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寫一篇關於官員自殺的文章，但遲遲難以動筆，因為我對這個特殊群體的自裁心裡邏輯始終沒有找到「合理」解釋，正當我快失去熱衷時，柳州的市長，恩施的財長，蛟河的警長，連續在一週之內的接力跳殺又重新點燃我的亢奮思緒，覺得是該為他們寫點什麼了。
毋庸置疑，官員自裁的頻度、密度和烈度在隨這個國家的緊張度與日俱增。自「韜光養晦」成為對外潛規則以來，這個國家就不再有國際威脅，所有的威脅均源自一個統一的社會矛盾格局：官民對立。當然，從世界範圍看，所有國家的官民都基本處於對立狀態，但本質區別是：正常國家都是國民天然與官為敵，非正常國家都是官員天然與民為敵。前者讓官民雙方越來越安全，後者卻讓官民雙方越來越危險，而中國天然不屬於前者。因此，在中國做民很難，但做官更難，沒有與民為敵的決心和意志可能連一個小村長都做不下來。
講到這裡，我們似乎可以徹底排除官員自殺的抑鬱症邏輯。因為抑鬱症是一種慢性病，是長期因某種壓力得不到釋放而積累起來的一種精神憂慮症。但在這裡只有他們是專門製造國民抑鬱的天然病灶，正如動物世界，只有羊因為狼而抑鬱，狼怎麼可能因為羊而抑鬱呢？即便狼有來自獅子老虎的壓力，也還可以找羊來排解。因此，在中國你說誰得抑鬱症都可信，但唯獨你說官員有此病絕不可信，否則，每年參加國考公考的千萬大軍難不成就沖抑鬱而去的？
排除了抑鬱症邏輯，官員自裁的誘因就只可能來自（1）紀委的壓力和（2）紀委之外的更大壓力。
來自紀委的壓力應該隨著自己官階越高而最應該壓力越大呀，但為什麼周薄郭徐令沒有自裁？甚至連一個副部級高官也沒有先例，為什麼自裁者總是集中於局處級以下的中堅群體？中國公僕基本都有免死金牌護身符，即便被司法問罪也是蹲的豪華監獄，在裡面依然會是人上人，這個大家都懂的。再加之，中國懲治腐敗官員遠沒有對待超生家庭那麼冷酷無情，後者不惜進屋挑糧上房揭瓦而斷其生路，但對問題官員非常人性化的處理，一般不會影響妻兒老小的生機。況且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爛船都有三斤釘，任何一個問題官員再人走茶涼也都不缺貼心的接盤手，他們這個群體無論怎樣也不可能淪落到路邊小販和黑煤窯工人境地。因此，紀委的壓力僅僅是自裁的誘因，但絕不是自裁的全部邏輯。
排除紀委壓力邏輯後，那就只剩下紀委之外的更大壓力，這種更大壓力產生的恐懼感應該比自裁本身更恐懼。那又是什麼呢？之所以敢死，是因為不願直面生不如死的恐懼。這種恐懼有可能來自兩種路徑：一種是因為有被他殺的恐慌危機，二種是因為喪失既得利益的恐慌危機。
重慶王立軍事件是第一種情況的最好案例。堂堂曾經主宰一方的提督大員，居然惶恐不安地逃進美領館，這至少在他當時看來是唯一的生機，因為他實在推理不出其他生路的可能。如果沒有美領館可逃，一個已經被休假式治療的副市長估計就只能自裁一條路。但是，王立軍事件不可複製，因為薄熙來不可複製，王立軍也不可能複製。唯一的薄遇到唯一的王，就只能上演唯一的薄王生死局。這種不可複製的生死局是不能簡單套在其他正副手博弈格局中去。並且，即便王立軍處於那種自己根本無解的死局中，依然沒有輕易走上自裁的絕路，還會有其他官員遭遇這樣的死局嗎？因此，因為被他殺的恐慌危機而自裁的邏輯也是站不住腳的。道理很簡單，沒有鬥智鬥勇鬥狠的長期心理素質磨練是不可能在中國官場有任何作為的，而那些自裁官員基本都是手握實權的一線要員，市長、財長、警長，都是嚇唬別人的主，何況「與人鬥其樂無窮」是他們一生的信仰，豈能被生死威脅所恐嚇？
