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6日訊】「文革」期間，所有這些曾寄託著思念、告慰與情感的字紙，均在擔憂、疑慮與恐懼之下，被和鳳鳴付之一炬。包括丈夫王景超的日記、小說底稿，他寫給和鳳鳴的信，和鳳鳴的養雞兔日記等，灰飛煙滅，無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鳳鳴，再度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遣送原籍監督勞動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這沿襲自「革命年代」的謹慎，仍著痕於和鳳鳴的言行中。當被請求閱讀她的日記時，和鳳鳴婉拒。
直到80年代，和鳳鳴才重新開始記日記。「不寫，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記裡還記錄著與導演《夾邊溝》的王兵初次見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楊顯惠帶著王兵這個「很年輕」的小伙子，還有幾名將參演電影的年輕演員，到家中拜訪她。當時鳳凰衛視製作的《社會能見度》節目正在播出夾邊溝專題節目，而蘭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這個台，他們便專門到街上找了家賓館，包一個房間看節目。
這才催生了長達3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王兵帶著助手與攝像機到和鳳鳴家中，連著去了3天，只取了7、8個小時的素材。攝影機背對陽台，有時聊到黃昏，室內光線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輪廓，也無人開燈。這部摒棄了所有戲劇性敘事可能的紀錄片，後來拿下了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大獎。
2010年9月，紀錄片導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夾邊溝》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映。電影《夾邊溝》是根據楊顯惠小說《告別夾邊溝》改編。
王兵自幼喪父，看《夾邊溝紀事》後，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楊顯惠的原著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礎，但畢竟反右是「偉光正」乾的惡事，中共現在仍然在當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來。
王兵在創作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數據，他之前拍攝的長達3個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就是以夾邊溝事件的倖存者和鳳鳴口述作為載體，記錄了個體數十年的人生經歷。
《夾邊溝》是一部冷峻、直接的電影，幾乎沒有任何迴避的回顧了那段歷史。王兵將紀錄片創作的美學引到故事片中，用獨特、自信的視聽語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後，人間地獄一般的夾邊溝勞改農場發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開始拍攝，2009年1月完成，歷時75天，積累了130小時的素材。
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飢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電影《夾邊溝》的寫實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
電影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的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的「右派分子們」極度麻木，在這裡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裡死去，在這裡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攝紀錄片的製作方式延續到了故事片《夾邊溝》中，電影中幾乎所有的演員都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出現」，而非表演。其中曾親歷夾邊溝事件的李祥年還在電影中出演了一個角色，他幫助許多人更深刻的了解了這個故事。
《夾邊溝》最大的意義在於，用電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殘酷的荒唐歷史，雖然無法呈現全部事實，但也足以讓人難以忘記。
自1961年探訪丈夫卻連屍骨都未見著後，和鳳鳴再也沒有去過夾邊溝。直到1991年，有難友與她通信，提起夾邊溝分場高台明水的大片墳地—丈夫王景超的遺骨正是葬在那裡。於是，8月30日，和鳳鳴在大兒子陪伴下，於30年後重返夾邊溝。
這30年來，夾邊溝的雪化了30次。祁連山脈的雪水融化後，或匯入巴丹吉林沙漠裡的湖泊，或滲入夾邊溝鹽鹼與沙粒覆蓋的地表。總也有雪花隨西北風而至，輕輕落於夾邊溝茫茫白沙堆裡的暴屍之上。
