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那麼大，卻容不下杜斌寫的十幾本書。
在「盛世繁華」之下，在走向世界的奧運方陣之外，杜斌看見了一個個作為個體的人，被剝奪權利、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國人。
他讓外面的世界看到了通過CCTV看不見的面孔，看過他的照片的人都無法忘懷。
當大多數人選擇妥協與沉默，他記錄了那些敢於站出來捍衛自己權利的人，記錄了他們追求公正的勇氣與耐心。
他試圖將厚重塗抹的歷史撕開一角，讓我們看到不能不面對的真實歷史。
杜斌，1972年3月1日生於山東省郯城縣，現居中國北京。記者、作家、紀錄片製作人。曾任《紐約時報》攝影師，是近20年來在《紐約時報》發表新聞作品最多的華人記者。其新聞攝影作品在《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畫報等西方主流傳媒也都有發表。他曾被香港記者協會授予第14屆人權新聞獎「攝影特寫獎」，這是亞洲最有影響力的新聞獎項之一。
因拍攝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揭露馬三家勞教酷刑，以及寫作《天安門屠殺》揭露「六四」真相，2013年5月31日，杜斌在北京遭祕密抓捕，被關押37天之後保釋出獄。
杜斌2013年後出版的著作包括《牙刷》《天安門屠殺》《陰道昏迷》《馬三家咆哮》《上訪者》《冤鬼》等，其歷時10年收集資料的最新著作《長春餓殍戰》於2017年3月在台灣出版。
杜斌著《長春餓殍戰》，2017年3月台灣出版。（大紀元）
記者：您的作品中所記錄的一些事情，和中國官方媒體報導的相差很大，據說您被中共稱為「專門揭政府傷疤的人」。您敘述的都是真事嗎？您是如何得知信息的呢？
杜斌：可能有人很奇怪，說我這個人為什麼總是去寫去拍一些所謂中國的陰暗面？我覺得那所謂的陰暗面，那才是真實的中國，是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的、都忽視的那一面。
當然，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是通過看電視報紙知道，我開始也是這樣。而且，我過去曾經是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啊。1999年的時候，我就是在我們山東省發表新聞照片最多的一個人了，沒有第二個。那時我做的全都是正面新聞，那些東西，沒有新聞我都能給做出新聞來，對，就是那麼厲害。我的攝影作品曾經刊登在除《光明日報》之外的所有大陸報紙，幾乎比較重要的報紙全都刊登過。
後來我經常上網查資料，結果看看就打不開了，網頁被封鎖了。2004年，聽同事說有個叫無界瀏覽的軟件，翻牆出去就能看見外面的新聞，但她沒有給我，真遺憾啊。
後來一個美國報紙的翻譯，說她可以給我，我急不可待啊，要到後回家趕緊一鍵打開，一上網就翻出去了。以前看不了的都能看了！興奮得就想想還有以前什麼沒打開的。我一夜沒睡，翻牆！從此如獲至寶。我看到了國內看不到的「六四」、「法輪功」、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等等，震驚啊！不翻牆真是什麼都不知道啊！翻出去看到外面的中國消息以後，我才知道，我之前看到的中國根本就不是真實的中國。
看得越多心情越沉重。我覺得某些人的不尋常境遇，從一些細節上，就能看出中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自從看到另外一個中國以後，我就有事可幹了。我付出了我的生命裡幾乎所有的熱情。我去尋找，我看見。所以我寫的東西，都是我看到的、聽到的、我知道的，我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看見。
十多年中，我儘量都努力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否則，整天看著那些糟糕的事情，人就會崩潰的。所以我的狀態一直都很好。你看像我這樣子，也沒有家，什麼都沒有，現在連工作都沒有啦。但是我做的事情我覺得很值。
杜斌在北京永定河下拍上訪者的標語。（大紀元）
