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般人都知道有個「胡風冤案」，知道這是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製造的第一起最大的文字獄冤案。
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胡風曾寫長篇政治抒情詩，詩中充滿對毛澤東傾吐不盡的崇拜之情：
「毛澤東！毛澤東！ 中國大地最無畏的戰士 中國人民最親愛的兒子……」這首為毛澤東及紅色政權高唱讚歌詩叫「時間開始了」，當時被稱為「開國之絕唱」。
胡風肯定沒有想到，自己最後竟然死在他所崇拜的「偉人」手裡……
「胡風集團」文字獄的前奏
1. 關於《武訓傳》的批判
1951年2月，上海崑崙影業公司拍制的新片《武訓傳》在全國上演。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給中央領導人放映《武訓傳》。周恩來在胡喬木陪同下到場，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也來了。參加觀看的中央各部門領導人、夫人約有百餘人，場面熱烈。毛澤東和江青未到。
看完電影，朱德和編導孫瑜握手，說了一句：「很有教育意義。」2月26日，北京舉行《武訓傳》首映式，讚揚之聲不絕於耳，有的觀眾當場在影院感動得流了淚。北京的很多報紙都發表了影照與觀後感。
江青向毛澤東報告周恩來、朱德審片的情況，並指出《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曾是周恩來年輕時代的同學，周恩來、朱德一捧場，全國的報刊都在吹捧這部電影。江青的匯報和「這樣下去，文化領域的錯誤泛亂成災，管理大權旁落」的分析，毛澤東聽進去了，表示可以看看影片。於是江青下令中國電影公司華北管理處調片子給毛澤東。看後，毛澤東決心干預此事。
1951年5月20日，毛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名義發表，稱：「《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如果承認或容忍對這種「醜惡行為」的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中國歷史、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把反動宣傳認為是正當的宣傳」。 毛認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判斷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開展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它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為了證明毛澤東撰寫社論觀點的正確性，1951年6月，《人民日報》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武訓歷史調查團」，由李進（江青）負責，到山東武訓家鄉實地調查。江青寫的《調查記》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統治階級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是一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
通過毛澤東的社論和江青主持的調查，武訓的歷史完全被顛倒：一個行乞興辦義學的貧苦農民，被歪曲成了大債主、大地主。武訓早已去世，所以當時還沒有出現挖墓鞭屍的事情。但《武訓傳》的編劇、導演、演員、包括寫影評的、發表觀感的、宣傳《武訓傳》的報紙編輯等人，全部代武訓受過，統統受批判，寫檢討。
2. 如何評價《紅樓夢》的爭論
1953年5月，《文藝報》第九期介紹了紅學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說該書對《紅樓夢》「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成績。其它有價值的參考和研究也還有不少」。
山東大學學生李希凡、藍翎合寫了一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的文章，對俞平伯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們先寫信給《文藝報》，問能否對俞平伯這種權威學者的觀點進行批評，沒有答覆。後來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九月號上發表了這篇文章。李、藍文章主要是批評俞伯平說「《紅樓夢》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否定《紅樓夢》的反封建傾向」。
9月中旬，江青拿著《文史哲》第九期到人民日報社，要求《人民日報》轉載李、藍的文章。當時總編輯鄧拓認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礙難同意，建議請示中宣部，請《文藝報》或《光明日報》轉載。後來《文藝報》與《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目都轉載了此文。
一年以後，即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一文，長達近600字，將駁俞平伯的這兩篇文章下發給二十多人，要求閱讀，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做資產階級的俘虜。」並說，「《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伯平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正文之後，毛澤東又加了一段話：「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此信的信封上，毛澤東親筆註明：「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胡繩、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勳、何其芳」等「諸位同志閱。退毛澤東。」
