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原衛生部副部長、現任中央保健委員會副主任、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接受鳳凰衛視採訪，談取消死囚器官移植，間接證實了法輪功關於中共當局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這段採訪的文字版被國內一些網路轉發，包括財經網也全文轉載[1]。
黃潔夫說，2014年是中國器官移植接受考驗的一年，正是在打大老虎的氛圍下，所以才有現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
有記者感到不解，問：為什麼打大老虎就能把這個死囚器官這個事情推翻呢？大老虎到底是指什麼人？
黃潔夫回答說：「太清楚了，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們的政法委書記，原來的政治局常委……那死囚器官的來源在哪裡，這不是很清楚了嗎？」黃潔夫還說，取消死囚器官移植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屆的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支持，這一屆得到了習近平和李克強的支持，不然是很難做到的。
黃潔夫揭露，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鏈變得骯髒，大老虎周永康落馬才打破這種利益鏈。黃潔夫進一步解釋說，中國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這（器官）怎麼來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祕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一筆糊塗賬，是多少你不清晰」。死囚器官移植「變得骯髒，變得說不清道不明，變成了一個為什麼特別敏感特別複雜的區域，就是這個禁區」。
有記者請黃潔夫把話說得更清楚些，黃潔夫回答說：這個問題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講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
的確如此。黃潔夫不敢把事情講得太清楚。實際上他已經給出了明確的暗示，我們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
摘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說，在未經死者（生前）同意或死者及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摘取死囚器官，這種做法明顯違反國際上關於尊重和保護犯人尊嚴以及身體不受侵犯的規定，明顯違反國際醫學界最基本的倫理標準，因此性質很惡劣，問題很嚴重，但是還不算最惡劣不算最嚴重。因為利用死囚器官進行器官移植手術是中共當局的決定，在中國幾乎是公開的祕密。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就頒布了《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術。當然，這個暫行規定是內部文件，對外保密的。問題在於，如果僅僅是按照當局的規定，利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手術，那麼這中間沒有多少形成利益鏈的空間，政法委照章辦事，參與其中，按照中共的標準也就無可非議。可見，更嚴重、更惡劣的事情還不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本身，而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幕後。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名義下，有更可怕的事情發生。
黃潔夫告訴我們，器官移植這件事不透明，很骯髒。黃潔夫雖然只提出了兩個疑問，但已經點到了要害。
一個疑問是，器官怎麼來的不知道。
這就是說，器官很可能並非都是來自死囚，也許有些器官是來自其他的人。
另一個疑問是，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術也是祕密。
為什麼要保密？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知道了每年進行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又因為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是有統計、有數字的，兩個數字一對照，如果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竟然是執行死刑數量的幾倍幾十倍，那豈不說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術的器官，不是來自死囚，而是來自別的大活人！
2013年11月5日，香港的鳳凰周刊發表了一篇報道《中國人體器官買賣的黑幕》[2]。文章寫道：「過去十年，赴中國『器官移植旅遊』盛行一時，高效得不可思議的移植手術屢見報端，有醫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時內兩次換腎……國際醫學專家對於中國龐大的器官來源不禁疑慮深重：作為常規外科手術，器官移植技術本身並不難，難點主要在於匹配器官的找尋。國際社會上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肝臟腎臟需要數年的等待，為什麼『找尋奇蹟』唯獨在中國頻繁發生？」
文章說：「大陸死刑犯人數遠遠少於器官移植所需的供體人群。大陸官方公布每年實施全肝移植4000例，（實際數據可能還會多出3至4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來算，也必須從3至5人中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那4000個肝臟就至少需要從12000至20000個死刑犯中挑選。然而據國際人權組織調查，中國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2000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讓2000人做肝移植，其餘的人從何得到肝臟的呢？」
這篇文章進一步寫到，「國際醫學專家根據大陸器官市場的奇異現象分析，認為大陸一定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甚至活體器官庫，就是有事先都已驗好血型和做好相關資料檔案的活體器官供應者，在市場上獲得器官『需求』之後，這些活體器官供應者就被送入『醫院』（屠宰場），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器官市場上『隨叫隨到』的超短的等候時間。在中國無法獲得法律保護的法輪功學員、中國勞教所囚犯、社會流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都可能是這個地下組織盜賣器官的目標。」
