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17日訊】據明慧網報導，河南楊眉女士十五歲時因到北京為法輪功鳴冤，遭到非法關押、開除學籍、剝奪高考資格等迫害。楊眉女士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向最高檢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要求最高檢察院對江澤民提起公訴，匡扶正義，為民除害。
以下是現年三十二歲的楊眉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的事實：
一九九七年，母親和姐姐走入法輪功修煉。母親修煉法輪功後多年頑疾不翼而飛。母親認為法輪功講述的「真、善、忍」是最好的教孩子的道理，於是一九九八年帶著我走入法輪功修煉，那一年我十三歲，早晚跟著母親讀法輪功書、煉功。我覺得法輪功很好，教人做一個真誠和為他人著想的人。
二零零零年六月底，我十五歲，讀縣一中高二年級，母親要去北京為法輪功鳴冤。當時我想做人就應該堂堂正正，做一個正直的人，語文課本上那些古代的君子和被千古傳頌的賢人不也是這樣做的麼，我知道電視上說的是假話，就應該把這件事說出來，維護正義。我們母女三人和其他幾位同修一起進北京上訪。就是想以了解事實的當事人身份告訴政府他們搞錯了，法輪功不是邪教。
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地鐵西端第一個站口附近，有人問母親：「你們幹啥？」母親說：「找信訪局在哪？」「法輪功嗎？」母親說「是」。「跟我走吧，」結果那人把我們帶到宣武區派出所。一警察問我姓名，我沒有報真實的姓名，不想讓家人和學校受到牽連。晚上把我們送到宣武區看守所。第二天早晨我被河南地區的一位警察單獨問話，讓我說出同行幾位長者的姓名和事情的經過，並哄我說隨便問問，不用擔心，當時我年紀小但是也能想到，應該保護大家，不能亂說話。
七月二日晚上，我們被接到新鄉駐京辦事處，公安局副局長李儒錄及大家每個人所在單位的代表，已經在那裡等著。三日早上我們被押到延津關進看守所。四日我們又被叫出來，拉到田間路上錄像（後在本地電視台播放）。在外錄完又拉回看守所。然後把我們都捆綁起來，像對待犯人一樣，強迫跪地上。寇守業在那宣布我們是犯罪嫌疑人，擾亂社會治安。母親被關押約一百天，姐姐和我被關押各一個月。我和母親、姐姐在延津看守所待了沒多久，就被單獨送到了鄰縣原陽縣看守所。
記得在延津看守所時，我經常因為年紀小被作為「突破口」，半夜睡得迷迷糊糊被叫去單獨問話，問整個進京上訪的過程和細節，希望從我口中供出大家，不回答就不讓回去睡覺，但是最後他們也未得逞。還有一次，看守所一女警叫我去單獨談話，讓我承認自己做了錯事，我思來想去，說實話不是錯事，為正確的事情鳴不平更不能說是錯事，我說我沒有錯。她問我如果一中（縣裡最好的高中）把你開除了，你怎麼想，我說如果我因為堅持做一個正直的人被開除了，那是他們的損失。後來我關到原陽看守所，母親和姐姐都不在我身邊，我在裡面過了十六歲生日。中間也被問話。
從看守所出來後，姐姐被縣醫院開除。我則被縣一中開除學籍，當時的校長是鄭純旺。暑假開學該讀高三了，我遲遲待在老家不能上學。父親托了關係找了人，最後讓我回原來的班裡讀書，但是還是沒有學籍，等於失學狀態。在學校裡老師安排班長在敏感日看著我，平時也會受到一些人的奇特目光。這都讓我心理遭受著打擊。
同年底，母親第二次被綁架，關押在新鄉市看守所。母親遭受酷刑，奄奄一息，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出看守所。回家後，我母親在家又被監視居住一個月。
整個高三一年，我沒有辦法像別的同學一樣專心讀書，被警察問話、承受母親奄奄一息的痛苦，看著姐姐被開除，還有爸爸恐懼不安的臉。同年姥姥去世，我們母女三人被非法拘禁使老人無法承受。高考前夕，我沒資格參加模擬考試，考前發準考證，也沒有我的，當時我想我努力學習了一年，幾乎次次光榮榜上有名，最後連考試都不讓我參加麼？感到深深的絕望和痛苦。後來在爸爸和班主任幫助下，我在延津第四職高報考，於九月份被西北大學錄取，後考取東北大學研究生。
而母親在我大二時再次被綁架。
作為一名修煉者，我本人遭受了未成年被非法關押、開除學籍、取消高考資格等迫害。並在之後的十幾年裡忍氣吞聲，像犯人一樣抬不起頭，不被人理解，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作為修煉人的家屬，我親歷了母親三次被非法拘留，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姐姐由於在看守所被強迫勞動，差點死在獄中，姥姥在沒有女兒的陪伴下到了彌留之際，連葬禮都有警察看守，父親承受著妻兒被關押，岳母滴水不進，孩子被開除學籍和職務，並遭受親朋鄰居的指指點點。這些都讓一個本該快樂成長的青春期的孩子心理蒙上了巨大的陰影。
