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親1933年出生於四川省中江縣朝中鄉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據說我奶奶生了十二個孩子，活下來九個。我父親排行老二，下面有一大堆弟弟、妹妹，他自然從小就有了幫忙養家的責任。
我記事後，是到了高中時代，也即1980年代，才第一次跟隨父母回到朝中老家。幾位叔叔仍生活在祖輩留下的土墻屋中，家中真正是「家徒四壁」，幾乎甚麼家具都沒有，也沒有電燈，到了晚上只能用昏暗的煤油燈勉強照明。
就是這樣一個在我看來完全是赤貧的家庭，1949年「土改」劃分「成分」時卻被劃成「小土地出租」。
「小土地出租」這個詞，是我1973年上小學一年級，填檔案表被要求填寫父親的「家庭成分」時第一次聽說的。那時人人都有個人檔案，從上小學起就跟著你，跟你一輩子。剛上小學的我已經知道了有「地主」、有「貧下中農」，卻不理解甚麼叫「小土地出租」。問媽媽，她立即憤憤不平地說：「你爸爸家人口那麼多，地並不算多，要按人均土地面積算，挺多劃個『中農』。吃虧就吃虧在僱了外人幫忙種地，結果就劃成『小土地出租』了，劃高了！」
1990年代，作者再次回到老家，土墻屋依然是舊時模樣。（作者提供）
我聽的似懂非懂，但隱隱的明白，「成分高」是件很可怕的事。當時我們班有個同學，因為爺爺是地主，全班同學都鄙視她。我有一次到她家，無意中看見一個穿著一身黑棉襖、坐在角落沒有出聲的老頭。我猜想這應該就是她的地主爺爺，心中立刻覺得非常恐懼，像看見妖怪一樣，找了個借口趕快逃走了。
還好我母親的成分是「城市貧民」，算是無產階級，將父親的「高成分」「扯平」了一些。
母親的生父母在她出生後不久就離婚了，她被送給了養父母。其實，母親的養父，也就是我外公，曾是個「資本家」，在中江縣城擁有一個釀造廠，一個門市部，我父親就是在外公的門市部當小伙計時認識我母親的。後來外公抽鴉片，家道敗落了，因此到了共產黨來了劃成分時，就變成了「城市貧民」。
據說外公後來經常在外婆和母親前誇耀自己抽鴉片的功勞：「要不是我，你們能沾光當上『無產階級』？」
二
父親小時候念過一點私塾，後來到離家很遠的地方上學，每天自己背著乾糧當午飯，作業必須在學校做完，回家後所有的時間都得用來幫家裡幹活。每一個「場」，他還要編出一「個」布去賣。
四川人把去集市叫作「趕場」，農村似乎是十天半月就趕一次場。但我至今也不太清楚「一個布」到底是多少，小時候沒問過父親。
父親十幾歲時，執意要去縣城讀書。奶奶不想讓他去，因為家裡需要他，所以就給他說了一門親，想讓他早點結婚，好留在家裡傳宗接代，充當壯勞力。
父親說，相親時，看到對方是個長著「豬肚子臉」的女孩子，他一點都不喜歡，因此斷然拒絕，再後來還是克服萬難去縣城求學，並在那裡遇到我母親。
父親每次說到「豬肚子臉」時，都帶著一絲絲的鄙夷；而我總是想：好險！還好爸爸沒跟那個「豬肚子臉」成家，不然豈不永遠「淪陷」在農村？而且這個世界上也就永遠不會有我了。所以自此不管哪個女孩子、女明星再漂亮，但只要她的臉型是「豬肚子臉」，一定遭到我的「唾棄」。
不過我始終沒有搞懂：在家裡壓根就不支持父親上學的情況下，他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小小少年，怎樣就能「自動」的這麼勵志呢？
聽母親說，父親到了縣城後，是班裡年齡最大的學生，十八歲才上「高小」（小學四年級）。但他非常勤奮，也很有才，吹拉彈唱，打球游泳樣樣來得，寫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很漂亮。他的作文，曾在全縣被當作範文，母親也學習過，父親因此在縣城裡小有名氣呢！
三
父親學生時代的標準照。我小時候心目中的美男子，就應該是這樣子。（作者提供）
父親二十七歲那年，也就是1960年考上了四川西南政法大學，成了朝中鄉第一個大學生，當時鄉裡曾轟動一時。
我印象中，父親只給我講過一件他大學時代的事，那就是打飯的技巧。
父親說，大學時，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那時中國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大學食堂開飯時，是八個人一桌，每一桌給一盆飯，大家自己盛到碗裡吃。
那時每個人都餓得如狼似虎，飯一上來，大家都拼命盛上滿滿一碗，飛快的吃。父親則相反，每次只盛半碗，然後也飛快的吃。因為他的飯少，所以總能先吃完，吃完後再狠狠的盛上一大碗慢慢享用。這樣，別人吃到一碗飯，他卻能吃到一碗半。
父親講這個故事時，臉上會露出得意的笑容，還有一種農民式的狡黠。
不過，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次成功的利用這個方法搶到一碗半飯吃，因為母親告訴我，父親上大學時曾被餓成「水腫病」，躺在醫院裡差點沒死過去。
父親學生時代的全身照。（作者提供）