當年的墳頭基本已被風沙抹平，曾記錄每位死難者姓名的碑石、磚塊上的字跡，也已經無法辨識。儘管如此，和鳳鳴還是拍下了當年「右派」們挖下的水井，缺了頂的地窩子，大張著嘴的骷髏骨，甚至紅白相間小格襯衣的殘片。
誰料回到家後，她發覺相機裡的膠捲並未掛上，所有影像都沒有拍照下來，這等於30年前在此勞教的「右派」們的一切生命痕跡都沒有底片，也意味著夾邊溝的這段歷史將在此荒漠中悄然湮滅，如同從未發生。
和鳳鳴坐立難安，終於在整一個月後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見的曝露於空氣中的屍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後，悉心留下說明文字：「這位死難者在臨終前，還在大聲呼喊，他在呼喊什麼？他的雙眼會是閉住的嗎？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後，將他臨終前的慘狀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們思考些什麼吧。」
那時她已經從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兩年，與小兒子分開，獨自生活，開始寫書，起名《經歷——我的1957年》。和鳳鳴想，哪怕不能發表，這段歷史都應該存留下來。
起初寫得斷斷續續，眼看著近十年過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和從維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鳳鳴突然受到了激勵。戴煌曾是新華社總社記者，早在1957年便辨別出「神化毛澤東」的傾向；從維熙則是著名作家。「他們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經歷跟他們又不太一樣。」
和鳳鳴開始加緊寫，除了每天看一眼《新聞聯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動。從1998年秋後急趕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視的她，引發了眼底病變，視網膜甚至出現裂孔。可她邊治療邊寫作，並未放棄書稿。
王景超在臨死之前，曾對難友陳群說，「你是生活的強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後，一定要寫本書，把這裡的一切都統統寫出來。為了吸引讀者，你不僅要寫我們的苦難，還要穿插寫上愛情。」
王景超去世後，和鳳鳴建立過新的家庭。孩子們的繼父陪她度過了「反右」後的60年代與整個「文革」時期，於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夢，他的要她堅持記日記的叮囑，並未隨「文革」中那把焚燒的火而灰飛煙滅。
40年後的2001年，死者的遺願終於付諸實現。但不是藉助別人的筆，而恰恰是靠妻子和鳳鳴的獨自努力，受難者的私人記憶與時代烙印緊緊融合在了一起。
沒有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絕對不會相信下面這個夾邊溝「右派」的故事。
他叫陳宗海，酷愛籃球、愛打最出風頭的前鋒，1950年，20歲的陳宗海考上西北師大附中。
當年毛岸英11月25日在朝鮮被炸死的消息傳回國內，校園裡人們竊竊私語，都估計彭德懷要倒楣。有天，陳宗海像往常一樣往課桌上鋪了張報紙。不幸的是，報上有張毛澤東的照片。他盯著毛的照片看，他為毛老年喪子感到難過，他相信毛一定哀痛的淚飛頓作傾盆雨。於是一時手欠，拿出鋼筆，給毛的眼睛下面添上了幾滴眼淚。
國民政府最後離開大陸去台灣是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那個時候的人天真，以為毛這麼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成立了。怎麼可能呢？美國4年換一次政府，200多年過去了，美國還叫美國。中共把非法建立起來的政府叫做國家，這個國家建立起來僅僅一年零一個月，毛的長子毛岸英在朝鮮因蛋炒飯暴露目標給炸死了。楊開慧為毛生了3個兒子，老二毛岸青精神失常，老三下落不明，只有長子是毛計劃中的接班人。毛準備讓他去朝鮮鍍金兩個月就回來，沒想到一個月就被炸死了。
中共是偉光正，宣傳上一定要突出毛為了國家連兒子都送上前線了，兒子死了，必須得顯示毛的偉大胸懷，犧牲小我成就大我。陳宗海給報紙的毛像畫上幾滴眼淚，把毛澤東從神壇上拉下來變成人，這不是吃飽了撐的麼？！
於是，他被同學舉報，校方要求他寫材料，交代自己污衊偉大領袖的反動思想。陳宗海生平頭一回感到政治的壓力，他害怕極了。被迫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對毛主席的污辱。批判會上，積極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陳宗海的反動思想！
他暗自慶幸，畢竟不是打倒陳宗海。階級鬥爭在此時尚沒有多年後那般狂熱和偏執。但沒完沒了的匯報檢討，卻讓陳宗海覺得丟人現眼。讀完高二，他決定退學。
這個高二少年就因為揣測毛澤東死掉兒子會落淚，從此苦難一生，先是被劃為「右派」送往夾邊溝，此後又以捏造的「反革命團伙」罪名送監。再經過10年農村改造，摘「右派」帽子後已到退休年齡，一生就這樣被中共消耗掉。
67年前，中學生陳宗海看著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蘭州城。對於新政權，他毫無概念。
