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髮動的文革期間，不少高官都被指控有「投敵自首」的「歷史問題」，比如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等，不過，對於中共最高黨魁毛澤東的類似問題，中共黨史卻諱莫如深，即便涉及，也完全是從正面頌揚。但撥開歷史的雲霧，真相浮現在我們眼前。
毛澤東曾自己說過一次被捕並「急智逃脫」的經歷，出自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根據該書記載，毛有一段時間為組織軍隊，在湖南衡陽礦工和農軍之間走動，被國民黨屬下的一些民團抓到了，要把他送到民團總部槍斃。毛當時手裡有從別人那裡借到的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者將其釋放。普通士兵見有錢收，就答應釋放毛，但負責押送的隊長不肯。毛於是決定逃脫，直到離民團總部約兩百碼的地方，才找到了逃脫的機會，毛掙脫繩子，往田野裡逃竄而去。
由於中共黨內不敢妄議，毛的說辭被廣為接受。不過，當年隨著中共勢力的擴大，在毛當年被捕的地區，一些中小學教員很自然的對中共和毛澤東的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個金姓的小學教師讀了《西行漫記》後，就地調查了1927年毛澤東被捕的情況。最初找不著什麼線索，後經朋友介紹，得知有一個60多歲的老人，曾在當時的民團團部做過文書，於是他和朋友尋訪到了這位老人。
這位老文書經過久久的回憶，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誰，但記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節前，有個瘦長的男人在鎮上經過，因為背的包袱沈重，又東張西望鬼頭鬼腦，被民團懷疑背的是槍支，把他抓住，卻發現背的原來是100多塊銀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說是做生意的。該人當即被解到民團團部審問，經過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產黨一個頭頭，他供出好幾個同黨，有一個同黨並且是做縣長的，在鎮上小鋪裡等他，也一同被捕獲。這個老文書清晰記得的大體情況，就隻這些。
金姓教師要老文書回憶他聽得的所有其他情況，老文書所知不多，隻聽說當天民團總部把那幾個被捕的人解到邊防司令部去。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金姓教師再次請老文書回憶，提供線索，老文書說當年的團總已死，可去找團總的兒子問問。團總的兒子當時也老了，又有病，對當年毛澤東被捕的事也有興趣。他肯定當年父親抓的是毛澤東，但抓的具體情節不大明瞭，隻聽說毛能說會道，願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親見毛為國軍立了一些功，又是同鄉關係，幫他討情，保他回鄉教書，誰知後來他卻逃到井岡山去了。
中共軍隊渡過長江以後，老文書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間，團總的兒子被槍斃了。後來，金姓教員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祕密談論過他調查的經過。
中共建政前後，國內流行一份宣傳資料，將毛當年被捕時對團丁的「談話」，描述得很詳細，好像除了以金錢賄賂團丁之外，還提到這篇談話「說服力強」，起到了「攻心」的作用，致使國軍士兵「欣然同意」釋放毛。細細品味，該資料有造假嫌疑，非常可能是毛本人著力捏造出來的，大概是他覺得對斯諾的談話還有漏洞，所以，編造了這樣一篇外表漂亮的談話加以補充宣傳。
在陳鴻年、吳越合著的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吳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裡記載了毛第二次被抓捕的情況，時間是在國軍第五次圍剿共黨「蘇區」時，將其抓獲的是國軍軍長樊崧甫的手下。