母親還說，父親這個大學上的很不容易，因為家裡沒有任何生活費給他，他一到週末就得到重慶朝天門碼頭賣苦力，當裝卸工，扛很重的貨物上下船，掙一點點零用錢來維持最基本開支。
1964年，父親大學畢業，分配到四川綿陽財貿幹部學校做教師。那時母親已在中江縣一個偏遠的山村小學做了好幾年教師了。
四
母親的養父母雖是「無產階級」，但她的生母後來改嫁給一個被共產黨打成「惡霸」的人，母親因此受到牽連，也成了異類，初中畢業後就不讓她升高中了，當然就更不能再上大學。心高氣傲的母親覺得沒臉見人，一氣之下跑到遠遠的山裡躲起來，當起了鄉村教師。那年她才十六歲。
1965年，父親與母親結了婚，但卻未能調到一起，彼此相距約兩百裡地。
父母年輕時的合影。（作者提供）
1966年，他們有了我這個長女。也就是在那一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1967年，我剛一歲，父親被打成「走資派的黑爪牙」，當時他因急性肝炎正在住院，但也從醫院拖到臺上挨鬥，雙手被塗成黑色，以示他的「黑爪牙」身分。
挨完了鬥，他還被責令抄寫若干份檢討書，張貼到指定地點。
父親身體虛弱到根本不能動彈，這項任務，只能由當時仍在綿陽休產假的母親代為完成。母親用布帶將我綁在背上，一手拎著一桶用麵粉熬製的漿糊，一手拿著一大捲用毛筆抄寫的「大字報」檢討書，整整貼了一夜，才算完成「任務」。
母親抱著剛滿週歲的我。就是在那時候，父親挨鬥，母親將我綁在背上，連夜去替父親張貼「認罪書」。（作者提供）
大約在我兩三歲時吧，父親被發配到偏遠的四川省綿竹縣漢旺鎮。這是一個人口只有三萬的小鎮，距母親教書的地方大約也是兩百多裡。父親「落戶改造」的糧機廠建在荒涼的河灘上，幾乎甚麼都還沒有。
五
母親抱著兩歲多的我，與好友的合影。我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不免享受很多「特殊待遇」，比如擁有一個洋娃娃。兩個妹妹出生後，家裡就不再有錢給她們買洋娃娃了。（作者提供）
我三歲時，仍然跟著母親過活。（作者提供）
我四歲多時，大妹妹出生了。母親無力一邊工作，一邊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因此我被送到父親那兒，開始跟著父親在荒涼的河灘上過活。
父親每年會帶著我去探望母親和妹妹一次。兩百多裡地現在聽起來好像很近，可在那時卻覺得很遠、很遠。特別是媽媽的學校在很深的山裡。艱難的倒幾次慢得像牛一樣的長途汽車後，還要步行翻過好多個山頭，走好遠的山路，才能到達媽媽那裡。
聽媽媽說，第一次看著由爸爸帶回去的我，她差點哭出來。我原來圓圓的臉瘦成了一小條，臉上似乎只剩下兩隻忽閃忽閃的大眼睛。最讓母親不能容忍的是，父親給我洗臉時，只知道洗臉蛋上的那一小塊地方，其他地方不管，所以我的耳朵背後一直到脖子上，都積著厚厚的污垢。我的兩個小羊角辮也被爸爸扎得一高一低的，根本不對稱。看到自己漂亮的女兒變成這樣，媽媽很傷心。
我四歲多時，開始跟著爸爸過。我頭上那剪得參差不齊的傻傻的瀏海，和兩邊一高一低並不對稱的小羊角辮，當然都是爸爸「傑作」，這些在媽媽眼中都是不合格的。不過，請大家注意，我身上穿的帶荷葉邊的連衣裙，也是爸爸親手做的。我長大後第一次得知這裙子居然是爸爸手工縫的時，曾感到非常吃驚。從小到大，我們三姐妹穿的衣服基本都是媽媽做的。那時買布要「布票」，限量供應。過年時媽媽給我們三姐妹做新衣，都得用「套裁」這種最省布的手法裁剪，布才夠用。我一直到上大學才開始穿從商店買的成衣。（作者提供）
有一年，我和父親要從媽媽那兒離開前，媽媽交給我一封信，囑咐我到家後再給爸爸。
我第一次被委以這樣的重任，興奮得不得了，不知道拿那封信怎樣才好，最後終於按捺不住，剛走完山路，還沒坐上長途汽車就交給了爸爸。爸爸看完信，二話不說，背著就我往回走，回到媽媽那兒一言不發，臉色鐵青倒在床上。我嚇壞了，也不明白發生了甚麼，還特別害怕媽媽責怪我沒聽她的話，提前把信交給爸爸。
多年後，我才隱隱了解到，當時媽媽在信上提出要與父親離婚——這樣分居兩地的艱難日子，她實在是過夠了！
據說爸爸當時曾「以死抗爭」，才勉強打消媽媽的離婚念頭。母親年輕時是中江縣城出名的美女，追求的人很多。父親上大學時不停的給母親寫情書、情詩，每封信都變換不同的字體。父親的字很漂亮，詩也寫的格外動人。他的才氣和恆心終於打動了母親。母親怎麼也沒想到，大才子會在一夜間變成「黑爪牙」，「黑爪牙」家屬的日子，何時是個頭呢？
六
一直到我上小學二年級時，媽媽才被允許與爸爸團聚。這時我小妹妹也出生了，一家五口終於在建於河灘上的小平房中過上了「團圓」的生活。
那是一個物質和精神都極其匱乏的年代。父親是他所在工廠唯一的大學生，母親在漢旺鎮小學當老師，我們這個「知識分子黑五類」家庭，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怎麼也是個「異類」。母親甚至不鼓勵我與其他孩子玩耍，怕萬一小孩子間有了爭執打起來，被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從而把父母也牽扯進去，讓一家人的日子更加難過。
