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7月26日訊】中國留美學生很多就讀名校，卻在學業並不差的情況下，選擇輕生。他們的心理壓力來自哪裡？他們為什麼會選擇如此極端的終點？《美國之音》的最新文章對此進行評析。
2012年10月26日，麻省理工大學斯隆商學院中國留學生郭衡（音譯）上吊自殺。
2014年8月21日，加州州立大學富勒爾頓分校中國留學生林旭（音譯）跳樓自殺。
2014年10月15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留學生李揚凱（音譯）跳樓自殺。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中國留學生小陸（音譯）跳冰湖自殺。
中國留學生年輕的生命不幸時有夭折。留學生群體心理健康問題頻頻亮起紅燈，誰該關注？
賓大心理學專業研究生暢陽回憶，「我剛來的時候住到一個房子，很便宜，因為它其中還在施工。有幾個工人其實也是住在那個房子裡面。多米尼加共和國來的一個工人，他是那個房子裡面的工頭。對我動手動腳，行為很不檢點。就跟幫派一樣的感覺。也很害怕，我也不會去報警。因為覺得報了警察，就算把他抓起來，他出來要報復我怎麽辦？我在這邊又沒有認識的人，也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簡直就是人生的低谷，相當難過」。
賓大教育學專業研究生孫立安說，「我自己山東農村的。以前在國內工作過9年時間。 我這麽大年齡出來讀書也是超出了農村人的一種理解能力、想象。我就沒有買房，因為我自己一直有這個夢想，要出來讀書。給他們（父母）帶來的壓力感超過了給他們帶來的光榮感，因為他們不太能理解為什麽要跑到美國來讀書」。
留學經歷中常見的困難除學業壓力、生涯決定、人際關系處理等，留學生群體還會面臨特殊的挑戰。諸如，文化差異所產生的不適感和國際學生身份限制問題等等。 面對挑戰，大多數中國留學生會選擇自我調節的方式。
孫立安說，「比如參加半程馬拉松，跑跑步。我半年時間跑過兩次‘半馬’在這邊。而且成績非常好，挺意外的。通過運動也可以把自己的壓力排泄出去」。
「一個男生叫瑞恩，他在街上畫畫，畫好了以後就放在地上買。我自己有一段時間也是跟他們一起坐在街上畫畫，還跟流浪漢做朋友。那一段時間真是減壓很大，因為也是有這麽一群人有共同的愛好。我們有一次畫了一副很大的作品，還賣了600刀，超開心」。暢陽說。
如果自我調節效果不佳，中國留學生群體可以尋求其他途徑。例如，學校提供的心理咨詢服務項目。
暢陽描述，「覺得自己是抑郁症。因為抑郁症會有註意力不集中，也很容易暴躁，也會自己一個人哭。就是很孤單的那種感覺。覺得自己有飲食症，暴飲暴食。到一個巔峰時期，我特別難集中，什麽都做不好。壓力很大。當時也有一些自殺傾向，覺得好累啊。自己怎麽做都不行，覺得活不下去的那種感覺。最後去了很多地方，參加了心理咨詢。我們學校CAPS（咨詢與心理服務項目）」。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咨詢與心理服務項目（CAPS），獲得心理咨詢的途徑包括通過電話與心理咨詢師做簡單初評，再進一步預約。或者在開放時間內直接來心理咨詢中心。
賓大咨詢與服務項目國際學生心理專家何宇紅博士解釋，「心理師可能會問你，為什麽你想要打這個電話？或者是今天為什麽進來？然後你有哪一方面的困擾？這樣的困擾大概持續了多長時間？你有沒有試圖解決它？它對你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響？然後你現在的感覺怎麽樣？還有沒有其他方面的壓力？你自己的資源有多少」？
高校心理咨詢中心開展的服務內容包括一對一心理咨詢、情侶或夫妻心理咨詢、和一到兩位心理咨詢師引導的團體治療。方式通常以談話為主，也包含遊戲治療和藝術治療。生涯咨詢方面會通過問卷等工具。 而危機治療是針對有嚴重自殺或他殺傾向的學生，用住院的方式保證安全和藥物方面的配合治療。
