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水利專家黃萬裡代表著中國科學家的良心。1955年6月，中共總理周恩來在北京飯店主持關於《黃河規劃》討論會，要對蘇聯專家設計的三門峽大壩設計方案提意見。在坐70多位名科學家，沒有人敢說不，只有黃萬裡提出反對意見。至此被定位「大右派」進行反覆批判。黃萬裡右派的帽子帶了22年，經歷了22年的折磨，可以說是死裡逃生。
黃萬裡父親黃炎培是晚清舉人、著名教育家，岳父丁惟汾是孫中山時期的革命元老。
1924年黃萬裡入無錫實業學校學習，1927年進入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1932年畢業。1933年任杭江鐵路見習工程師，參與江山江鐵橋的建造。
1931年長江、漢水氾濫，水淹武漢三鎮一百天，雲夢縣城一夜之間頓成澤國，死亡七萬人。災民淒慘，舉國震撼。作為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創建人黃炎培的兒子，黃萬裡那時在心痛之餘，就動過改學水利的念頭。
1933年黃河決口十幾處，人命財產損失無數。
黃炎培先生曾多次對黃萬裡講：「中國有歷史以來，從來沒有農民對不起統治者，只有統治者對不起農民。」希望他將來好好報效農民，一輩子為他們服務。面對江河氾濫給廣大農民造成的災難，黃萬裡哀民之痛，「改學水利，以拯農為己志」
1934年赴美留學改學水利。先後就讀於康奈爾大學、愛荷華大學和伊利諾大學，獲得土木工程碩士和水利工程學博士學位，是伊利諾大學工程院第一個獲博士學位的中國人。
黃萬裡發表的博士論文「一時轟動校園，為導師所稱讚」，也使他在美國水利學術界長期享有聲譽。
1953年被調至清華大學任教。在隨後的年間，他編寫了重要的學術專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學》。
1955年周恩來在北京主持討論蘇聯專家關於黃河的規劃，會上專家交口稱讚，唯有黃萬裡一人當面向周恩來提出不同意蘇聯專家的黃河規劃。
1956年5月黃萬裡在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上提交了《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直言不諱地批評「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違背科學精神，將造成惡果。
1957年6月，由中共總理周恩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學者和工程師在北京飯店開會，給前蘇聯專家提出的三門峽水庫方案提意見，談看法。
參加這次會議的所有專家學者，除了一位名叫溫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壩外，只有黃萬裡一人，從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蘇聯專家的規劃，其餘的人異口同聲，贊成三門峽大壩上馬。研討會開了10天，黃萬裡參加了7天，也辯論了7天，到最後，會議就成了以他為對像的批判會。
觀點不被重視，黃萬裡選擇折中：若一定要修此壩，建議勿堵塞六個排水洞，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但在施工時，蘇聯專家堅持按照原設計，將六個底孔全部堵死。大壩建成之後，水庫內泥沙大淤，才把這幾個洞重新開通。八個洞花掉八千萬！」
7天後黃萬裡被《人民日報》點名為「大右派」進行批判，繼而工資從二級教授降到四級教授。
人民日報在「什麼話」的欄目下，發表了黃萬裡的《花叢小語》，隨即連續發出了批判黃萬裡的文章，黃萬裡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知名的大右派。
6月19日，黃萬裡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被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麼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為標題發表。「什麼話」也被作為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
《花叢小語》僅是一篇3000多字的短文，它通過當時發生的一些事件：馬路翻漿、節制生育政策的反覆、三門峽水庫設計方案的確定等，指出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
就在毛澤東指責黃萬裡的詩詞是「什麼話」之後的日子裡，黃萬裡不顧自身遭受的政治厄運，在北京會議上舌戰群儒，繼續反對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
1958年，28日召開了批判反動小說「花叢小語」的作者、水利系教授黃萬裡反動言論的全校師生員工大會。雖然天氣酷熱，溫度達到了華氏九十五度，可是大禮堂、教室內、草坪上還是擠滿了感情激憤的師生員工一萬多人。
會上教授、學生、校工嚴厲攻擊黃萬裡的小說「花叢小語」和他所謂「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的言論。
