研究核物理的，當時也是復旦大學研究生會副主席，我的得力夥伴。他畢業後留在復旦大學任教，後來因參與六四事件被審查，最後出國，在歐洲拿了博士學位，去美國大學任教了。他與政治不搭界，一直在搞自己的研究。我們已失去聯繫，現在他在美國的新聞媒體上知道我的故事，也找到了我的聯繫方式。他告訴我：「你做了一件很對的事。」
中午，入國管理局的米田先生帶著中文翻譯來找我談話，平時我們的談話不需要翻譯，談正式的話題就需要翻譯在場，免得意思理解錯誤。他說：「請你不要把告示板放在我們辦公室的窗檯上。我們在窗上貼宣傳畫都要經過准許的。你放在自己的箱子上、地上或捧著，我們無權干涉。」並且還說了很多理由，請我理解，他不會為難我。他擔心的是，我的告示板會越放越大。我理解他的立場，決定聽從他的勸告。我對他說：「這是我的家，我也會把這裡搞得乾乾淨淨。」還與他開玩笑說：「你現在租給我這兩平方米的面積，以後我向你付租金。我沒有錢，支持我的中國人，每人出一點錢，就有許多錢。」他也笑了。我們很友好地結束談話。他走後，我就重新佈置我的家。我把告示板從窗檯上取下，放在椅子前，也很醒目，而且還擋住了椅子底下的各個食品袋，使環境更美觀。
下午15：00，日本《大紀元時報》記者在成田國際機場公司職員的陪同下到達4樓的正式採訪區，我也從2樓的入境審查大廳到那裡去接受採訪。我坦誠地回答了記者的一切提問，《大紀元》是法輪功學員主辦的媒體，它也能容納我在某些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在日本的中文媒體中，《大紀元》最早報導這起舉世轟動的回國事件，其他中文媒體剛剛醒過來。
16:30，我接受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的直播採訪，大約半小時。
晚上18:00，一批美國航班的乘務員回到日本，從我的暫住地路過，其中有一位男乘務員送我一大瓶美國的純淨水，一位中年女乘務員送一包水果，有香蕉、蘋果，另一位中年女乘務員也取出一包，其中有一盒蘋果汁飲料、一塊很大的瑞士牛奶巧克力、一卷餅乾。她們或許在美國新聞上知道我的回國故事，她們祝福我：good luck。
現在我的食品、換洗衣服已許多，海外朋友發起的東京空運計劃可以放慢執行速度。許多自發的援助者路過我的暫住地，也向我贈送的東西，我不可拒絕，這是一份愛心。當然，路過的旅客給一個微笑、一份理解，傳播我的回國故事，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也是對中國人權的最大關心。
18:20許，一個來自國內的電話，有一個不相識的人代表上海民眾特意為我編了一首曲，讓歌聲陪伴我的夜晚。他請我電話錄音。他先讀了一遍歌詞，然後彈曲。電話結束後，我還以為已錄音，一查沒有，我還未按錄音鍵，這個新手機我還不會使用。我沒聽清楚歌詞，但已在電話裡靜靜地聽了一遍曲子，謝謝他。有機會的話，請他再演奏一遍。
19:54，我接到朱杏清的問候電話，聊了一會。我們也很久未聯繫，他在80年代就很出名，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副主編，我們在80年代就是好朋友了。21:20，又接到亞洲自由電台香港記者的每天問候及採訪。
今天是在日本國門外第22天，睡一覺就過去了，明天是23天。
來源：馮正虎de博客 http://fengzhenghu.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