暢陽說，「去了以後見了好幾個咨詢師，沒有一個很合拍的人。經過了大概兩個咨詢師，我才找到了一個跟我性格配合的咨詢師。她跟我講說，我覺得你可能是註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賓夕法尼亞大學有一個ADHD的咨詢項目。 最後測試了一下，ADHD，沒問題，絕對是ADHD。一開始是很難接受，因為覺得自己有這樣一個生理性的障礙。去跟我很合拍的那個咨詢師在做咨詢，就是認識到了我這些缺陷的反面的長處。比如說，註意力不集中、思維很活躍其實都是創造力的表現。這樣子一來，壓力就沒有了。因為一直是覺得自己不夠努力、不夠集中」。
賓大教育學專業研究生李怡鳴說，「CAPS是我在剛開始學校的orientation（新生指南會）上考慮過 。開始那一個月壓力還挺大的。當時朋友還不是很多，找一個陌生人聊一聊，吐吐槽，也挺好的。 反正我交了學費嘛，這服務我應該享受的」。
何宇紅博士提到，「在一些高校它的國際學生特別多。並不是特別常見，但是也逐漸看得到更多的心理咨詢中心裡面會有一個專門的職位，就像我的職位一樣，會叫做international specialist（國際學生心理專家）」。
美國部分高校還會開設同輩心理咨詢項目，提供心理咨詢的人員一般都是學生。賓大「I Wanna 留學生同輩心理咨詢」項目將於今年暑期開始。
李怡鳴說，「我覺得還傾向於同齡人吧。我覺得這種一切跟同齡人交流的場合或者機會我都期待、挺喜歡的。因為同齡人可能更懂我們現在處於什麽狀態。跟同齡人又知道很多東西，比如說出去玩，或者說怎麽學習」。
何宇紅博士說，「當這個朋輩的心理咨詢員覺得所接受的內容是超過他們訓練背景的，那麽他們是需要及時轉接到更專業的部門裡面去。所以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機制吧」。
2014-2015學年，賓大1800多位中國留學生中大約有12%的中國留學生尋求心理咨詢。
何宇紅博士解釋，「我會覺得如果是從學生的比例來講，可能還是相對來說比較低一點的。我覺得在我們中國文化裡面對心理健康看法有點兩極化。要麽你就健康，要麽你就有病。我覺得其實這樣一種觀念不是特別正確，也不是特別的全面」。
孫立安說，「國內的學校傳統上沒有這些資源。每個人就是在承受這些問題。大部分學校還沒有心理老師吧」。
何宇紅博士進一步解釋，「老話說的叫‘家醜不可外揚’。當自己心理上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覺得那是不太可以跟別人分享的一些事情。當學業跟自我照顧沖突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會犧牲掉自我照顧這一部分。包括我的睡眠，包括飲食，包括心理健康這一部分」。
何宇紅博士表示，賓大心理咨詢中心的學生反饋中，絕大多數是正面的經驗，負面經驗多數來自於尚未進入或有困難進入心理咨詢項目的學生。具體表現在，預約排隊時間長、等待預約期間沒有足夠支持等。另外，高校的心理咨詢中心基本是免費的。但是如果學生希望尋求校外咨詢，不菲的費用也可能將一些沒有醫療保險的學生拒之門外。那麽，家長方面應該如何註意孩子的身心健康呢？
何宇紅博士說，「在撫養一個孩子的過程中，能更重視心理健康這一部分。允許孩子去表達他們的情緒，去接納他們的情緒。（希望）家長們能夠好好地去經營他們的家庭環境，去經營他們的親子關系。使得他們的孩子在外面受到挫折，在最落寞、最孤獨的時候，仍然覺得自己是有家可以回的，有親人可以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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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美國之音》