樊崧甫是國軍高級將領之一，愛騎白馬，故稱「白馬將軍」。1933年國民政府對共黨盤踞的閩贛「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他是主力部隊的軍長。這一次，共黨全線潰敗，無奈只好長途逃竄。期間，樊崧甫的部下抓獲了毛，毛開始百般抵賴其真實身份，但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資料和照片，無法矇混過關。
然而，樊崧甫還有另一個身份：江湖幫派「洪幫」中人。據悉，當時洪幫「五聖山」二當家人的高振霄與中共地下黨員有關聯，而高振霄與樊崧甫都參加過辛亥革命。不知是否基於這樣的關聯，亦或是毛的乞求，樊崧甫在確認了毛的身份後，卻有意向蔣介石隱瞞了這個消息，並送給毛路費，讓其裝扮成普通百姓後離開。
或許，正因為樊崧甫與毛之間有過這樣一筆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戰役之前，蔣介石電令樊崧甫去臺灣，樊竟然藉故不遵從命令，為此蔣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關進了提籃橋監獄。毛死後，樊嵩甫才披露內情。
大陸作家馮驥才曾出過一本關於文革十年中普通人的命運的書，書名為《一百個人的十年》，其中有一篇是《悲慘故事之「拾紙救夫」》，故事與毛遇險一事緊密相關。
故事發生在山東西南地區的一個縣。1973年，馮驥才作為駐紮某部坦克師二團的一個宣傳幹部去該縣解決前五年動亂時期遺留的各種問題。其中一名李姓小學語文老師的冤案可謂曠古罕聞。
這名李老師善講故事，無論聽來的還是從書上看來的故事，全能記住，裝滿一肚子。張口就來，很少重樣兒。他屬於那種在課堂上隨意發揮的老師，課講得活，趣味橫生，學生們都喜歡聽他的課。
六五年搞運動時，人們互相揭發。有老師提出，一次他聽李老師講過，毛當年在瀏陽被白軍追得趴在水溝裡藏身，這是赤裸裸的誣蔑毛。「偉大領袖怎麼會被敵人追得趴在田間水溝裡藏身？」這是故意歪曲毛的偉大形象!於是，好事者馬上翻遍學生們的書本，查看聽課記錄，終於在一個學生的語文課本裡找到當時聽這故事時記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溝，擺脫敵人尾追的機警故事。」
證據確鑿，當時就以「特大現行反革命案」上報縣委。馬上縣公安局來人將李老師抓走。他不服呀!他說，這個故事不是瞎編的，是從書上看來的，可他又說不出哪本書，就這樣被判了8年。
李老師的妻子是鄉下女人，跟他結婚一年多，有六個月的身孕，帶著大肚子探監時，他跟這鄉下女人說：「8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離了，俺也決不怨你。可是得實話對你說，俺絕沒坑害你，那故事確確實實是俺從書本上看來的呀……」這女人轉身就跑到縣裡喊冤叫屈。縣領導說：「你去找，只要你找到這根據，我們就放人!」
女人心實，就到處去找書，找不到書就拾印字的紙，從紙上找。她不識字，拾到紙便請親友或小學生給她念，聽聽有沒有那故事。有時拾一塊當時印的「文革」小報，也拿去請人看。一年到頭，春夏秋冬，雨雪風寒，從沒有停過一天。
在找書的過程中，孩子也一點點長大了。可是，就在李老師刑滿前半年的一天夜裡，灶膛裡的火，引著了她堆滿屋角的廢紙，起了大火。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燒死了。
在監獄裡的李老師聽說後，也想自殺，但幾次自殺都沒成。後來在去廁所上吊自殺摔下來時，看見身邊的油印紙片上寫的正是要他命的那個故事！他寫了一份申訴，連同這紙片遞上去，心想就等著平反雪冤，出獄了。可沒過幾夫，縣裡說這紙片是油印品，仍然沒來源和出處，不能作為依據，把他的申訴駁回了。
出獄後，李老師沒有了家，也沒有了工作，只好來找下鄉的馮驥才，而馮驥才恰巧看過這個故事，出自文革前解放軍文藝社出版的《秋收起義和我軍初創時期》一書中的《瀏陽遇險》，作者是謝覺哉。當時縣革委的頭頭們看著這書都怔住了，只有一個自言自語說：「怎麼謝老會寫這篇東西?」
李老師由此被「平反」。他在跑來感謝馮驥才時，請求馮驥才把這本致使他妻死子喪、坐牢8年的書送給他。事後馮驥才聽說，李老師把這本書燒了，將紙灰灑在妻子的墳上。
從馮驥才的紀實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毛又一則遇險的故事。衡陽和瀏陽距離並不遠，毛的遇險故事和他的首次被捕也許是同一個故事，也許發生在不同的時間段。但李老師一家的悲劇，不正是中共高度吹噓毛、為毛刻意掩蓋不堪歷史、欺騙民眾所造成的嗎？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毛首次被捕「急智逃脫」實則是出賣同黨
