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04日訊】轉眼就是1989·六四的28週年，當年的一名北京高中生，當天背著畫夾去課外輔導班，卻一整天被槍聲尾隨，過程中更目睹了鮮血淋漓的平板車和年輕學生的遺體。28年過去了，在當年這位少女的心中，永遠留有血色記憶。
以下為六四親歷者自述：血色星期天：一個北京高中生的「六四」親歷
「六四」那年，我正在北京市西城區一所高中讀書。不諳世事的我，不僅跟隨全校老師和同學參加了大遊行，也在六四當天無意之中見證了天安門事件的血腥。
我家住在西長安街民族文化宮附近，離天安門廣場大約3公裡。6月3日夜是個難以入眠的晚上。鞭炮般密集的槍聲不絕於耳，媽媽在聽美國之音，直到凌晨時分我才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聽媽媽說，槍聲一直到後半夜還在響。
那段時間，每週日，我都會去王府井附近中央美術學院的輔導班學畫。六四這天也不例外，我沒有想太多，背上畫夾、騎上自行車，就繞行民族宮北面的阜內大街，前去上課。
已經是8點多，從民族宮向北騎行，眼見負著傷亡者的平板三輪車從身邊疾行而過——他們正趕往人民醫院住院部。印象最深的是從一動不動的傷亡者身上淌下的鮮血，瀝瀝拉拉撒在路面上。醫院門口還有從其它方向趕來的板車。
到達空蕩盪的校園，只有兩三學友和我一樣「撲了個空」。在樓口聊了一會兒，我就騎上車子準備回家。當時的「老美院」，斜對面是協和醫院住院部。路過醫院大門，見到校尉胡同口有不少染血的平板車。後來看到材料說，那天協和醫院的停屍櫃都被死難者裝滿了。
穿過天安門廣場直接騎回家是不可能了，我決定繞行和廣場平行的前門大街以南的胡同。當時胡同裡還有很多市民一同向西騎。離天安門南側的正陽門還很遠，前方傳來一陣槍聲和鼎沸的喧嚷聲，疾疾的騎行人群隨之湧來，人人立即調轉方向往東。我也緊蹬幾下，怕被子彈射中後背。後來怎樣回到家的，已經不記得了。
到了下午，一直待在家裡的媽媽叫我和她上街轉轉。和億萬中國人一樣，從反右到文革，我生長的家庭，特別是媽媽和姥爺一直是挨整的對象——媽媽因受刺激而中輟學業，姥爺則蒙冤入獄多年，而媽媽的那份率真卻從未被磨去。
當時，民族宮南對面西長安街的南馬路上豎了不少灰色瓦楞板。走在馬路最裡側，又有很響亮的槍聲傳來，我和媽媽急忙躲進街邊一個院子的入口，關緊兩扇厚厚的木門，我還插上了門栓。靜等了十幾分鐘，完全聽不到槍聲，我們才趕緊出來往家走。我看到，路邊的瓦楞板上有些很大的彈孔，有的是連續的，不知是什麼時候打的。
民族宮一帶集中了好幾座中小學。6月5日週一停課，同學們都在傳說，臨近學校有個學生，在過馬路時被子彈打死了。
家姐當時在美國居住，六四當天恰好從北京搭機返美，落地後，立即被在機場等候北京來客的CNN記者攔下採訪。後來聽媽媽說，姐姐從此上了國安的黑名單，被監控多年。
當時電視裡播出所謂火燒軍車、把燒焦的軍人屍體掛在天橋等場面，說是暴徒所為，並不知道那是江澤民上位後的中共設計擺拍。
十年之後的1999年，中共發起的另一場暴力鎮壓拉開了序幕。當2001年央視播出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我——當年的那個未諳世事的高中生，正因為不放棄真、善、忍的信仰，被關在一所精神病醫院中。
面對央視播出的「新聞」，我還不知道，這起故伎重演的「世紀偽案」，三個月後就經國際教育發展組織調查認定為「國家恐怖主義」；我也未曾想到，針對善良民眾的這場更加史無前例的血腥迫害，才剛剛開始，並且延續了18年，一直到現在。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任浩）
