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剛發生的貴州畢節張姓四兄妹自殺，引發的問題涉及幾個層面：第一，誰是「殺害」四兄妹的真正兇手？第二，如何解決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的問題？如果中國當局以及無數留守兒童的父母能夠從這一事件中吸取教訓，從現階段來說，類似悲劇將可能少發生一些；從長遠來看，則關係到下一代中國人的心理健康亦即社會心理健康問題。
「聯合家訪」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導致四兄妹死亡之因，是所謂「聯合家訪」。這「聯合家訪」的內容，由於當事人現在已經死亡，遺書被懷疑是偽造（從筆跡上看，我認為這懷疑有充分理由），因此，外界對這次聯合家訪的猜想有多種版本，最極端的是基層幹部「下毒說」、「毆打說」。這兩個說法應該是猜測，因為多人集體下毒或毆打孩子致死，這種惡行不可能隱瞞，這十多位基層幹部除非大腦出了毛病，否則不會幹出這種只會引來無窮麻煩的事情。但是，在「聯合家訪」的基層幹部當中，某幾個人可能提及超生罰款之事，比如對孩子說，你家因生超生要交罰款，要通知你父親趕快交錢之類，卻完全有可能。在基層幹部看來，欠款交錢天經地義，根本沒想到他們催交對象是心理承受力遠低於成年人的孩子，不是合適的談話對象。中國人說話總體上低於文明社會水準，這些鄉幹部平常又習慣以上對下姿態在當地與鄉民說話，不考慮其所說的話是否刺激別人，那是常態。但是對於張家這四個孩子尤其是13歲的長子張啟剛來說，因遭受家暴性格內向，本來對生活已深感疲憊，聽了這些話之後，會覺得自己來到世上本屬多餘，產生輕生之意。因此，鄉幹部被追責，也不算冤枉。
張方其（張啟剛之父）的家庭問題，是問題家庭與留守兒童問題的疊加，不僅有留守兒童家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比如夫妻二人都曾對孩子實施家暴，孩子心理陰影嚴重；妻子出走，還未離婚，就與他人組建家庭，且從不過問相距一公裡之外的孩子們的生活情況；張方其在外出打工之時，既未將孩子交給自己兩位姐妹照管，也未為孩子尋找其他的監護人，就讓13歲的長子領著三個妹妹獨自生活。這實際上是將孩子置於一種無人照管的狀態，發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仔細讀過相關報導，認為要解決這類問題，必須從兩方面入手。
技術上可尋覓的解決之道
有人認為留守兒童問題必須從政治制度入手解決，這實在扯太遠了，如果要等到那一天，中國還不知道要發生多少悲劇。我認為至少從現在開始，可以先從技術層面解決這一問題，比如引入文明國家保護未成年人的通常做法：未成年人不是責任主體，因此不是任何機構及成年人合適的談判對象。這方面可直接借鑑美國的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及相關規定。就算照搬這些，既不牽涉當局忌諱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動搖中共的執政地位這一黨國核心利益，試述如下：
美國的未成年人在學校裡也會有各種違紀之事出現，學校對學生的懲罰，小至留校、停課，大至被罰社區服務，最嚴重的是勸退學。但美國保護未成年人隱私，這些事情不會公佈，而且在處理之時會非常小心。如果僅僅是留校，學校會打電話通知家長（法律用語是「法定監護人」），告知為什麼留校以及留校時間，家長應該於幾點至學校接孩子回家。但如果是停課、被罰社區服務等，學校宣佈這類決定時，一定要讓學生的監護人到場，說清事由，並交監護人將孩子領回家。如果監護人不在場，向學生直接宣佈特別刺激的決定，引發的後果，校方必須負法律責任。更重要的是，學校裡專門配備了心理輔導教師，發現某學生情緒低落，就由心理輔導教師介入，進行心理輔導，同時還要與學生的監護人進行溝通。
如果中國能夠制訂相關法規並認真推行，這次畢節四孩子自殺之事就可以避免。鄉幹部等在去孩子家談復學事宜（不應該對孩子談他們無法負責的罰款）之前，可以先尋找幾位有資格的監護人：住在一公裡之外但自我解除監護人職責的孩子媽媽，或孩子的兩位姑姑當中的一位，在她們到場的情況下約見孩子。這樣一來，一是可以減少孩子的恐懼感；二是可以讓鄉幹部及教師避免不必要的懷疑，也算是黨對自己的基層幹部的一種愛護。這樣做並不增加政府投入，最多是基層幹部要點小補助。
這種方法是保護青少年的長遠之計，但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還得讓孩子回覆正常生活狀態：與父母在一起生活。
留守兒童問題的最終解決：與父母在一起
貴州畢節事件發生後，中國總理李克強就此發表講話，除表示對該縣相關幹部追責之外，還提到，留守兒童的父母們很大程度依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拋家別子，致使許多家庭被愛所棄，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因此，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解決就業問題與家庭分離之苦，帶動東西部產業轉移，推動中西部城鎮化。
中國政府從鼓勵農民工外出打工到鼓勵其返鄉創業，這種變化的大背景是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衰落，中國將失去1.24億個工作機會，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留在城市裡只會增加城市管理的困難，因此，中央政府「因勢利導」，讓農民工回鄉創業。
讓孩子與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個正確的方向。中國留守兒童問題之多，早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自中國婦聯2008年發佈《關於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闡述留守兒童的問題以來，每年都會有一些觸目驚心的類似信息，比如「千萬兒童一年見父母不到一次」，「被拐賣兒童中農村留守兒童居第二位」，「中國留守兒童5800萬，生存堪憂自殺率相對高」，「廣東省《女童遭受性侵害情況的調研報告》顯示，針對女童的性侵害，本地農村留守女童佔94%」。雖然有些地區的公益組織動員志願者關心留守兒童，但那只是幾滴小雨，無法取代父母的長期與持續關愛。