時年46歲的黃萬裡，被剝奪了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力。子女升學也由此受到影響。而他長年被下放勞改，接受侮辱人格的批判，還要遞上一份份檢查。
黃萬裡曾經說「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一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再次提起黃萬裡的《花叢小語》和《賀新郎》這首詞。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師胡家博、李亞莉和當時的學生黨治國、李曉鳳、張錫彩等人，也因為黃萬裡辯護而被打為「右派」，特別是黨治國，受了很多苦，還差點被槍斃。
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正式開工。
1960年9月，三門峽水利工程開始蓄水發電，運行不久庫區上游就出現大量泥沙淤積，渭河平原岌岌可危。此後三門峽大壩不得不兩次改建，被封住的八個底孔花掉八千萬被打開，計畫中的高壩大庫不得不改為蓄清排濁的低水頭徑流式發電的水壩。
工程總投資預算為13億元，而工程總結算時實際耗資達40億元。對於生活在2000年的中國人來說，這40億元並不是一個天文數字，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相當於四十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造價。
特別是從1959年以來，中國進入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經濟發展出現大倒退，一些農村出現餓死人現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三門峽工程跟原子彈試驗工程一樣，得到中央政府財政上的特別優先保證。
可以說，中國人勒緊了褲腰帶，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來支持三門峽大壩的建設。
建造三門峽大壩的水泥是從國外進口的，是用兩袋小麥換一袋水泥、一噸豬肉換一噸鋼筋換來的。如果把這40億元用來購買救災糧，至少可以獲得800億斤糧食，這些糧食足以挽救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後來三門峽大壩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錢，從來沒有做過披露。
整個三門峽工程造成的損失據估算不下百億（相當現在的一千億以上），還涉及到40多萬農民從渭河谷地被迫向寧夏缺水地區移民，其中15萬來回遷移十幾次，給他們造成了人生中難以想像的慘劇。
文革十年，黃萬裡的日子更艱難，甚至可以說是死裡逃生。他被驅趕到校園勞動，被剃陰陽頭，多次遭受鞭打出血，家裡被抄多次。不久全家三代被趕出家門，住到簡陋的集體宿捨每月隻發20元生活費。
但他從不自憐自艾，仍秉燈苦讀。他常對子女說：「現在城裡人都不工作了，我們都是靠農民養著哪！」
1966年8月上旬，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抄了黃萬裡的家。黃萬裡在自家後院被他們用帶著金屬扣的皮帶抽打後背。這時，鄰居一個十多歲男孩也混進來，用磚頭擊中黃萬裡的後腦杓。黃萬裡當時頭轟的一下又昏又疼，心想這下死定了。
幸虧主持打人的大學生立刻制止：「不許打頭部。」言下之意是可以打別的部位。後來紅衛兵把那男孩轟走，黃萬裡背部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留下一條條血痕。連續幾天不能躺，只能俯臥。
黃萬裡1958年被定為右派後就被送到密雲水庫勞改，與民工同住干打壘的半地窖裡，同干繁重的體力勞動，一到冬天就飢餓難忍。1960年大飢荒後才從水庫撤回，改為負責香山附近一個水文站的測量。他從一個受人尊敬的專業人士變成了政治上的賤民。
1969年，黃萬裡與清華大部分師生被下放去江西鯉魚洲「勞動改造」，這是一個因處於血吸蟲疫區而被廢棄的勞改場，不少人後來死於血吸蟲病，也有不少人死於肝硬化。
黃萬裡被工宣隊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被隔離審查，白天勞動，晚上開批鬥會，由於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務罪行」，工宣隊對他展開車輪戰，時間久了，他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了。最後，被鬥得神志恍惚的他，連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居然給大女兒黃且圓寫了封信，叫她幫助回憶。
1970年，黃萬裡在體力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下，終於不支中暑，在從農田回來的路上昏倒了。這時他顧不上血吸蟲，爬進農田旁的水溝裡，泡在水中，撿回一命。後來，他的病越來越重，覺得自己將不久於人世，1971年寫下七絕《夢吟絕筆》：「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絕廣陵散，枉費當年勞苦工。」
1971年，才從江西回到北京。但工宣隊覺得「太便宜了他」，僅僅在北京呆了半個月後，又被下放到三門峽水庫打掃廁所。