記者：在中國，很多知識分子也很是關心中國的一些問題啊，經常公開表態呼籲。但「法輪功」和「六四」這兩個問題在中國是「禁區」，幾乎是所有「公共知識分子」都不敢公開談及的，您卻都涉入了。您第一次涉入法輪功題材是什麼時候？
杜斌：因為我一直研究上訪者嘛，那是2004年吧，我翻牆。在明慧網上我看見一個人2000年上訪被駐京辦的抓住，腳後跟被切掉了一塊兒肉，後來給打死了。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竟然把一個人的腳後跟的肉給切掉了，就是因為他要上訪！
於是我去找了他妻子，在青島。有地址，有電話，但電話不敢打。去的時候我緊張得不得了，結果到那之後，家裡沒人。敲了半天門，沒人開門，我就走了，我走了二十米吧，他妻子回來了。我說明了來意，她說，小伙子，你別緊張，沒事兒，她很鎮定的。我說我很緊張，她說你別緊張，沒什麼事兒。於是到家坐了一會兒，拍了幾張照片。後來那個照片發表在香港的《民報》上。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法輪功這個群體。
直到現在，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都是這樣的：他們非常溫和，即使是講述自己遭受的酷刑，都好像在講別人的事一樣，也是非常平和的。我還是挺感動的，這是信仰的力量。
後來我接觸了一些法輪功學員，她們給我講述她們親歷的遭遇。我帶著耳機聽的時候，感覺沒什麼。等我整理的時候，我就有些心驚肉跳了。我才意識到這些東西一定會讓人震驚，這是中國勞教制度罪惡的一個歷史。能接觸到這些學員，太不容易了，靠的是她們對我的信賴，還有運氣。
2016年4月，法輪功修煉者、馬三家親歷者尹麗萍在美國華府聽證會上手舉杜斌著作，講述書中收集的法輪功學員遭受的各種酷刑，尤其是性迫害。（李莎／大紀元）
2014年，杜斌出新書《馬三家咆哮》，再揭馬三家的罪惡。（余鋼／大紀元）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攝影的？
杜斌：我九三年當兵，在部隊宣傳科就寫新聞報導了，當時有一個手動相機。九五年退役我在工廠宣傳科，每天下午下班時，我就把《經濟日報》、《人民日報》、《工人日報》那些個報夾子借來，晚上回去看，早上上班就送過去，我就這樣學習。我拍工廠的一些照片，拍完一張洗三十份兒，然後給各個大報刊投稿。因為我拍的角度好，有的報紙版面就需要，一不小心就發表了。當時縣委宣傳部有獎勵，我一領就是好幾千塊錢。
宣傳部知道我發稿子多，讓我給全縣的通訊報導員講課。講課的時候，有兩個新聞報導員，他們就覺得……肯定不高興啊：你，你一個工廠的工人，跑來給我們講課？……我坐在台上，他們在台下，在看一張花花綠綠的報紙。我一抬頭就能看見了，也不知是什麼報紙。我講完了之後，人都走了，那張報紙沒拿走，這就是《北京青年報》。那個字，那個標題，又大又綠，各種顏色的。我後來就把我的圖片就寄給這個報。沒有地址，那怎麼辦？地址：北京市，《北京青年報》。然後他們就讓我去北京上班啦。後來，我在北京一些報刊也幹過，後來，我就成了《紐約時報》的記者。
「做新聞記者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記者：您為什麼喜歡做一名記者呢？
杜斌：其實以前我也寫詩，後來我就認為不應該寫文學類東西了，我應該做一名新聞記者。
有一次我聽朋友說有個農村的貧困家庭，家裡的男主人給別人蓋房子，掉下去脊椎摔斷了，只能躺在床上。女主人種地，還有一個老奶奶，兩個女孩兒，一個男孩兒，三個孩子學習都非常好。我就跑了六七十公裡，去了他家。見了之後，我就說，我也沒有錢幫助你們，我想做個圖片故事，看看能不能幫你們一下。我不喝你們的水，也不吃你們的飯，我自己帶了礦泉水，我就來這一次。發表了之後，能幫助你們就幫助你們，不能幫助，我也就沒辦法了。
結果圖片發了七八家報紙，後來我聽說，他家收到2萬多塊錢的捐款，1999年，那時就很多了。沒想到，我跟他們家待一天，做了一篇文章，就幫了他們這一家人了。我特別驕傲，特別高興。因為我覺得做記者就是好。從那時我就發誓，我要做一名新聞記者，做新聞記者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但我一直對小人物的事情比較關心。
2014年，杜斌出新書《馬三家咆哮》，再揭馬三家的罪惡。（余鋼／大紀元）
奧運期間，《紐約時報》給我一個證件，要我去奧運館。我嚇壞了，因為我對體育是外行，最後沒讓我去。