陳家是一個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傳下來的300畝黃河鹽鹼地，卻在百年後土改中為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祖傳做砂鍋的手藝讓陳宗海感到厭倦，他認為太沒技術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學的。
對於未來，他並無打算。中共要派兵去朝鮮幫助金日成，陳宗海亦無太多觸動。他對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他只願無憂無慮地打球。他希望以後去當個運動員。但是，這個再普通不過的夢想對於「半地主式富農」家庭的孩子太奢侈了。文革期間很多被定為「地主、富農」的被打死了，他們的孩子也有很多被打死的。事實證明，在中共統治下，沒有任何人可以逃脫苦難，包括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
當中共與美國開戰、幫助金日成霸占了板門店以北之後，就開始把刀口轉向國內。給毛澤東照片點過眼淚的陳宗海是首先開刀的對像。
50年代的工作沒有幾十年後這般難找。陳宗海想得簡單：找個工作換個環境，自己就沒事了。在家幫父親做了半年砂鍋，他認定自己太過大材小用。表叔介紹他去蘭州市建築公司，當伙食管理員。買菜算帳，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雖然是幹部身分，但他心裡卻不情願。
1954年元月，建築公司搞冬訓。內部肅反開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細。陳宗海認為與己無關，便不發言。領導開會時發話：有些人犯過嚴重錯誤，還不主動交代。陳宗海一想：這不衝著我來的嗎？但誰能證明他的清白呢？這樣下去豈不又是沒完沒了。他覺得自己搞定不了這事。左思右想，他向單位請了個長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蘭州開始公私合營。什麼是「公私合營」？就是中共沒產業是窮光蛋，要把私人企業拿過來，由共產黨當家。也就是「共產共妻」的一個組成部分。
陳家的砂鍋作坊和其它幾家砂鍋作坊被命令合在一起，組成陶器手工業合作社。此時的陳宗海已經結婚生子。公私合營前，全家憑靠父親一人的手藝倒也過得去。但合營後所有私人業主都變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賴在家裡啃老。合作社領導說：你都這麼大了，還指著你爹過啊？他當上了合作社的會計，每月工資60元。
進入1956年，「共產共妻」更猖狂。陳宗海的會計沒當上兩個月，就被七裡河區輕工業聯社成立的職工業餘學校調去當掃盲教師了。白天給領導一些材料搞宣傳，晚上給學員上課。
「大鳴大放」裡，陳宗海一句話也沒敢說。領導找他：你談談嘛，總有些看法嘛。陳宗海心想，給毛主席畫眼淚的事讓他晦氣了好幾年，我哪還敢說什麼。
一天開會，陳宗海和另一個老師一起抽菸。一片亂鬨鬨中，整風小組組長宣布：「現在開始開會。陳宗海，你不要再說話了。」陳宗海大為不解，說：「我只是抽菸，沒有說話啊，你怎麼胡點名呢！」本來就是沒碴兒找碴兒。他這麼一說，整風小組組長不需要轉麼子了，直接下刀。
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席捲而來。給毛澤東畫眼淚的舊事被抖出來，衍生的各種批判如亂箭般飛向陳宗海，他奮力爭辯。1958年4月10日，整風小組領導宣布，「陳宗海問題嚴重，態度惡劣，定為『右派』，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夾邊溝。」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人被定為右派，株連九族，全家的前途都沒有了。
陳宗海記得在領導宣布的勞動教養條例裡，曾提到不願參加勞教的可以開除公職自謀生計。他打算放棄公職，這樣就能免於勞教。但職工業餘學校有個反右積極分子來到陳家，向陳母借走了家裡的戶口本。陳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戶口已經被註銷，下面寫了一行字：遷往夾邊溝農場。「這個王八蛋叫安殿策。」數十年後提及此事陳宗海仍難掩憤怒，「人和人的關係已經劃到階級敵人了，再沒啥客氣了。」
當時，家裡老父親說了一句：「這一次不得了！」陳宗海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挺多一兩年。他親眼所見，1949年的肅毒運動中，舊社會的抽大煙的人被關進戒毒所勞教，國家管飯，一兩個月到半年，有些輕微勞動，戒了毒就給放回來。「我還沒壞到吸毒那程度，時間還能長嗎？」
在夾邊溝，陳宗海認識了俞兆遠。
俞兆遠是蘭州市西固區勞資科科長，因為一句「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被打為「右派」，送到夾邊溝。這是個聰明人，在夾邊溝口糧再吃緊的時候也沒有找家裡要過一分錢。俞兆遠跟管教幹部和分隊長混得好，「勞動偷懶耍滑不出力，到處偷吃的」。在這裡，他與陳宗海成了好哥們。
陳宗海積極改造的願望終於在1959年的勞動節徹底破滅。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勞動中拼盡全力，卻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這年「十一」過完，失去希望的陳宗海一下子垮下來，連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未完待續）
