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6月13日訊】(明慧網報導)四川省成都市高級工程師劉桂英,2015年6月1日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遞交控告狀,控告前中共頭子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使她遭受到難以承受的迫害:被綁架、關押、非法勞教,被不斷的洗腦迫害。
郵寄回執(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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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劉桂英自述修煉法輪功的美好及遭中共迫害的經歷:
高德大法遭迫害
1998年元月,一個朋友給我推薦了法輪功,那時的我正處於心力交瘁,人生迷茫的艱難時期,一看到法輪功的書,看到師父的照片,我就覺得這就是我千辛萬苦要找的。因為在人生路中,在耗費腦力的科研工作中,我的身體逐漸變差,特別是偏頭痛和睡眠帶來很大痛苦,口腔潰瘍和感冒經常發生,精神不好,脾氣控制不住,家庭爭吵不斷,我不知人活著為甚麼?想在宗教和氣功裡找出路,不僅沒有找到,還被亂七八糟的東西搞亂了身體,真是雪上加霜。
而我一走進法輪功,就深切體會到了這個法輪功是高德大法,也明白了法輪功是佛法修煉,很多人生中的疑問和難題在法輪功著作中都解答了。很幸運遇到大法,我的人生不再迷茫。我知道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我的身體被淨化了,那些纏繞我的多種疾病消失了。我按法輪功提倡的「真、善、忍」修煉心性,重德重心性的修煉,工作中生活中充滿了積極向上的精神,工作更加勤奮,成績顯著,樂於助人不求回報,由於自己修煉提升了道德境界,在社會和工作中的良好表現得到公認,1999年4月被成都市金牛區評選為 「百佳文明市民」。
可是這樣好的功法在1999年7月20日宣布不能煉了,當時我所在單位(現稱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各方人員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找我談話,當他們聲稱這個決定時我哭了。今天我寫到這兒,眼淚仍然控制不住的流。這個社會怎麼了?這個國家怎麼了?教人做好人的功法受打壓,那要叫人怎麼做人?我堅持仍然按法輪功修煉做好人。 99年7月20以後,隨著打壓的升級,我與國內千千萬萬的法輪功修煉者一樣,遭受了各種違法違憲的迫害。
進京上訪被單位開除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開始以後,我單位及當地派出所警察不斷的找我談話,逼我寫保證、交書。我覺得法輪功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中央的「取締」是錯誤的,這些基層的書記們、警察們是在執行中央的決定,給他們說甚麼也沒用,就決定上訪,把我們的心聲反映到中央去。
1999年12月,我去北京上訪在機場被劫回,從此被管制,不能在節假日隨便外出,身份證被派出所警察拿走。
2000年初,因為我堅持修煉法輪功,據說是所領導開了會決定對我雙開(開除公職和黨籍)處理,留單位查看一年。只發基本工資的百分之六十,扣除各種費用一個月只有100多元的收入。承擔的單位的各種工作雖然照常在幹,但在年終的時候給我考評:不合格。沒有獎金收入。
幾次三番被洗腦迫害
2000年2月底,我被當地警察告知「電話串聯」,原因是與一位法輪功朋友通電話,在3月初被強制送去金牛區洗腦班(在成都市金牛區營門口派出所,當時成都市轉化法輪功的試點),由單位派車,當地警察陪同接送,派車費用全部由我付,當時我只有100多元的收入,一天30元的派車費我根本負擔不起,我要求自己去洗腦班,他們不允許,我被強行付了70天洗腦班的來回車費。