許多個盛夏的夜晚，別的孩子都在外面乘涼、嬉戲，我卻獨自呆在家裡。河灘野地上蚊子特別多，我只能把自己關在悶熱的蚊帳裡看書，汗水嘀嗒嘀嗒的掉在書上。
看書是我孩童時代唯一的樂趣。可是那個年代可看的書太少，很多名著都被當作「毒草」燒掉了。
為滿足我的閱讀慾，父親開始寫兒童故事給我看，慢慢的也寫一些小說之類的文學作品——父親本來就是個文學愛好者嘛。
父親的故事都是寫在橫格稿紙上，用棉線裝訂的整整齊齊，是名副其實的「線裝書」，而且是絕對的「孤本」。
很多時候，我是父親作品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讀者。母親一旦發現父親寫的東西，哪怕是給我寫的很「革命」、很迎合「時代潮流」的「紅小兵抓特務」之類的故事，她也一定將之付之一炬。
每次母親燒父親的線裝「孤本」時，父親都臉色鐵青，一言不發，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咬住自己的下嘴唇，讓我感到非常不祥、非常害怕。
那時，唯一快樂的時候是過年。爸爸的毛筆字很漂亮，工廠所有的大標語都是他寫的，很多人也會來找他寫對聯。每到過年，他也一定給我們自家門上貼上春聯。他的手很巧，除了會縫衣服外，還會做木匠活兒、會打家具。家裡很多桌椅板凳等小件家具，都是他親手做、親手刷漆的。過年時給我和妹妹們做個紅燈籠、兔子燈甚麼的，更是不在話下。
我和妹妹拉著爸爸給我們做的有四個木頭小轆轤、可以行走的精巧的兔子燈在街上「招搖過市」時，總會引來羨慕的眼光。要知道，那麼漂亮的兔子燈，小朋友們見都沒見過，更別提去哪裡買一個了。那時我們好開心啊。
七
小學四年級時， 突然聽同學講：「江青是個大壞蛋！」
我被這「大逆不道」的話嚇壞了。江青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夫人嗎？怎麼能是大壞蛋呢？這個同學敢說這話，不得是個「現行反革命」？
但沒過多久，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真的被打倒了。我那時並不知道這就意味著給無數人帶來無窮災難、讓七百萬人死於非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只記得我所在的學校文藝表演隊，被要求站在大太陽下，在馬路邊列隊迎接將從縣城運來的《毛選五卷》。
那天太陽好毒啊，曬得馬路上的柏油都化了，所以當《毛選》終於由長長的車隊馱運著抵達，我們被要求載歌載舞跳起來時，我的鞋子卻被熔化的柏油粘的撥不出來，急得我直想哭。
八
又過了一陣，突然聽說要重建「文革」時期被砸爛的「公、檢、法」，很需要專業人才，要調爸爸這個政法大學畢業生回綿陽，到新成立的司法局工作！
綿陽！這是僅次於省城成都的地區級首府，是一個屢屢聽說、記事後卻沒再去過的地方，我不禁很有些神往。
不過，「組織上」沒有安排媽媽同爸爸一起去，原因是沒有媽媽的「編制」。
雖然再次分居絕不是父母想要的，但，能從被發配的邊遠小鎮回到大城市，並做專業對口的工作，總是符合「人往高處走」的古訓。再說，父母認為我和妹妹若能到綿陽去上學，以後能考上好大學的機率更大。不然，總窩在只有一條小街的小小的漢旺鎮能有甚麼出息？拿媽媽的話說，漢旺鎮的這條小街短到「一個跟頭就能從街頭摔到街尾」。我那時學習成績在漢旺鎮小學雖然年年第一，但媽媽總不忘提醒我：「這是矮子裡面充將軍」，讓我記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就這樣，為了兩代人的前途，在剛剛過了幾年一家人團聚的日子後，我們的家，再次被拆為兩個，我和大妹妹跟隨父親來到綿陽，小妹妹跟媽媽則留在漢旺鎮。
為了兩代人的前途，我們的家再次被拆為兩個，我和大妹妹跟隨父親來到綿陽。這是剛到綿陽時的合影。（作者提供）
九
綿陽市司法局是新建的，既無辦公樓，亦無職工樓，只在招待所裡租了辦公室和員工宿捨。父親住男生宿捨，妹妹住爸爸單位的女職工宿捨，我則成了「住校生」，住在我就讀的綿陽南山中學學生宿捨，三個人住三個不同的地方。南山中學在半山腰上，有點兒與世隔絕的味道，據說清朝時曾是科舉考場。週末我下山回「家」時，就與妹妹擠在同一張單人床上，同一房間裡還有好些爸爸單位的女同事。
偶爾，爸爸會用電爐在辦公室煮點東西給我和妹妹吃，算是打打「牙祭」，讓平日只能在食堂「搶飯」的我和妹妹解解饞。
就這樣，一直到我高中畢業，三年多了，媽媽也未能調到綿陽來。一家人只能坐著長途汽車在假期時跑來跑去互相探望。媽媽常說：「好容易掙點兒錢，都壓了車軲轆了！」
十
不過，爸爸的工作好像慢慢有了起色。先是聽說司法局下又新設律師事務所了，他調到那裡當律師了，後來又聽說他居然被評為「四川省十大律師」之一了！
聽人說，爸爸最風光的一次，是一人舌戰對方的三名律師。對方是個全國特級教師，在當地很有名，也有能力一口氣請三名大律師來替自己的辯護。但三名大律師都敗在了父親腳下，輸了那場官司。