──轉自《人民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劍）
直到今天，這沿襲自「革命年代」的謹慎，仍著痕於和鳳鳴的言行中。當被請求閱讀她的日記時，和鳳鳴婉拒。
直到80年代，和鳳鳴才重新開始記日記。「不寫，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記裡還記錄著與導演《夾邊溝》的王兵初次見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楊顯惠帶著王兵這個「很年輕」的小伙子，還有幾名將參演電影的年輕演員，到家中拜訪她。當時鳳凰衛視製作的《社會能見度》節目正在播出夾邊溝專題節目，而蘭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這個台，他們便專門到街上找了家賓館，包一個房間看節目。
這才催生了長達3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王兵帶著助手與攝像機到和鳳鳴家中，連著去了3天，只取了7、8個小時的素材。攝影機背對陽台，有時聊到黃昏，室內光線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輪廓，也無人開燈。這部摒棄了所有戲劇性敘事可能的紀錄片，後來拿下了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大獎。
2010年9月，紀錄片導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夾邊溝》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映。電影《夾邊溝》是根據楊顯惠小說《告別夾邊溝》改編。
王兵自幼喪父，看《夾邊溝紀事》後，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楊顯惠的原著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礎，但畢竟反右是「偉光正」乾的惡事，中共現在仍然在當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來。
王兵在創作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數據，他之前拍攝的長達3個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就是以夾邊溝事件的倖存者和鳳鳴口述作為載體，記錄了個體數十年的人生經歷。
《夾邊溝》是一部冷峻、直接的電影，幾乎沒有任何迴避的回顧了那段歷史。王兵將紀錄片創作的美學引到故事片中，用獨特、自信的視聽語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後，人間地獄一般的夾邊溝勞改農場發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開始拍攝，2009年1月完成，歷時75天，積累了130小時的素材。
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飢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電影《夾邊溝》的寫實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
電影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的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的「右派分子們」極度麻木，在這裡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裡死去，在這裡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攝紀錄片的製作方式延續到了故事片《夾邊溝》中，電影中幾乎所有的演員都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出現」，而非表演。其中曾親歷夾邊溝事件的李祥年還在電影中出演了一個角色，他幫助許多人更深刻的了解了這個故事。
《夾邊溝》最大的意義在於，用電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殘酷的荒唐歷史，雖然無法呈現全部事實，但也足以讓人難以忘記。
◎和鳳鳴30年後重返夾邊溝
自1961年探訪丈夫卻連屍骨都未見著後，和鳳鳴再也沒有去過夾邊溝。直到1991年，有難友與她通信，提起夾邊溝分場高台明水的大片墳地—丈夫王景超的遺骨正是葬在那裡。於是，8月30日，和鳳鳴在大兒子陪伴下，於30年後重返夾邊溝。
這30年來，夾邊溝的雪化了30次。祁連山脈的雪水融化後，或匯入巴丹吉林沙漠裡的湖泊，或滲入夾邊溝鹽鹼與沙粒覆蓋的地表。總也有雪花隨西北風而至，輕輕落於夾邊溝茫茫白沙堆裡的暴屍之上。
當年的墳頭基本已被風沙抹平，曾記錄每位死難者姓名的碑石、磚塊上的字跡，也已經無法辨識。儘管如此，和鳳鳴還是拍下了當年「右派」們挖下的水井，缺了頂的地窩子，大張著嘴的骷髏骨，甚至紅白相間小格襯衣的殘片。
誰料回到家後，她發覺相機裡的膠捲並未掛上，所有影像都沒有拍照下來，這等於30年前在此勞教的「右派」們的一切生命痕跡都沒有底片，也意味著夾邊溝的這段歷史將在此荒漠中悄然湮滅，如同從未發生。