在洗腦班,要求大家寫認識,我寫了一份「我的一點認識」,正面談了自己對法輪功的認識,交給了洗腦班和單位,也放在單位的內部網上,可是我的這份認識在單位內部網上一出現就被刪掉,而且被找去談話,並取消了上網資格,使一些需要網上處理的工作不能做了。
在洗腦班期間我和20多個法輪功學員白天被關在成都市金牛區營門口派出所的一間房裡,坐小板凳,晚上回去我加班做手頭的工作。開始洗腦班讓我們聽一些誹謗法輪功師父和法輪功的言論,我們抵制,後來就拿一些報紙讓我們打發時間,不准請假,不准外出,實際就是變相關押。在2000年5月8日,我們全體法輪功學員抗議這種關押,聯合寫了一份「尊重事實,尊重《憲法》」的材料交給各單位及派出所,所黨委書記看後很不高興,說我越來越頑固,說為了烏紗帽保不了我等話。
在2000年5月中旬洗腦班放我回到單位。所黨委書記認為洗腦班沒有轉化我,在單位繼續對我洗腦教育。我工作的項目逐漸被安排給了別人,電腦都不讓我用了,上班坐在辦公室裡沒有工作幹,書記就找一些報紙等相關的資料給我,看了要求我寫認識。我就寫出一些自己的正面認識。
2000年7月派出所又把我們當地幾個法輪功學員弄去辦洗腦班,實際是把我們白天限制起來,晚上才放我們回家。在派出所我給他們講真相,茶店子派出所認為我思想頑固,幾天後,有一天不讓我回家了,晚上6點鐘被押上一輛麵包車,非法送成都九如村拘留所治安拘留十五天。在去拘留所的路上,暴雨傾盆,電閃雷鳴,警車一次一次的熄火,真是天地震怒,當時車上的女警察很害怕,片警問我是不是在發功。我善意的告訴他們,你們看天都在落淚,你們想想看該不該送我去(關)。後來他們換了一輛新警車,仍然老是熄火,我告訴他們,說明你們不應該送我去關,但是他們仍以上級命令為由,繼續折騰,正常半個小時的開車路程經歷了4個多小時才到拘留所,可是拘留所認為材料不夠不接收,我告訴他們,你們應該送我回去,可是他們說今天晚上不睡覺也要把我送進去,不然交不了差。又經過一個多小時去補材料,硬是把我關進拘留所。老天真的是給了他們足夠的機會警示他們不要非法關押我,免得犯下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罪惡,可是上面的壓力使他們的良知正義被埋沒,明明知道不對,還是麻木的幹著。
遭綁架、拘留、非法勞教
治安拘留後仍然被單位管制,上班繼續洗腦,不給工作幹。我覺得自己修煉法輪功有道德心法約束,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是國家和社會最放心的普通百姓,在單位是工作能手,對我這種不公正對待是極大的錯誤,因此平著對國家領導人的信任和公民上訪應有的權利,我決定再次上訪。2001年元旦,我到了北京。在北京王府井被便衣警察綁架,關進了北京西城區看守所。在那裡我沒有報姓名地址,靠絕食反對關押,絕食11天後暈倒,才被放了出來。
2001年元月,我從北京回來,正是要過年的時候,我回到家鄉內江史家鎮看望父母,被父母單位保衛處人員和內江史家派出所警察扣住,單位的保衛處人員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從成都趕來,將我劫持回到成都茶店子派出所。
在派出所我被連夜審問。當時我的身體因為絕食還沒有恢復,相當虛弱,咳嗽不止,我想休息一會兒都不能。那時法輪功上訪有個奇怪的株連懲治手法,就是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當地的單位、社區和派出所都要受到處罰(據說是領導降職和扣發單位獎金),要牽連很多人的利益,所以那個時候法輪功學員上訪為了不影響其他人的利益,被抓後不報姓名和地址,不讓地方知道去北京的事。所以那個時期在北京被抓的學員很多都不報姓名地址,大批被運到東北,後來成了江澤民集團活摘器官的來源。當時我在絕食期間就聽說要把我們送遼寧馬三家。警察問我去了哪兒,我沒有說出去北京的事,也是為了他們的利益。可是警察不由分說第二天就把我送進了成都寧夏街監獄。在監獄關了6個月後宣布我被判勞教一年。