在清華大學三門峽基地，甚至被幼兒園孩子都被教唆來罵他為「大右派」、「大壞蛋」。在打掃廁所、輪番批鬥之餘。他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仍把心思放在如何治理黃河上。
1973年到1976年間，黃萬裡在被有關領導告知不准進行治黃研究的情況下，寫完了《論治理黃河的方略》。
從1957年被毛澤東打成大右派，歷經22年半的折磨，1980年2月，黃萬裡才等到右派「改正」的一天。他是清華右派中倒數第二個被改正的（最後一個是錢偉長）。
80年代上馬三峽工程，他一開始就反對，寫過好多文章，給每一個總理上書，寫他的意見，一直到他寫不動還在寫，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說，我只管寫，聽不聽、採納不採納是領導人的事。
1998年長江洪水後，黃萬裡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於是向系裡呈上書面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系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
幾十年來，黃萬裡一直上書，從幾任總書記，到幾任總理，持久不息。希望得到上層的支持，反敗為勝。然而他屢敗屢戰，最終由一個科學家，變成了一個思想家，變成了一個詩人。
一座大壩；一篇小說；一個右派；一本著作；一生執拗，構成了黃萬裡一生。有人說：黃萬裡的命運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他就是中國水利界的馬寅初、陳寅恪。
黃萬裡撰文指出：(長江三峽)造壩截斷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氾濫頻繁；下游停止造地，灘塗侵蝕。所以世界上有些國家已停止修建攔河大壩。例如:
1、巴西把原計畫在亞馬遜河上修建而未動工的25座水壩全部擱置起來。
2、在馬來西亞，全國人民反對修建40億美元的沙澇越巴昆大壩。
3、在印度，停建了已動工八年的賽倫特大壩。
4、在澳大利亞，取消了富蘭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壩的計畫。
為了發電，攔河築壩雖能利用水力，但會影響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們一般在源頭利用水力發電，不致產生顯著的害處，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發電。
第二，從經濟觀點來看，三峽大壩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長達17年；不如考慮改修許多個大中型50至100萬千瓦站，陸續修建，5年建成一個，年有所成而回收資金，經濟效益更為合算。
第三，從國防觀點說，大壩之成無異製造一弱點資敵。若使電廠被毀，則華中工業癱瘓；若使大壩被毀，則兩湖三江人民淪為魚鱉。
在三峽大壩決定修建後，黃萬裡預言：更多的水中漂游著的懸沙也部分沉積下來，堵塞住重慶港，斷絕航道。洪水時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帶，淹沒較兩縣更低窪之地，那裡人口數十萬，可能發生十倍於1983年7月底安康漢水之災，慘絕人倫。這就是長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壩的理由。若重來一個81年7月當地的洪水，則只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災。
如今，三峽蓄水後引發的地質災害，污染，水系失衡等問題猶如釣魚工程，越滾越多，已被外界稱為「世界最大爛尾工程」。
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黃萬裡教授沒有被邀請參加工程論證。黃萬裡數次給中央領導人和政治局，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家監察部寫信，痛述三峽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決策層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陳述為什麼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沒有答覆。
在三峽工程上馬的爭論過程中，黃萬裡還曾經說過：將來一定要在奉節的白帝城放四座鐵像，三男一女，讓他們向長江三峽跪著，向三峽請罪，向長江請罪，向子孫後代請罪。
如今三峽庫區清污成本和長江航運成本劇增，已是不爭之事實。
清華大學水利系張斗教授曾估計，治理三峽水庫水污染還需要花費3,000億元。三峽總公司曾宣佈，還將投入3.82億元保護珍稀魚類保護區。一些對三峽工程持不同意見的專家和科學家早就指出，三峽是一個「釣魚工程」。三峽工程最初向上報一很小數字，到後來不斷追加錢，沒完沒了。
水利專家王維洛說，當三峽工程運行三十年後，在論證報告上簽字的專家也不敢保證重慶港不被泥沙淤積。到那時再想拆除三峽大壩，泥沙淤積量超過40億噸，長江水無法將那麼多泥沙帶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三峽工程從上馬以來三峽周邊地區的生態惡化，以及地質災害頻發，三峽工程是禍不是福這點已越來越明顯。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明軒）