毛澤東曾自己說過一次被捕並「急智逃脫」的經歷，出自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根據該書記載，毛有一段時間為組織軍隊，在湖南衡陽礦工和農軍之間走動，被國民黨屬下的一些民團抓到了，要把他送到民團總部槍斃。毛當時手裡有從別人那裡借到的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者將其釋放。普通士兵見有錢收，就答應釋放毛，但負責押送的隊長不肯。毛於是決定逃脫，直到離民團總部約兩百碼的地方，才找到了逃脫的機會，毛掙脫繩子，往田野裡逃竄而去。
由於中共黨內不敢妄議，毛的說辭被廣為接受。不過，當年隨著中共勢力的擴大，在毛當年被捕的地區，一些中小學教員很自然的對中共和毛澤東的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個金姓的小學教師讀了《西行漫記》後，就地調查了1927年毛澤東被捕的情況。最初找不著什麼線索，後經朋友介紹，得知有一個60多歲的老人，曾在當時的民團團部做過文書，於是他和朋友尋訪到了這位老人。
這位老文書經過久久的回憶，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誰，但記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節前，有個瘦長的男人在鎮上經過，因為背的包袱沈重，又東張西望鬼頭鬼腦，被民團懷疑背的是槍支，把他抓住，卻發現背的原來是100多塊銀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說是做生意的。該人當即被解到民團團部審問，經過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產黨一個頭頭，他供出好幾個同黨，有一個同黨並且是做縣長的，在鎮上小鋪裡等他，也一同被捕獲。這個老文書清晰記得的大體情況，就隻這些。
金姓教師要老文書回憶他聽得的所有其他情況，老文書所知不多，隻聽說當天民團總部把那幾個被捕的人解到邊防司令部去。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金姓教師再次請老文書回憶，提供線索，老文書說當年的團總已死，可去找團總的兒子問問。團總的兒子當時也老了，又有病，對當年毛澤東被捕的事也有興趣。他肯定當年父親抓的是毛澤東，但抓的具體情節不大明瞭，隻聽說毛能說會道，願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親見毛為國軍立了一些功，又是同鄉關係，幫他討情，保他回鄉教書，誰知後來他卻逃到井岡山去了。
中共軍隊渡過長江以後，老文書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間，團總的兒子被槍斃了。後來，金姓教員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祕密談論過他調查的經過。
中共建政前後，國內流行一份宣傳資料，將毛當年被捕時對團丁的「談話」，描述得很詳細，好像除了以金錢賄賂團丁之外，還提到這篇談話「說服力強」，起到了「攻心」的作用，致使國軍士兵「欣然同意」釋放毛。細細品味，該資料有造假嫌疑，非常可能是毛本人著力捏造出來的，大概是他覺得對斯諾的談話還有漏洞，所以，編造了這樣一篇外表漂亮的談話加以補充宣傳。
毛二次被捕與釋放
在陳鴻年、吳越合著的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吳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裡記載了毛第二次被抓捕的情況，時間是在國軍第五次圍剿共黨「蘇區」時，將其抓獲的是國軍軍長樊崧甫的手下。
樊崧甫是國軍高級將領之一，愛騎白馬，故稱「白馬將軍」。1933年國民政府對共黨盤踞的閩贛「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他是主力部隊的軍長。這一次，共黨全線潰敗，無奈只好長途逃竄。期間，樊崧甫的部下抓獲了毛，毛開始百般抵賴其真實身份，但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資料和照片，無法矇混過關。