以下為六四親歷者自述：血色星期天：一個北京高中生的「六四」親歷
「六四」那年，我正在北京市西城區一所高中讀書。不諳世事的我，不僅跟隨全校老師和同學參加了大遊行，也在六四當天無意之中見證了天安門事件的血腥。
我家住在西長安街民族文化宮附近，離天安門廣場大約3公裡。6月3日夜是個難以入眠的晚上。鞭炮般密集的槍聲不絕於耳，媽媽在聽美國之音，直到凌晨時分我才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聽媽媽說，槍聲一直到後半夜還在響。
那段時間，每週日，我都會去王府井附近中央美術學院的輔導班學畫。六四這天也不例外，我沒有想太多，背上畫夾、騎上自行車，就繞行民族宮北面的阜內大街，前去上課。
已經是8點多，從民族宮向北騎行，眼見負著傷亡者的平板三輪車從身邊疾行而過——他們正趕往人民醫院住院部。印象最深的是從一動不動的傷亡者身上淌下的鮮血，瀝瀝拉拉撒在路面上。醫院門口還有從其它方向趕來的板車。
到達空蕩盪的校園，只有兩三學友和我一樣「撲了個空」。在樓口聊了一會兒，我就騎上車子準備回家。當時的「老美院」，斜對面是協和醫院住院部。路過醫院大門，見到校尉胡同口有不少染血的平板車。後來看到材料說，那天協和醫院的停屍櫃都被死難者裝滿了。
穿過天安門廣場直接騎回家是不可能了，我決定繞行和廣場平行的前門大街以南的胡同。當時胡同裡還有很多市民一同向西騎。離天安門南側的正陽門還很遠，前方傳來一陣槍聲和鼎沸的喧嚷聲，疾疾的騎行人群隨之湧來，人人立即調轉方向往東。我也緊蹬幾下，怕被子彈射中後背。後來怎樣回到家的，已經不記得了。
到了下午，一直待在家裡的媽媽叫我和她上街轉轉。和億萬中國人一樣，從反右到文革，我生長的家庭，特別是媽媽和姥爺一直是挨整的對象——媽媽因受刺激而中輟學業，姥爺則蒙冤入獄多年，而媽媽的那份率真卻從未被磨去。
當時，民族宮南對面西長安街的南馬路上豎了不少灰色瓦楞板。走在馬路最裡側，又有很響亮的槍聲傳來，我和媽媽急忙躲進街邊一個院子的入口，關緊兩扇厚厚的木門，我還插上了門栓。靜等了十幾分鐘，完全聽不到槍聲，我們才趕緊出來往家走。我看到，路邊的瓦楞板上有些很大的彈孔，有的是連續的，不知是什麼時候打的。
民族宮一帶集中了好幾座中小學。6月5日週一停課，同學們都在傳說，臨近學校有個學生，在過馬路時被子彈打死了。
家姐當時在美國居住，六四當天恰好從北京搭機返美，落地後，立即被在機場等候北京來客的CNN記者攔下採訪。後來聽媽媽說，姐姐從此上了國安的黑名單，被監控多年。
當時電視裡播出所謂火燒軍車、把燒焦的軍人屍體掛在天橋等場面，說是暴徒所為，並不知道那是江澤民上位後的中共設計擺拍。
十年之後的1999年，中共發起的另一場暴力鎮壓拉開了序幕。當2001年央視播出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我——當年的那個未諳世事的高中生，正因為不放棄真、善、忍的信仰，被關在一所精神病醫院中。
面對央視播出的「新聞」，我還不知道，這起故伎重演的「世紀偽案」，三個月後就經國際教育發展組織調查認定為「國家恐怖主義」；我也未曾想到，針對善良民眾的這場更加史無前例的血腥迫害，才剛剛開始，並且延續了18年，一直到現在。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