11月14日，《南方日報》轉載了馮雪峰的檢討，毛澤東看到這篇檢討作了批註。馮檢討：「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毛批註：「限於古典文學嗎？」「應該說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馮檢討：「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旁註：「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檢討：「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毛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旁畫了粗線，批：「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1]
從1954年10月16日寫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到11月中旬批註馮雪峰檢討文章，毛的批評調子越來越高，口氣越來越嚴厲。
隨著批判深入，又轉向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各地報刊紛紛發表文章和社評。文化界、思想界、學術界、教育界等，總之凡是受過胡適學派影響較深的領域，都舉行了各種類型的座談會、討論會、批判會。一時間，形成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浪潮。
胡風寫三十萬言書
在廣為開展對胡適派思想批判的時候，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全國性批判也開始了。1955年1月26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發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
胡風是中國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三四十年代，在文藝理論觀點上，胡風同中共的一些文藝工作者周揚等人的意見分歧很大。他們之間爭論已久。
中共建政後，這些分歧爭論依然存在。周揚時任中共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主管文化藝術，有機會接近毛澤東。他把同胡風的矛盾與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結合起來，形成他個人的意見。如果毛澤東接受，就會成為中央領導的權威指示。
在中宣部發出批判胡風《報告》的前3年，1952年9月到12月，文藝界就已經開展整風，由周揚主持，先後開了4次文藝界的座談會，批判胡風文藝思想，胡風等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隨後，《文藝報》在1953年第2期、第3期，接連發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開批評胡風文藝思想。2月25日，參加座談會的青年作家張中曉寫信給毛澤東，說批評胡風的文藝思想，使他不理解，他感到壓抑和苦惱。
對林默涵、何其芳兩文中的觀點，胡風認為無法接受， 1954年3月至7月，胡風寫出長達27萬字稱30萬言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逐一作了反駁。繞過周揚，胡風當面交給分管文藝工作的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習仲勳，轉中共中央。胡風報告分三部分，集中對以周揚為中心的文藝方面的領導傾向提出比較系統的批評。他的基本看法是：「幾年以來，文藝實踐上的關鍵性問題是宗派主義統治，和作為這個統治武器的主觀公式主義（庸俗機械論）的理論統治。」[2]
10月，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兩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12月8日，周揚在聯席會議上作了總結性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這個發言稿事先經毛澤東看過，並作過些修改。發言中專有一部分，是：「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主要批評胡風關於《文藝報》宣傳庸俗社會學的觀點。
定性不斷升級：從反黨到反革命
1955年1月12日，毛澤東修改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說明時，稱胡風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1月15日毛澤東審閱周揚關於同胡風談話情況報告，批語改成：「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1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宣部向中央送報的《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時，加寫：胡風這種思想，「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於是1月到5月，文藝界集中開展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許多文章、發言斷章取義地上線上綱，肆意指責謾罵。