然而，樊崧甫還有另一個身份：江湖幫派「洪幫」中人。據悉，當時洪幫「五聖山」二當家人的高振霄與中共地下黨員有關聯，而高振霄與樊崧甫都參加過辛亥革命。不知是否基於這樣的關聯，亦或是毛的乞求，樊崧甫在確認了毛的身份後，卻有意向蔣介石隱瞞了這個消息，並送給毛路費，讓其裝扮成普通百姓後離開。
或許，正因為樊崧甫與毛之間有過這樣一筆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戰役之前，蔣介石電令樊崧甫去臺灣，樊竟然藉故不遵從命令，為此蔣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關進了提籃橋監獄。毛死後，樊嵩甫才披露內情。
因為毛而引發的家庭悲劇
大陸作家馮驥才曾出過一本關於文革十年中普通人的命運的書，書名為《一百個人的十年》，其中有一篇是《悲慘故事之「拾紙救夫」》，故事與毛遇險一事緊密相關。
故事發生在山東西南地區的一個縣。1973年，馮驥才作為駐紮某部坦克師二團的一個宣傳幹部去該縣解決前五年動亂時期遺留的各種問題。其中一名李姓小學語文老師的冤案可謂曠古罕聞。
這名李老師善講故事，無論聽來的還是從書上看來的故事，全能記住，裝滿一肚子。張口就來，很少重樣兒。他屬於那種在課堂上隨意發揮的老師，課講得活，趣味橫生，學生們都喜歡聽他的課。
六五年搞運動時，人們互相揭發。有老師提出，一次他聽李老師講過，毛當年在瀏陽被白軍追得趴在水溝裡藏身，這是赤裸裸的誣蔑毛。「偉大領袖怎麼會被敵人追得趴在田間水溝裡藏身？」這是故意歪曲毛的偉大形象!於是，好事者馬上翻遍學生們的書本，查看聽課記錄，終於在一個學生的語文課本裡找到當時聽這故事時記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溝，擺脫敵人尾追的機警故事。」
證據確鑿，當時就以「特大現行反革命案」上報縣委。馬上縣公安局來人將李老師抓走。他不服呀!他說，這個故事不是瞎編的，是從書上看來的，可他又說不出哪本書，就這樣被判了8年。
李老師的妻子是鄉下女人，跟他結婚一年多，有六個月的身孕，帶著大肚子探監時，他跟這鄉下女人說：「8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離了，俺也決不怨你。可是得實話對你說，俺絕沒坑害你，那故事確確實實是俺從書本上看來的呀……」這女人轉身就跑到縣裡喊冤叫屈。縣領導說：「你去找，只要你找到這根據，我們就放人!」
女人心實，就到處去找書，找不到書就拾印字的紙，從紙上找。她不識字，拾到紙便請親友或小學生給她念，聽聽有沒有那故事。有時拾一塊當時印的「文革」小報，也拿去請人看。一年到頭，春夏秋冬，雨雪風寒，從沒有停過一天。
在找書的過程中，孩子也一點點長大了。可是，就在李老師刑滿前半年的一天夜裡，灶膛裡的火，引著了她堆滿屋角的廢紙，起了大火。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燒死了。
在監獄裡的李老師聽說後，也想自殺，但幾次自殺都沒成。後來在去廁所上吊自殺摔下來時，看見身邊的油印紙片上寫的正是要他命的那個故事！他寫了一份申訴，連同這紙片遞上去，心想就等著平反雪冤，出獄了。可沒過幾夫，縣裡說這紙片是油印品，仍然沒來源和出處，不能作為依據，把他的申訴駁回了。
出獄後，李老師沒有了家，也沒有了工作，只好來找下鄉的馮驥才，而馮驥才恰巧看過這個故事，出自文革前解放軍文藝社出版的《秋收起義和我軍初創時期》一書中的《瀏陽遇險》，作者是謝覺哉。當時縣革委的頭頭們看著這書都怔住了，只有一個自言自語說：「怎麼謝老會寫這篇東西?」
李老師由此被「平反」。他在跑來感謝馮驥才時，請求馮驥才把這本致使他妻死子喪、坐牢8年的書送給他。事後馮驥才聽說，李老師把這本書燒了，將紙灰灑在妻子的墳上。
結語
從馮驥才的紀實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毛又一則遇險的故事。衡陽和瀏陽距離並不遠，毛的遇險故事和他的首次被捕也許是同一個故事，也許發生在不同的時間段。但李老師一家的悲劇，不正是中共高度吹噓毛、為毛刻意掩蓋不堪歷史、欺騙民眾所造成的嗎？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