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當中大規模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一個政治運動。學者估計，運動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應在十萬以上。各方資料顯示，周恩來發動、主導了「一打三反」運動，並把北京市樹立成這個運動的「樣板」。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運動。
這個所謂「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於「一打」。因為「三反」，「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屬經濟範圍，最多是刑事犯罪， 「反鋪張浪費」，更是工作作風問題，連犯罪也談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問題，是怕危及政權的核心要害。
中國大陸當代史專家丁抒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中表示，中共以思想言論定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關押、屠殺，並非始於「文化革命」。但是，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一打三反」運動是中共自1949年至1970年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
「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國家機器正式登台，動用公檢法機關，全國幾乎同時進行的一次「依法」處置政治犯的運動。「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作家張郎郎在該運動中被判處死刑，後改判有期徒刑。他表示，該運動被殺的大都是知識分子。與1966年「紅八月」運動不同，「紅八月」由出身決定人的命運，而「一打三反」則是不管出身，只要你有「反動」的思想，就可以處死。
為了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中共中央把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到省一級，省一級只要把殺人人數報到中央備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將此進一步下放，一直放到縣一級都有權力宣布執行死刑，被判處死刑的一律立即執行。殺人變成了達成數字的任務。
該運動在北京於1970年底結束，其它地區結束的時間則晚得多。中共官方沒有發表該運動總共鎮壓了多少人。
已故的文革學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動亂的年代》中提供了相關數據：「據統計，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捕了28.48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
關於這些數據的出處，海外文革學者王友琴女士在《顧文選的故事》中評述說：「該書沒有提供數字出處。問及該書作者，他說書中這類數字都是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來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這些文件。」
不過王友琴女士質疑這些數據，尤其是死刑數。王友琴寫道：「既然是政權機構所做，應該有一個文字記錄。不管定死罪的標準是什麼，殺了多少個人應該至少有記錄在案。王年一的書中竟然只能用『數以千計』這樣一個對死刑判決來說是太含糊的數字。另外，『數以千計』在數量級上也離開實際情況很遠。從各地都大批槍斃人的密度來看，全國被槍斃的人的數字不可能只是數千。」
王友琴女士質疑這個「死刑」數字的依據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鎮反」運動時，中央（實際是毛澤東講話中）給各地規定的「殺人指標」。當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指出：「各地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為宜；對黨政軍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內部清理出來的應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
文革研究者王銳分析稱，照當時中國人口官方數字以6億人計，農村4億多，城市近2億人計算，按「鎮反」殺人指標，起碼有數十萬之多。由於這個「一打三反」運動的高潮僅有10個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轉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鎮反」搞了近3年。不過，「一打三反」運動當年實際處決數達數萬人之多是真實的。
丁抒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中細述大陸各地「一打三反」運動殺戮情況。文章認為，「一打三反」中至少有二百萬人受迫害；就全國而言，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應在十萬以上。
文革研究者王銳研究發現，這場對國人危害甚烈的「一打三反」運動是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發動並主導的，周恩來要負主要責任。
王銳在《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一文中表示，各方資料顯示，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出台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周恩來的意思並親自主導。
中共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年譜》1970年1月30日記載：「1月30日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
這個記載顯示，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來主持相關會議「幾經討論」後，送交毛澤東批示的。這份至關重要的、令數百萬人蒙冤、數十萬人被捕入獄，數萬人被處決的中共中央《指示》，從起草，到主持中共政治局「幾經討論」，再到報送毛澤東批示，都是周恩來一手操辦的。
《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對這場運動提出了6條要求。其中，第2款規定了「打擊的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規定打擊手段是關、管、殺，尤其強調「對於那些⋯⋯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為日後的大規模處決行動，開了綠燈；第4款是規定「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是文革中以及其後數十年間普遍實行的對罪犯搞「公判大會」、「遊街示眾」的由來和政策依據；第5款是將殺人許可權重新交與地方，中央僅是「備案」，這是1960年代中共中央收回「死刑」判決權以來最重大的變動。
王銳研究《周恩來年譜》還發現，周恩來主持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一打三反」運動，在「打擊反革命」運動全面鋪開後，他還對各地、各部門單位的運動進展情況有過多次檢查、督促，並作過一系列明確指示。甚至在研究解決北方7省煤炭產量下降這種純生產性問題時，也硬要將之與「一打三反」聯繫起來。而且，周恩來搞這場「打擊反革命」運動發動之初，就把北京市樹立成這個運動的「樣板」。
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發出的，但中共中央內部及相關部門的醞釀準備要早一些，內定為全國「樣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共中央文件發出之前就已經動手執行了。
研究顯示，在該文件發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已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個號稱10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馬正秀、王佩英在內的19人。
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以《通知》名義向各單位下發了包括遇羅克在內的20人「處決名單」。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會」處決後，不到半個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出當年第二份類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顧文選、沈元，以及張郎郎、聞佳等在內的55人「罪行」名單。
之後的3月5日，這份名單中的顧文選等18人，加上遇羅克共19人，同樣在北京工人體育場10萬人「公判大會」後被處決。同一天，聞佳被北京市西城區公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20年。一個多月後的4月18日，這份名單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處決。
不到三個月時間，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如此高密度，強態勢地開展宣判處決行動，顯然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為全國「打擊反革命運動」的「樣板」，給各省、市、自治區當局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做出示範。規模和範圍空前的「一打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開展起來，各地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抓人和處決浪潮。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運動。