聽到這些，我一方面很驕傲、很神往、很想到法庭上去看看父親「舌戰群雄」的英姿，另一方面又有些難以相信，在我印象中一直木訥少語，在家幾乎可以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的父親，怎麽就能成為需要出眾的口才方能勝任的大律師呢？
有一次我偷偷問他：聽說你當律師以來從未輸過官司，祕訣何在？
他詭祕地一笑，說：「我從不接會輸的案子。」
這時候，父親臉上浮現的笑容，仍然是既有孩子般的天真，又有農民式的狡黠，讓他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像個甚麼「十大律師」。
十一
我讀完高二、將上高三時，需要在學文還是學理之間做出選擇。當時我文理科成績差不多，許多人都說，由於大腦結構的差異，女孩子最好是學文科，學理科最終會輸給男生。我自己除了想上北大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外，對到底該學文還是學理很是舉棋不定。
父親堅決地說：「學理科。不管誰當國家主席，1＋1永遠等於2。」
父親說完「1＋1永遠等於2」後，再一次鐵青著臉，以他特有的方式咬著下嘴唇，跟我小時候媽媽燒他寫的書時的表情一樣，這讓我感到非常不祥和害怕。我甚麼也沒敢說，乖乖的就選了理科。
十二
1984年，我如願考上北大，學的當然是理科，地球化學專業。要離開已讀了三年的南山中學時，因為一直住校，所以有不少行李。父親蹬著三輪車到學校替我搬行李。沿著盤山路往半山腰上蹬車很費勁，汗水很快就將父親的衣服濕透了。
父親一邊流著汗，一邊笑著說：「我是個快樂的三輪車夫！」他的笑容中還有一絲討好的成分。
父親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民式知識分子，生活中幾乎從不表達或流露自己的感情，也從不曾對三個女兒說過「我愛你」之類的「肉麻」話，但那一刻父親一邊流著汗一邊說自己是個快樂的三輪車夫時的討好表情，卻永遠溫暖的駐留在我心中。
對於我，那便是父親的慈愛。
十三
大學二年級時，我接到父親來信。他告訴我他入黨了，語氣很正式，似乎還透著一絲絲的激動。
這多少讓我有些驚訝，甚至很是驚訝。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在我的記憶中，父母從來不會在家中談論政治或國家大事，更不會跟女兒們討論自己的政治觀點。我選擇專業時，父親那句「不管誰當國家主席，1＋1永遠等於2」的「名言」，應該是我從小到大聽到的父親唯一一次帶有一點政治色彩的表述。
父親到底為甚麼入黨？是對這個黨仍然充滿希望，還是入了黨後不會再被視為異類而受到排擠？
我上大學時，父親曾利用出差的機會到學校看我。這張攝於北大未名湖畔。（作者提供）
十四
大學三年級時，在政治輔導員的動員下，我也上交了入黨申請書。現在回想起來，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父親的入黨。從小母親就常說父親偏心，在三個女兒中最疼我。反過來，父親在我心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我很在乎父親所做的選擇，和父親對一件事情的看法。我想，他在遭受那麼多坎坷後，仍然願意入黨，一定是因為他覺得這個黨還有希望。
另一個原因，是我聽信了一種說法： 雖然黨還不夠好，但更多如我一般的好成員加入的話，難道不可以從內部改造、改善它嗎？
其實細究起來應該還有第三個原因。從小到大一直是「三好學生」的我，生長在一切社會資源都被中共控制的社會，從小就認為，「學習好」、「表現好」是應該的，入隊、入團、入黨，是一個好學生、好社會成員自然而又必然的人生軌跡。
就這樣，我成了全班第一名黨員。到大學畢業時，我們班一共也只有兩人入黨。
這張是我上研究生時與父親攝於北京圓明園。（作者提供）
十五
再以後，我畢業、工作、結婚、生女，一切都在符合父母預設的軌道上進行著，不但上了名校、拿到碩士學位，成功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多少人打破頭也擠不進去的好單位，同時也擁有了幸福美滿的家庭。
那時父母跟誰說起我來都笑的合不攏嘴。我考上北大那年，大照片還被掛在綿陽市中心的人民公園大門口，作為綿陽「建國三十五週年教育成果展」的一部分展出。據說這個「成果展」，特別是其中我的大照片，在每天都萬頭攢動的人民公園，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也許是因為人們覺得，南山中學有人考上北大不算太稀奇，但一個看起來明明就是「繡花枕頭（一包草）」的女孩子考上北大，就比較少見了。
我那時已離開綿陽去北京上學了，本來並不知道這個「盛況」，但一時間，我接到數封陌生人從綿陽寄到北大的信，有表示仰慕的，有討教學習經驗的，讓我莫名其妙。向家人打聽，才了解到「原來如此」。（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大紀元