那時氣氛特別緊張，滿大街都是戴紅袖章的。奧運會的時候我拍下了很多照片，比方說，拍在火車站被迫離開北京的農民工。明天就奧運會了，今天呢，農民工烏泱烏泱地被趕回家，給攆回去，離開北京，這個城市不歡迎你。
奧運會的時候，我還比較關注楊佳的事情，他家離奧運會場很近，那邊兒在狂歡，而楊佳在裡面關著，他的媽媽也失蹤了。
2010年世博會，我寫了《上海骷髏地》，它5月1號開幕，我4月27日出版了我的書。好多地方下了通知要查這書。後來我在網上看見了：好多地方，像濟南、江西、新疆等地的工商部門，往上面報材料，說根據上級的命令，要進行拉網式檢查，如果發現有人快遞以下的這些非法出版物，就要拒絕，其中就包括我的《上海骷髏地》，我在網上還找到了快遞公司的通知。
記者：您在美國的《紐約時報》工作，如果拍的照片不受中國政府歡迎，也會有問題嗎？
杜斌：嗯，有個事情。2008年法輪功學員於宙死在北京的一個看守所。這消息我們是從網上找到的，當時於宙的妻子已經被判刑了，從網上我們又找到了於宙的姐姐，聯繫後拍了一張於宙的五寸小照片，發在《紐約時報》了。
後來呢，聽說外交部把新聞記者叫過去了，訓了他一頓，說他寫什麼不能請律師啊、迫害死三千多人（法輪功學員）啊什麼的，就是不滿意吧……
只要你找中國通，對共產黨這幾十年幹的這些事清楚點，對不起，不讓你進來，拒簽。你做負面報導，對共產黨不利，它就限制你。
1976年中美建交以後，有些記者就可以在中國駐站了。平常監控很緊，只要和中國人接觸，比如你給中國人打電話約採訪，在你還沒去之前，官方就派人去了：你不能接觸，隨便找個理由就給你掐斷了。你見不到人……
2012年有個半島電視台的記者——華裔女記者，因為做了一個勞教方面的視頻報導，反響很大。政府不高興，最後這個記者被迫離開中國，後來半島電視台北京分社英文頻道關閉。
我接觸過幾個外媒記者，在見某個人或寫某篇報導時，都會先自我審查：見這個人或寫這篇文章，會不會令中共政府不高興？或將來在簽證上是不是會碰到麻煩？外國記者都想在中國寫出好新聞來建功立業，所以都小心翼翼地開展工作，不去激怒中共吧。（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唐睿）
在「盛世繁華」之下，在走向世界的奧運方陣之外，杜斌看見了一個個作為個體的人，被剝奪權利、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國人。
他讓外面的世界看到了通過CCTV看不見的面孔，看過他的照片的人都無法忘懷。
當大多數人選擇妥協與沉默，他記錄了那些敢於站出來捍衛自己權利的人，記錄了他們追求公正的勇氣與耐心。
他試圖將厚重塗抹的歷史撕開一角，讓我們看到不能不面對的真實歷史。
杜斌簡介
杜斌，1972年3月1日生於山東省郯城縣，現居中國北京。記者、作家、紀錄片製作人。曾任《紐約時報》攝影師，是近20年來在《紐約時報》發表新聞作品最多的華人記者。其新聞攝影作品在《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畫報等西方主流傳媒也都有發表。他曾被香港記者協會授予第14屆人權新聞獎「攝影特寫獎」，這是亞洲最有影響力的新聞獎項之一。
因拍攝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揭露馬三家勞教酷刑，以及寫作《天安門屠殺》揭露「六四」真相，2013年5月31日，杜斌在北京遭祕密抓捕，被關押37天之後保釋出獄。
杜斌2013年後出版的著作包括《牙刷》《天安門屠殺》《陰道昏迷》《馬三家咆哮》《上訪者》《冤鬼》等，其歷時10年收集資料的最新著作《長春餓殍戰》於2017年3月在台灣出版。
杜斌著《長春餓殍戰》，2017年3月台灣出版。（大紀元）
「不翻牆真是什麼都不知道啊！」
記者：您的作品中所記錄的一些事情，和中國官方媒體報導的相差很大，據說您被中共稱為「專門揭政府傷疤的人」。您敘述的都是真事嗎？您是如何得知信息的呢？
杜斌：可能有人很奇怪，說我這個人為什麼總是去寫去拍一些所謂中國的陰暗面？我覺得那所謂的陰暗面，那才是真實的中國，是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的、都忽視的那一面。