但是，廣大農村並沒有多少新的創業機會，寄希望於中西部城鎮化為農民工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那是只有天知道有多少實現可能的中國夢。我多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為什麼未能「消滅」小農階級，這裡的「消滅」，是指通過城市化，讓農業人口進入現代經濟部門，成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而並非只是解決戶口。我當時指出，中國的難題在於無法為新增長的勞動力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即使在世界工廠鼎盛時期，中國城鄉仍然存在龐大的過剩勞動力。
留守兒童是中國獨有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在於中國特殊的人口遷徙模式。其他發展中國家是攜家帶口遷居，只有中國是讓成年人成為「候鳥人口」，平常外出務工，骨肉分離，只有春節期間返鄉，短期團聚。攜家帶口這一模式的缺點是讓不少農村人口淪為城市的貧困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貧民窟當中，比如印度的孟買、新德裡，巴西的裡約熱內盧與墨西哥城那些著名的貧民窟，優點是全家在一起承受生活的壓力與享有少許歡樂。
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將貧民窟當作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象徵，認為各種犯罪活動集中，嚴重影響城市的生活質量與外觀，因此，一方面對「城中村」（中國對貧民窟的稱呼）定期清理，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均對外來人口子女就學設置了障礙，迫使進城的農民無法將子女帶在身邊，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留守兒童問題。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14年農民工總量已達2.74億，每年約新增600多萬農村剩餘勞動力。因此，除了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之外，中國政府得從現實出發，允許「城中村」存在，用各種措施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要將青少年在戶口所在地上學的規定，變成在居住地就地入學，儘可能地減少留守兒童數量，讓孩子們在正常的家庭環境中成長。
－－原載美國之音
「聯合家訪」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導致四兄妹死亡之因，是所謂「聯合家訪」。這「聯合家訪」的內容，由於當事人現在已經死亡，遺書被懷疑是偽造（從筆跡上看，我認為這懷疑有充分理由），因此，外界對這次聯合家訪的猜想有多種版本，最極端的是基層幹部「下毒說」、「毆打說」。這兩個說法應該是猜測，因為多人集體下毒或毆打孩子致死，這種惡行不可能隱瞞，這十多位基層幹部除非大腦出了毛病，否則不會幹出這種只會引來無窮麻煩的事情。但是，在「聯合家訪」的基層幹部當中，某幾個人可能提及超生罰款之事，比如對孩子說，你家因生超生要交罰款，要通知你父親趕快交錢之類，卻完全有可能。在基層幹部看來，欠款交錢天經地義，根本沒想到他們催交對象是心理承受力遠低於成年人的孩子，不是合適的談話對象。中國人說話總體上低於文明社會水準，這些鄉幹部平常又習慣以上對下姿態在當地與鄉民說話，不考慮其所說的話是否刺激別人，那是常態。但是對於張家這四個孩子尤其是13歲的長子張啟剛來說，因遭受家暴性格內向，本來對生活已深感疲憊，聽了這些話之後，會覺得自己來到世上本屬多餘，產生輕生之意。因此，鄉幹部被追責，也不算冤枉。
張方其（張啟剛之父）的家庭問題，是問題家庭與留守兒童問題的疊加，不僅有留守兒童家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比如夫妻二人都曾對孩子實施家暴，孩子心理陰影嚴重；妻子出走，還未離婚，就與他人組建家庭，且從不過問相距一公裡之外的孩子們的生活情況；張方其在外出打工之時，既未將孩子交給自己兩位姐妹照管，也未為孩子尋找其他的監護人，就讓13歲的長子領著三個妹妹獨自生活。這實際上是將孩子置於一種無人照管的狀態，發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仔細讀過相關報導，認為要解決這類問題，必須從兩方面入手。
技術上可尋覓的解決之道
有人認為留守兒童問題必須從政治制度入手解決，這實在扯太遠了，如果要等到那一天，中國還不知道要發生多少悲劇。我認為至少從現在開始，可以先從技術層面解決這一問題，比如引入文明國家保護未成年人的通常做法：未成年人不是責任主體，因此不是任何機構及成年人合適的談判對象。這方面可直接借鑑美國的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及相關規定。就算照搬這些，既不牽涉當局忌諱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動搖中共的執政地位這一黨國核心利益，試述如下：