我的父母和外婆開始以為是單位有事被叫走。後來父母和外婆知道我被關進監獄,三個老人哭成一團,父母哪有心情過年,來到成都想見我,監獄不讓見,時常傷心落淚,我80多歲的外婆受不了打擊很快就去世了,父親在我受迫害過程中過度傷心身體很快出現糖尿病嚴重症狀,母親身體本來就不好,更是讓家人擔心。後來我知道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丈夫在單位也受到嚴重審問並抄走了家裡的電腦,也在擔心受怕中過日子。
被迫「轉化」舊病復發 再修大法展神奇
2001年7月中旬,我被送到四川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被強行洗腦轉化。警察和所謂的幫教輪番攻擊,一波一波地找我談話,那時沒有安排我住的寢室,只能睡在幫教辦公室的地上,睡一覺起來很不舒服,後來就一直咳嗽。我一直抵制轉化,他們看對我轉化沒有效果,就安排到一間寢室,被兩個包夾看管起來,說做冷處理,每天面壁。還威脅我不轉化要加期,永遠都別想出去。其中一個包夾要求我寫悔過書,我說我沒有錯,無悔無過!她上來就打。
後來被強制轉化放棄修煉。2001年11月底,從勞教所出來,在單位重新上班(從以前的設計部門調到生產部門)。因為沒有再煉功,很快我的身體出現嚴重問題。原來的偏頭痛翻了,而且比以前更嚴重;在勞教所得的疥瘡治療中出現了皮膚過敏狀,老化狀;肩膀出現老年人才得的肩周炎症狀,右手想抬起來都困難;還有修煉前常犯的口腔潰瘍和感冒都翻出來了。脾氣控制不住的毛病也會來了,我經常對與我們住在一起的老人公發脾氣,老人公傷心的說你怎麼不如以前了?這讓我想起以前修煉法輪功的美好狀態。
經過一年多吃常人的醫藥和昂貴的保健品,體育鍛煉,身體得不到改善,我覺得只有煉法輪功。2003年夏天,我開始煉功,當時在煉功中我就感到一股熱流從小腹到我手上,流到右肩,轉了幾圈,我右肩的肩周炎症狀就消失了。法輪功神奇的功效在我身上又展現出來,喜悅的心情無以言表,就一直堅持煉功,從此以後身體上各種病症現象都消失了,醫學界難以解決的偏頭痛再沒有出現過。
2007年9月份,我正在實驗基地參與工作,生產部門的書記等到實驗基地找我談話,我重新煉法輪功的事情被單位知道了。我坦然告訴他們我身體不好,重新修煉法輪功都好了。原來偏頭痛一犯我就得請假等不痛了才上班,重新修煉法輪功再沒有因為身體的原因請假,還常加班為單位解決工作問題。那時生產部門技術力量不夠,有的生產項目因為元器件淘汰面臨停產,我在那兒搞更新設計,救活了幾個項目,為單位避免了重大的經濟損失。還更新設計把一些落後的複雜設備簡化,把調試的設備做到更先進化等。在生產部門能搞出幾個技術成果,那時在單位還是少見(因為技術成果基本都在設計部門)。每年的學術論文都評為優秀。這些工作對於一個接近50歲的女人來說,如果不是因為修煉法輪功改善了我的身體,提高了我各方面的素質,是根本做不到的,何況那時放棄修煉身體變的那麼糟糕。
被綁架到金牛區洗腦班迫害4個月
因為工作業績顯著,2007年單位人事部門讓我參加了職稱晉升(從高級工程師升為正高即教授級高工)申報,申報材料已經送到上級部門。可是單位知道我重新修煉法輪功後,把我職稱晉升的申報材料從上級機關取回,沒有晉升職稱,並把我綁架送到洗腦班關押。
綁架那天是2007年9月29日,我在實驗基地的工作完成後回到單位報到,準備放假休息。可是一到辦公室,部門書記通知我去所裡開會。想到前幾天他們找我談法輪功的問題,感到不妙,不想去開會,一個副所長就親自打電話要我去,只好去了。到所裡辦公室,有保衛處的人在,那個副所長問我:還煉法輪功嗎?我說:你要真話還是假話?他說:要真話。我就告訴他:在家裡煉。他一下就暴跳起來:你還煉,我們教育不了你,送你到一個地方去教育你。我說:不去。所黨委書記來到辦公室,也沒容我多說甚麼,我在辦公室被4、5個單位守門的武警綁架拖上一輛麵包車送到金牛區洗腦班,在洗腦班關押4個月。
被單位停止工作,取消一切待遇