1955年4月，舒蕪為了交代和胡風的關係，交出了40年代胡風寫給他的幾十封私信。周揚要求舒蕪將信件分類整理摘編，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看後，親自為《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寫按語，按語和材料在5月13日《人民日報》上登出。按語指出：「從舒蕪文章所揭發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剝去假面，揭露真相，幫助黨徹底弄清胡風及其集團的全部情況。」
胡風和與他觀點相同的幾個人被定為「反黨集團」。
5月13日之後，全國性的「胡風集團分子」大搜捕開始。第二天上海緊跟，接著形成全國性運動，各地「胡風分子」幾乎全部被捕。第一個被捕的是牛漢。5月16日，胡風在家被拘捕。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逮捕胡風（因胡是全國人大代表，須人大常委會批准）。先逮捕後批准，這為以後幾十年的各種政治運動開了一個權力高於法律的先例。
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毛澤東修改按語和結束語，把胡風稱為「反革命」，指出：「反革命的胡風分子同其它公開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樣，他們是把希望寄託在反革命政權復辟和人民革命政權倒台的。」對胡風問題的定性，由「胡風反黨集團」，變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
此後發表第三批材料時，毛澤東共寫了17條按語，其中一條說：「自從漢朝的吳王劉濞發明了請誅晁錯（漢景帝的主要謀劃人物）以清君側的著名策略以來，不少的野心家奉為至寶，胡風集團也繼承了這個衣缽。他們在30萬字上書中只攻擊林默涵、何其芳、周揚同志等幾個人，說這幾個人弄壞了一切事。有些在階級本能上同情胡風的人，也照著這樣替胡風瞎吹，說什麼『這不過是周揚和胡風爭領導權的個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在肅清胡風分子和其它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這一點也是應當注意的。」
這裡，毛澤東把自己比做漢景帝，把周揚、林默涵、何其芳比做為皇帝出謀劃策的功臣晁錯，胡風同周揚等人的爭論，不再是文藝理論問題，而是吳王劉濞藉口清君側，篡奪皇權，反對毛澤東。
毛澤東在按語裡說：「他們是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3]
毛澤東把同意胡風文藝理論觀點的作家、記者、朋友、在胡風主辦的刊物發表作品的、和胡風通過信哪怕是一封信的、見過一次面的，統統冠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托洛茨基分子、反動軍官、共產黨叛徒」的罪名，組織批判鬥爭，把胡風以及和他通訊的2100餘人統統定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大多數人被投進監獄，判處徒刑。受牽連的有幾萬人之多，他們長期受到歧視和各種極其不公的對待。這是中共建政後首次最大的文字獄冤案。
「關死為止」
1965年11月，北京市中級（一說高級）法院判處胡風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六年，而此時胡風已被監禁了十年六個月。1969年他又被加判為無期徒刑。失去自由的胡風，曾不得已以絕食與自殘等方式抗爭，要求召開記者會，按法律程序進行審判等等。
胡風沒有反對過共產黨，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爭論：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魯迅思想？而這種「罪行」又上不了台面。法院在逮捕他十年半之後，宣布判他十四年徒刑時，曾經「依法」告訴他：他有權上訴、可以請辯護人。當時胡風說：「判我十四年，材料在哪裡呢？我為了維護黨的威信，不但不上訴，甚至都不願辯解，只是心安理不得。」
1956年11月27日，在中共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羅瑞卿說：「把胡風集團作為與美蔣密切聯繫的反革命集團是勉強一點，但這是毛主席親自定的，」「還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
文革中，胡風和夫人梅志由軍管部門派人押送，轉到四川廬山縣苗溪的勞改茶場，住進山上一處孤零零的小屋。在那裡夫婦還能生活在一起，一年多後，兩人被分開，胡風被關押在成都看守所，一度單獨囚禁。
1969年5月，十四年刑期已滿，胡風給軍管會打報告，要求出獄，答覆是：「關死為止」。
周揚「被揪出來」，讓胡風揭發
文革中，江青發明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在毛澤東支持下，她「率領群眾」又把周揚定為「30年代文藝黑線的頭子」揪出來，關進了北京郊區秦城監獄。
當時胡風正在四川省勞改農場服刑。他被管教幹部找去談話，說：「周揚被揪出來了，對他的問題，你可以揭發。」然後管教幹部就給他一張報紙，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寫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叫胡風參考，提高覺悟。
胡風說：「今天，周揚雖說被揪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文藝理論、尤其整個文化界的問題，可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必須做過細的工作，展開自由廣泛的討論，而不是靠一篇這樣大批判文章能得出結論的。像這樣批判周揚他們，是言過其實的。」胡風沒有落井下石，而且以德報怨。
其他參與整人的人後來也很慘，舒蕪揭發胡風有功，反右時卻在劫難逃；馮雪峰、艾青、丁玲這些反胡風的積極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反胡風運動的指揮陸定一、親自簽發逮捕令的羅瑞卿；追隨整胡風的一批積極分子林默涵、張光年、郭小川等，也都被一鍋端，進了「牛棚」遭批鬥。
撤銷判決與平反
毛澤東死亡兩年後， 1978年底，撤銷了對胡風無期徒刑的判決，宣布釋放胡風。此時胡風身心都已備受摧殘。