以拯農為己志改學水利
黃萬裡父親黃炎培是晚清舉人、著名教育家，岳父丁惟汾是孫中山時期的革命元老。
1924年黃萬裡入無錫實業學校學習，1927年進入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1932年畢業。1933年任杭江鐵路見習工程師，參與江山江鐵橋的建造。
1931年長江、漢水氾濫，水淹武漢三鎮一百天，雲夢縣城一夜之間頓成澤國，死亡七萬人。災民淒慘，舉國震撼。作為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創建人黃炎培的兒子，黃萬裡那時在心痛之餘，就動過改學水利的念頭。
1933年黃河決口十幾處，人命財產損失無數。
黃炎培先生曾多次對黃萬裡講：「中國有歷史以來，從來沒有農民對不起統治者，只有統治者對不起農民。」希望他將來好好報效農民，一輩子為他們服務。面對江河氾濫給廣大農民造成的災難，黃萬裡哀民之痛，「改學水利，以拯農為己志」
1934年赴美留學改學水利。先後就讀於康奈爾大學、愛荷華大學和伊利諾大學，獲得土木工程碩士和水利工程學博士學位，是伊利諾大學工程院第一個獲博士學位的中國人。
黃萬裡發表的博士論文「一時轟動校園，為導師所稱讚」，也使他在美國水利學術界長期享有聲譽。
1953年被調至清華大學任教。在隨後的年間，他編寫了重要的學術專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學》。
反對三峽工程 70人與會僅1人敢言
1955年周恩來在北京主持討論蘇聯專家關於黃河的規劃，會上專家交口稱讚，唯有黃萬裡一人當面向周恩來提出不同意蘇聯專家的黃河規劃。
1956年5月黃萬裡在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上提交了《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直言不諱地批評「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違背科學精神，將造成惡果。
1957年6月，由中共總理周恩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學者和工程師在北京飯店開會，給前蘇聯專家提出的三門峽水庫方案提意見，談看法。
參加這次會議的所有專家學者，除了一位名叫溫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壩外，只有黃萬裡一人，從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蘇聯專家的規劃，其餘的人異口同聲，贊成三門峽大壩上馬。研討會開了10天，黃萬裡參加了7天，也辯論了7天，到最後，會議就成了以他為對像的批判會。
觀點不被重視，黃萬裡選擇折中：若一定要修此壩，建議勿堵塞六個排水洞，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但在施工時，蘇聯專家堅持按照原設計，將六個底孔全部堵死。大壩建成之後，水庫內泥沙大淤，才把這幾個洞重新開通。八個洞花掉八千萬！」
3000餘字的短篇被定為右派小說家
7天後黃萬裡被《人民日報》點名為「大右派」進行批判，繼而工資從二級教授降到四級教授。
人民日報在「什麼話」的欄目下，發表了黃萬裡的《花叢小語》，隨即連續發出了批判黃萬裡的文章，黃萬裡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知名的大右派。
6月19日，黃萬裡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被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麼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為標題發表。「什麼話」也被作為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
《花叢小語》僅是一篇3000多字的短文，它通過當時發生的一些事件：馬路翻漿、節制生育政策的反覆、三門峽水庫設計方案的確定等，指出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
就在毛澤東指責黃萬裡的詩詞是「什麼話」之後的日子裡，黃萬裡不顧自身遭受的政治厄運，在北京會議上舌戰群儒，繼續反對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
1958年，28日召開了批判反動小說「花叢小語」的作者、水利系教授黃萬裡反動言論的全校師生員工大會。雖然天氣酷熱，溫度達到了華氏九十五度，可是大禮堂、教室內、草坪上還是擠滿了感情激憤的師生員工一萬多人。
會上教授、學生、校工嚴厲攻擊黃萬裡的小說「花叢小語」和他所謂「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的言論。
時年46歲的黃萬裡，被剝奪了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力。子女升學也由此受到影響。而他長年被下放勞改，接受侮辱人格的批判，還要遞上一份份檢查。
