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5日訊】張國燾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也是中共歷史上比較重要的人物。1930年下半年，毛澤東在共產黨內部發動反AB團的肅反運動，大量殺害中共工作人員。1931年，張國燾就指揮了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的肅反運動。當時的中共紅四軍不過1.5萬人，僅僅三個月，張國燾就利用「肅反」殺掉了6000人。
1931年9月中旬，根據張國燾的指令，紅四軍停止向南作戰，全軍開始移駐光山縣白雀園一帶，張國燾亦從鄂豫皖根據地駐地光山新集鎮（今新縣縣城）趕到白雀園，親自坐鎮主持開展大「肅反」運動。
僅1931年的9—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在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但據徐向前的回憶錄說：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
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紅25軍原有1萬2千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千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馬上就殺掉2千5百人。
中共紅軍30團一個團，被殺的就有500多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一萬二萬也不奇怪。」
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
楊克武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
另據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一書中披露：那時基本上是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全憑口供，許多刑罰駭人聽聞，常常是一株連一大片，從上面抓到下面，抓了就逼，供了就殺，殺了再抓，抓了又逼，因而"造成了極端嚴重的赤色恐怖。
當時審批、拘捕和槍殺最嚴重的是以下3類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現行破壞活動，都要嚴查嚴審，一個也不放過；二是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的，不論本人政治表現如何，都必須逐個審查；三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凡讀過幾年書，稍能舞文弄墨的，不管來自何地，家庭出身如何，都要經過篩子篩一遍。上述3類人在被審查時，少不了被刑訊逼供，且不容個人申辯，致使很多人都過不了關，冤死於大「肅反」運動中。
政治保衛局在審理案件時隻重口供，不重證據，更沒有調查研究。為了急於得到口供，對所謂「犯人」動用各種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亂招亂供，造成株連一片的惡果。
據記載：「中共六安縣委，除兩個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幹部，全部被殺；中共霍丘縣委機關幹部也全遭屠戮；赤南縣蘇維埃政府的幹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殺四十五人；英山縣蘇維埃十一個委員，有十人被殺害；紅安獨立師，在一個晚上殺了二百多人；六安獨立團有二百餘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一百餘人一次被殺光；白雀園區赤衛軍團長彭開堯被殺，三個營長兩個被殺，九個連長有七個死於張國燾手下。」
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
1949年以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被張國燾殺害的無辜者。
張國燾在紅四軍中大肆捕殺紅軍指戰員的狂潮，也波及到鄂豫皖蘇區的地方政權，一些貧苦農民出身的黨政幹部，許多人都在這次大「肅反」的濫捕濫殺中罹難。
如當時光山縣蘇維埃政府及其下屬機關共一百餘人，「肅反」時除幾名警衛員和炊事員之外，其餘均被逮捕。縣政治保衛局局長帶著一位祕書，一夜突審達32人之多，保衛局局長審困了，就由祕書代審，第二天清早局長一看記錄，決定要處決16人，他也就批准執行了，可見當時殺人之輕率隨意。
另據1936年印行的《光山縣誌約稿•雜記》記載：肅改組派「專徐家畈一處，殺人填大壑，堆平屋樑。而每日在山谷挖坑，夜驅士卒填之，更不計其數」。光山潑陂河鎮旁有一條小河，小河上建有一座講究的石拱橋，原為當地一處風景，可大「肅反」時，被殺者多被從石橋上推下去，屍體竟將河水堵住，可見當時殺人之多，真是慘不忍睹！
目前，中共承認當年的反AB團運動中絕大多數被處決者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是並未直接對富田事變加以平反。
所謂「AB團」，一般認為是英文「Anti—Bolsevik」的縮寫，意為「反布爾什維克」，它是國民黨於1926年在江西成立的一個以反共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但僅存在了3個月，而且人數很少，其影響力很有限。