1979年，胡風對非法判決提出申訴。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複查報告的《通知》，有保留地承認：「『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雖然宣布「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但並不徹底。
曾經整過胡風，後來自己又被整的周揚，此時也平反復出。為了給胡風平反，周揚奔走於各個相關機構。拿到為胡風平反的文件，周揚到醫院看望胡風和夫人梅志，把平反的消息告訴他們。
最後的官方悼詞
1985年6月8日，被中共稱為「中國現代文藝家、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的胡風因病逝世，終年83歲。
但胡風的家人對1980年並不徹底的平反、尤其是當時的官方悼詞不服，胡風遺體在很長時間內並未下葬。
經家人力爭，1986年1月，中共公開撤消對胡風的政治歷史結論。1月15日，胡風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文化部部長朱穆之在悼詞中說，「胡風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並努力為文藝事業做出貢獻的一生。」此後中宣部起草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下發了為胡風平反《補充通知》（全部撤銷了1980年結論中三個政治性結論）以徵求意見。然而，由於1986年底出現政局動盪，胡耀邦下台，中宣部部長易人，《補充通知》延後到1988年發出。至此，胡風冤案終於徹底平反。而胡風已過世三年。
胡風冤案，牽連了上萬（一說十萬）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定為「成員」的2100多人，正式定為「集團分子」的78人（內有中共黨員32人），其中定為「骨幹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給予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處理的61人。胡風集團冤案，從1955年發起批判、定性到1988年徹底平反，其中經過許多複雜曲折過程，胡風夫婦和大批知識分子遭受了巨大苦難。
評述：
胡風入獄之後，精神就出現瘋癲狀態。據和他同在一個監牢的犯人回憶：「當時聽隊裡的衛生員悄悄講，胡風在和毛主席說話。他說：『毛主席，我沒反對過你，心都可以掏出來看……』」
長達近30年的監獄生涯中，胡風始終懷抱著對中共望眼欲穿，甚至感恩戴德的心態，希望中共為其平反昭雪。正是這種不覺醒使他遭受了更大的苦難。
注釋
[1] 毛澤東對馮雪峰《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一文的批註手稿，1954年11月。
[2] 胡風《胡風三十萬言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頁。
[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轉自《大紀元》
（編輯：桓宇）
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胡風曾寫長篇政治抒情詩，詩中充滿對毛澤東傾吐不盡的崇拜之情：
「毛澤東！毛澤東！ 中國大地最無畏的戰士 中國人民最親愛的兒子……」這首為毛澤東及紅色政權高唱讚歌詩叫「時間開始了」，當時被稱為「開國之絕唱」。
胡風肯定沒有想到，自己最後竟然死在他所崇拜的「偉人」手裡……
「胡風集團」文字獄的前奏
1. 關於《武訓傳》的批判
1951年2月，上海崑崙影業公司拍制的新片《武訓傳》在全國上演。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給中央領導人放映《武訓傳》。周恩來在胡喬木陪同下到場，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也來了。參加觀看的中央各部門領導人、夫人約有百餘人，場面熱烈。毛澤東和江青未到。
看完電影，朱德和編導孫瑜握手，說了一句：「很有教育意義。」2月26日，北京舉行《武訓傳》首映式，讚揚之聲不絕於耳，有的觀眾當場在影院感動得流了淚。北京的很多報紙都發表了影照與觀後感。
江青向毛澤東報告周恩來、朱德審片的情況，並指出《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曾是周恩來年輕時代的同學，周恩來、朱德一捧場，全國的報刊都在吹捧這部電影。江青的匯報和「這樣下去，文化領域的錯誤泛亂成災，管理大權旁落」的分析，毛澤東聽進去了，表示可以看看影片。於是江青下令中國電影公司華北管理處調片子給毛澤東。看後，毛澤東決心干預此事。
1951年5月20日，毛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名義發表，稱：「《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如果承認或容忍對這種「醜惡行為」的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中國歷史、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把反動宣傳認為是正當的宣傳」。 毛認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判斷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開展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它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為了證明毛澤東撰寫社論觀點的正確性，1951年6月，《人民日報》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武訓歷史調查團」，由李進（江青）負責，到山東武訓家鄉實地調查。江青寫的《調查記》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統治階級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是一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