我的父親1933年出生於四川省中江縣朝中鄉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據說我奶奶生了十二個孩子，活下來九個。我父親排行老二，下面有一大堆弟弟、妹妹，他自然從小就有了幫忙養家的責任。
我記事後，是到了高中時代，也即1980年代，才第一次跟隨父母回到朝中老家。幾位叔叔仍生活在祖輩留下的土墻屋中，家中真正是「家徒四壁」，幾乎甚麼家具都沒有，也沒有電燈，到了晚上只能用昏暗的煤油燈勉強照明。
就是這樣一個在我看來完全是赤貧的家庭，1949年「土改」劃分「成分」時卻被劃成「小土地出租」。
「小土地出租」這個詞，是我1973年上小學一年級，填檔案表被要求填寫父親的「家庭成分」時第一次聽說的。那時人人都有個人檔案，從上小學起就跟著你，跟你一輩子。剛上小學的我已經知道了有「地主」、有「貧下中農」，卻不理解甚麼叫「小土地出租」。問媽媽，她立即憤憤不平地說：「你爸爸家人口那麼多，地並不算多，要按人均土地面積算，挺多劃個『中農』。吃虧就吃虧在僱了外人幫忙種地，結果就劃成『小土地出租』了，劃高了！」
1990年代，作者再次回到老家，土墻屋依然是舊時模樣。（作者提供）
我聽的似懂非懂，但隱隱的明白，「成分高」是件很可怕的事。當時我們班有個同學，因為爺爺是地主，全班同學都鄙視她。我有一次到她家，無意中看見一個穿著一身黑棉襖、坐在角落沒有出聲的老頭。我猜想這應該就是她的地主爺爺，心中立刻覺得非常恐懼，像看見妖怪一樣，找了個借口趕快逃走了。
還好我母親的成分是「城市貧民」，算是無產階級，將父親的「高成分」「扯平」了一些。
母親的生父母在她出生後不久就離婚了，她被送給了養父母。其實，母親的養父，也就是我外公，曾是個「資本家」，在中江縣城擁有一個釀造廠，一個門市部，我父親就是在外公的門市部當小伙計時認識我母親的。後來外公抽鴉片，家道敗落了，因此到了共產黨來了劃成分時，就變成了「城市貧民」。
據說外公後來經常在外婆和母親前誇耀自己抽鴉片的功勞：「要不是我，你們能沾光當上『無產階級』？」
二
父親小時候念過一點私塾，後來到離家很遠的地方上學，每天自己背著乾糧當午飯，作業必須在學校做完，回家後所有的時間都得用來幫家裡幹活。每一個「場」，他還要編出一「個」布去賣。
四川人把去集市叫作「趕場」，農村似乎是十天半月就趕一次場。但我至今也不太清楚「一個布」到底是多少，小時候沒問過父親。
父親十幾歲時，執意要去縣城讀書。奶奶不想讓他去，因為家裡需要他，所以就給他說了一門親，想讓他早點結婚，好留在家裡傳宗接代，充當壯勞力。
父親說，相親時，看到對方是個長著「豬肚子臉」的女孩子，他一點都不喜歡，因此斷然拒絕，再後來還是克服萬難去縣城求學，並在那裡遇到我母親。
父親每次說到「豬肚子臉」時，都帶著一絲絲的鄙夷；而我總是想：好險！還好爸爸沒跟那個「豬肚子臉」成家，不然豈不永遠「淪陷」在農村？而且這個世界上也就永遠不會有我了。所以自此不管哪個女孩子、女明星再漂亮，但只要她的臉型是「豬肚子臉」，一定遭到我的「唾棄」。
不過我始終沒有搞懂：在家裡壓根就不支持父親上學的情況下，他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小小少年，怎樣就能「自動」的這麼勵志呢？
聽母親說，父親到了縣城後，是班裡年齡最大的學生，十八歲才上「高小」（小學四年級）。但他非常勤奮，也很有才，吹拉彈唱，打球游泳樣樣來得，寫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很漂亮。他的作文，曾在全縣被當作範文，母親也學習過，父親因此在縣城裡小有名氣呢！
三
父親學生時代的標準照。我小時候心目中的美男子，就應該是這樣子。（作者提供）
父親二十七歲那年，也就是1960年考上了四川西南政法大學，成了朝中鄉第一個大學生，當時鄉裡曾轟動一時。
我印象中，父親只給我講過一件他大學時代的事，那就是打飯的技巧。
父親說，大學時，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那時中國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大學食堂開飯時，是八個人一桌，每一桌給一盆飯，大家自己盛到碗裡吃。
那時每個人都餓得如狼似虎，飯一上來，大家都拼命盛上滿滿一碗，飛快的吃。父親則相反，每次只盛半碗，然後也飛快的吃。因為他的飯少，所以總能先吃完，吃完後再狠狠的盛上一大碗慢慢享用。這樣，別人吃到一碗飯，他卻能吃到一碗半。
父親講這個故事時，臉上會露出得意的笑容，還有一種農民式的狡黠。
不過，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次成功的利用這個方法搶到一碗半飯吃，因為母親告訴我，父親上大學時曾被餓成「水腫病」，躺在醫院裡差點沒死過去。
父親學生時代的全身照。（作者提供）