2008年2月,從洗腦班出來後,單位要我寫認識,要我決裂法輪功,我拒絕。一個副所長對我讀了一個2000年甚麼民政部規定國家公務員不能煉法輪功為依據(民政部規定與《憲法》違背,沒有法律效應的),就把我的工作停了。從我被關進洗腦班開始,我的職務工資和獎金都停發了,工資卡上見一點零星收入(每月幾十元)。那時我福利卡上還有進賬。當時單位還有另一個修煉法輪功遭到同樣停止工作迫害的年輕人,他是一點收入都沒有,單位開除了他。對這樣的處理,我們覺得他們在無視法律,我們就因為煉法輪功,如此歧視,連低保人員不如,而我們在單位都是有口皆碑的工作能手,我們煉法輪功沒有危害誰,沒有犯法,反而因為煉法輪功身體好了對單位的工作做了極大貢獻。我們要求見所長,見書記談談,但是他們根本就不見。有一次書記來見了,對我們狂吼一通,我們話都沒有說上,書記帶著人揚長而去。再給他們打電話,根本就不理了,有一次書記接了電話,只說了一句,決裂,決裂(法輪功)了再談。我們只得找到當時單位的工會主席,工會是管職工生活的。我們現在生活都成問題了,希望他能夠本著為職工的生活問題著想,給我們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工會主席人挺善良的,他說我反映一下,打了報告給所裡領導為我們爭取生活費。可是有一天他惱怒的說,我為你們爭取飯碗,我的飯碗都要敲掉了,這事他沒辦法管了。我們知道他受到了威脅。一個月後我的福利卡上沒有了進賬,就是工會發給職工的生活福利也給我取消了。我們因為煉法輪功被停止工作,停止收入一直到現在已經8個年頭了。
以上控告的事實中,我沒有提及具體參與人員的名字。他們雖然在具體實施迫害的過程中對我及家人帶來很大傷害,但我對他們沒有任何怨言。因為在與他們接觸中,很多人都是善良的,他們只是執行上級的錯誤政策,承受著高層壓力,為了自己的職務、為了飯碗、為了自保,昧著良心給自己造下罪業,他們是真正的受害者。他們不是我要起訴的對像,只願他們為了自己的未來,真正了解真相,法律不可違,天理更不可違,在這場對法輪功迫害的歷史沒有結束之前,趕快贖罪,在現實的善惡展現中做出正確選擇,不要失去在法輪大法弘傳之時得救的機緣。江澤民濫用職權發動的這場迫害,是對善良的迫害,是對人類正義的迫害,摧毀了整個社會的道義良知,是造成眾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禍首。把江澤民告上法庭,押上審判台,重樹法律尊嚴,重整中國社會基本的道德規範,結束對法輪功的迫害,讓正義和善良揚眉中華,讓「真、善、忍」普世價值受世人尊重。
此致最高人民檢察院
控告人:劉桂英
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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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劉桂英自述修煉法輪功的美好及遭中共迫害的經歷:
高德大法遭迫害
1998年元月,一個朋友給我推薦了法輪功,那時的我正處於心力交瘁,人生迷茫的艱難時期,一看到法輪功的書,看到師父的照片,我就覺得這就是我千辛萬苦要找的。因為在人生路中,在耗費腦力的科研工作中,我的身體逐漸變差,特別是偏頭痛和睡眠帶來很大痛苦,口腔潰瘍和感冒經常發生,精神不好,脾氣控制不住,家庭爭吵不斷,我不知人活著為甚麼?想在宗教和氣功裡找出路,不僅沒有找到,還被亂七八糟的東西搞亂了身體,真是雪上加霜。
而我一走進法輪功,就深切體會到了這個法輪功是高德大法,也明白了法輪功是佛法修煉,很多人生中的疑問和難題在法輪功著作中都解答了。很幸運遇到大法,我的人生不再迷茫。我知道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我的身體被淨化了,那些纏繞我的多種疾病消失了。我按法輪功提倡的「真、善、忍」修煉心性,重德重心性的修煉,工作中生活中充滿了積極向上的精神,工作更加勤奮,成績顯著,樂於助人不求回報,由於自己修煉提升了道德境界,在社會和工作中的良好表現得到公認,1999年4月被成都市金牛區評選為 「百佳文明市民」。
