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4月13日訊】近年來，大陸各地罷工事件不斷飆升。據勞工組織統計，去年大陸爆發了1300多起罷工抗議事件。對此，外媒指出，隨著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中國億萬農民工站到了抗議運動的最前沿，這令中共當局感到越來越尷尬。由於它們戒備任何可能威脅它們權力掌控的民間活動，因此對勞工運動進行打壓。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4月6號報導說，在過去四年中，大陸工人的勞工抗議和罷工事件每年都在翻番。據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統計，大陸去年發生了1300多起罷工抗議事件，相比2011年的185起多出了數倍。
報導指出，造成罷工激增的原因之一，是工人們「感到被企業剝削和被政府拋棄」。
據中共官方統計，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約有1億6千8百萬的勞動人口從農村進入城鎮務工。這些被稱作「農民工」的勞動者，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特別是出口加工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卻要受到血汗工廠低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超負荷勞動的盤剝。此外，因為受到中國戶籍制度的約束，他們也無法享有勞工居民身份、子女教育、政府公共服務以及福利保障等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美聯社》報導指出，中國億萬農民工，在社交媒體的普及和傳播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勞動保障權，於是他們站到了抗議運動的最前沿。
深圳勞工維權機構工作人員林東：「原先的話，他們要求的只是一日三餐能夠獲得溫飽，但是當溫飽達到之後，他們發現還有更多的權利是他們本該擁有，但是還沒有擁有的，所以就造成一種心理上的落差，他們需要去填補這種落差，所以他們會行動起來。」
一位曾經參加過罷工的女工，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表示：「我不認為它是抗議，只是捍衛我們的權利。」
林東：「他們已經有了一種公民的融入意識，就是公民權利的意識。比如說在教育平權這一塊，還有就是在戶籍歧視這一塊，他們已經意識到需要跟城市人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水平，就是有一個要求改善他們公民地位的一種訴求，就是公民的權利意識已經開始覺醒。」
然而，在維權過程中，工人們發現最大的困難，並不是來自於企業，而是當局的打壓——被當局認為涉嫌組織罷工抗議的工人，都會被以「擾亂社會秩序」、「阻礙生產」、「阻礙交通」等各種罪名拘捕、監禁。就連為工人提供援助的組織也時常遭到威脅。
林東：「遇到困難毫無疑問就是政府的阻攔，政府的態度很多時候是站在工人訴求的對立面的，然後對我們NGO來說也是採取非常敵對的態度。政府、企業這邊很多時候它們不是正面去回應工人這些合法的訴求，而是想要通過一些打壓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敷衍的方式，來應對工人，造成工人一種情緒上的反彈。」
雖然法律規定，工人們可以罷工，但前提是必須在中共控制的中華總工會領導下。批評者說，怎麼能指望一個政府的分支機構來替工人說話？
林東：「我們都知道，一個政府如果不是民選的話，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要求它為人民說話。所以現在中國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經常聽到上層，就是政府的高層一直說要『為老百姓服務』，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沒有約束，沒有監督的政府，它完全就是脫離人民或者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來進行施政。最後的話，可能會犧牲人民的利益來滿足它個人的利益。」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美國加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原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的話指出，當年中共在奪取政權的時候，打著工農聯盟的旗號，經常組織工人罷工。但在掌權後，立刻拋棄了工人和農民，並在60多年來一直壓迫和剝削著他們。如果工農大眾都把執政黨當作不滿的根源，那麼中共已經感到巨大的危機了。
採訪編輯/張天宇 後製/舒燦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4月6號報導說，在過去四年中，大陸工人的勞工抗議和罷工事件每年都在翻番。據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統計，大陸去年發生了1300多起罷工抗議事件，相比2011年的185起多出了數倍。
報導指出，造成罷工激增的原因之一，是工人們「感到被企業剝削和被政府拋棄」。
據中共官方統計，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約有1億6千8百萬的勞動人口從農村進入城鎮務工。這些被稱作「農民工」的勞動者，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特別是出口加工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卻要受到血汗工廠低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超負荷勞動的盤剝。此外，因為受到中國戶籍制度的約束，他們也無法享有勞工居民身份、子女教育、政府公共服務以及福利保障等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美聯社》報導指出，中國億萬農民工，在社交媒體的普及和傳播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勞動保障權，於是他們站到了抗議運動的最前沿。
深圳勞工維權機構工作人員林東：「原先的話，他們要求的只是一日三餐能夠獲得溫飽，但是當溫飽達到之後，他們發現還有更多的權利是他們本該擁有，但是還沒有擁有的，所以就造成一種心理上的落差，他們需要去填補這種落差，所以他們會行動起來。」
一位曾經參加過罷工的女工，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表示：「我不認為它是抗議，只是捍衛我們的權利。」
林東：「他們已經有了一種公民的融入意識，就是公民權利的意識。比如說在教育平權這一塊，還有就是在戶籍歧視這一塊，他們已經意識到需要跟城市人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水平，就是有一個要求改善他們公民地位的一種訴求，就是公民的權利意識已經開始覺醒。」
然而，在維權過程中，工人們發現最大的困難，並不是來自於企業，而是當局的打壓——被當局認為涉嫌組織罷工抗議的工人，都會被以「擾亂社會秩序」、「阻礙生產」、「阻礙交通」等各種罪名拘捕、監禁。就連為工人提供援助的組織也時常遭到威脅。
林東：「遇到困難毫無疑問就是政府的阻攔，政府的態度很多時候是站在工人訴求的對立面的，然後對我們NGO來說也是採取非常敵對的態度。政府、企業這邊很多時候它們不是正面去回應工人這些合法的訴求，而是想要通過一些打壓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敷衍的方式，來應對工人，造成工人一種情緒上的反彈。」
雖然法律規定，工人們可以罷工，但前提是必須在中共控制的中華總工會領導下。批評者說，怎麼能指望一個政府的分支機構來替工人說話？
林東：「我們都知道，一個政府如果不是民選的話，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要求它為人民說話。所以現在中國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經常聽到上層，就是政府的高層一直說要『為老百姓服務』，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沒有約束，沒有監督的政府，它完全就是脫離人民或者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來進行施政。最後的話，可能會犧牲人民的利益來滿足它個人的利益。」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美國加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原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的話指出，當年中共在奪取政權的時候，打著工農聯盟的旗號，經常組織工人罷工。但在掌權後，立刻拋棄了工人和農民，並在60多年來一直壓迫和剝削著他們。如果工農大眾都把執政黨當作不滿的根源，那麼中共已經感到巨大的危機了。
採訪編輯/張天宇 後製/舒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