通過毛澤東的社論和江青主持的調查，武訓的歷史完全被顛倒：一個行乞興辦義學的貧苦農民，被歪曲成了大債主、大地主。武訓早已去世，所以當時還沒有出現挖墓鞭屍的事情。但《武訓傳》的編劇、導演、演員、包括寫影評的、發表觀感的、宣傳《武訓傳》的報紙編輯等人，全部代武訓受過，統統受批判，寫檢討。
2. 如何評價《紅樓夢》的爭論
1953年5月，《文藝報》第九期介紹了紅學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說該書對《紅樓夢》「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成績。其它有價值的參考和研究也還有不少」。
山東大學學生李希凡、藍翎合寫了一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的文章，對俞平伯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們先寫信給《文藝報》，問能否對俞平伯這種權威學者的觀點進行批評，沒有答覆。後來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九月號上發表了這篇文章。李、藍文章主要是批評俞伯平說「《紅樓夢》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否定《紅樓夢》的反封建傾向」。
9月中旬，江青拿著《文史哲》第九期到人民日報社，要求《人民日報》轉載李、藍的文章。當時總編輯鄧拓認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礙難同意，建議請示中宣部，請《文藝報》或《光明日報》轉載。後來《文藝報》與《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目都轉載了此文。
一年以後，即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一文，長達近600字，將駁俞平伯的這兩篇文章下發給二十多人，要求閱讀，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做資產階級的俘虜。」並說，「《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伯平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正文之後，毛澤東又加了一段話：「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此信的信封上，毛澤東親筆註明：「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胡繩、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勳、何其芳」等「諸位同志閱。退毛澤東。」
11月14日，《南方日報》轉載了馮雪峰的檢討，毛澤東看到這篇檢討作了批註。馮檢討：「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毛批註：「限於古典文學嗎？」「應該說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馮檢討：「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旁註：「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檢討：「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毛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旁畫了粗線，批：「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1]
從1954年10月16日寫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到11月中旬批註馮雪峰檢討文章，毛的批評調子越來越高，口氣越來越嚴厲。
隨著批判深入，又轉向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各地報刊紛紛發表文章和社評。文化界、思想界、學術界、教育界等，總之凡是受過胡適學派影響較深的領域，都舉行了各種類型的座談會、討論會、批判會。一時間，形成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浪潮。
胡風寫三十萬言書
在廣為開展對胡適派思想批判的時候，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全國性批判也開始了。1955年1月26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發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
胡風是中國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三四十年代，在文藝理論觀點上，胡風同中共的一些文藝工作者周揚等人的意見分歧很大。他們之間爭論已久。
中共建政後，這些分歧爭論依然存在。周揚時任中共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主管文化藝術，有機會接近毛澤東。他把同胡風的矛盾與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結合起來，形成他個人的意見。如果毛澤東接受，就會成為中央領導的權威指示。
在中宣部發出批判胡風《報告》的前3年，1952年9月到12月，文藝界就已經開展整風，由周揚主持，先後開了4次文藝界的座談會，批判胡風文藝思想，胡風等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隨後，《文藝報》在1953年第2期、第3期，接連發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開批評胡風文藝思想。2月25日，參加座談會的青年作家張中曉寫信給毛澤東，說批評胡風的文藝思想，使他不理解，他感到壓抑和苦惱。
