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22日訊】中共1921年成立，49年奪取中國政權，中國在其暴政下歷經九次殺人運動，導致大約8千萬同胞死於非正常原因。《九評共產黨》曾說：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
殺AB團
AB團是中國國民黨中的反共者於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團體，主要工作是與共產黨爭奪江西省國民黨的黨內權力。1927年4月，AB團垮台。1930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在內部發動反AB團的肅反運動，大量殺害黨內工作人員。1930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紅二十軍在江西富田發動兵變，攻占了富田縣城，釋放所有被捕人員，逮捕了中共當地政府人員。3月28日，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派出任弼時等人前往中央蘇區，宣布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的領導人在前去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7月，紅二十軍被調至江西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及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集中到平安河壩上進行處決，「平頭寨殺人，整條河水都染紅了」。
富田事變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掀起新高潮，審訊手法異常殘酷，「捆著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內。」一時間江西蘇區人人自危，許多地區的中共機關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員都成了「AB團分子」，共有7萬多人先後被殺。
毛澤東是鎮壓「富田事變」的直接責任人。中共後來承認AB團並不存在，絕大多數被處決者都是無辜的。
延安整風
1942年初至1945年4月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整肅運動，採用了審幹、肅反等紅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發動的「搶救運動」，直接導致了上千人的死亡。其中最著名的受難者是知識分子王實味。王實味於1937年10月到達延安，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翻譯了200多萬字的馬列經典著作。從1942年2月始，王實味響應毛的號召，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質疑中共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王實味的文章是對毛思想的挑戰。他因此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1947年6月，國軍飛機炸毀了王實味被關押的看守所，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如何處置。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祕密處死。1947年7月1日夜，在山西興縣，王實味被帶到黃河邊的一處偏僻山隅，被大砍刀砍死。因怕被人認出，他被亂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屍體被丟在枯井內。
延安整風運動裡死了多少人，從沒有公布過。但是自此以後，再沒一個人敢對黨說「不」了。
長春圍困戰
長春圍困戰是「兵不血刃」的黑色範例。1948年3月13日，東北民主聯軍攻占四平，長春成為被共軍重重包圍的一座孤島。1948年6月7日，毛澤東正式同意對長春採取久困長圍的方案。當時提出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國民黨最初不准百姓離開長春，但由於城中存糧只能維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長春守將、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要求從8月1日起疏散民眾。但是共軍的做法卻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圍城三個月後，9月9日，林彪與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聯名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以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
原吉林省政府參議兼駐長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憶說，共軍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說：「據最低估計，長春四週匪軍前線野地裡，從6月末到10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認當時餓死了12萬人，時任長春市民政廳長兼市長尚傳道在回憶錄中提到，圍城期間，長春市民因餓、病而死的共達12萬人。
當年參加圍城的共軍官兵後來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沒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段克文也提到，當時城裡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種慘狀，內心極度不安而自殺身亡。
國民政府方面認為，中共軍隊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應為這一問題負責。
鎮反、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這個「千分之一」就是鎮反期間中共定下的殺人指標。實際上，最後所殺的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餘人被判死刑。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與「鎮反」同時轟轟烈烈展開的是「土地改革」運動。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土改時常常召開鬥爭會，把地主富農押上台，扣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則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分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槍殺。
據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三反」「五反」
1951年到1952年10月，中共開展了「三反」和「五反」運動。「三反」是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在「三反」運動中，處決了腐敗的中共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幹部變壞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1月開始「五反」。「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寫：「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
據1996年《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100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000餘人被牽連，500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300餘人被判死刑，4300餘人自殺或失蹤。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大饑荒
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的浮誇風、強制的農業集體化以及公共食堂制度，導致了一場大饑荒席捲中國大地。據前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估計，1958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多達1750萬噸。本來當年收成不錯，可是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了饑荒。中共近年數據「解密」，承認在大饑荒中有3756萬人被餓死。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數據是，大饑荒死亡人數為3700萬～4300萬。僅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餓死了100萬人，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史稱「信陽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餓死人的高峰期，三年餓死3,000萬人以上。但是，1959年，中共卻出口糧食415.75萬噸。這麼多的糧食，除以3,000萬人，每人應可得到138.6公斤，一個人都不會餓死。1960年中共還出口了270萬噸糧食。
文革之殺人狂潮
