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德山
編者按：通過延安整風，中共發明和試驗了一套整人模式，為中共建政後如何掌控國家、箝制民眾的思想，如何改造人性使之絕對臣服，積累了大量經驗。例如，霸占話語權宣傳洗腦、「引蛇出洞」、指鹿為馬、無中生有、欺騙詐供、恐嚇利誘、酷刑折磨、反省「坦白」、「現身說法」、檢舉揭發、通過發動群眾鬥群眾拉更多的人捲入運動充當共犯和替罪羊、不斷製造恐怖升級、先殺靈魂再殺肉體、採取激烈暴力手段達到目的後平反道歉、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篡改歷史……等等。這些經驗成為中共歷次運動的樣本，在其六十多年的統治中反覆使用，日趨精細完備。
逃亡蘇聯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延安整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延安整風是由毛澤東發起、操縱的，最終實現了他的預期目的：用毛澤東思想代替馬列主義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從共產國際手中奪取絕對領導權。
延安整風開創了中共以後歷次運動的模式，運動中所採用的學習、反省、考試、坦白、檢討、揭露、批鬥、挑動群眾鬥群眾、隔離、審查、甄別等方式成為中共歷次運動的樣板沿用至今，上演了一幕幕人間鬧劇、悲劇和慘劇，形成中共黨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內容。
延安整風將毛澤東定於一尊、捧上神壇，以毛澤東思想為所有人的思想、言行的指南，將人馴化為中共的馴服工具。
延安整風的餘孽至今尚存。
延安整風運動最恐怖的一幕，莫過於擴大到全黨的整肅──「搶救運動」，它最後演變成一場群體滅絕的殺戮。
1943年4月3日，在毛澤東授意下，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稱整風運動升級到要「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
4月28日，中共政治局開會決定成立「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劉少奇、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劉少奇為主任。
「四三決定」剛傳達時，中共號召參加整風的所有人大膽說話，以大民主的方式批評領導，揭露錯誤。延安各機關、學校紛紛召開民主大會，那些知識分子幹部受到鼓舞，在會上慷慨激昂，情緒激動，言辭激烈地批評領導的「官僚主義」、「壓制民主」、「特權思想」，有的人甚至在會場上聲淚俱下，泣不成聲。結果他們一個個都跌入早已為其設計好的陷阱，成了「反革命」、「特務分子」。
開始時，這些「反革命」、「特務分子」在批鬥中只承認自己有「缺點」、「錯誤」，拒不承認是「反革命」、「特務」。為了敲開被審問者的嘴，中共採用了諸多酷刑手段：
手段之一：疲勞戰，車輪戰。逼迫受審人員幾天幾夜不合眼，有的長達兩個星期。審問者輪番休息，以連續作戰的方式，使受審者神志昏迷，精神崩潰，取得口供。
手段之二：刑訊逼供。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的統計，在運動中曾採用坐老虎凳、壓槓子、打耳光、舉空甩地、五花捆綁、吊梁鞭打、拳打腳踢等二十四種肉刑。據延安地區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載：縣、區委書記都親自上陣毆打被審人員，縣書記打人有17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91人。
手段之三：餓飯。不給吃飯，或在飯裡加鹽，不給水喝。據李銳回憶，在邊區保安處，設「特字號」監房，收押「頑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給半碗飯，有的人曾餓過一個多月。
手段之四：心理恐嚇。如，假槍斃。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書記張維貞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逼迫承認河南省委是「紅旗黨」，遭他拒絕，就被拉到刑場假槍斃。
整人者還發明了被稱作「雷公劈豆腐」的整人模式，就是先集中迫害比較軟弱的人，然後再打擊那些堅強的人。許多受刑者在極大的心理和肉體傷害下，精神失常。
薄一波在1966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親眼看到的「搶救」慘狀：「有一件使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6、7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訴我：他們都是被『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4月12日，在八路軍大禮堂，召開了上千人參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會，被屈打成招的張克勤在會上作坦白報告，編造了自己當特務的過程。康生作大會動員報告，號召被搶救者向張克勤學習。會後，各機關、學校紛紛掀起「坦白」高潮。通過大會、小會、規勸會、鬥爭會、控訴會，造成聲勢，強迫延安各機關、學校黨員幹部進行坦白。截至7月9日，有450人坦白。
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召開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報告，宣布延安已逮捕200多人。之後，有12個人上台作了「坦白」。彭真在會上發言說，延安各機關敵情嚴重，內奸、特務不要錯過時機，應主動出來交代特務身分，爭取寬大處理。許多與會者嚇得面色蒼白，會場氣氛恐怖。
8月15日，中共頒布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肯定審幹肅奸工作取得的「成績」。宣稱此次審幹乃「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採取將一切特務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針，而是首長負責任，自己動手。[2]會後，搶救運動愈演愈烈，迅速遍及陝甘寧邊區。
中央直屬機關成為「搶救」重點。中央辦公廳當時有60餘名工作人員，這些人調入中辦時都受過嚴格的審查，但在搶救運動中，還是有十幾人被打成特務。《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總共有100多名工作人員，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占70％。中共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人中有170人被打成特務，以致一段時間延安總部與各地的電訊聯絡中斷。