可是這樣好的功法在1999年7月20日宣布不能煉了,當時我所在單位(現稱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各方人員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找我談話,當他們聲稱這個決定時我哭了。今天我寫到這兒,眼淚仍然控制不住的流。這個社會怎麼了?這個國家怎麼了?教人做好人的功法受打壓,那要叫人怎麼做人?我堅持仍然按法輪功修煉做好人。 99年7月20以後,隨著打壓的升級,我與國內千千萬萬的法輪功修煉者一樣,遭受了各種違法違憲的迫害。
進京上訪被單位開除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開始以後,我單位及當地派出所警察不斷的找我談話,逼我寫保證、交書。我覺得法輪功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中央的「取締」是錯誤的,這些基層的書記們、警察們是在執行中央的決定,給他們說甚麼也沒用,就決定上訪,把我們的心聲反映到中央去。
1999年12月,我去北京上訪在機場被劫回,從此被管制,不能在節假日隨便外出,身份證被派出所警察拿走。
2000年初,因為我堅持修煉法輪功,據說是所領導開了會決定對我雙開(開除公職和黨籍)處理,留單位查看一年。只發基本工資的百分之六十,扣除各種費用一個月只有100多元的收入。承擔的單位的各種工作雖然照常在幹,但在年終的時候給我考評:不合格。沒有獎金收入。
幾次三番被洗腦迫害
2000年2月底,我被當地警察告知「電話串聯」,原因是與一位法輪功朋友通電話,在3月初被強制送去金牛區洗腦班(在成都市金牛區營門口派出所,當時成都市轉化法輪功的試點),由單位派車,當地警察陪同接送,派車費用全部由我付,當時我只有100多元的收入,一天30元的派車費我根本負擔不起,我要求自己去洗腦班,他們不允許,我被強行付了70天洗腦班的來回車費。
在洗腦班,要求大家寫認識,我寫了一份「我的一點認識」,正面談了自己對法輪功的認識,交給了洗腦班和單位,也放在單位的內部網上,可是我的這份認識在單位內部網上一出現就被刪掉,而且被找去談話,並取消了上網資格,使一些需要網上處理的工作不能做了。
在洗腦班期間我和20多個法輪功學員白天被關在成都市金牛區營門口派出所的一間房裡,坐小板凳,晚上回去我加班做手頭的工作。開始洗腦班讓我們聽一些誹謗法輪功師父和法輪功的言論,我們抵制,後來就拿一些報紙讓我們打發時間,不准請假,不准外出,實際就是變相關押。在2000年5月8日,我們全體法輪功學員抗議這種關押,聯合寫了一份「尊重事實,尊重《憲法》」的材料交給各單位及派出所,所黨委書記看後很不高興,說我越來越頑固,說為了烏紗帽保不了我等話。
在2000年5月中旬洗腦班放我回到單位。所黨委書記認為洗腦班沒有轉化我,在單位繼續對我洗腦教育。我工作的項目逐漸被安排給了別人,電腦都不讓我用了,上班坐在辦公室裡沒有工作幹,書記就找一些報紙等相關的資料給我,看了要求我寫認識。我就寫出一些自己的正面認識。
2000年7月派出所又把我們當地幾個法輪功學員弄去辦洗腦班,實際是把我們白天限制起來,晚上才放我們回家。在派出所我給他們講真相,茶店子派出所認為我思想頑固,幾天後,有一天不讓我回家了,晚上6點鐘被押上一輛麵包車,非法送成都九如村拘留所治安拘留十五天。在去拘留所的路上,暴雨傾盆,電閃雷鳴,警車一次一次的熄火,真是天地震怒,當時車上的女警察很害怕,片警問我是不是在發功。我善意的告訴他們,你們看天都在落淚,你們想想看該不該送我去(關)。後來他們換了一輛新警車,仍然老是熄火,我告訴他們,說明你們不應該送我去關,但是他們仍以上級命令為由,繼續折騰,正常半個小時的開車路程經歷了4個多小時才到拘留所,可是拘留所認為材料不夠不接收,我告訴他們,你們應該送我回去,可是他們說今天晚上不睡覺也要把我送進去,不然交不了差。又經過一個多小時去補材料,硬是把我關進拘留所。老天真的是給了他們足夠的機會警示他們不要非法關押我,免得犯下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罪惡,可是上面的壓力使他們的良知正義被埋沒,明明知道不對,還是麻木的幹著。
遭綁架、拘留、非法勞教