和鳳鳴坐立難安，終於在整一個月後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見的曝露於空氣中的屍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後，悉心留下說明文字：「這位死難者在臨終前，還在大聲呼喊，他在呼喊什麼？他的雙眼會是閉住的嗎？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後，將他臨終前的慘狀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們思考些什麼吧。」
那時她已經從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兩年，與小兒子分開，獨自生活，開始寫書，起名《經歷——我的1957年》。和鳳鳴想，哪怕不能發表，這段歷史都應該存留下來。
起初寫得斷斷續續，眼看著近十年過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和從維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鳳鳴突然受到了激勵。戴煌曾是新華社總社記者，早在1957年便辨別出「神化毛澤東」的傾向；從維熙則是著名作家。「他們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經歷跟他們又不太一樣。」
和鳳鳴開始加緊寫，除了每天看一眼《新聞聯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動。從1998年秋後急趕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視的她，引發了眼底病變，視網膜甚至出現裂孔。可她邊治療邊寫作，並未放棄書稿。
王景超在臨死之前，曾對難友陳群說，「你是生活的強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後，一定要寫本書，把這裡的一切都統統寫出來。為了吸引讀者，你不僅要寫我們的苦難，還要穿插寫上愛情。」
王景超去世後，和鳳鳴建立過新的家庭。孩子們的繼父陪她度過了「反右」後的60年代與整個「文革」時期，於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夢，他的要她堅持記日記的叮囑，並未隨「文革」中那把焚燒的火而灰飛煙滅。
40年後的2001年，死者的遺願終於付諸實現。但不是藉助別人的筆，而恰恰是靠妻子和鳳鳴的獨自努力，受難者的私人記憶與時代烙印緊緊融合在了一起。
◎給毛澤東照片畫眼淚「被右派」，折騰50年
沒有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絕對不會相信下面這個夾邊溝「右派」的故事。
他叫陳宗海，酷愛籃球、愛打最出風頭的前鋒，1950年，20歲的陳宗海考上西北師大附中。
當年毛岸英11月25日在朝鮮被炸死的消息傳回國內，校園裡人們竊竊私語，都估計彭德懷要倒楣。有天，陳宗海像往常一樣往課桌上鋪了張報紙。不幸的是，報上有張毛澤東的照片。他盯著毛的照片看，他為毛老年喪子感到難過，他相信毛一定哀痛的淚飛頓作傾盆雨。於是一時手欠，拿出鋼筆，給毛的眼睛下面添上了幾滴眼淚。
國民政府最後離開大陸去台灣是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那個時候的人天真，以為毛這麼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成立了。怎麼可能呢？美國4年換一次政府，200多年過去了，美國還叫美國。中共把非法建立起來的政府叫做國家，這個國家建立起來僅僅一年零一個月，毛的長子毛岸英在朝鮮因蛋炒飯暴露目標給炸死了。楊開慧為毛生了3個兒子，老二毛岸青精神失常，老三下落不明，只有長子是毛計劃中的接班人。毛準備讓他去朝鮮鍍金兩個月就回來，沒想到一個月就被炸死了。
中共是偉光正，宣傳上一定要突出毛為了國家連兒子都送上前線了，兒子死了，必須得顯示毛的偉大胸懷，犧牲小我成就大我。陳宗海給報紙的毛像畫上幾滴眼淚，把毛澤東從神壇上拉下來變成人，這不是吃飽了撐的麼？！
於是，他被同學舉報，校方要求他寫材料，交代自己污衊偉大領袖的反動思想。陳宗海生平頭一回感到政治的壓力，他害怕極了。被迫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對毛主席的污辱。批判會上，積極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陳宗海的反動思想！
他暗自慶幸，畢竟不是打倒陳宗海。階級鬥爭在此時尚沒有多年後那般狂熱和偏執。但沒完沒了的匯報檢討，卻讓陳宗海覺得丟人現眼。讀完高二，他決定退學。
這個高二少年就因為揣測毛澤東死掉兒子會落淚，從此苦難一生，先是被劃為「右派」送往夾邊溝，此後又以捏造的「反革命團伙」罪名送監。再經過10年農村改造，摘「右派」帽子後已到退休年齡，一生就這樣被中共消耗掉。
◎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
67年前，中學生陳宗海看著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蘭州城。對於新政權，他毫無概念。