延安抗大總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幹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務分子」602人，占總人數的57.2％。時任校長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道：「『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真是駭人聽聞。」
中央黨校第三部幾乎集中了當時在延安所有較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是「搶救」的重中之重，由彭真領導並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最後整體被打入另冊。
綏德師範是「搶救」運動的「模範」單位。1943年9月，綏師連續召開9天控訴坦白大會，在會上自動坦白者280餘人，被揭發者190餘人。一個14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16歲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殺人用的武器。綏師整風領導小組還「破獲」了一個「特務美人計」組織，據說這些女學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叫「美人計」，三年級叫「春色隊」。最後，綏師竟挖出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一個女學生在《我的墮落史》中寫道：「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發展有6歲的小特務」！
而行政學院除了一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過半數人也都是「特務」。
有史料稱，延安所屬各縣在「搶救」中，被挖出的「特務」共2463名；隴東地區外來知識分子幾乎99％被當作失足者「搶救」過。至於西北局系統的「搶救」人數，官方至今未透露具體數目。
據中共黨史資料記載，到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識分子總數有4萬多人，而《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披露，「1943至1944一年內，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務一萬五千人。」加之整風中整死的人數，被迫害人數難以統計。（未完待續）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33。
[2]同[1]，頁465。
（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轉自《大紀元》
（編輯：桓宇）
編者按：通過延安整風，中共發明和試驗了一套整人模式，為中共建政後如何掌控國家、箝制民眾的思想，如何改造人性使之絕對臣服，積累了大量經驗。例如，霸占話語權宣傳洗腦、「引蛇出洞」、指鹿為馬、無中生有、欺騙詐供、恐嚇利誘、酷刑折磨、反省「坦白」、「現身說法」、檢舉揭發、通過發動群眾鬥群眾拉更多的人捲入運動充當共犯和替罪羊、不斷製造恐怖升級、先殺靈魂再殺肉體、採取激烈暴力手段達到目的後平反道歉、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篡改歷史……等等。這些經驗成為中共歷次運動的樣本，在其六十多年的統治中反覆使用，日趨精細完備。
逃亡蘇聯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延安整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延安整風是由毛澤東發起、操縱的，最終實現了他的預期目的：用毛澤東思想代替馬列主義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從共產國際手中奪取絕對領導權。
延安整風開創了中共以後歷次運動的模式，運動中所採用的學習、反省、考試、坦白、檢討、揭露、批鬥、挑動群眾鬥群眾、隔離、審查、甄別等方式成為中共歷次運動的樣板沿用至今，上演了一幕幕人間鬧劇、悲劇和慘劇，形成中共黨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內容。
延安整風將毛澤東定於一尊、捧上神壇，以毛澤東思想為所有人的思想、言行的指南，將人馴化為中共的馴服工具。
延安整風的餘孽至今尚存。
駭人聽聞的群體滅絕——「搶救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最恐怖的一幕，莫過於擴大到全黨的整肅──「搶救運動」，它最後演變成一場群體滅絕的殺戮。
「引蛇出洞」
1943年4月3日，在毛澤東授意下，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稱整風運動升級到要「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
4月28日，中共政治局開會決定成立「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劉少奇、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劉少奇為主任。
「四三決定」剛傳達時，中共號召參加整風的所有人大膽說話，以大民主的方式批評領導，揭露錯誤。延安各機關、學校紛紛召開民主大會，那些知識分子幹部受到鼓舞，在會上慷慨激昂，情緒激動，言辭激烈地批評領導的「官僚主義」、「壓制民主」、「特權思想」，有的人甚至在會場上聲淚俱下，泣不成聲。結果他們一個個都跌入早已為其設計好的陷阱，成了「反革命」、「特務分子」。
精神和肉體的酷刑交替進行
開始時，這些「反革命」、「特務分子」在批鬥中只承認自己有「缺點」、「錯誤」，拒不承認是「反革命」、「特務」。為了敲開被審問者的嘴，中共採用了諸多酷刑手段：
手段之一：疲勞戰，車輪戰。逼迫受審人員幾天幾夜不合眼，有的長達兩個星期。審問者輪番休息，以連續作戰的方式，使受審者神志昏迷，精神崩潰，取得口供。
手段之二：刑訊逼供。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的統計，在運動中曾採用坐老虎凳、壓槓子、打耳光、舉空甩地、五花捆綁、吊梁鞭打、拳打腳踢等二十四種肉刑。據延安地區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載：縣、區委書記都親自上陣毆打被審人員，縣書記打人有17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91人。