母親還說，父親這個大學上的很不容易，因為家裡沒有任何生活費給他，他一到週末就得到重慶朝天門碼頭賣苦力，當裝卸工，扛很重的貨物上下船，掙一點點零用錢來維持最基本開支。
1964年，父親大學畢業，分配到四川綿陽財貿幹部學校做教師。那時母親已在中江縣一個偏遠的山村小學做了好幾年教師了。
四
母親的養父母雖是「無產階級」，但她的生母後來改嫁給一個被共產黨打成「惡霸」的人，母親因此受到牽連，也成了異類，初中畢業後就不讓她升高中了，當然就更不能再上大學。心高氣傲的母親覺得沒臉見人，一氣之下跑到遠遠的山裡躲起來，當起了鄉村教師。那年她才十六歲。
1965年，父親與母親結了婚，但卻未能調到一起，彼此相距約兩百裡地。
父母年輕時的合影。（作者提供）
1966年，他們有了我這個長女。也就是在那一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1967年，我剛一歲，父親被打成「走資派的黑爪牙」，當時他因急性肝炎正在住院，但也從醫院拖到臺上挨鬥，雙手被塗成黑色，以示他的「黑爪牙」身分。
挨完了鬥，他還被責令抄寫若干份檢討書，張貼到指定地點。
父親身體虛弱到根本不能動彈，這項任務，只能由當時仍在綿陽休產假的母親代為完成。母親用布帶將我綁在背上，一手拎著一桶用麵粉熬製的漿糊，一手拿著一大捲用毛筆抄寫的「大字報」檢討書，整整貼了一夜，才算完成「任務」。
母親抱著剛滿週歲的我。就是在那時候，父親挨鬥，母親將我綁在背上，連夜去替父親張貼「認罪書」。（作者提供）
大約在我兩三歲時吧，父親被發配到偏遠的四川省綿竹縣漢旺鎮。這是一個人口只有三萬的小鎮，距母親教書的地方大約也是兩百多裡。父親「落戶改造」的糧機廠建在荒涼的河灘上，幾乎甚麼都還沒有。
五
母親抱著兩歲多的我，與好友的合影。我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不免享受很多「特殊待遇」，比如擁有一個洋娃娃。兩個妹妹出生後，家裡就不再有錢給她們買洋娃娃了。（作者提供）
我三歲時，仍然跟著母親過活。（作者提供）
我四歲多時，大妹妹出生了。母親無力一邊工作，一邊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因此我被送到父親那兒，開始跟著父親在荒涼的河灘上過活。
父親每年會帶著我去探望母親和妹妹一次。兩百多裡地現在聽起來好像很近，可在那時卻覺得很遠、很遠。特別是媽媽的學校在很深的山裡。艱難的倒幾次慢得像牛一樣的長途汽車後，還要步行翻過好多個山頭，走好遠的山路，才能到達媽媽那裡。
聽媽媽說，第一次看著由爸爸帶回去的我，她差點哭出來。我原來圓圓的臉瘦成了一小條，臉上似乎只剩下兩隻忽閃忽閃的大眼睛。最讓母親不能容忍的是，父親給我洗臉時，只知道洗臉蛋上的那一小塊地方，其他地方不管，所以我的耳朵背後一直到脖子上，都積著厚厚的污垢。我的兩個小羊角辮也被爸爸扎得一高一低的，根本不對稱。看到自己漂亮的女兒變成這樣，媽媽很傷心。
我四歲多時，開始跟著爸爸過。我頭上那剪得參差不齊的傻傻的瀏海，和兩邊一高一低並不對稱的小羊角辮，當然都是爸爸「傑作」，這些在媽媽眼中都是不合格的。不過，請大家注意，我身上穿的帶荷葉邊的連衣裙，也是爸爸親手做的。我長大後第一次得知這裙子居然是爸爸手工縫的時，曾感到非常吃驚。從小到大，我們三姐妹穿的衣服基本都是媽媽做的。那時買布要「布票」，限量供應。過年時媽媽給我們三姐妹做新衣，都得用「套裁」這種最省布的手法裁剪，布才夠用。我一直到上大學才開始穿從商店買的成衣。（作者提供）
有一年，我和父親要從媽媽那兒離開前，媽媽交給我一封信，囑咐我到家後再給爸爸。
我第一次被委以這樣的重任，興奮得不得了，不知道拿那封信怎樣才好，最後終於按捺不住，剛走完山路，還沒坐上長途汽車就交給了爸爸。爸爸看完信，二話不說，背著就我往回走，回到媽媽那兒一言不發，臉色鐵青倒在床上。我嚇壞了，也不明白發生了甚麼，還特別害怕媽媽責怪我沒聽她的話，提前把信交給爸爸。
多年後，我才隱隱了解到，當時媽媽在信上提出要與父親離婚——這樣分居兩地的艱難日子，她實在是過夠了！
據說爸爸當時曾「以死抗爭」，才勉強打消媽媽的離婚念頭。母親年輕時是中江縣城出名的美女，追求的人很多。父親上大學時不停的給母親寫情書、情詩，每封信都變換不同的字體。父親的字很漂亮，詩也寫的格外動人。他的才氣和恆心終於打動了母親。母親怎麼也沒想到，大才子會在一夜間變成「黑爪牙」，「黑爪牙」家屬的日子，何時是個頭呢？
六
一直到我上小學二年級時，媽媽才被允許與爸爸團聚。這時我小妹妹也出生了，一家五口終於在建於河灘上的小平房中過上了「團圓」的生活。
那是一個物質和精神都極其匱乏的年代。父親是他所在工廠唯一的大學生，母親在漢旺鎮小學當老師，我們這個「知識分子黑五類」家庭，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怎麼也是個「異類」。母親甚至不鼓勵我與其他孩子玩耍，怕萬一小孩子間有了爭執打起來，被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從而把父母也牽扯進去，讓一家人的日子更加難過。