責任編輯：任浩
2012年10月26日，麻省理工大學斯隆商學院中國留學生郭衡（音譯）上吊自殺。
2014年8月21日，加州州立大學富勒爾頓分校中國留學生林旭（音譯）跳樓自殺。
2014年10月15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留學生李揚凱（音譯）跳樓自殺。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中國留學生小陸（音譯）跳冰湖自殺。
中國留學生年輕的生命不幸時有夭折。留學生群體心理健康問題頻頻亮起紅燈，誰該關注？
賓大心理學專業研究生暢陽回憶，「我剛來的時候住到一個房子，很便宜，因為它其中還在施工。有幾個工人其實也是住在那個房子裡面。多米尼加共和國來的一個工人，他是那個房子裡面的工頭。對我動手動腳，行為很不檢點。就跟幫派一樣的感覺。也很害怕，我也不會去報警。因為覺得報了警察，就算把他抓起來，他出來要報復我怎麽辦？我在這邊又沒有認識的人，也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簡直就是人生的低谷，相當難過」。
賓大教育學專業研究生孫立安說，「我自己山東農村的。以前在國內工作過9年時間。 我這麽大年齡出來讀書也是超出了農村人的一種理解能力、想象。我就沒有買房，因為我自己一直有這個夢想，要出來讀書。給他們（父母）帶來的壓力感超過了給他們帶來的光榮感，因為他們不太能理解為什麽要跑到美國來讀書」。
留學經歷中常見的困難除學業壓力、生涯決定、人際關系處理等，留學生群體還會面臨特殊的挑戰。諸如，文化差異所產生的不適感和國際學生身份限制問題等等。 面對挑戰，大多數中國留學生會選擇自我調節的方式。
孫立安說，「比如參加半程馬拉松，跑跑步。我半年時間跑過兩次‘半馬’在這邊。而且成績非常好，挺意外的。通過運動也可以把自己的壓力排泄出去」。
「一個男生叫瑞恩，他在街上畫畫，畫好了以後就放在地上買。我自己有一段時間也是跟他們一起坐在街上畫畫，還跟流浪漢做朋友。那一段時間真是減壓很大，因為也是有這麽一群人有共同的愛好。我們有一次畫了一副很大的作品，還賣了600刀，超開心」。暢陽說。
如果自我調節效果不佳，中國留學生群體可以尋求其他途徑。例如，學校提供的心理咨詢服務項目。
暢陽描述，「覺得自己是抑郁症。因為抑郁症會有註意力不集中，也很容易暴躁，也會自己一個人哭。就是很孤單的那種感覺。覺得自己有飲食症，暴飲暴食。到一個巔峰時期，我特別難集中，什麽都做不好。壓力很大。當時也有一些自殺傾向，覺得好累啊。自己怎麽做都不行，覺得活不下去的那種感覺。最後去了很多地方，參加了心理咨詢。我們學校CAPS（咨詢與心理服務項目）」。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咨詢與心理服務項目（CAPS），獲得心理咨詢的途徑包括通過電話與心理咨詢師做簡單初評，再進一步預約。或者在開放時間內直接來心理咨詢中心。
賓大咨詢與服務項目國際學生心理專家何宇紅博士解釋，「心理師可能會問你，為什麽你想要打這個電話？或者是今天為什麽進來？然後你有哪一方面的困擾？這樣的困擾大概持續了多長時間？你有沒有試圖解決它？它對你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響？然後你現在的感覺怎麽樣？還有沒有其他方面的壓力？你自己的資源有多少」？
高校心理咨詢中心開展的服務內容包括一對一心理咨詢、情侶或夫妻心理咨詢、和一到兩位心理咨詢師引導的團體治療。方式通常以談話為主，也包含遊戲治療和藝術治療。生涯咨詢方面會通過問卷等工具。 而危機治療是針對有嚴重自殺或他殺傾向的學生，用住院的方式保證安全和藥物方面的配合治療。