治安拘留後仍然被單位管制,上班繼續洗腦,不給工作幹。我覺得自己修煉法輪功有道德心法約束,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是國家和社會最放心的普通百姓,在單位是工作能手,對我這種不公正對待是極大的錯誤,因此平著對國家領導人的信任和公民上訪應有的權利,我決定再次上訪。2001年元旦,我到了北京。在北京王府井被便衣警察綁架,關進了北京西城區看守所。在那裡我沒有報姓名地址,靠絕食反對關押,絕食11天後暈倒,才被放了出來。
2001年元月,我從北京回來,正是要過年的時候,我回到家鄉內江史家鎮看望父母,被父母單位保衛處人員和內江史家派出所警察扣住,單位的保衛處人員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從成都趕來,將我劫持回到成都茶店子派出所。
在派出所我被連夜審問。當時我的身體因為絕食還沒有恢復,相當虛弱,咳嗽不止,我想休息一會兒都不能。那時法輪功上訪有個奇怪的株連懲治手法,就是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當地的單位、社區和派出所都要受到處罰(據說是領導降職和扣發單位獎金),要牽連很多人的利益,所以那個時候法輪功學員上訪為了不影響其他人的利益,被抓後不報姓名和地址,不讓地方知道去北京的事。所以那個時期在北京被抓的學員很多都不報姓名地址,大批被運到東北,後來成了江澤民集團活摘器官的來源。當時我在絕食期間就聽說要把我們送遼寧馬三家。警察問我去了哪兒,我沒有說出去北京的事,也是為了他們的利益。可是警察不由分說第二天就把我送進了成都寧夏街監獄。在監獄關了6個月後宣布我被判勞教一年。
我的父母和外婆開始以為是單位有事被叫走。後來父母和外婆知道我被關進監獄,三個老人哭成一團,父母哪有心情過年,來到成都想見我,監獄不讓見,時常傷心落淚,我80多歲的外婆受不了打擊很快就去世了,父親在我受迫害過程中過度傷心身體很快出現糖尿病嚴重症狀,母親身體本來就不好,更是讓家人擔心。後來我知道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丈夫在單位也受到嚴重審問並抄走了家裡的電腦,也在擔心受怕中過日子。
被迫「轉化」舊病復發 再修大法展神奇
2001年7月中旬,我被送到四川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被強行洗腦轉化。警察和所謂的幫教輪番攻擊,一波一波地找我談話,那時沒有安排我住的寢室,只能睡在幫教辦公室的地上,睡一覺起來很不舒服,後來就一直咳嗽。我一直抵制轉化,他們看對我轉化沒有效果,就安排到一間寢室,被兩個包夾看管起來,說做冷處理,每天面壁。還威脅我不轉化要加期,永遠都別想出去。其中一個包夾要求我寫悔過書,我說我沒有錯,無悔無過!她上來就打。
後來被強制轉化放棄修煉。2001年11月底,從勞教所出來,在單位重新上班(從以前的設計部門調到生產部門)。因為沒有再煉功,很快我的身體出現嚴重問題。原來的偏頭痛翻了,而且比以前更嚴重;在勞教所得的疥瘡治療中出現了皮膚過敏狀,老化狀;肩膀出現老年人才得的肩周炎症狀,右手想抬起來都困難;還有修煉前常犯的口腔潰瘍和感冒都翻出來了。脾氣控制不住的毛病也會來了,我經常對與我們住在一起的老人公發脾氣,老人公傷心的說你怎麼不如以前了?這讓我想起以前修煉法輪功的美好狀態。
經過一年多吃常人的醫藥和昂貴的保健品,體育鍛煉,身體得不到改善,我覺得只有煉法輪功。2003年夏天,我開始煉功,當時在煉功中我就感到一股熱流從小腹到我手上,流到右肩,轉了幾圈,我右肩的肩周炎症狀就消失了。法輪功神奇的功效在我身上又展現出來,喜悅的心情無以言表,就一直堅持煉功,從此以後身體上各種病症現象都消失了,醫學界難以解決的偏頭痛再沒有出現過。
2007年9月份,我正在實驗基地參與工作,生產部門的書記等到實驗基地找我談話,我重新煉法輪功的事情被單位知道了。我坦然告訴他們我身體不好,重新修煉法輪功都好了。原來偏頭痛一犯我就得請假等不痛了才上班,重新修煉法輪功再沒有因為身體的原因請假,還常加班為單位解決工作問題。那時生產部門技術力量不夠,有的生產項目因為元器件淘汰面臨停產,我在那兒搞更新設計,救活了幾個項目,為單位避免了重大的經濟損失。還更新設計把一些落後的複雜設備簡化,把調試的設備做到更先進化等。在生產部門能搞出幾個技術成果,那時在單位還是少見(因為技術成果基本都在設計部門)。每年的學術論文都評為優秀。這些工作對於一個接近50歲的女人來說,如果不是因為修煉法輪功改善了我的身體,提高了我各方面的素質,是根本做不到的,何況那時放棄修煉身體變的那麼糟糕。