文革後葉劍英曾講話說：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美國夏威夷大學拉梅爾（R.J. Rummel）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血色百年》（China’s Bloody Century，1991年）中估算，大約有773萬人在文革中喪生。《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寫：「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000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000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200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文革的第一波殺人潮開始於1966年。當年6月，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宗旨下，抄家之風由北京的紅衛兵掀起，迅速波及全國。隨後，開始了拷打和殺戮「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在一個月內就打死了1772人。學者丁抒評說：「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研究文革受難者歷史的學者王友琴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寫：「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 31 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響了全國武鬥的第一槍，也揭開了第二波殺人高峰的序幕。從1967年8月開始，上海、南京、鄭州、長春、瀋陽、重慶和長沙等地相繼發生了大規模武鬥，至1968年底方漸平息。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數後，數千名該組織成員全部斃命。估計死於武鬥的總人數約為30萬至50萬。
武鬥中，對戰俘的虐殺極為殘忍。例如：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濫殺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活埋。
1968至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資料顯示，全國兩千多個縣，每一個縣平均約有一百人死於「清隊」。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傷。
除了被殘忍的殺害，文革初期有10萬至20萬人因為不堪迫害而自殺。如此大範圍的自殺潮，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作家巴金曾回憶說：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此外，還有大批有膽有識的各界人士因言獲罪、慘遭槍殺或死於冤獄。原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蔡鐵根，文革初抄家時，在他的日記裡發現了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他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了死刑判決書，不准上訴。蔡鐵要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不能出聲，然後把他拉到刑場槍決。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六四」慘案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權血腥鎮壓了長達50多天的學生民主運動，震驚世界。至今，「六四」在中國仍是禁忌話題。有多少人死於「六四」屠殺，中共沒有公布，各界說法不一。1989年6月3日下午4時，中共中央決定清場，並宣布「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當晚，解放軍從城郊開進北京城。
晚上10時後，入城後的軍隊開始向民眾開槍射擊，起初，廣場上的學生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後來才知道，軍隊動了真槍實彈。
學運組織者王軍濤說：「在6月3號那天晚上，當時有人對老百姓使用了暴力，完了這人就跑掉了，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是個陰謀，是要調查的，結果，老百姓火了，還擊過程中磚頭全砸到部隊當兵的身上了，於是在北京西郊那條路上，軍隊就開始開槍了。你知道部隊只要一開槍，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殺過去，死傷無數。我一看馬路邊上躺了一個人，腦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麼叫死不瞑目，眼睛看著天呢。」
學運組織者王有才說：「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當時北高聯派學生、實際上是學生自發去的，去各個醫院調查，當時的數字有兩千多吧。當然我也沒有能力證明這個，因為我後來也被關起來了。」
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死者清單從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獲得確認。
評論作家曹長青曾撰文寫：「在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據美國之音2002年5月29日報道，前解放軍39軍雷達站上尉站長、曾參與當年鎮壓的李曉明在紐約表示，他親眼目睹了高級將領抗拒進入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命令，經歷了士兵向著群眾狂熱掃射，以及有部隊將士兵擦槍走火誤殺自己人、向上謊報為被「暴徒」殺害。
迫害法輪功
1999年7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鎮壓，自此開始了近18年史無前例的人權迫害。江澤民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對法輪功學員實施了「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7年2月17日，經明慧網民間途徑證實的，已知有4075名法輪功學員被酷刑迫害致死。而遭活摘器官遇害的人數量更為巨大。另有數百萬人被抓捕，數十萬人被非法勞教、判刑。由於中共拚命掩蓋真相，大部分迫害事實仍未曝光，實際死亡人數，難以確定。
虐殺發生在看守所、勞教所、監獄、洗腦班和精神病院等地。在江澤民的「打死算自殺」、「殺無赦」等密令的指使下，中共對不願放棄修煉的法輪功學員使用了上百種酷刑，包括毒打、電刑、火刑、注射有毒藥物、開水燙、烙鐵烙、逼坐「老虎凳」、鐵椅子、強姦、輪姦、電棍插陰道、吊刑、銬刑、槍擊、強制灌食等，造成大批法輪功學員死亡、致傷、致殘。許多慘烈的案例內幕輾轉傳至海外，曝光了中共迫害集團的罪惡。
2000年6月23日，《華盛頓郵報》報導了中國大陸32歲的計算機工程師、法輪功修煉者蘇剛的受害案例。2000年4月25日，蘇剛去北京上訪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單位授權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蘇剛的父親蘇德安說，醫生一天給蘇剛注射兩次不明藥物，一個星期後，蘇剛已不能正常吃飯或移動肢體。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蘇剛即死於心臟衰竭。蘇剛叔父蘇蓮禧因將「蘇剛之死」的真相公諸於世，不久被當局送入勞教所勞教三年。
陳湘睿（男，29歲），湖南省衡陽市法輪功學員。2003年3月11日晚，時任衡陽市公安局國安支隊隊長雷振中帶領警察將陳湘睿綁架到市公安局，警察對其大打出手，電棒、鐵錘、橡膠棍一齊上陣，當場把他打致顱骨骨折，顱內出血，五臟六腑全部打壞，腹腔內抽出2500毫升血，腦中樞神經致命損壞。陳湘睿於次日早上離世。
2006年3月，原遼寧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員工安妮，作為第一名證人，向海外媒體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隨後，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前加拿大聯邦議員大衛‧喬高受邀對此進行獨立調查。兩人在2006年7月發布了一份含有53項證據的調查報告，確認了活摘指控，稱此罪行乃「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通過十年的細緻調查，獲得了大量的錄音和資料證據，證實：江氏犯罪集團與軍隊、政界、司法界、醫學界、貿易界、黑社會聯手，形成了大規模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殺人網，出售器官、活體實驗、販賣屍體牟取暴利。中共軍隊、武警醫療系統大規模涉入，達到了隨意攫取、殺人如麻的地步。據分析估計，被活摘器官殺害的法輪功學員數目巨大。由於中共焚屍滅跡，受害者無一生還，更多的真相和數據還無法獲悉。
結語
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像中共那樣對自己的國民揮舞屠刀，而且殺人手段極其殘忍，罄竹難書。成立以來，中共不斷炮製謊言，欺騙國內外民眾、企圖逃脫罪責。浸著鮮血的歷史，無比沉重，是文明的恥辱。還原真相，清算罪惡，給明天希望。參考資料：
1. 《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大紀元，2004年12月 2. 曹長青：《血腥中國六十年——共產黨殺人記錄》，《縱覽中國》首發，2009年9月30日 3. 冷濤：《毛澤東——中共「平衡系統」的最後一根羽毛》之《毛澤東的瘋狂殺人歷史》（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2017年1月17日 4. 唐琪薇：《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一），自由亞洲電台，2009年6月3日 5. 川人：《歷史上真實的長春圍困戰》，看中國，2012年4月1日 6. 張正隆：《雪白血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02年 7. 葉觀星：《從三年大饑荒真相看中共的魔鬼嘴臉》，大紀元，2016年1月11日（責任編輯：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