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1月10日訊】近日，大陸民政部通報，全國農村留守兒童人數為902萬。此數據與此前2013年的研究報告測算的6102萬，人數驟減。對此網民質疑：「不相信只有900多萬」。
大陸的留守兒童因缺乏父母照料，導致意外傷害、自殺、性侵等案件屢屢發生。如2015年貴州省畢節發生兒童死亡事件，四名留守兒童在家中死亡，分別為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且2012年11月，畢節曾經發生過兒童死亡事件，五名流浪兒死於垃圾桶中。
大陸民政部11月9日通報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基本情況。據通報，全國查出農村留守兒童902萬，其中805萬人由（外）祖父母監護，佔89.3%；30萬人由親戚朋友監護；無人監護的為36萬；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約31萬。另外，近32萬由（外）祖父母或親朋監護的農村留守兒童監護情況較差，少數農村留守兒童輟學或尚未登記戶口。
相較2013年大陸婦聯相關報告測算的留守兒童6102萬的數據，大陸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士稱，留守兒童數量驟減或與統計口徑等因素變化有關。
該負責人表示，兩次報告使用的定義也有所區別。之前對留守兒童的定義是「父母一方外出務工、不滿十八週歲」，這次將留守兒童定義為「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週歲」。
對於統計人數不尋常的差異，網民表示，突然少了這麼多，統計肯定有水分。
針對留守兒童的現象，大部分網友認為，政府應負主要責任。因為政府沒有解決貧窮問題，所以大人必須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兒童的現象。
在一篇《中國農民工真的不重視家庭團聚嗎》的網文中，作者認為：留守兒童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中共戶籍制度壁壘、流動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完善造成的。
文章寫道：「把孩子帶在身邊，是父母的首選。選擇讓孩子留守，一部分是經濟原因，一些父母的收入不足以在城市安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壁壘，流動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都限制了家庭遷徙的規模。很多流動兒童隨父母在城市居住、學習一段時間之後，由於中考、高考的限制，不得不「主動」回到農村；或者由於入園、入學困難，農民工子弟學校關閉等原因，「被迫」離開城市，加入留守兒童行列。因此，我們得以觀察到所謂「學齡候鳥」現象，很多留守兒童暑假前往城市與父母團聚。」
作者呼籲：切實保障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權利，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政府需要做的不僅是問責（事實上對官員的問責解決不了問題，只是平息人們的憤怒），而是從制度層面應對：要不要為外出打工者創造家庭遷徙的條件，要不要實行嚴格的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從而才能防止類似的悲劇。」
（記者李倩倩綜合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大陸的留守兒童因缺乏父母照料，導致意外傷害、自殺、性侵等案件屢屢發生。如2015年貴州省畢節發生兒童死亡事件，四名留守兒童在家中死亡，分別為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且2012年11月，畢節曾經發生過兒童死亡事件，五名流浪兒死於垃圾桶中。
大陸民政部11月9日通報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基本情況。據通報，全國查出農村留守兒童902萬，其中805萬人由（外）祖父母監護，佔89.3%；30萬人由親戚朋友監護；無人監護的為36萬；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約31萬。另外，近32萬由（外）祖父母或親朋監護的農村留守兒童監護情況較差，少數農村留守兒童輟學或尚未登記戶口。
相較2013年大陸婦聯相關報告測算的留守兒童6102萬的數據，大陸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士稱，留守兒童數量驟減或與統計口徑等因素變化有關。
該負責人表示，兩次報告使用的定義也有所區別。之前對留守兒童的定義是「父母一方外出務工、不滿十八週歲」，這次將留守兒童定義為「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週歲」。
對於統計人數不尋常的差異，網民表示，突然少了這麼多，統計肯定有水分。
針對留守兒童的現象，大部分網友認為，政府應負主要責任。因為政府沒有解決貧窮問題，所以大人必須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兒童的現象。
在一篇《中國農民工真的不重視家庭團聚嗎》的網文中，作者認為：留守兒童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中共戶籍制度壁壘、流動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完善造成的。
文章寫道：「把孩子帶在身邊，是父母的首選。選擇讓孩子留守，一部分是經濟原因，一些父母的收入不足以在城市安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壁壘，流動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都限制了家庭遷徙的規模。很多流動兒童隨父母在城市居住、學習一段時間之後，由於中考、高考的限制，不得不「主動」回到農村；或者由於入園、入學困難，農民工子弟學校關閉等原因，「被迫」離開城市，加入留守兒童行列。因此，我們得以觀察到所謂「學齡候鳥」現象，很多留守兒童暑假前往城市與父母團聚。」
作者呼籲：切實保障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權利，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政府需要做的不僅是問責（事實上對官員的問責解決不了問題，只是平息人們的憤怒），而是從制度層面應對：要不要為外出打工者創造家庭遷徙的條件，要不要實行嚴格的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從而才能防止類似的悲劇。」
（記者李倩倩綜合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