對林默涵、何其芳兩文中的觀點，胡風認為無法接受， 1954年3月至7月，胡風寫出長達27萬字稱30萬言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逐一作了反駁。繞過周揚，胡風當面交給分管文藝工作的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習仲勳，轉中共中央。胡風報告分三部分，集中對以周揚為中心的文藝方面的領導傾向提出比較系統的批評。他的基本看法是：「幾年以來，文藝實踐上的關鍵性問題是宗派主義統治，和作為這個統治武器的主觀公式主義（庸俗機械論）的理論統治。」[2]
10月，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兩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12月8日，周揚在聯席會議上作了總結性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這個發言稿事先經毛澤東看過，並作過些修改。發言中專有一部分，是：「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主要批評胡風關於《文藝報》宣傳庸俗社會學的觀點。
定性不斷升級：從反黨到反革命
1955年1月12日，毛澤東修改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說明時，稱胡風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1月15日毛澤東審閱周揚關於同胡風談話情況報告，批語改成：「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1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宣部向中央送報的《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時，加寫：胡風這種思想，「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於是1月到5月，文藝界集中開展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許多文章、發言斷章取義地上線上綱，肆意指責謾罵。
1955年4月，舒蕪為了交代和胡風的關係，交出了40年代胡風寫給他的幾十封私信。周揚要求舒蕪將信件分類整理摘編，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看後，親自為《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寫按語，按語和材料在5月13日《人民日報》上登出。按語指出：「從舒蕪文章所揭發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剝去假面，揭露真相，幫助黨徹底弄清胡風及其集團的全部情況。」
胡風和與他觀點相同的幾個人被定為「反黨集團」。
5月13日之後，全國性的「胡風集團分子」大搜捕開始。第二天上海緊跟，接著形成全國性運動，各地「胡風分子」幾乎全部被捕。第一個被捕的是牛漢。5月16日，胡風在家被拘捕。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逮捕胡風（因胡是全國人大代表，須人大常委會批准）。先逮捕後批准，這為以後幾十年的各種政治運動開了一個權力高於法律的先例。
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毛澤東修改按語和結束語，把胡風稱為「反革命」，指出：「反革命的胡風分子同其它公開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樣，他們是把希望寄託在反革命政權復辟和人民革命政權倒台的。」對胡風問題的定性，由「胡風反黨集團」，變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
此後發表第三批材料時，毛澤東共寫了17條按語，其中一條說：「自從漢朝的吳王劉濞發明了請誅晁錯（漢景帝的主要謀劃人物）以清君側的著名策略以來，不少的野心家奉為至寶，胡風集團也繼承了這個衣缽。他們在30萬字上書中只攻擊林默涵、何其芳、周揚同志等幾個人，說這幾個人弄壞了一切事。有些在階級本能上同情胡風的人，也照著這樣替胡風瞎吹，說什麼『這不過是周揚和胡風爭領導權的個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在肅清胡風分子和其它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這一點也是應當注意的。」
這裡，毛澤東把自己比做漢景帝，把周揚、林默涵、何其芳比做為皇帝出謀劃策的功臣晁錯，胡風同周揚等人的爭論，不再是文藝理論問題，而是吳王劉濞藉口清君側，篡奪皇權，反對毛澤東。
毛澤東在按語裡說：「他們是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3]
毛澤東把同意胡風文藝理論觀點的作家、記者、朋友、在胡風主辦的刊物發表作品的、和胡風通過信哪怕是一封信的、見過一次面的，統統冠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托洛茨基分子、反動軍官、共產黨叛徒」的罪名，組織批判鬥爭，把胡風以及和他通訊的2100餘人統統定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大多數人被投進監獄，判處徒刑。受牽連的有幾萬人之多，他們長期受到歧視和各種極其不公的對待。這是中共建政後首次最大的文字獄冤案。
「關死為止」
1965年11月，北京市中級（一說高級）法院判處胡風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六年，而此時胡風已被監禁了十年六個月。1969年他又被加判為無期徒刑。失去自由的胡風，曾不得已以絕食與自殘等方式抗爭，要求召開記者會，按法律程序進行審判等等。