許多個盛夏的夜晚，別的孩子都在外面乘涼、嬉戲，我卻獨自呆在家裡。河灘野地上蚊子特別多，我只能把自己關在悶熱的蚊帳裡看書，汗水嘀嗒嘀嗒的掉在書上。
看書是我孩童時代唯一的樂趣。可是那個年代可看的書太少，很多名著都被當作「毒草」燒掉了。
為滿足我的閱讀慾，父親開始寫兒童故事給我看，慢慢的也寫一些小說之類的文學作品——父親本來就是個文學愛好者嘛。
父親的故事都是寫在橫格稿紙上，用棉線裝訂的整整齊齊，是名副其實的「線裝書」，而且是絕對的「孤本」。
很多時候，我是父親作品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讀者。母親一旦發現父親寫的東西，哪怕是給我寫的很「革命」、很迎合「時代潮流」的「紅小兵抓特務」之類的故事，她也一定將之付之一炬。
每次母親燒父親的線裝「孤本」時，父親都臉色鐵青，一言不發，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咬住自己的下嘴唇，讓我感到非常不祥、非常害怕。
那時，唯一快樂的時候是過年。爸爸的毛筆字很漂亮，工廠所有的大標語都是他寫的，很多人也會來找他寫對聯。每到過年，他也一定給我們自家門上貼上春聯。他的手很巧，除了會縫衣服外，還會做木匠活兒、會打家具。家裡很多桌椅板凳等小件家具，都是他親手做、親手刷漆的。過年時給我和妹妹們做個紅燈籠、兔子燈甚麼的，更是不在話下。
我和妹妹拉著爸爸給我們做的有四個木頭小轆轤、可以行走的精巧的兔子燈在街上「招搖過市」時，總會引來羨慕的眼光。要知道，那麼漂亮的兔子燈，小朋友們見都沒見過，更別提去哪裡買一個了。那時我們好開心啊。
七
小學四年級時， 突然聽同學講：「江青是個大壞蛋！」
我被這「大逆不道」的話嚇壞了。江青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夫人嗎？怎麼能是大壞蛋呢？這個同學敢說這話，不得是個「現行反革命」？
但沒過多久，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真的被打倒了。我那時並不知道這就意味著給無數人帶來無窮災難、讓七百萬人死於非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只記得我所在的學校文藝表演隊，被要求站在大太陽下，在馬路邊列隊迎接將從縣城運來的《毛選五卷》。
那天太陽好毒啊，曬得馬路上的柏油都化了，所以當《毛選》終於由長長的車隊馱運著抵達，我們被要求載歌載舞跳起來時，我的鞋子卻被熔化的柏油粘的撥不出來，急得我直想哭。
八
又過了一陣，突然聽說要重建「文革」時期被砸爛的「公、檢、法」，很需要專業人才，要調爸爸這個政法大學畢業生回綿陽，到新成立的司法局工作！
綿陽！這是僅次於省城成都的地區級首府，是一個屢屢聽說、記事後卻沒再去過的地方，我不禁很有些神往。
不過，「組織上」沒有安排媽媽同爸爸一起去，原因是沒有媽媽的「編制」。
雖然再次分居絕不是父母想要的，但，能從被發配的邊遠小鎮回到大城市，並做專業對口的工作，總是符合「人往高處走」的古訓。再說，父母認為我和妹妹若能到綿陽去上學，以後能考上好大學的機率更大。不然，總窩在只有一條小街的小小的漢旺鎮能有甚麼出息？拿媽媽的話說，漢旺鎮的這條小街短到「一個跟頭就能從街頭摔到街尾」。我那時學習成績在漢旺鎮小學雖然年年第一，但媽媽總不忘提醒我：「這是矮子裡面充將軍」，讓我記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就這樣，為了兩代人的前途，在剛剛過了幾年一家人團聚的日子後，我們的家，再次被拆為兩個，我和大妹妹跟隨父親來到綿陽，小妹妹跟媽媽則留在漢旺鎮。
為了兩代人的前途，我們的家再次被拆為兩個，我和大妹妹跟隨父親來到綿陽。這是剛到綿陽時的合影。（作者提供）
九
綿陽市司法局是新建的，既無辦公樓，亦無職工樓，只在招待所裡租了辦公室和員工宿捨。父親住男生宿捨，妹妹住爸爸單位的女職工宿捨，我則成了「住校生」，住在我就讀的綿陽南山中學學生宿捨，三個人住三個不同的地方。南山中學在半山腰上，有點兒與世隔絕的味道，據說清朝時曾是科舉考場。週末我下山回「家」時，就與妹妹擠在同一張單人床上，同一房間裡還有好些爸爸單位的女同事。
偶爾，爸爸會用電爐在辦公室煮點東西給我和妹妹吃，算是打打「牙祭」，讓平日只能在食堂「搶飯」的我和妹妹解解饞。
就這樣，一直到我高中畢業，三年多了，媽媽也未能調到綿陽來。一家人只能坐著長途汽車在假期時跑來跑去互相探望。媽媽常說：「好容易掙點兒錢，都壓了車軲轆了！」
十
不過，爸爸的工作好像慢慢有了起色。先是聽說司法局下又新設律師事務所了，他調到那裡當律師了，後來又聽說他居然被評為「四川省十大律師」之一了！
聽人說，爸爸最風光的一次，是一人舌戰對方的三名律師。對方是個全國特級教師，在當地很有名，也有能力一口氣請三名大律師來替自己的辯護。但三名大律師都敗在了父親腳下，輸了那場官司。