手段之三：餓飯。不給吃飯，或在飯裡加鹽，不給水喝。據李銳回憶，在邊區保安處，設「特字號」監房，收押「頑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給半碗飯，有的人曾餓過一個多月。
手段之四：心理恐嚇。如，假槍斃。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書記張維貞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逼迫承認河南省委是「紅旗黨」，遭他拒絕，就被拉到刑場假槍斃。
整人者還發明了被稱作「雷公劈豆腐」的整人模式，就是先集中迫害比較軟弱的人，然後再打擊那些堅強的人。許多受刑者在極大的心理和肉體傷害下，精神失常。
薄一波在1966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親眼看到的「搶救」慘狀：「有一件使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6、7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訴我：他們都是被『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搶救」高潮：成千上萬知識分子被打成特務
4月12日，在八路軍大禮堂，召開了上千人參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會，被屈打成招的張克勤在會上作坦白報告，編造了自己當特務的過程。康生作大會動員報告，號召被搶救者向張克勤學習。會後，各機關、學校紛紛掀起「坦白」高潮。通過大會、小會、規勸會、鬥爭會、控訴會，造成聲勢，強迫延安各機關、學校黨員幹部進行坦白。截至7月9日，有450人坦白。
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召開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報告，宣布延安已逮捕200多人。之後，有12個人上台作了「坦白」。彭真在會上發言說，延安各機關敵情嚴重，內奸、特務不要錯過時機，應主動出來交代特務身分，爭取寬大處理。許多與會者嚇得面色蒼白，會場氣氛恐怖。
8月15日，中共頒布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肯定審幹肅奸工作取得的「成績」。宣稱此次審幹乃「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採取將一切特務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針，而是首長負責任，自己動手。[2]會後，搶救運動愈演愈烈，迅速遍及陝甘寧邊區。
中央直屬機關成為「搶救」重點。中央辦公廳當時有60餘名工作人員，這些人調入中辦時都受過嚴格的審查，但在搶救運動中，還是有十幾人被打成特務。《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總共有100多名工作人員，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占70％。中共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人中有170人被打成特務，以致一段時間延安總部與各地的電訊聯絡中斷。
延安抗大總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幹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務分子」602人，占總人數的57.2％。時任校長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道：「『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真是駭人聽聞。」
中央黨校第三部幾乎集中了當時在延安所有較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是「搶救」的重中之重，由彭真領導並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最後整體被打入另冊。
綏德師範是「搶救」運動的「模範」單位。1943年9月，綏師連續召開9天控訴坦白大會，在會上自動坦白者280餘人，被揭發者190餘人。一個14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16歲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殺人用的武器。綏師整風領導小組還「破獲」了一個「特務美人計」組織，據說這些女學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叫「美人計」，三年級叫「春色隊」。最後，綏師竟挖出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一個女學生在《我的墮落史》中寫道：「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發展有6歲的小特務」！
而行政學院除了一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過半數人也都是「特務」。
有史料稱，延安所屬各縣在「搶救」中，被挖出的「特務」共2463名；隴東地區外來知識分子幾乎99％被當作失足者「搶救」過。至於西北局系統的「搶救」人數，官方至今未透露具體數目。
據中共黨史資料記載，到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識分子總數有4萬多人，而《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披露，「1943至1944一年內，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務一萬五千人。」加之整風中整死的人數，被迫害人數難以統計。（未完待續）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33。
[2]同[1]，頁465。
（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轉自《大紀元》
（編輯：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