同時，薄王生死局也排除了最流行的「以死護主」、「保護一窩」和「幸福一家人」的自裁邏輯。因為這種邏輯隱含一種道德殘存，即自裁官員心中還裝有「利他」的未泯人性。但這種解釋是非常可笑的，薄王生死局的全程直播告訴我們，中國官員以黨性為幌子，掩蓋的全是獸性，泯滅的全是人性。為了讓自己能有效生存於波譎雲詭的浮沉宦海，他們是不在乎犧牲一切，這個「一切」包括自己的人性、良知、親人、情人、恩人、主子等等，何況自裁的官員群體基本都趕上了文革的末班車。因此，官員自裁的心裡動力絕不是因為他人和利他，唯一可能源自他和他們自己。
這就剩下唯一的自裁邏輯：喪失既得利益的恐懼。這種喪失既得的恐懼不是為了別人，而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這已經既得在手的利益比生命更重要，一旦喪失就生不如死。這些既得利益包括：坐擁一方的權威、已經歸倉的財富、關係固化的格局和正在源源不斷增值的未來。這種既得利益給他們帶來的成功、幸福和榮光感與失去而產生的潰敗、痛苦和卑微感是完全對稱的，並且具有上升潛力的官員失去的痛苦還得加上預期增值流失的痛苦，也就是說，有上升潛力比沒有上升潛力的官員在相同失去壓力下更具有自殺的動力，因為他們正處於藍籌獲利階段。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自殺的官員總是集中於局處級以下的中堅群體（45-50歲上下），而那些更高階的高幹反而沒有自殺的積極性。這個具有自殺傾向的群體究竟有多大？這是取決於紀委工作程序的保密程度，從而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紀委雙規都採用突然襲擊的原因。
這類具有自殺潛力的中堅官員群體，他們都是這個國家的「脊樑」，他們的自殺決心既是維護他們自己既得利益的決心，同時也是維護這個給予他們既得利益機會的國家政治格局的決心。因此，他們自殺的死局也奠定了這個國家的死局。換句話說，他們寧願死也不要選票，寧願跳殺也不願公布財產，寧願一起毀滅也不願與民共贏未來。這，就註定了未來將支付更加慘烈的代價為求解這個國家死局買單。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毋庸置疑，官員自裁的頻度、密度和烈度在隨這個國家的緊張度與日俱增。自「韜光養晦」成為對外潛規則以來，這個國家就不再有國際威脅，所有的威脅均源自一個統一的社會矛盾格局：官民對立。當然，從世界範圍看，所有國家的官民都基本處於對立狀態，但本質區別是：正常國家都是國民天然與官為敵，非正常國家都是官員天然與民為敵。前者讓官民雙方越來越安全，後者卻讓官民雙方越來越危險，而中國天然不屬於前者。因此，在中國做民很難，但做官更難，沒有與民為敵的決心和意志可能連一個小村長都做不下來。
講到這裡，我們似乎可以徹底排除官員自殺的抑鬱症邏輯。因為抑鬱症是一種慢性病，是長期因某種壓力得不到釋放而積累起來的一種精神憂慮症。但在這裡只有他們是專門製造國民抑鬱的天然病灶，正如動物世界，只有羊因為狼而抑鬱，狼怎麼可能因為羊而抑鬱呢？即便狼有來自獅子老虎的壓力，也還可以找羊來排解。因此，在中國你說誰得抑鬱症都可信，但唯獨你說官員有此病絕不可信，否則，每年參加國考公考的千萬大軍難不成就沖抑鬱而去的？
排除了抑鬱症邏輯，官員自裁的誘因就只可能來自（1）紀委的壓力和（2）紀委之外的更大壓力。
來自紀委的壓力應該隨著自己官階越高而最應該壓力越大呀，但為什麼周薄郭徐令沒有自裁？甚至連一個副部級高官也沒有先例，為什麼自裁者總是集中於局處級以下的中堅群體？中國公僕基本都有免死金牌護身符，即便被司法問罪也是蹲的豪華監獄，在裡面依然會是人上人，這個大家都懂的。再加之，中國懲治腐敗官員遠沒有對待超生家庭那麼冷酷無情，後者不惜進屋挑糧上房揭瓦而斷其生路，但對問題官員非常人性化的處理，一般不會影響妻兒老小的生機。況且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爛船都有三斤釘，任何一個問題官員再人走茶涼也都不缺貼心的接盤手，他們這個群體無論怎樣也不可能淪落到路邊小販和黑煤窯工人境地。因此，紀委的壓力僅僅是自裁的誘因，但絕不是自裁的全部邏輯。