聽到這些，我一方面很驕傲、很神往、很想到法庭上去看看父親「舌戰群雄」的英姿，另一方面又有些難以相信，在我印象中一直木訥少語，在家幾乎可以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的父親，怎麽就能成為需要出眾的口才方能勝任的大律師呢？
有一次我偷偷問他：聽說你當律師以來從未輸過官司，祕訣何在？
他詭祕地一笑，說：「我從不接會輸的案子。」
這時候，父親臉上浮現的笑容，仍然是既有孩子般的天真，又有農民式的狡黠，讓他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像個甚麼「十大律師」。
十一
我讀完高二、將上高三時，需要在學文還是學理之間做出選擇。當時我文理科成績差不多，許多人都說，由於大腦結構的差異，女孩子最好是學文科，學理科最終會輸給男生。我自己除了想上北大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外，對到底該學文還是學理很是舉棋不定。
父親堅決地說：「學理科。不管誰當國家主席，1＋1永遠等於2。」
父親說完「1＋1永遠等於2」後，再一次鐵青著臉，以他特有的方式咬著下嘴唇，跟我小時候媽媽燒他寫的書時的表情一樣，這讓我感到非常不祥和害怕。我甚麼也沒敢說，乖乖的就選了理科。
十二
1984年，我如願考上北大，學的當然是理科，地球化學專業。要離開已讀了三年的南山中學時，因為一直住校，所以有不少行李。父親蹬著三輪車到學校替我搬行李。沿著盤山路往半山腰上蹬車很費勁，汗水很快就將父親的衣服濕透了。
父親一邊流著汗，一邊笑著說：「我是個快樂的三輪車夫！」他的笑容中還有一絲討好的成分。
父親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民式知識分子，生活中幾乎從不表達或流露自己的感情，也從不曾對三個女兒說過「我愛你」之類的「肉麻」話，但那一刻父親一邊流著汗一邊說自己是個快樂的三輪車夫時的討好表情，卻永遠溫暖的駐留在我心中。
對於我，那便是父親的慈愛。
十三
大學二年級時，我接到父親來信。他告訴我他入黨了，語氣很正式，似乎還透著一絲絲的激動。
這多少讓我有些驚訝，甚至很是驚訝。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在我的記憶中，父母從來不會在家中談論政治或國家大事，更不會跟女兒們討論自己的政治觀點。我選擇專業時，父親那句「不管誰當國家主席，1＋1永遠等於2」的「名言」，應該是我從小到大聽到的父親唯一一次帶有一點政治色彩的表述。
父親到底為甚麼入黨？是對這個黨仍然充滿希望，還是入了黨後不會再被視為異類而受到排擠？
我上大學時，父親曾利用出差的機會到學校看我。這張攝於北大未名湖畔。（作者提供）
十四
大學三年級時，在政治輔導員的動員下，我也上交了入黨申請書。現在回想起來，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父親的入黨。從小母親就常說父親偏心，在三個女兒中最疼我。反過來，父親在我心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我很在乎父親所做的選擇，和父親對一件事情的看法。我想，他在遭受那麼多坎坷後，仍然願意入黨，一定是因為他覺得這個黨還有希望。
另一個原因，是我聽信了一種說法： 雖然黨還不夠好，但更多如我一般的好成員加入的話，難道不可以從內部改造、改善它嗎？
其實細究起來應該還有第三個原因。從小到大一直是「三好學生」的我，生長在一切社會資源都被中共控制的社會，從小就認為，「學習好」、「表現好」是應該的，入隊、入團、入黨，是一個好學生、好社會成員自然而又必然的人生軌跡。
就這樣，我成了全班第一名黨員。到大學畢業時，我們班一共也只有兩人入黨。
這張是我上研究生時與父親攝於北京圓明園。（作者提供）
十五
再以後，我畢業、工作、結婚、生女，一切都在符合父母預設的軌道上進行著，不但上了名校、拿到碩士學位，成功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多少人打破頭也擠不進去的好單位，同時也擁有了幸福美滿的家庭。
那時父母跟誰說起我來都笑的合不攏嘴。我考上北大那年，大照片還被掛在綿陽市中心的人民公園大門口，作為綿陽「建國三十五週年教育成果展」的一部分展出。據說這個「成果展」，特別是其中我的大照片，在每天都萬頭攢動的人民公園，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也許是因為人們覺得，南山中學有人考上北大不算太稀奇，但一個看起來明明就是「繡花枕頭（一包草）」的女孩子考上北大，就比較少見了。
我那時已離開綿陽去北京上學了，本來並不知道這個「盛況」，但一時間，我接到數封陌生人從綿陽寄到北大的信，有表示仰慕的，有討教學習經驗的，讓我莫名其妙。向家人打聽，才了解到「原來如此」。（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