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26日訊】近日，中國大陸博主「惠風」在其博客中，發表了原中共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孫宇亭撰寫的一篇回憶文章。該文以歷史事件親歷者的身份，詳述了文革期間，曾慶紅的父親曾山，被造反派翻出抗戰期間暗中勾結日本人舊賬的事件始末。
文章敘述的細節顯示，曾山當年確實曾「奉命」到上海和南京與日本人私下談判，要求日寇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而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在歷史檔案中保留下來的相關電文上，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均有簽名。
據孫宇亭的回憶，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中央各機關緊張的政治氣氛又陡然升級。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拉幫結派，組建各式各樣的「戰鬥隊」，向所謂的「走資派」奪權。各「戰鬥隊」之間，爭權奪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亂，機構癱瘓。那時中共國務院內務部部長就是曾山，副部長是王一夫。嚴佑民由公安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不久，孫宇亭也被從公安部辦公廳借調到內務辦公室，在嚴佑民手下工作。
據文章回憶，內務部當時有兩大造反派：一派稱「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簡稱「革聯」，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稱「紅色革命者聯合總部」簡稱「紅聯」，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兩派各視對方為寇讎，誓不兩立。
1967年10月，「革聯」翻出來抗戰時期曾山曾經和日本人有過接觸的材料，認定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必須打倒。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著干。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於是，孫宇亭向嚴佑民、謝富治報告了這一緊急情況。在參與相關決策會議時，孫提議說，「既然曾山說一切活動都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我們派人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一下歷史檔案，問題就可以澄清了。」
然後，經謝、嚴同意並簽署了批件，孫宇亭與內務辦公室的趙雪瀛找汪東興補了一個批准查閱歷史檔案的手續，終於在北京西郊溫泉的中央檔案館查閱到當年的中央歷史檔案。
據稱，當時他們共找到有關此曾山與日本人聯絡活動的四份電報，有曾山報告的情況，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簽名真跡。為了向上級匯報時拿得出真憑實據，他們與軍代表交涉，得以摘抄了主要內容。回機關後，立即起草報告，經嚴佑民、謝富治簽署後報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卻意外地發生了變化。10月的一天，謝富治怒氣沖沖地到嚴佑民的辦公室，發了一通脾氣。謝走後，嚴佑民苦笑著對孫宇亭說：「我們為了證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檔案館查歷史檔案，是辦了一件好事。可是，卻惹怒了一位中央負責同志，說這是政治上糊塗，要追查。謝要我們每人寫一份檢討，報送中央。」我問是哪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嚴說：「謝沒有說，猜不透。上命難違，不檢討不行，我們只好按謝的說法檢討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
一周後，孫宇亭因此事被上級處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並被勒令把涉及這件「核心機密」的所有片紙隻字統統交出來，被威脅說如果發現誰洩漏了機密就「毫不客氣」。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書、業務檔案和敵偽檔案，原來的檔案管理人員封卷鎖庫後，立即撤離。接著，調派了300名解放軍進駐公安部，接管了這些檔案。
有一天深夜，孫宇亭突然被叫到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等他到了那裡一看，安徽廳的門口蹲著一個人，是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廳內右側擺了一張長條桌，桌後坐著三個人，從右至左為吳法憲、謝富治、汪東興。桌子右邊橫頭旁，坐著嚴佑民和趙雪瀛。很明顯，這是「三堂會審」的架勢。
孫在小方凳上坐下來後，對方開始審問當初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事件。孫把當時的情況全部如實詳細講述了一遍，並強調說，雖然查檔案的主意是自己出的，但都經過了謝、汪等人的批示才行動的。
汪又轉向中央檔案館軍代表，嚴厲地說：「檔案館有制度，像這樣的機密檔案不能抄錄，你們為什麼不執行制度？」軍代表回答說：「有你和謝副總理的親筆批示，不能不讓抄！」
這時，汪又轉向做記錄的穿軍裝的人，可能是他的祕書，或是辦案的專門人員說：「把那個報告傳過來，我再看看！」
汪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紙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謝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於是，汪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當場就把他們批的字剪了下來並燒掉。而吳法憲此時一直雙目緊閉，像睡熟了一般。最後坐在一旁的嚴佑民把話接了過去。他說：「這件事，前前後後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准的。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
這時，吳法憲睜開眼睛，說肚子餓了，讓服務員拿夜餐來。
1968年後，公安部的全體人員被集中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辦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上就是政治上、組織上肅清異己的「集中營」。僅1968年3月、4月內，孫宇亭所認識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嚴佑民便是其中的一個。