陳家是一個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傳下來的300畝黃河鹽鹼地，卻在百年後土改中為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祖傳做砂鍋的手藝讓陳宗海感到厭倦，他認為太沒技術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學的。
對於未來，他並無打算。中共要派兵去朝鮮幫助金日成，陳宗海亦無太多觸動。他對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他只願無憂無慮地打球。他希望以後去當個運動員。但是，這個再普通不過的夢想對於「半地主式富農」家庭的孩子太奢侈了。文革期間很多被定為「地主、富農」的被打死了，他們的孩子也有很多被打死的。事實證明，在中共統治下，沒有任何人可以逃脫苦難，包括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
當中共與美國開戰、幫助金日成霸占了板門店以北之後，就開始把刀口轉向國內。給毛澤東照片點過眼淚的陳宗海是首先開刀的對像。
50年代的工作沒有幾十年後這般難找。陳宗海想得簡單：找個工作換個環境，自己就沒事了。在家幫父親做了半年砂鍋，他認定自己太過大材小用。表叔介紹他去蘭州市建築公司，當伙食管理員。買菜算帳，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雖然是幹部身分，但他心裡卻不情願。
1954年元月，建築公司搞冬訓。內部肅反開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細。陳宗海認為與己無關，便不發言。領導開會時發話：有些人犯過嚴重錯誤，還不主動交代。陳宗海一想：這不衝著我來的嗎？但誰能證明他的清白呢？這樣下去豈不又是沒完沒了。他覺得自己搞定不了這事。左思右想，他向單位請了個長假，回家了。
◎怎麼躲也沒消災解難
1955年年底，蘭州開始公私合營。什麼是「公私合營」？就是中共沒產業是窮光蛋，要把私人企業拿過來，由共產黨當家。也就是「共產共妻」的一個組成部分。
陳家的砂鍋作坊和其它幾家砂鍋作坊被命令合在一起，組成陶器手工業合作社。此時的陳宗海已經結婚生子。公私合營前，全家憑靠父親一人的手藝倒也過得去。但合營後所有私人業主都變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賴在家裡啃老。合作社領導說：你都這麼大了，還指著你爹過啊？他當上了合作社的會計，每月工資60元。
進入1956年，「共產共妻」更猖狂。陳宗海的會計沒當上兩個月，就被七裡河區輕工業聯社成立的職工業餘學校調去當掃盲教師了。白天給領導一些材料搞宣傳，晚上給學員上課。
「大鳴大放」裡，陳宗海一句話也沒敢說。領導找他：你談談嘛，總有些看法嘛。陳宗海心想，給毛主席畫眼淚的事讓他晦氣了好幾年，我哪還敢說什麼。
一天開會，陳宗海和另一個老師一起抽菸。一片亂鬨鬨中，整風小組組長宣布：「現在開始開會。陳宗海，你不要再說話了。」陳宗海大為不解，說：「我只是抽菸，沒有說話啊，你怎麼胡點名呢！」本來就是沒碴兒找碴兒。他這麼一說，整風小組組長不需要轉麼子了，直接下刀。
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席捲而來。給毛澤東畫眼淚的舊事被抖出來，衍生的各種批判如亂箭般飛向陳宗海，他奮力爭辯。1958年4月10日，整風小組領導宣布，「陳宗海問題嚴重，態度惡劣，定為『右派』，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夾邊溝。」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人被定為右派，株連九族，全家的前途都沒有了。
陳宗海記得在領導宣布的勞動教養條例裡，曾提到不願參加勞教的可以開除公職自謀生計。他打算放棄公職，這樣就能免於勞教。但職工業餘學校有個反右積極分子來到陳家，向陳母借走了家裡的戶口本。陳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戶口已經被註銷，下面寫了一行字：遷往夾邊溝農場。「這個王八蛋叫安殿策。」數十年後提及此事陳宗海仍難掩憤怒，「人和人的關係已經劃到階級敵人了，再沒啥客氣了。」
當時，家裡老父親說了一句：「這一次不得了！」陳宗海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挺多一兩年。他親眼所見，1949年的肅毒運動中，舊社會的抽大煙的人被關進戒毒所勞教，國家管飯，一兩個月到半年，有些輕微勞動，戒了毒就給放回來。「我還沒壞到吸毒那程度，時間還能長嗎？」
◎為了不被餓死求被捕
在夾邊溝，陳宗海認識了俞兆遠。
俞兆遠是蘭州市西固區勞資科科長，因為一句「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被打為「右派」，送到夾邊溝。這是個聰明人，在夾邊溝口糧再吃緊的時候也沒有找家裡要過一分錢。俞兆遠跟管教幹部和分隊長混得好，「勞動偷懶耍滑不出力，到處偷吃的」。在這裡，他與陳宗海成了好哥們。
陳宗海積極改造的願望終於在1959年的勞動節徹底破滅。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勞動中拼盡全力，卻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這年「十一」過完，失去希望的陳宗海一下子垮下來，連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未完待續）
──轉自《人民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