美國的未成年人在學校裡也會有各種違紀之事出現，學校對學生的懲罰，小至留校、停課，大至被罰社區服務，最嚴重的是勸退學。但美國保護未成年人隱私，這些事情不會公佈，而且在處理之時會非常小心。如果僅僅是留校，學校會打電話通知家長（法律用語是「法定監護人」），告知為什麼留校以及留校時間，家長應該於幾點至學校接孩子回家。但如果是停課、被罰社區服務等，學校宣佈這類決定時，一定要讓學生的監護人到場，說清事由，並交監護人將孩子領回家。如果監護人不在場，向學生直接宣佈特別刺激的決定，引發的後果，校方必須負法律責任。更重要的是，學校裡專門配備了心理輔導教師，發現某學生情緒低落，就由心理輔導教師介入，進行心理輔導，同時還要與學生的監護人進行溝通。
如果中國能夠制訂相關法規並認真推行，這次畢節四孩子自殺之事就可以避免。鄉幹部等在去孩子家談復學事宜（不應該對孩子談他們無法負責的罰款）之前，可以先尋找幾位有資格的監護人：住在一公裡之外但自我解除監護人職責的孩子媽媽，或孩子的兩位姑姑當中的一位，在她們到場的情況下約見孩子。這樣一來，一是可以減少孩子的恐懼感；二是可以讓鄉幹部及教師避免不必要的懷疑，也算是黨對自己的基層幹部的一種愛護。這樣做並不增加政府投入，最多是基層幹部要點小補助。
這種方法是保護青少年的長遠之計，但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還得讓孩子回覆正常生活狀態：與父母在一起生活。
留守兒童問題的最終解決：與父母在一起
貴州畢節事件發生後，中國總理李克強就此發表講話，除表示對該縣相關幹部追責之外，還提到，留守兒童的父母們很大程度依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拋家別子，致使許多家庭被愛所棄，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因此，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解決就業問題與家庭分離之苦，帶動東西部產業轉移，推動中西部城鎮化。
中國政府從鼓勵農民工外出打工到鼓勵其返鄉創業，這種變化的大背景是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衰落，中國將失去1.24億個工作機會，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留在城市裡只會增加城市管理的困難，因此，中央政府「因勢利導」，讓農民工回鄉創業。
讓孩子與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個正確的方向。中國留守兒童問題之多，早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自中國婦聯2008年發佈《關於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闡述留守兒童的問題以來，每年都會有一些觸目驚心的類似信息，比如「千萬兒童一年見父母不到一次」，「被拐賣兒童中農村留守兒童居第二位」，「中國留守兒童5800萬，生存堪憂自殺率相對高」，「廣東省《女童遭受性侵害情況的調研報告》顯示，針對女童的性侵害，本地農村留守女童佔94%」。雖然有些地區的公益組織動員志願者關心留守兒童，但那只是幾滴小雨，無法取代父母的長期與持續關愛。
但是，廣大農村並沒有多少新的創業機會，寄希望於中西部城鎮化為農民工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那是只有天知道有多少實現可能的中國夢。我多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為什麼未能「消滅」小農階級，這裡的「消滅」，是指通過城市化，讓農業人口進入現代經濟部門，成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而並非只是解決戶口。我當時指出，中國的難題在於無法為新增長的勞動力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即使在世界工廠鼎盛時期，中國城鄉仍然存在龐大的過剩勞動力。
留守兒童是中國獨有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在於中國特殊的人口遷徙模式。其他發展中國家是攜家帶口遷居，只有中國是讓成年人成為「候鳥人口」，平常外出務工，骨肉分離，只有春節期間返鄉，短期團聚。攜家帶口這一模式的缺點是讓不少農村人口淪為城市的貧困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貧民窟當中，比如印度的孟買、新德裡，巴西的裡約熱內盧與墨西哥城那些著名的貧民窟，優點是全家在一起承受生活的壓力與享有少許歡樂。
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將貧民窟當作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象徵，認為各種犯罪活動集中，嚴重影響城市的生活質量與外觀，因此，一方面對「城中村」（中國對貧民窟的稱呼）定期清理，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均對外來人口子女就學設置了障礙，迫使進城的農民無法將子女帶在身邊，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留守兒童問題。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14年農民工總量已達2.74億，每年約新增600多萬農村剩餘勞動力。因此，除了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之外，中國政府得從現實出發，允許「城中村」存在，用各種措施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要將青少年在戶口所在地上學的規定，變成在居住地就地入學，儘可能地減少留守兒童數量，讓孩子們在正常的家庭環境中成長。
－－原載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