暢陽說，「去了以後見了好幾個咨詢師，沒有一個很合拍的人。經過了大概兩個咨詢師，我才找到了一個跟我性格配合的咨詢師。她跟我講說，我覺得你可能是註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賓夕法尼亞大學有一個ADHD的咨詢項目。 最後測試了一下，ADHD，沒問題，絕對是ADHD。一開始是很難接受，因為覺得自己有這樣一個生理性的障礙。去跟我很合拍的那個咨詢師在做咨詢，就是認識到了我這些缺陷的反面的長處。比如說，註意力不集中、思維很活躍其實都是創造力的表現。這樣子一來，壓力就沒有了。因為一直是覺得自己不夠努力、不夠集中」。
賓大教育學專業研究生李怡鳴說，「CAPS是我在剛開始學校的orientation（新生指南會）上考慮過 。開始那一個月壓力還挺大的。當時朋友還不是很多，找一個陌生人聊一聊，吐吐槽，也挺好的。 反正我交了學費嘛，這服務我應該享受的」。
何宇紅博士提到，「在一些高校它的國際學生特別多。並不是特別常見，但是也逐漸看得到更多的心理咨詢中心裡面會有一個專門的職位，就像我的職位一樣，會叫做international specialist（國際學生心理專家）」。
美國部分高校還會開設同輩心理咨詢項目，提供心理咨詢的人員一般都是學生。賓大「I Wanna 留學生同輩心理咨詢」項目將於今年暑期開始。
李怡鳴說，「我覺得還傾向於同齡人吧。我覺得這種一切跟同齡人交流的場合或者機會我都期待、挺喜歡的。因為同齡人可能更懂我們現在處於什麽狀態。跟同齡人又知道很多東西，比如說出去玩，或者說怎麽學習」。
何宇紅博士說，「當這個朋輩的心理咨詢員覺得所接受的內容是超過他們訓練背景的，那麽他們是需要及時轉接到更專業的部門裡面去。所以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機制吧」。
2014-2015學年，賓大1800多位中國留學生中大約有12%的中國留學生尋求心理咨詢。
何宇紅博士解釋，「我會覺得如果是從學生的比例來講，可能還是相對來說比較低一點的。我覺得在我們中國文化裡面對心理健康看法有點兩極化。要麽你就健康，要麽你就有病。我覺得其實這樣一種觀念不是特別正確，也不是特別的全面」。
孫立安說，「國內的學校傳統上沒有這些資源。每個人就是在承受這些問題。大部分學校還沒有心理老師吧」。
何宇紅博士進一步解釋，「老話說的叫‘家醜不可外揚’。當自己心理上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覺得那是不太可以跟別人分享的一些事情。當學業跟自我照顧沖突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會犧牲掉自我照顧這一部分。包括我的睡眠，包括飲食，包括心理健康這一部分」。
何宇紅博士表示，賓大心理咨詢中心的學生反饋中，絕大多數是正面的經驗，負面經驗多數來自於尚未進入或有困難進入心理咨詢項目的學生。具體表現在，預約排隊時間長、等待預約期間沒有足夠支持等。另外，高校的心理咨詢中心基本是免費的。但是如果學生希望尋求校外咨詢，不菲的費用也可能將一些沒有醫療保險的學生拒之門外。那麽，家長方面應該如何註意孩子的身心健康呢？
何宇紅博士說，「在撫養一個孩子的過程中，能更重視心理健康這一部分。允許孩子去表達他們的情緒，去接納他們的情緒。（希望）家長們能夠好好地去經營他們的家庭環境，去經營他們的親子關系。使得他們的孩子在外面受到挫折，在最落寞、最孤獨的時候，仍然覺得自己是有家可以回的，有親人可以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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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