胡風沒有反對過共產黨，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爭論：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魯迅思想？而這種「罪行」又上不了台面。法院在逮捕他十年半之後，宣布判他十四年徒刑時，曾經「依法」告訴他：他有權上訴、可以請辯護人。當時胡風說：「判我十四年，材料在哪裡呢？我為了維護黨的威信，不但不上訴，甚至都不願辯解，只是心安理不得。」
1956年11月27日，在中共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羅瑞卿說：「把胡風集團作為與美蔣密切聯繫的反革命集團是勉強一點，但這是毛主席親自定的，」「還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
文革中，胡風和夫人梅志由軍管部門派人押送，轉到四川廬山縣苗溪的勞改茶場，住進山上一處孤零零的小屋。在那裡夫婦還能生活在一起，一年多後，兩人被分開，胡風被關押在成都看守所，一度單獨囚禁。
1969年5月，十四年刑期已滿，胡風給軍管會打報告，要求出獄，答覆是：「關死為止」。
周揚「被揪出來」，讓胡風揭發
文革中，江青發明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在毛澤東支持下，她「率領群眾」又把周揚定為「30年代文藝黑線的頭子」揪出來，關進了北京郊區秦城監獄。
當時胡風正在四川省勞改農場服刑。他被管教幹部找去談話，說：「周揚被揪出來了，對他的問題，你可以揭發。」然後管教幹部就給他一張報紙，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寫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叫胡風參考，提高覺悟。
胡風說：「今天，周揚雖說被揪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文藝理論、尤其整個文化界的問題，可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必須做過細的工作，展開自由廣泛的討論，而不是靠一篇這樣大批判文章能得出結論的。像這樣批判周揚他們，是言過其實的。」胡風沒有落井下石，而且以德報怨。
其他參與整人的人後來也很慘，舒蕪揭發胡風有功，反右時卻在劫難逃；馮雪峰、艾青、丁玲這些反胡風的積極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反胡風運動的指揮陸定一、親自簽發逮捕令的羅瑞卿；追隨整胡風的一批積極分子林默涵、張光年、郭小川等，也都被一鍋端，進了「牛棚」遭批鬥。
撤銷判決與平反
毛澤東死亡兩年後， 1978年底，撤銷了對胡風無期徒刑的判決，宣布釋放胡風。此時胡風身心都已備受摧殘。
1979年，胡風對非法判決提出申訴。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複查報告的《通知》，有保留地承認：「『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雖然宣布「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但並不徹底。
曾經整過胡風，後來自己又被整的周揚，此時也平反復出。為了給胡風平反，周揚奔走於各個相關機構。拿到為胡風平反的文件，周揚到醫院看望胡風和夫人梅志，把平反的消息告訴他們。
最後的官方悼詞
1985年6月8日，被中共稱為「中國現代文藝家、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的胡風因病逝世，終年83歲。
但胡風的家人對1980年並不徹底的平反、尤其是當時的官方悼詞不服，胡風遺體在很長時間內並未下葬。
經家人力爭，1986年1月，中共公開撤消對胡風的政治歷史結論。1月15日，胡風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文化部部長朱穆之在悼詞中說，「胡風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並努力為文藝事業做出貢獻的一生。」此後中宣部起草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下發了為胡風平反《補充通知》（全部撤銷了1980年結論中三個政治性結論）以徵求意見。然而，由於1986年底出現政局動盪，胡耀邦下台，中宣部部長易人，《補充通知》延後到1988年發出。至此，胡風冤案終於徹底平反。而胡風已過世三年。
胡風冤案，牽連了上萬（一說十萬）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定為「成員」的2100多人，正式定為「集團分子」的78人（內有中共黨員32人），其中定為「骨幹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給予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處理的61人。胡風集團冤案，從1955年發起批判、定性到1988年徹底平反，其中經過許多複雜曲折過程，胡風夫婦和大批知識分子遭受了巨大苦難。
評述：
胡風入獄之後，精神就出現瘋癲狀態。據和他同在一個監牢的犯人回憶：「當時聽隊裡的衛生員悄悄講，胡風在和毛主席說話。他說：『毛主席，我沒反對過你，心都可以掏出來看……』」
長達近30年的監獄生涯中，胡風始終懷抱著對中共望眼欲穿，甚至感恩戴德的心態，希望中共為其平反昭雪。正是這種不覺醒使他遭受了更大的苦難。
注釋
[1] 毛澤東對馮雪峰《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一文的批註手稿，1954年11月。
[2] 胡風《胡風三十萬言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頁。
[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轉自《大紀元》
（編輯：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