排除紀委壓力邏輯後，那就只剩下紀委之外的更大壓力，這種更大壓力產生的恐懼感應該比自裁本身更恐懼。那又是什麼呢？之所以敢死，是因為不願直面生不如死的恐懼。這種恐懼有可能來自兩種路徑：一種是因為有被他殺的恐慌危機，二種是因為喪失既得利益的恐慌危機。
重慶王立軍事件是第一種情況的最好案例。堂堂曾經主宰一方的提督大員，居然惶恐不安地逃進美領館，這至少在他當時看來是唯一的生機，因為他實在推理不出其他生路的可能。如果沒有美領館可逃，一個已經被休假式治療的副市長估計就只能自裁一條路。但是，王立軍事件不可複製，因為薄熙來不可複製，王立軍也不可能複製。唯一的薄遇到唯一的王，就只能上演唯一的薄王生死局。這種不可複製的生死局是不能簡單套在其他正副手博弈格局中去。並且，即便王立軍處於那種自己根本無解的死局中，依然沒有輕易走上自裁的絕路，還會有其他官員遭遇這樣的死局嗎？因此，因為被他殺的恐慌危機而自裁的邏輯也是站不住腳的。道理很簡單，沒有鬥智鬥勇鬥狠的長期心理素質磨練是不可能在中國官場有任何作為的，而那些自裁官員基本都是手握實權的一線要員，市長、財長、警長，都是嚇唬別人的主，何況「與人鬥其樂無窮」是他們一生的信仰，豈能被生死威脅所恐嚇？
同時，薄王生死局也排除了最流行的「以死護主」、「保護一窩」和「幸福一家人」的自裁邏輯。因為這種邏輯隱含一種道德殘存，即自裁官員心中還裝有「利他」的未泯人性。但這種解釋是非常可笑的，薄王生死局的全程直播告訴我們，中國官員以黨性為幌子，掩蓋的全是獸性，泯滅的全是人性。為了讓自己能有效生存於波譎雲詭的浮沉宦海，他們是不在乎犧牲一切，這個「一切」包括自己的人性、良知、親人、情人、恩人、主子等等，何況自裁的官員群體基本都趕上了文革的末班車。因此，官員自裁的心裡動力絕不是因為他人和利他，唯一可能源自他和他們自己。
這就剩下唯一的自裁邏輯：喪失既得利益的恐懼。這種喪失既得的恐懼不是為了別人，而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這已經既得在手的利益比生命更重要，一旦喪失就生不如死。這些既得利益包括：坐擁一方的權威、已經歸倉的財富、關係固化的格局和正在源源不斷增值的未來。這種既得利益給他們帶來的成功、幸福和榮光感與失去而產生的潰敗、痛苦和卑微感是完全對稱的，並且具有上升潛力的官員失去的痛苦還得加上預期增值流失的痛苦，也就是說，有上升潛力比沒有上升潛力的官員在相同失去壓力下更具有自殺的動力，因為他們正處於藍籌獲利階段。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自殺的官員總是集中於局處級以下的中堅群體（45-50歲上下），而那些更高階的高幹反而沒有自殺的積極性。這個具有自殺傾向的群體究竟有多大？這是取決於紀委工作程序的保密程度，從而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紀委雙規都採用突然襲擊的原因。
這類具有自殺潛力的中堅官員群體，他們都是這個國家的「脊樑」，他們的自殺決心既是維護他們自己既得利益的決心，同時也是維護這個給予他們既得利益機會的國家政治格局的決心。因此，他們自殺的死局也奠定了這個國家的死局。換句話說，他們寧願死也不要選票，寧願跳殺也不願公布財產，寧願一起毀滅也不願與民共贏未來。這，就註定了未來將支付更加慘烈的代價為求解這個國家死局買單。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