被綁架到金牛區洗腦班迫害4個月
因為工作業績顯著,2007年單位人事部門讓我參加了職稱晉升(從高級工程師升為正高即教授級高工)申報,申報材料已經送到上級部門。可是單位知道我重新修煉法輪功後,把我職稱晉升的申報材料從上級機關取回,沒有晉升職稱,並把我綁架送到洗腦班關押。
綁架那天是2007年9月29日,我在實驗基地的工作完成後回到單位報到,準備放假休息。可是一到辦公室,部門書記通知我去所裡開會。想到前幾天他們找我談法輪功的問題,感到不妙,不想去開會,一個副所長就親自打電話要我去,只好去了。到所裡辦公室,有保衛處的人在,那個副所長問我:還煉法輪功嗎?我說:你要真話還是假話?他說:要真話。我就告訴他:在家裡煉。他一下就暴跳起來:你還煉,我們教育不了你,送你到一個地方去教育你。我說:不去。所黨委書記來到辦公室,也沒容我多說甚麼,我在辦公室被4、5個單位守門的武警綁架拖上一輛麵包車送到金牛區洗腦班,在洗腦班關押4個月。
被單位停止工作,取消一切待遇
2008年2月,從洗腦班出來後,單位要我寫認識,要我決裂法輪功,我拒絕。一個副所長對我讀了一個2000年甚麼民政部規定國家公務員不能煉法輪功為依據(民政部規定與《憲法》違背,沒有法律效應的),就把我的工作停了。從我被關進洗腦班開始,我的職務工資和獎金都停發了,工資卡上見一點零星收入(每月幾十元)。那時我福利卡上還有進賬。當時單位還有另一個修煉法輪功遭到同樣停止工作迫害的年輕人,他是一點收入都沒有,單位開除了他。對這樣的處理,我們覺得他們在無視法律,我們就因為煉法輪功,如此歧視,連低保人員不如,而我們在單位都是有口皆碑的工作能手,我們煉法輪功沒有危害誰,沒有犯法,反而因為煉法輪功身體好了對單位的工作做了極大貢獻。我們要求見所長,見書記談談,但是他們根本就不見。有一次書記來見了,對我們狂吼一通,我們話都沒有說上,書記帶著人揚長而去。再給他們打電話,根本就不理了,有一次書記接了電話,只說了一句,決裂,決裂(法輪功)了再談。我們只得找到當時單位的工會主席,工會是管職工生活的。我們現在生活都成問題了,希望他能夠本著為職工的生活問題著想,給我們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工會主席人挺善良的,他說我反映一下,打了報告給所裡領導為我們爭取生活費。可是有一天他惱怒的說,我為你們爭取飯碗,我的飯碗都要敲掉了,這事他沒辦法管了。我們知道他受到了威脅。一個月後我的福利卡上沒有了進賬,就是工會發給職工的生活福利也給我取消了。我們因為煉法輪功被停止工作,停止收入一直到現在已經8個年頭了。
以上控告的事實中,我沒有提及具體參與人員的名字。他們雖然在具體實施迫害的過程中對我及家人帶來很大傷害,但我對他們沒有任何怨言。因為在與他們接觸中,很多人都是善良的,他們只是執行上級的錯誤政策,承受著高層壓力,為了自己的職務、為了飯碗、為了自保,昧著良心給自己造下罪業,他們是真正的受害者。他們不是我要起訴的對像,只願他們為了自己的未來,真正了解真相,法律不可違,天理更不可違,在這場對法輪功迫害的歷史沒有結束之前,趕快贖罪,在現實的善惡展現中做出正確選擇,不要失去在法輪大法弘傳之時得救的機緣。江澤民濫用職權發動的這場迫害,是對善良的迫害,是對人類正義的迫害,摧毀了整個社會的道義良知,是造成眾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禍首。把江澤民告上法庭,押上審判台,重樹法律尊嚴,重整中國社會基本的道德規範,結束對法輪功的迫害,讓正義和善良揚眉中華,讓「真、善、忍」普世價值受世人尊重。
此致最高人民檢察院
控告人:劉桂英
201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