1972年9月，嚴佑民從秦城監獄被假釋出來後，孫宇亭設法避開公安部調研室造反派頭頭的糾纏，前往探望。提到當年查檔案這件事，嚴佑民冷冷地說：「其實，我們都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文章敘述的細節顯示，曾山當年確實曾「奉命」到上海和南京與日本人私下談判，要求日寇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而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在歷史檔案中保留下來的相關電文上，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均有簽名。
據孫宇亭的回憶，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中央各機關緊張的政治氣氛又陡然升級。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拉幫結派，組建各式各樣的「戰鬥隊」，向所謂的「走資派」奪權。各「戰鬥隊」之間，爭權奪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亂，機構癱瘓。那時中共國務院內務部部長就是曾山，副部長是王一夫。嚴佑民由公安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不久，孫宇亭也被從公安部辦公廳借調到內務辦公室，在嚴佑民手下工作。
據文章回憶，內務部當時有兩大造反派：一派稱「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簡稱「革聯」，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稱「紅色革命者聯合總部」簡稱「紅聯」，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兩派各視對方為寇讎，誓不兩立。
1967年10月，「革聯」翻出來抗戰時期曾山曾經和日本人有過接觸的材料，認定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必須打倒。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著干。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於是，孫宇亭向嚴佑民、謝富治報告了這一緊急情況。在參與相關決策會議時，孫提議說，「既然曾山說一切活動都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我們派人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一下歷史檔案，問題就可以澄清了。」
然後，經謝、嚴同意並簽署了批件，孫宇亭與內務辦公室的趙雪瀛找汪東興補了一個批准查閱歷史檔案的手續，終於在北京西郊溫泉的中央檔案館查閱到當年的中央歷史檔案。
據稱，當時他們共找到有關此曾山與日本人聯絡活動的四份電報，有曾山報告的情況，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簽名真跡。為了向上級匯報時拿得出真憑實據，他們與軍代表交涉，得以摘抄了主要內容。回機關後，立即起草報告，經嚴佑民、謝富治簽署後報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卻意外地發生了變化。10月的一天，謝富治怒氣沖沖地到嚴佑民的辦公室，發了一通脾氣。謝走後，嚴佑民苦笑著對孫宇亭說：「我們為了證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檔案館查歷史檔案，是辦了一件好事。可是，卻惹怒了一位中央負責同志，說這是政治上糊塗，要追查。謝要我們每人寫一份檢討，報送中央。」我問是哪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嚴說：「謝沒有說，猜不透。上命難違，不檢討不行，我們只好按謝的說法檢討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
一周後，孫宇亭因此事被上級處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並被勒令把涉及這件「核心機密」的所有片紙隻字統統交出來，被威脅說如果發現誰洩漏了機密就「毫不客氣」。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書、業務檔案和敵偽檔案，原來的檔案管理人員封卷鎖庫後，立即撤離。接著，調派了300名解放軍進駐公安部，接管了這些檔案。
有一天深夜，孫宇亭突然被叫到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等他到了那裡一看，安徽廳的門口蹲著一個人，是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廳內右側擺了一張長條桌，桌後坐著三個人，從右至左為吳法憲、謝富治、汪東興。桌子右邊橫頭旁，坐著嚴佑民和趙雪瀛。很明顯，這是「三堂會審」的架勢。
孫在小方凳上坐下來後，對方開始審問當初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事件。孫把當時的情況全部如實詳細講述了一遍，並強調說，雖然查檔案的主意是自己出的，但都經過了謝、汪等人的批示才行動的。
汪又轉向中央檔案館軍代表，嚴厲地說：「檔案館有制度，像這樣的機密檔案不能抄錄，你們為什麼不執行制度？」軍代表回答說：「有你和謝副總理的親筆批示，不能不讓抄！」
這時，汪又轉向做記錄的穿軍裝的人，可能是他的祕書，或是辦案的專門人員說：「把那個報告傳過來，我再看看！」
汪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紙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謝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於是，汪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當場就把他們批的字剪了下來並燒掉。而吳法憲此時一直雙目緊閉，像睡熟了一般。最後坐在一旁的嚴佑民把話接了過去。他說：「這件事，前前後後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准的。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
這時，吳法憲睜開眼睛，說肚子餓了，讓服務員拿夜餐來。
1968年後，公安部的全體人員被集中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辦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上就是政治上、組織上肅清異己的「集中營」。僅1968年3月、4月內，孫宇亭所認識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嚴佑民便是其中的一個。
1972年9月，嚴佑民從秦城監獄被假釋出來後，孫宇亭設法避開公安部調研室造反派頭頭的糾纏，前往探望。提到當年查檔案這件事，嚴佑民冷冷地說：「其實，我們都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