黃萬裡曾經說「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一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再次提起黃萬裡的《花叢小語》和《賀新郎》這首詞。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師胡家博、李亞莉和當時的學生黨治國、李曉鳳、張錫彩等人，也因為黃萬裡辯護而被打為「右派」，特別是黨治國，受了很多苦，還差點被槍斃。
三峽開工 40億建設資金可救當時幾千萬中國人的命
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正式開工。
1960年9月，三門峽水利工程開始蓄水發電，運行不久庫區上游就出現大量泥沙淤積，渭河平原岌岌可危。此後三門峽大壩不得不兩次改建，被封住的八個底孔花掉八千萬被打開，計畫中的高壩大庫不得不改為蓄清排濁的低水頭徑流式發電的水壩。
工程總投資預算為13億元，而工程總結算時實際耗資達40億元。對於生活在2000年的中國人來說，這40億元並不是一個天文數字，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相當於四十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造價。
特別是從1959年以來，中國進入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經濟發展出現大倒退，一些農村出現餓死人現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三門峽工程跟原子彈試驗工程一樣，得到中央政府財政上的特別優先保證。
可以說，中國人勒緊了褲腰帶，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來支持三門峽大壩的建設。
建造三門峽大壩的水泥是從國外進口的，是用兩袋小麥換一袋水泥、一噸豬肉換一噸鋼筋換來的。如果把這40億元用來購買救災糧，至少可以獲得800億斤糧食，這些糧食足以挽救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後來三門峽大壩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錢，從來沒有做過披露。
整個三門峽工程造成的損失據估算不下百億（相當現在的一千億以上），還涉及到40多萬農民從渭河谷地被迫向寧夏缺水地區移民，其中15萬來回遷移十幾次，給他們造成了人生中難以想像的慘劇。
黃萬裡下放勞動改造九死一生
文革十年，黃萬裡的日子更艱難，甚至可以說是死裡逃生。他被驅趕到校園勞動，被剃陰陽頭，多次遭受鞭打出血，家裡被抄多次。不久全家三代被趕出家門，住到簡陋的集體宿捨每月隻發20元生活費。
但他從不自憐自艾，仍秉燈苦讀。他常對子女說：「現在城裡人都不工作了，我們都是靠農民養著哪！」
1966年8月上旬，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抄了黃萬裡的家。黃萬裡在自家後院被他們用帶著金屬扣的皮帶抽打後背。這時，鄰居一個十多歲男孩也混進來，用磚頭擊中黃萬裡的後腦杓。黃萬裡當時頭轟的一下又昏又疼，心想這下死定了。
幸虧主持打人的大學生立刻制止：「不許打頭部。」言下之意是可以打別的部位。後來紅衛兵把那男孩轟走，黃萬裡背部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留下一條條血痕。連續幾天不能躺，只能俯臥。
黃萬裡1958年被定為右派後就被送到密雲水庫勞改，與民工同住干打壘的半地窖裡，同干繁重的體力勞動，一到冬天就飢餓難忍。1960年大飢荒後才從水庫撤回，改為負責香山附近一個水文站的測量。他從一個受人尊敬的專業人士變成了政治上的賤民。
1969年，黃萬裡與清華大部分師生被下放去江西鯉魚洲「勞動改造」，這是一個因處於血吸蟲疫區而被廢棄的勞改場，不少人後來死於血吸蟲病，也有不少人死於肝硬化。
黃萬裡被工宣隊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被隔離審查，白天勞動，晚上開批鬥會，由於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務罪行」，工宣隊對他展開車輪戰，時間久了，他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了。最後，被鬥得神志恍惚的他，連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居然給大女兒黃且圓寫了封信，叫她幫助回憶。
1970年，黃萬裡在體力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下，終於不支中暑，在從農田回來的路上昏倒了。這時他顧不上血吸蟲，爬進農田旁的水溝裡，泡在水中，撿回一命。後來，他的病越來越重，覺得自己將不久於人世，1971年寫下七絕《夢吟絕筆》：「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絕廣陵散，枉費當年勞苦工。」
1971年，才從江西回到北京。但工宣隊覺得「太便宜了他」，僅僅在北京呆了半個月後，又被下放到三門峽水庫打掃廁所。
在清華大學三門峽基地，甚至被幼兒園孩子都被教唆來罵他為「大右派」、「大壞蛋」。在打掃廁所、輪番批鬥之餘。他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仍把心思放在如何治理黃河上。
