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軟埋》在大陸引發風波。自去年出版後，這部涉及中共土改運動的作品，獲得了媒體的普遍讚揚和讀者的認可。該書被指「具有強大的歷史穿透力和美學的豐富性」，作者方方被譽為「嚴肅的良心作家」。而另一方面，左派對這部作品發起了文革式批判和攻擊：「大毒草」、「嚴重的政治錯誤」、「美化地主階級」等定性謾罵不斷。還有人質問作協「還管不管創作導向」？
兩極的迥異評價，折射出深刻的意識形態之爭。今天，在自由浪潮席捲而來之際，在中共窮途末路之時，一部分左派人士仍然以「黨性」為導向，以中共的標準左右一切、衡定一切，足見紅色毒害之深。
《軟埋》究竟是顛覆了歷史，還是呈現了真相？土改以及中共的統治，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
《軟埋》聚焦女主人翁丁子桃的經歷，時間跨度五十多年。丁子桃原是鄉紳兒媳，在「土改」運動中，她的娘家人被殺，婆家集體自殺和軟埋（不入棺槨直接被泥土埋葬）。變故之後，丁子桃失去了記憶，靠給別人做保姆為生。生活雖然安定下來，可是昔日的噩夢卻始終纏繞於心。為了幫助她解開心結，丁子桃的兒子吳青林在探尋往事中發現，歷史的真相令人震驚和痛苦。於是，吳青林選擇逃避和遺忘。
據陸媒報導，丁子桃的原型，是方方一位朋友的母親。「軟埋」書名也源自她的故事。這位老太太患上老年痴呆症多年，但仍然多次明確地表達：我不要軟埋！因此，在她去世後火葬時，方方的朋友為母親準備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軟埋」一詞深深地觸動了作家方方。她以文章「我們不要軟埋」作為小說後記，其中提到了肉體的軟埋和時間的軟埋：「而一個活著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
小說關注的是一個丁子桃，而在現實中，成千上萬個「丁子桃」和他們的子女，兩代人的人生因「土改」而改變。多少人，因為「黨」發起的一場運動，失去了事業、親人和家庭，失去了自尊、希望、甚至生命。
在丁子桃的記憶裡，「軟埋」代表著死亡和恐怖。因此她說：「我不要軟埋。」而對於整個民族而言，拒絕軟埋，則需要找尋和記錄真相。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初期前後發動的第一場運動。土改消滅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摧毀了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九評共產黨》指出，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土改時常常召開鬥爭會，把地主富農押上臺，扣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則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份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被就地槍殺。
「美國之音」曾經發表《1949之後：土改何以要殺人？》，其中寫：「在土改時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內部參考》中報導說，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裡逼死7個人。在廣東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古大存在東江地區調查以後報告說，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自殺現象很嚴重，追挖底財顯得混亂。幹部有寧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個雇貧農，就不要緊。』」
2013年7月30日，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作家譚松，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譚松認為，土改設立所謂的「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據他介紹，積極參與土改的地痞流氓，為了向地主逼財，使出種種殘暴下流的手段，包括動用酷刑。一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
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土改總共殺死了約200萬「地主分子」。一位美國學者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關於土改帶來的創傷，方方寫道：「我小說裡寫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親經歷過的一段歷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鄰居的家人，無數無數，也都共同經歷過。他們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們背後家人的不幸卻幾近雷同。而株連到的子女們，亦都如前生打著烙印一般，活在卑賤的深淵之中。這些人數，延展放大開來，難以計算。當一個人成為『地富反壞右』分子，或成為『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那就意味著你的人生充滿屈辱。這種屈辱，從肉身到心靈，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方方對媒體表示，歷史學家、作家應當承擔起記憶的責任。她說：「我的這部小說，只是想通過人的命運或那些導致命運轉折的細微事件，來提醒人們，我們曾經經歷過什麼。」
譚松在2002年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歷史，走訪了12個縣市，訪問了400多個土改親歷者，最後完成一部36萬字的土改專訪錄。譚松表示，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
中國攝影記者李振盛累積十萬張照片，記錄了從「四清」到「文革」的荒誕運動史。他對「美國之音」記者說：「文革後來發展到我的親屬家裡發生被迫自殺的現象，包括我太太的父親；後來又發展到我也被批鬥了。當革命張開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兒女的時候，我還能擁護它嗎？我還能繼續歡呼嗎？所以，我記錄的軌跡就更加深了。」
李振盛表示：「如果說我此生有什麼成就可言，那就是我為世人留下了數以萬計的歷史碎片。敢於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稱得上是偉大的民族。」
在過去的68年裡，中共接連不斷髮動政治運動，為了鞏固政權，以「革命」的名義殺人、整人，以黨性泯滅人性。中共的統治史，充滿了謊言和暴力，製造恐怖、悲劇和災難。有人選擇忘記，是為了逃避苦痛。然而，忘記並不能抹掉過去，也無法改變暴政的殺人本質。