這一切皆因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造成，本人提請最高級檢察院向最高法院對江澤民提起公訴，匡扶正義，為民除害。
以下是現年三十二歲的楊眉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的事實：
一九九七年，母親和姐姐走入法輪功修煉。母親修煉法輪功後多年頑疾不翼而飛。母親認為法輪功講述的「真、善、忍」是最好的教孩子的道理，於是一九九八年帶著我走入法輪功修煉，那一年我十三歲，早晚跟著母親讀法輪功書、煉功。我覺得法輪功很好，教人做一個真誠和為他人著想的人。
二零零零年六月底，我十五歲，讀縣一中高二年級，母親要去北京為法輪功鳴冤。當時我想做人就應該堂堂正正，做一個正直的人，語文課本上那些古代的君子和被千古傳頌的賢人不也是這樣做的麼，我知道電視上說的是假話，就應該把這件事說出來，維護正義。我們母女三人和其他幾位同修一起進北京上訪。就是想以了解事實的當事人身份告訴政府他們搞錯了，法輪功不是邪教。
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地鐵西端第一個站口附近，有人問母親：「你們幹啥？」母親說：「找信訪局在哪？」「法輪功嗎？」母親說「是」。「跟我走吧，」結果那人把我們帶到宣武區派出所。一警察問我姓名，我沒有報真實的姓名，不想讓家人和學校受到牽連。晚上把我們送到宣武區看守所。第二天早晨我被河南地區的一位警察單獨問話，讓我說出同行幾位長者的姓名和事情的經過，並哄我說隨便問問，不用擔心，當時我年紀小但是也能想到，應該保護大家，不能亂說話。
七月二日晚上，我們被接到新鄉駐京辦事處，公安局副局長李儒錄及大家每個人所在單位的代表，已經在那裡等著。三日早上我們被押到延津關進看守所。四日我們又被叫出來，拉到田間路上錄像（後在本地電視台播放）。在外錄完又拉回看守所。然後把我們都捆綁起來，像對待犯人一樣，強迫跪地上。寇守業在那宣布我們是犯罪嫌疑人，擾亂社會治安。母親被關押約一百天，姐姐和我被關押各一個月。我和母親、姐姐在延津看守所待了沒多久，就被單獨送到了鄰縣原陽縣看守所。
記得在延津看守所時，我經常因為年紀小被作為「突破口」，半夜睡得迷迷糊糊被叫去單獨問話，問整個進京上訪的過程和細節，希望從我口中供出大家，不回答就不讓回去睡覺，但是最後他們也未得逞。還有一次，看守所一女警叫我去單獨談話，讓我承認自己做了錯事，我思來想去，說實話不是錯事，為正確的事情鳴不平更不能說是錯事，我說我沒有錯。她問我如果一中（縣裡最好的高中）把你開除了，你怎麼想，我說如果我因為堅持做一個正直的人被開除了，那是他們的損失。後來我關到原陽看守所，母親和姐姐都不在我身邊，我在裡面過了十六歲生日。中間也被問話。
從看守所出來後，姐姐被縣醫院開除。我則被縣一中開除學籍，當時的校長是鄭純旺。暑假開學該讀高三了，我遲遲待在老家不能上學。父親托了關係找了人，最後讓我回原來的班裡讀書，但是還是沒有學籍，等於失學狀態。在學校裡老師安排班長在敏感日看著我，平時也會受到一些人的奇特目光。這都讓我心理遭受著打擊。
同年底，母親第二次被綁架，關押在新鄉市看守所。母親遭受酷刑，奄奄一息，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出看守所。回家後，我母親在家又被監視居住一個月。
整個高三一年，我沒有辦法像別的同學一樣專心讀書，被警察問話、承受母親奄奄一息的痛苦，看著姐姐被開除，還有爸爸恐懼不安的臉。同年姥姥去世，我們母女三人被非法拘禁使老人無法承受。高考前夕，我沒資格參加模擬考試，考前發準考證，也沒有我的，當時我想我努力學習了一年，幾乎次次光榮榜上有名，最後連考試都不讓我參加麼？感到深深的絕望和痛苦。後來在爸爸和班主任幫助下，我在延津第四職高報考，於九月份被西北大學錄取，後考取東北大學研究生。
而母親在我大二時再次被綁架。
作為一名修煉者，我本人遭受了未成年被非法關押、開除學籍、取消高考資格等迫害。並在之後的十幾年裡忍氣吞聲，像犯人一樣抬不起頭，不被人理解，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作為修煉人的家屬，我親歷了母親三次被非法拘留，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姐姐由於在看守所被強迫勞動，差點死在獄中，姥姥在沒有女兒的陪伴下到了彌留之際，連葬禮都有警察看守，父親承受著妻兒被關押，岳母滴水不進，孩子被開除學籍和職務，並遭受親朋鄰居的指指點點。這些都讓一個本該快樂成長的青春期的孩子心理蒙上了巨大的陰影。
這一切皆因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造成，本人提請最高級檢察院向最高法院對江澤民提起公訴，匡扶正義，為民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