1973年到1976年間，黃萬裡在被有關領導告知不准進行治黃研究的情況下，寫完了《論治理黃河的方略》。
從1957年被毛澤東打成大右派，歷經22年半的折磨，1980年2月，黃萬裡才等到右派「改正」的一天。他是清華右派中倒數第二個被改正的（最後一個是錢偉長）。
80年代上馬三峽工程，他一開始就反對，寫過好多文章，給每一個總理上書，寫他的意見，一直到他寫不動還在寫，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說，我只管寫，聽不聽、採納不採納是領導人的事。
1998年長江洪水後，黃萬裡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於是向系裡呈上書面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系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
幾十年來，黃萬裡一直上書，從幾任總書記，到幾任總理，持久不息。希望得到上層的支持，反敗為勝。然而他屢敗屢戰，最終由一個科學家，變成了一個思想家，變成了一個詩人。
一座大壩；一篇小說；一個右派；一本著作；一生執拗，構成了黃萬裡一生。有人說：黃萬裡的命運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他就是中國水利界的馬寅初、陳寅恪。
黃萬裡三峽工程預言十一種災難已成真
黃萬裡撰文指出：(長江三峽)造壩截斷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氾濫頻繁；下游停止造地，灘塗侵蝕。所以世界上有些國家已停止修建攔河大壩。例如:
1、巴西把原計畫在亞馬遜河上修建而未動工的25座水壩全部擱置起來。
2、在馬來西亞，全國人民反對修建40億美元的沙澇越巴昆大壩。
3、在印度，停建了已動工八年的賽倫特大壩。
4、在澳大利亞，取消了富蘭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壩的計畫。
為了發電，攔河築壩雖能利用水力，但會影響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們一般在源頭利用水力發電，不致產生顯著的害處，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發電。
第二，從經濟觀點來看，三峽大壩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長達17年；不如考慮改修許多個大中型50至100萬千瓦站，陸續修建，5年建成一個，年有所成而回收資金，經濟效益更為合算。
第三，從國防觀點說，大壩之成無異製造一弱點資敵。若使電廠被毀，則華中工業癱瘓；若使大壩被毀，則兩湖三江人民淪為魚鱉。
在三峽大壩決定修建後，黃萬裡預言：更多的水中漂游著的懸沙也部分沉積下來，堵塞住重慶港，斷絕航道。洪水時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帶，淹沒較兩縣更低窪之地，那裡人口數十萬，可能發生十倍於1983年7月底安康漢水之災，慘絕人倫。這就是長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壩的理由。若重來一個81年7月當地的洪水，則只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災。
如今，三峽蓄水後引發的地質災害，污染，水系失衡等問題猶如釣魚工程，越滾越多，已被外界稱為「世界最大爛尾工程」。
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黃萬裡教授沒有被邀請參加工程論證。黃萬裡數次給中央領導人和政治局，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家監察部寫信，痛述三峽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決策層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陳述為什麼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沒有答覆。
在三峽工程上馬的爭論過程中，黃萬裡還曾經說過：將來一定要在奉節的白帝城放四座鐵像，三男一女，讓他們向長江三峽跪著，向三峽請罪，向長江請罪，向子孫後代請罪。
如今三峽庫區清污成本和長江航運成本劇增，已是不爭之事實。
清華大學水利系張斗教授曾估計，治理三峽水庫水污染還需要花費3,000億元。三峽總公司曾宣佈，還將投入3.82億元保護珍稀魚類保護區。一些對三峽工程持不同意見的專家和科學家早就指出，三峽是一個「釣魚工程」。三峽工程最初向上報一很小數字，到後來不斷追加錢，沒完沒了。
水利專家王維洛說，當三峽工程運行三十年後，在論證報告上簽字的專家也不敢保證重慶港不被泥沙淤積。到那時再想拆除三峽大壩，泥沙淤積量超過40億噸，長江水無法將那麼多泥沙帶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三峽工程從上馬以來三峽周邊地區的生態惡化，以及地質災害頻發，三峽工程是禍不是福這點已越來越明顯。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