所謂「改組派」，系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一個國民黨派系，人數很少，存在的時間也不長。但一扣上這兩頂帽子，就成為毛澤東發起肅反運動的導火索。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趙雲）
張國燾主持的白雀園肅反是最大規模的肅反屠殺之一
1931年9月中旬，根據張國燾的指令，紅四軍停止向南作戰，全軍開始移駐光山縣白雀園一帶，張國燾亦從鄂豫皖根據地駐地光山新集鎮（今新縣縣城）趕到白雀園，親自坐鎮主持開展大「肅反」運動。
僅1931年的9—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在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但據徐向前的回憶錄說：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
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紅25軍原有1萬2千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千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馬上就殺掉2千5百人。
中共紅軍30團一個團，被殺的就有500多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一萬二萬也不奇怪。」
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
張國燾不僅殺人如麻 刑訊逼供也非常殘酷
楊克武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
另據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一書中披露：那時基本上是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全憑口供，許多刑罰駭人聽聞，常常是一株連一大片，從上面抓到下面，抓了就逼，供了就殺，殺了再抓，抓了又逼，因而"造成了極端嚴重的赤色恐怖。
當時審批、拘捕和槍殺最嚴重的是以下3類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現行破壞活動，都要嚴查嚴審，一個也不放過；二是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的，不論本人政治表現如何，都必須逐個審查；三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凡讀過幾年書，稍能舞文弄墨的，不管來自何地，家庭出身如何，都要經過篩子篩一遍。上述3類人在被審查時，少不了被刑訊逼供，且不容個人申辯，致使很多人都過不了關，冤死於大「肅反」運動中。
政治保衛局在審理案件時隻重口供，不重證據，更沒有調查研究。為了急於得到口供，對所謂「犯人」動用各種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亂招亂供，造成株連一片的惡果。
據記載：「中共六安縣委，除兩個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幹部，全部被殺；中共霍丘縣委機關幹部也全遭屠戮；赤南縣蘇維埃政府的幹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殺四十五人；英山縣蘇維埃十一個委員，有十人被殺害；紅安獨立師，在一個晚上殺了二百多人；六安獨立團有二百餘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一百餘人一次被殺光；白雀園區赤衛軍團長彭開堯被殺，三個營長兩個被殺，九個連長有七個死於張國燾手下。」
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
1949年以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被張國燾殺害的無辜者。
鄂豫皖蘇區無辜百姓被牽連
張國燾在紅四軍中大肆捕殺紅軍指戰員的狂潮，也波及到鄂豫皖蘇區的地方政權，一些貧苦農民出身的黨政幹部，許多人都在這次大「肅反」的濫捕濫殺中罹難。
如當時光山縣蘇維埃政府及其下屬機關共一百餘人，「肅反」時除幾名警衛員和炊事員之外，其餘均被逮捕。縣政治保衛局局長帶著一位祕書，一夜突審達32人之多，保衛局局長審困了，就由祕書代審，第二天清早局長一看記錄，決定要處決16人，他也就批准執行了，可見當時殺人之輕率隨意。
另據1936年印行的《光山縣誌約稿•雜記》記載：肅改組派「專徐家畈一處，殺人填大壑，堆平屋樑。而每日在山谷挖坑，夜驅士卒填之，更不計其數」。光山潑陂河鎮旁有一條小河，小河上建有一座講究的石拱橋，原為當地一處風景，可大「肅反」時，被殺者多被從石橋上推下去，屍體竟將河水堵住，可見當時殺人之多，真是慘不忍睹！
目前，中共承認當年的反AB團運動中絕大多數被處決者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是並未直接對富田事變加以平反。
所謂「AB團」，一般認為是英文「Anti—Bolsevik」的縮寫，意為「反布爾什維克」，它是國民黨於1926年在江西成立的一個以反共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但僅存在了3個月，而且人數很少，其影響力很有限。
所謂「改組派」，系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一個國民黨派系，人數很少，存在的時間也不長。但一扣上這兩頂帽子，就成為毛澤東發起肅反運動的導火索。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