這篇文章引用了2010年3月《南方周末》發表的「器官捐獻迷宮」，其中提到，記者採訪廣州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時得悉，「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2000年全國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這個時間正好和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同步。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黃潔夫說，2014年是中國器官移植接受考驗的一年，正是在打大老虎的氛圍下，所以才有現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
有記者感到不解，問：為什麼打大老虎就能把這個死囚器官這個事情推翻呢？大老虎到底是指什麼人？
黃潔夫回答說：「太清楚了，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們的政法委書記，原來的政治局常委……那死囚器官的來源在哪裡，這不是很清楚了嗎？」黃潔夫還說，取消死囚器官移植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屆的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支持，這一屆得到了習近平和李克強的支持，不然是很難做到的。
黃潔夫揭露，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鏈變得骯髒，大老虎周永康落馬才打破這種利益鏈。黃潔夫進一步解釋說，中國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這（器官）怎麼來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祕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一筆糊塗賬，是多少你不清晰」。死囚器官移植「變得骯髒，變得說不清道不明，變成了一個為什麼特別敏感特別複雜的區域，就是這個禁區」。
有記者請黃潔夫把話說得更清楚些，黃潔夫回答說：這個問題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講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
的確如此。黃潔夫不敢把事情講得太清楚。實際上他已經給出了明確的暗示，我們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
摘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說，在未經死者（生前）同意或死者及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摘取死囚器官，這種做法明顯違反國際上關於尊重和保護犯人尊嚴以及身體不受侵犯的規定，明顯違反國際醫學界最基本的倫理標準，因此性質很惡劣，問題很嚴重，但是還不算最惡劣不算最嚴重。因為利用死囚器官進行器官移植手術是中共當局的決定，在中國幾乎是公開的祕密。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就頒布了《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術。當然，這個暫行規定是內部文件，對外保密的。問題在於，如果僅僅是按照當局的規定，利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手術，那麼這中間沒有多少形成利益鏈的空間，政法委照章辦事，參與其中，按照中共的標準也就無可非議。可見，更嚴重、更惡劣的事情還不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本身，而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幕後。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名義下，有更可怕的事情發生。
黃潔夫告訴我們，器官移植這件事不透明，很骯髒。黃潔夫雖然只提出了兩個疑問，但已經點到了要害。
一個疑問是，器官怎麼來的不知道。
這就是說，器官很可能並非都是來自死囚，也許有些器官是來自其他的人。
另一個疑問是，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術也是祕密。
為什麼要保密？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知道了每年進行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又因為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是有統計、有數字的，兩個數字一對照，如果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竟然是執行死刑數量的幾倍幾十倍，那豈不說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術的器官，不是來自死囚，而是來自別的大活人！
2013年11月5日，香港的鳳凰周刊發表了一篇報道《中國人體器官買賣的黑幕》[2]。文章寫道：「過去十年，赴中國『器官移植旅遊』盛行一時，高效得不可思議的移植手術屢見報端，有醫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時內兩次換腎……國際醫學專家對於中國龐大的器官來源不禁疑慮深重：作為常規外科手術，器官移植技術本身並不難，難點主要在於匹配器官的找尋。國際社會上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肝臟腎臟需要數年的等待，為什麼『找尋奇蹟』唯獨在中國頻繁發生？」
文章說：「大陸死刑犯人數遠遠少於器官移植所需的供體人群。大陸官方公布每年實施全肝移植4000例，（實際數據可能還會多出3至4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來算，也必須從3至5人中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那4000個肝臟就至少需要從12000至20000個死刑犯中挑選。然而據國際人權組織調查，中國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2000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讓2000人做肝移植，其餘的人從何得到肝臟的呢？」
這篇文章進一步寫到，「國際醫學專家根據大陸器官市場的奇異現象分析，認為大陸一定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甚至活體器官庫，就是有事先都已驗好血型和做好相關資料檔案的活體器官供應者，在市場上獲得器官『需求』之後，這些活體器官供應者就被送入『醫院』（屠宰場），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器官市場上『隨叫隨到』的超短的等候時間。在中國無法獲得法律保護的法輪功學員、中國勞教所囚犯、社會流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都可能是這個地下組織盜賣器官的目標。」
這篇文章引用了2010年3月《南方周末》發表的「器官捐獻迷宮」，其中提到，記者採訪廣州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時得悉，「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2000年全國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這個時間正好和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同步。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