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2月24日訊】(新唐人記者鍾離述綜合報導)在外界強烈的質疑聲中，中共當局日前被迫公佈深圳人工土山垮塌失聯者名單，統計發現其中大部分是外來農民工。中共治下被城市邊緣化的廣大農民的淒慘命運，再次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12月22日下午，被中共官方命名為「12·20」光明新區滑坡災害的現場搶險救援指揮部，公布了76位失聯人員名單。其中男性51人，女性25人，主要來自湖南、河南、廣西、江西、貴州、湖北及粵東西北地區。
美國《紐約時報》24日的報導中披露，中共官方公布的76名失聯人員名單上，至少有55名來自廣東以外的省份，包括來自河南省的22人。
一位河南的農民女子，有11名家族成員被人工土山崩潰所導致的泥石流掩埋，生死不明。
報導指出，與中國最近的一些城市災難的情況一樣，許多遇難者都是農民工。據中共官方的數據，深圳1800多萬人口中，80%以上是流動人口，其中包括許多來自農村的人。
據統計，中國約有1.7億農民工離開家鄉在外地工作和生活。那些外出找工作的年輕農民工，有時在離家後與家人失去聯繫，很少回家與親人見面。一些前來尋找失聯農民工的家屬說，他們幾乎不知道自己家庭成員的具體生活情況。
對於官方公佈的失聯人數的真實性，各界存在重大質疑，一方面被掩埋的具體人數難以統計；另一方面中共當局歷來有掩蓋真相的習慣。
有一位妻子在深圳工作的中國網民24日給新唐人留言說，此次事件絕對不止官方所說的那一點失蹤人員，這位不知名的先生說他本人也經常去深圳出差或探親，所以知道一些情況。
目前在深圳郊區或原來的關外，有很多民房和廠房都是當地村民自己蓋的，出租給外來打工的或一些從事加工行業的公司。這位先生的太太因為市區的房子租不起，就住在梅嶺關外。
那裡的情況是，住在同一座樓裡的租戶，互相是不知道底細的，基本上也沒有交集。在市區公司上班的人，他的公司也不會知道自己的職工住在哪裡，一般的職工也不願意告訴別人。所以一座樓倒塌了，也只有剛好在外的人知道自己有沒有親戚朋友在樓內，這些人會把具體的人名報給政府部門。
可是，如果是單獨住戶，合租的幾人，或一家幾口都壓在裡面的，他們的身份根本就沒人知道。房東也不知道具體人數，只知道有幾間屋有人租，具體每間住幾個他不一定會關心，出事時有沒有在屋裡房東更不清楚。
這位先生說，他是因為經常去深圳，所以知道太太住的具體地址，而他的父母及岳父岳母就不知道。那麼那些被壓在樓裡的人，他的外地親戚多半也不清楚。如果他的外地親戚給中共深圳市當局打電話報失聯，但無法證明自己親人確實住在裡面，中共當局肯定不會認定其親戚是此事故的失聯人員，因為隱瞞事故真相是中共官員的通病。
而此次事件一下子壓倒了好幾座住宅樓，有多少人被活埋了，這位先生說不想亂猜測，但絕對不止官方所報的數字。這位先生說，總之一句話，中共根本不把老百姓的死活當回事。
中共治下農民工的不公正待遇
中國農民工的低下待遇已經被學術界廣泛關注，但中共一直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能力。
早在2013年3月，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陸學藝教授曾刊文指出農民工體制的種種弊端。
文章說，農民工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對中國做出了積極貢獻，但這種貢獻是在工作環境很不正常，各方面條件很不利的情況下做出來的。
陸學藝指出，中共在50年代後期開始實行的城鄉分治的戶籍管理制度，造成一國兩策的格局，致使農民進城從事二、三產業成為「工人」，但仍是農業戶口，農民身份。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第一，在政治上，農民工幹了工人的活，但沒有得到工人的身份，享受不到正式工人一樣的工會會員的同等權利。
第二，在經濟上，農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時，同工不能同權。農民工付出的勞動很多，而他的所得很少。
第三，在社會方面，農民工因為沒有城鎮居民的戶籍，所以他們在一個城市打工多年，他們始終是這個城市的邊緣群體，融不進這個城市社會。他們對這個城市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卻不被承認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應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民主權利，得不到這個城市社會的各種福利待遇。
農民工的悲慘遭遇
陸學藝還講到農民工的諸多悲慘遭遇。數千萬農民工，把最好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城市了，為城市創造了巨額的財富，哪個城市使用的農民工多，哪個城市就是最繁榮、發展最快的。相比而言，輸出農民工多的農村卻並沒有相應富庶起來。
相反，城市把勞動中致傷、致殘的，體衰病弱的都退給了農村，子女和老人也多數由農村扶養著。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農民工失業了，得不到失業救濟；生活困難了，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有病了，得不到應有的醫療保障；因工負傷了，致殘了，也得不到應有照顧和撫恤，只好自認倒霉回到農村，悲慘地渡過餘生。
因為農民工的勞動條件惡劣，各地各種惡性事故頻頻發生，經常出現數以百計的農民工在事故中喪生。