當然，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是通過看電視報紙知道，我開始也是這樣。而且，我過去曾經是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啊。1999年的時候，我就是在我們山東省發表新聞照片最多的一個人了，沒有第二個。那時我做的全都是正面新聞，那些東西，沒有新聞我都能給做出新聞來，對，就是那麼厲害。我的攝影作品曾經刊登在除《光明日報》之外的所有大陸報紙，幾乎比較重要的報紙全都刊登過。
後來我經常上網查資料，結果看看就打不開了，網頁被封鎖了。2004年，聽同事說有個叫無界瀏覽的軟件，翻牆出去就能看見外面的新聞，但她沒有給我，真遺憾啊。
後來一個美國報紙的翻譯，說她可以給我，我急不可待啊，要到後回家趕緊一鍵打開，一上網就翻出去了。以前看不了的都能看了！興奮得就想想還有以前什麼沒打開的。我一夜沒睡，翻牆！從此如獲至寶。我看到了國內看不到的「六四」、「法輪功」、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等等，震驚啊！不翻牆真是什麼都不知道啊！翻出去看到外面的中國消息以後，我才知道，我之前看到的中國根本就不是真實的中國。
看得越多心情越沉重。我覺得某些人的不尋常境遇，從一些細節上，就能看出中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自從看到另外一個中國以後，我就有事可幹了。我付出了我的生命裡幾乎所有的熱情。我去尋找，我看見。所以我寫的東西，都是我看到的、聽到的、我知道的，我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看見。
十多年中，我儘量都努力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否則，整天看著那些糟糕的事情，人就會崩潰的。所以我的狀態一直都很好。你看像我這樣子，也沒有家，什麼都沒有，現在連工作都沒有啦。但是我做的事情我覺得很值。
杜斌在北京永定河下拍上訪者的標語。（大紀元）
記者：在中國，很多知識分子也很是關心中國的一些問題啊，經常公開表態呼籲。但「法輪功」和「六四」這兩個問題在中國是「禁區」，幾乎是所有「公共知識分子」都不敢公開談及的，您卻都涉入了。您第一次涉入法輪功題材是什麼時候？
杜斌：因為我一直研究上訪者嘛，那是2004年吧，我翻牆。在明慧網上我看見一個人2000年上訪被駐京辦的抓住，腳後跟被切掉了一塊兒肉，後來給打死了。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竟然把一個人的腳後跟的肉給切掉了，就是因為他要上訪！
於是我去找了他妻子，在青島。有地址，有電話，但電話不敢打。去的時候我緊張得不得了，結果到那之後，家裡沒人。敲了半天門，沒人開門，我就走了，我走了二十米吧，他妻子回來了。我說明了來意，她說，小伙子，你別緊張，沒事兒，她很鎮定的。我說我很緊張，她說你別緊張，沒什麼事兒。於是到家坐了一會兒，拍了幾張照片。後來那個照片發表在香港的《民報》上。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法輪功這個群體。
直到現在，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都是這樣的：他們非常溫和，即使是講述自己遭受的酷刑，都好像在講別人的事一樣，也是非常平和的。我還是挺感動的，這是信仰的力量。
後來我接觸了一些法輪功學員，她們給我講述她們親歷的遭遇。我帶著耳機聽的時候，感覺沒什麼。等我整理的時候，我就有些心驚肉跳了。我才意識到這些東西一定會讓人震驚，這是中國勞教制度罪惡的一個歷史。能接觸到這些學員，太不容易了，靠的是她們對我的信賴，還有運氣。
2016年4月，法輪功修煉者、馬三家親歷者尹麗萍在美國華府聽證會上手舉杜斌著作，講述書中收集的法輪功學員遭受的各種酷刑，尤其是性迫害。（李莎／大紀元）
2014年，杜斌出新書《馬三家咆哮》，再揭馬三家的罪惡。（余鋼／大紀元）
「我要做一名新聞記者」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攝影的？
杜斌：我九三年當兵，在部隊宣傳科就寫新聞報導了，當時有一個手動相機。九五年退役我在工廠宣傳科，每天下午下班時，我就把《經濟日報》、《人民日報》、《工人日報》那些個報夾子借來，晚上回去看，早上上班就送過去，我就這樣學習。我拍工廠的一些照片，拍完一張洗三十份兒，然後給各個大報刊投稿。因為我拍的角度好，有的報紙版面就需要，一不小心就發表了。當時縣委宣傳部有獎勵，我一領就是好幾千塊錢。