這個所謂「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於「一打」。因為「三反」，「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屬經濟範圍，最多是刑事犯罪， 「反鋪張浪費」，更是工作作風問題，連犯罪也談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問題，是怕危及政權的核心要害。
中國大陸當代史專家丁抒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中表示，中共以思想言論定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關押、屠殺，並非始於「文化革命」。但是，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一打三反」運動是中共自1949年至1970年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
「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國家機器正式登台，動用公檢法機關，全國幾乎同時進行的一次「依法」處置政治犯的運動。「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作家張郎郎在該運動中被判處死刑，後改判有期徒刑。他表示，該運動被殺的大都是知識分子。與1966年「紅八月」運動不同，「紅八月」由出身決定人的命運，而「一打三反」則是不管出身，只要你有「反動」的思想，就可以處死。
「一打三反」運動或致逾十萬人非正常死亡
為了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中共中央把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到省一級，省一級只要把殺人人數報到中央備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將此進一步下放，一直放到縣一級都有權力宣布執行死刑，被判處死刑的一律立即執行。殺人變成了達成數字的任務。
該運動在北京於1970年底結束，其它地區結束的時間則晚得多。中共官方沒有發表該運動總共鎮壓了多少人。
已故的文革學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動亂的年代》中提供了相關數據：「據統計，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捕了28.48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
關於這些數據的出處，海外文革學者王友琴女士在《顧文選的故事》中評述說：「該書沒有提供數字出處。問及該書作者，他說書中這類數字都是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來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這些文件。」
不過王友琴女士質疑這些數據，尤其是死刑數。王友琴寫道：「既然是政權機構所做，應該有一個文字記錄。不管定死罪的標準是什麼，殺了多少個人應該至少有記錄在案。王年一的書中竟然只能用『數以千計』這樣一個對死刑判決來說是太含糊的數字。另外，『數以千計』在數量級上也離開實際情況很遠。從各地都大批槍斃人的密度來看，全國被槍斃的人的數字不可能只是數千。」
王友琴女士質疑這個「死刑」數字的依據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鎮反」運動時，中央（實際是毛澤東講話中）給各地規定的「殺人指標」。當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指出：「各地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為宜；對黨政軍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內部清理出來的應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
文革研究者王銳分析稱，照當時中國人口官方數字以6億人計，農村4億多，城市近2億人計算，按「鎮反」殺人指標，起碼有數十萬之多。由於這個「一打三反」運動的高潮僅有10個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轉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鎮反」搞了近3年。不過，「一打三反」運動當年實際處決數達數萬人之多是真實的。
丁抒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中細述大陸各地「一打三反」運動殺戮情況。文章認為，「一打三反」中至少有二百萬人受迫害；就全國而言，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應在十萬以上。
周恩來發動並主導「一打三反」運動
文革研究者王銳研究發現，這場對國人危害甚烈的「一打三反」運動是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發動並主導的，周恩來要負主要責任。
王銳在《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一文中表示，各方資料顯示，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出台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周恩來的意思並親自主導。
中共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年譜》1970年1月30日記載：「1月30日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
這個記載顯示，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來主持相關會議「幾經討論」後，送交毛澤東批示的。這份至關重要的、令數百萬人蒙冤、數十萬人被捕入獄，數萬人被處決的中共中央《指示》，從起草，到主持中共政治局「幾經討論」，再到報送毛澤東批示，都是周恩來一手操辦的。
《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對這場運動提出了6條要求。其中，第2款規定了「打擊的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規定打擊手段是關、管、殺，尤其強調「對於那些⋯⋯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為日後的大規模處決行動，開了綠燈；第4款是規定「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是文革中以及其後數十年間普遍實行的對罪犯搞「公判大會」、「遊街示眾」的由來和政策依據；第5款是將殺人許可權重新交與地方，中央僅是「備案」，這是1960年代中共中央收回「死刑」判決權以來最重大的變動。
周恩來對「一打三反」運動多次督促和指示
王銳研究《周恩來年譜》還發現，周恩來主持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一打三反」運動，在「打擊反革命」運動全面鋪開後，他還對各地、各部門單位的運動進展情況有過多次檢查、督促，並作過一系列明確指示。甚至在研究解決北方7省煤炭產量下降這種純生產性問題時，也硬要將之與「一打三反」聯繫起來。而且，周恩來搞這場「打擊反革命」運動發動之初，就把北京市樹立成這個運動的「樣板」。
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發出的，但中共中央內部及相關部門的醞釀準備要早一些，內定為全國「樣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共中央文件發出之前就已經動手執行了。
研究顯示，在該文件發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已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個號稱10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馬正秀、王佩英在內的19人。
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以《通知》名義向各單位下發了包括遇羅克在內的20人「處決名單」。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會」處決後，不到半個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出當年第二份類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顧文選、沈元，以及張郎郎、聞佳等在內的55人「罪行」名單。
之後的3月5日，這份名單中的顧文選等18人，加上遇羅克共19人，同樣在北京工人體育場10萬人「公判大會」後被處決。同一天，聞佳被北京市西城區公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20年。一個多月後的4月18日，這份名單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處決。
不到三個月時間，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如此高密度，強態勢地開展宣判處決行動，顯然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為全國「打擊反革命運動」的「樣板」，給各省、市、自治區當局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做出示範。規模和範圍空前的「一打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開展起來，各地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抓人和處決浪潮。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