幾十年來，有許多學者、專家和普通的善良人，憑著勇氣和毅力，拼接起無數的歷史碎片。他們收集資料，走訪證人，撰寫著作，傳送訊息。真相，收錄在文字、數據、圖片、繪畫、電影和錄像中。這些記錄者，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風險，付出了不為人知的代價。他們的努力實踐，揭露邪惡，警醒世人。真相，不會隨風而逝。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兩極的迥異評價，折射出深刻的意識形態之爭。今天，在自由浪潮席捲而來之際，在中共窮途末路之時，一部分左派人士仍然以「黨性」為導向，以中共的標準左右一切、衡定一切，足見紅色毒害之深。
《軟埋》究竟是顛覆了歷史，還是呈現了真相？土改以及中共的統治，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
《軟埋》與軟埋
《軟埋》聚焦女主人翁丁子桃的經歷，時間跨度五十多年。丁子桃原是鄉紳兒媳，在「土改」運動中，她的娘家人被殺，婆家集體自殺和軟埋（不入棺槨直接被泥土埋葬）。變故之後，丁子桃失去了記憶，靠給別人做保姆為生。生活雖然安定下來，可是昔日的噩夢卻始終纏繞於心。為了幫助她解開心結，丁子桃的兒子吳青林在探尋往事中發現，歷史的真相令人震驚和痛苦。於是，吳青林選擇逃避和遺忘。
據陸媒報導，丁子桃的原型，是方方一位朋友的母親。「軟埋」書名也源自她的故事。這位老太太患上老年痴呆症多年，但仍然多次明確地表達：我不要軟埋！因此，在她去世後火葬時，方方的朋友為母親準備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軟埋」一詞深深地觸動了作家方方。她以文章「我們不要軟埋」作為小說後記，其中提到了肉體的軟埋和時間的軟埋：「而一個活著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
小說關注的是一個丁子桃，而在現實中，成千上萬個「丁子桃」和他們的子女，兩代人的人生因「土改」而改變。多少人，因為「黨」發起的一場運動，失去了事業、親人和家庭，失去了自尊、希望、甚至生命。
在丁子桃的記憶裡，「軟埋」代表著死亡和恐怖。因此她說：「我不要軟埋。」而對於整個民族而言，拒絕軟埋，則需要找尋和記錄真相。
土改真相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初期前後發動的第一場運動。土改消滅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摧毀了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九評共產黨》指出，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土改時常常召開鬥爭會，把地主富農押上臺，扣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則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份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被就地槍殺。
「美國之音」曾經發表《1949之後：土改何以要殺人？》，其中寫：「在土改時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內部參考》中報導說，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裡逼死7個人。在廣東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古大存在東江地區調查以後報告說，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自殺現象很嚴重，追挖底財顯得混亂。幹部有寧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個雇貧農，就不要緊。』」
2013年7月30日，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作家譚松，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譚松認為，土改設立所謂的「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據他介紹，積極參與土改的地痞流氓，為了向地主逼財，使出種種殘暴下流的手段，包括動用酷刑。一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
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土改總共殺死了約200萬「地主分子」。一位美國學者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關於土改帶來的創傷，方方寫道：「我小說裡寫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親經歷過的一段歷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鄰居的家人，無數無數，也都共同經歷過。他們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們背後家人的不幸卻幾近雷同。而株連到的子女們，亦都如前生打著烙印一般，活在卑賤的深淵之中。這些人數，延展放大開來，難以計算。當一個人成為『地富反壞右』分子，或成為『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那就意味著你的人生充滿屈辱。這種屈辱，從肉身到心靈，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記憶的責任
方方對媒體表示，歷史學家、作家應當承擔起記憶的責任。她說：「我的這部小說，只是想通過人的命運或那些導致命運轉折的細微事件，來提醒人們，我們曾經經歷過什麼。」
譚松在2002年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歷史，走訪了12個縣市，訪問了400多個土改親歷者，最後完成一部36萬字的土改專訪錄。譚松表示，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
中國攝影記者李振盛累積十萬張照片，記錄了從「四清」到「文革」的荒誕運動史。他對「美國之音」記者說：「文革後來發展到我的親屬家裡發生被迫自殺的現象，包括我太太的父親；後來又發展到我也被批鬥了。當革命張開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兒女的時候，我還能擁護它嗎？我還能繼續歡呼嗎？所以，我記錄的軌跡就更加深了。」
李振盛表示：「如果說我此生有什麼成就可言，那就是我為世人留下了數以萬計的歷史碎片。敢於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稱得上是偉大的民族。」
在過去的68年裡，中共接連不斷髮動政治運動，為了鞏固政權，以「革命」的名義殺人、整人，以黨性泯滅人性。中共的統治史，充滿了謊言和暴力，製造恐怖、悲劇和災難。有人選擇忘記，是為了逃避苦痛。然而，忘記並不能抹掉過去，也無法改變暴政的殺人本質。
幾十年來，有許多學者、專家和普通的善良人，憑著勇氣和毅力，拼接起無數的歷史碎片。他們收集資料，走訪證人，撰寫著作，傳送訊息。真相，收錄在文字、數據、圖片、繪畫、電影和錄像中。這些記錄者，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風險，付出了不為人知的代價。他們的努力實踐，揭露邪惡，警醒世人。真相，不會隨風而逝。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