宣傳部知道我發稿子多，讓我給全縣的通訊報導員講課。講課的時候，有兩個新聞報導員，他們就覺得……肯定不高興啊：你，你一個工廠的工人，跑來給我們講課？……我坐在台上，他們在台下，在看一張花花綠綠的報紙。我一抬頭就能看見了，也不知是什麼報紙。我講完了之後，人都走了，那張報紙沒拿走，這就是《北京青年報》。那個字，那個標題，又大又綠，各種顏色的。我後來就把我的圖片就寄給這個報。沒有地址，那怎麼辦？地址：北京市，《北京青年報》。然後他們就讓我去北京上班啦。後來，我在北京一些報刊也幹過，後來，我就成了《紐約時報》的記者。
「做新聞記者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記者：您為什麼喜歡做一名記者呢？
杜斌：其實以前我也寫詩，後來我就認為不應該寫文學類東西了，我應該做一名新聞記者。
有一次我聽朋友說有個農村的貧困家庭，家裡的男主人給別人蓋房子，掉下去脊椎摔斷了，只能躺在床上。女主人種地，還有一個老奶奶，兩個女孩兒，一個男孩兒，三個孩子學習都非常好。我就跑了六七十公裡，去了他家。見了之後，我就說，我也沒有錢幫助你們，我想做個圖片故事，看看能不能幫你們一下。我不喝你們的水，也不吃你們的飯，我自己帶了礦泉水，我就來這一次。發表了之後，能幫助你們就幫助你們，不能幫助，我也就沒辦法了。
結果圖片發了七八家報紙，後來我聽說，他家收到2萬多塊錢的捐款，1999年，那時就很多了。沒想到，我跟他們家待一天，做了一篇文章，就幫了他們這一家人了。我特別驕傲，特別高興。因為我覺得做記者就是好。從那時我就發誓，我要做一名新聞記者，做新聞記者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但我一直對小人物的事情比較關心。
2014年，杜斌出新書《馬三家咆哮》，再揭馬三家的罪惡。（余鋼／大紀元）
奧運期間，《紐約時報》給我一個證件，要我去奧運館。我嚇壞了，因為我對體育是外行，最後沒讓我去。
那時氣氛特別緊張，滿大街都是戴紅袖章的。奧運會的時候我拍下了很多照片，比方說，拍在火車站被迫離開北京的農民工。明天就奧運會了，今天呢，農民工烏泱烏泱地被趕回家，給攆回去，離開北京，這個城市不歡迎你。
奧運會的時候，我還比較關注楊佳的事情，他家離奧運會場很近，那邊兒在狂歡，而楊佳在裡面關著，他的媽媽也失蹤了。
2010年世博會，我寫了《上海骷髏地》，它5月1號開幕，我4月27日出版了我的書。好多地方下了通知要查這書。後來我在網上看見了：好多地方，像濟南、江西、新疆等地的工商部門，往上面報材料，說根據上級的命令，要進行拉網式檢查，如果發現有人快遞以下的這些非法出版物，就要拒絕，其中就包括我的《上海骷髏地》，我在網上還找到了快遞公司的通知。
記者：您在美國的《紐約時報》工作，如果拍的照片不受中國政府歡迎，也會有問題嗎？
杜斌：嗯，有個事情。2008年法輪功學員於宙死在北京的一個看守所。這消息我們是從網上找到的，當時於宙的妻子已經被判刑了，從網上我們又找到了於宙的姐姐，聯繫後拍了一張於宙的五寸小照片，發在《紐約時報》了。
後來呢，聽說外交部把新聞記者叫過去了，訓了他一頓，說他寫什麼不能請律師啊、迫害死三千多人（法輪功學員）啊什麼的，就是不滿意吧……
只要你找中國通，對共產黨這幾十年幹的這些事清楚點，對不起，不讓你進來，拒簽。你做負面報導，對共產黨不利，它就限制你。
1976年中美建交以後，有些記者就可以在中國駐站了。平常監控很緊，只要和中國人接觸，比如你給中國人打電話約採訪，在你還沒去之前，官方就派人去了：你不能接觸，隨便找個理由就給你掐斷了。你見不到人……
2012年有個半島電視台的記者——華裔女記者，因為做了一個勞教方面的視頻報導，反響很大。政府不高興，最後這個記者被迫離開中國，後來半島電視台北京分社英文頻道關閉。
我接觸過幾個外媒記者，在見某個人或寫某篇報導時，都會先自我審查：見這個人或寫這篇文章，會不會令中共政府不高興？或將來在簽證上是不是會碰到麻煩？外國記者都想在中國寫出好新聞來建功立業，所以都小心翼翼地開展工作，不去激怒中共吧。（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唐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