深圳這個靠外來務工人員發展起來的新型城市，發生這種慘禍，再次印證學者對被邊緣化農民工悲慘遭遇的描述。外界評論認為，中共從一開始到現在，一直把農民作為愚弄和利用的工具，中共一天不倒，農民就不會改變悲慘命運。
12月22日下午，被中共官方命名為「12·20」光明新區滑坡災害的現場搶險救援指揮部，公布了76位失聯人員名單。其中男性51人，女性25人，主要來自湖南、河南、廣西、江西、貴州、湖北及粵東西北地區。
美國《紐約時報》24日的報導中披露，中共官方公布的76名失聯人員名單上，至少有55名來自廣東以外的省份，包括來自河南省的22人。
一位河南的農民女子，有11名家族成員被人工土山崩潰所導致的泥石流掩埋，生死不明。
報導指出，與中國最近的一些城市災難的情況一樣，許多遇難者都是農民工。據中共官方的數據，深圳1800多萬人口中，80%以上是流動人口，其中包括許多來自農村的人。
據統計，中國約有1.7億農民工離開家鄉在外地工作和生活。那些外出找工作的年輕農民工，有時在離家後與家人失去聯繫，很少回家與親人見面。一些前來尋找失聯農民工的家屬說，他們幾乎不知道自己家庭成員的具體生活情況。
對於官方公佈的失聯人數的真實性，各界存在重大質疑，一方面被掩埋的具體人數難以統計；另一方面中共當局歷來有掩蓋真相的習慣。
有一位妻子在深圳工作的中國網民24日給新唐人留言說，此次事件絕對不止官方所說的那一點失蹤人員，這位不知名的先生說他本人也經常去深圳出差或探親，所以知道一些情況。
目前在深圳郊區或原來的關外，有很多民房和廠房都是當地村民自己蓋的，出租給外來打工的或一些從事加工行業的公司。這位先生的太太因為市區的房子租不起，就住在梅嶺關外。
那裡的情況是，住在同一座樓裡的租戶，互相是不知道底細的，基本上也沒有交集。在市區公司上班的人，他的公司也不會知道自己的職工住在哪裡，一般的職工也不願意告訴別人。所以一座樓倒塌了，也只有剛好在外的人知道自己有沒有親戚朋友在樓內，這些人會把具體的人名報給政府部門。
可是，如果是單獨住戶，合租的幾人，或一家幾口都壓在裡面的，他們的身份根本就沒人知道。房東也不知道具體人數，只知道有幾間屋有人租，具體每間住幾個他不一定會關心，出事時有沒有在屋裡房東更不清楚。
這位先生說，他是因為經常去深圳，所以知道太太住的具體地址，而他的父母及岳父岳母就不知道。那麼那些被壓在樓裡的人，他的外地親戚多半也不清楚。如果他的外地親戚給中共深圳市當局打電話報失聯，但無法證明自己親人確實住在裡面，中共當局肯定不會認定其親戚是此事故的失聯人員，因為隱瞞事故真相是中共官員的通病。
而此次事件一下子壓倒了好幾座住宅樓，有多少人被活埋了，這位先生說不想亂猜測，但絕對不止官方所報的數字。這位先生說，總之一句話，中共根本不把老百姓的死活當回事。
中共治下農民工的不公正待遇
中國農民工的低下待遇已經被學術界廣泛關注，但中共一直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能力。
早在2013年3月，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陸學藝教授曾刊文指出農民工體制的種種弊端。
文章說，農民工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對中國做出了積極貢獻，但這種貢獻是在工作環境很不正常，各方面條件很不利的情況下做出來的。
陸學藝指出，中共在50年代後期開始實行的城鄉分治的戶籍管理制度，造成一國兩策的格局，致使農民進城從事二、三產業成為「工人」，但仍是農業戶口，農民身份。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第一，在政治上，農民工幹了工人的活，但沒有得到工人的身份，享受不到正式工人一樣的工會會員的同等權利。
第二，在經濟上，農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時，同工不能同權。農民工付出的勞動很多，而他的所得很少。
第三，在社會方面，農民工因為沒有城鎮居民的戶籍，所以他們在一個城市打工多年，他們始終是這個城市的邊緣群體，融不進這個城市社會。他們對這個城市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卻不被承認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應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民主權利，得不到這個城市社會的各種福利待遇。
農民工的悲慘遭遇
陸學藝還講到農民工的諸多悲慘遭遇。數千萬農民工，把最好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城市了，為城市創造了巨額的財富，哪個城市使用的農民工多，哪個城市就是最繁榮、發展最快的。相比而言，輸出農民工多的農村卻並沒有相應富庶起來。
相反，城市把勞動中致傷、致殘的，體衰病弱的都退給了農村，子女和老人也多數由農村扶養著。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農民工失業了，得不到失業救濟；生活困難了，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有病了，得不到應有的醫療保障；因工負傷了，致殘了，也得不到應有照顧和撫恤，只好自認倒霉回到農村，悲慘地渡過餘生。
因為農民工的勞動條件惡劣，各地各種惡性事故頻頻發生，經常出現數以百計的農民工在事故中喪生。
深圳這個靠外來務工人員發展起來的新型城市，發生這種慘禍，再次印證學者對被邊緣化農民工悲慘遭遇的描述。外界評論認為，中共從一開始到現在，一直把農民作為愚弄和利用的工具，中共一天不倒，農民就不會改變悲慘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