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03月04日訊】中共第十三屆全國政協會議3月3日開幕，標誌着中共兩會正式登場。在海外輿論聚焦北京修改憲法的同時，有分析指，與從憲法中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相比，輿論界更應關注的是曾經被鄧小平從憲法中刪除的「黨領導一切」的表述，或將再次被寫入憲法正文。
自從新華社在英文版透露了北京當局打算通過修改憲法，取消中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後，海外輿論界便一直圍繞這個話題討論得沸反盈天。
然而，就在中共兩會即將登場的前夜，總部設在北京的「海外」媒體多維發文表示，與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相比，媒體更應該關注的是，中共或將通過修憲，把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句話載入憲法正文。
報導說，這是自鄧小平在1982憲法正文中刪除「中共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之後36年來，中共再次將中共領導寫入憲法正文。
文章表示，估計這條修憲建議將在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而這個重大修改將對中國未來的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
據公開的資訊，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在中國大陸立足未穩，因此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還沒敢把類似「中共領導一切」的表述寫入其中。
但到了1954年中共主導下正式制定第一部憲法時，中共黨魁毛澤東就在制憲會議——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提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共雖然還是沒敢把這個說法堂而皇之地寫入憲法之中，但在其實際的統治當中已經把「黨領導一切」 奉為圭臬。
例如：1962年，掌握着中國最高權力的毛澤東，就曾多次在大型的會議上強調：「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
在毛澤東掌權的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都被囊括在「黨」的全面掌管之下，黨權的無限膨脹更日益演化為對個人獨裁的極端崇拜，最終衍生出「文化大革命」這場十年浩劫。
文革結束後，鑒於前車之鑒，重新掌權的鄧小平提出對中共的領導制度進行改革。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在政治報告和黨章中都沒有再提「黨領導一切」，而是對「黨的領導」有所限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
2000年1月，中共黨魁江澤民在退位交權前為鞏固自己的實權，又公開重提：「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但也沒敢把這個提法寫入憲法。
中共18大後，習近平再次提出類似說法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中共19大的政治報告則重申，中共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在十九大修改中共黨章時，當局把「黨是領導一切的」等說辭，也寫入了黨章之中。
當時海外有時政評論文章稱，「對於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來說，在黨章中第一次加入黨領導一切的條文，不只反映歷史，也反映執政合法性危機給新舊高層的壓力。」
現在，中共要把「黨領導一切」寫入憲法，自然也引起了海外時政觀察人士的關注與議論。
有觀點認為，鄧小平之所以要在1982年的憲法中刪除「黨是核心，必須擁護中共的領導」這幾句話，是因為他親眼見證了前黨魁毛澤東，利用寫入憲法的這幾句話就可以公然把所有與毛意見不同的人（包括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全部「合法」地劃入「反黨集團」而徹底打為「政治賤民」，並從此「不得翻身」。
時政評論員唐靖遠分析說，如今中共再次把「黨領導一切」寫入憲法，意味着以後誰反對「黨」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恐怕就不是簡單的意見不同或不守政治規矩的問題，而是直接違法違憲。這樣做等於是直接把「政治反腐」納入憲法，對於那些威脅到其現行統治的高官或中共黨內的幫派勢力，則無需僅靠複雜緩慢的經濟反腐去予以打擊，而是可以直接利用政治反腐迅速拿下對手。
事實上，在中共十九大結束後不久，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立下汗馬功勞的前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經於2017年11月7日在中共黨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開啟新時代踏上新征程》的政論文。
王岐山在這篇文章中重申了剛剛被寫入中共黨章的「黨是領導一切的」的論調，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的「最高政治原則」。同時，文章還直言：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一是結成利益集團，妄圖竊取黨和國家權力；二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搞非組織活動，破壞黨的集中統一。
該文並談及「果斷查處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嚴重違紀違法問題，剷除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聲言要防止利益集團「攫取政治權力」、「改變黨的性質」，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就是要「衝著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去」，「消弭政治隱患」雲雲。
王岐山的文章顯然在發出強烈政治訊號，顯示北京當局似早有部署要在「政治反腐」上大作文章，而北京當局如果通過把「黨領導一切」寫入憲法來進一步集權，中國必將面臨一個難以定論的局面。唐靖遠對此表示：就「反腐」來說，習近平將擁有更強力、更方便的「武器」，但一旦這種強權失控，很可能就是文革一言堂、政治帽子滿天飛的時代重演。
(記者唐迪綜合報導/責任編輯：明軒）
「黨領導一切」或將寫入憲法
自從新華社在英文版透露了北京當局打算通過修改憲法，取消中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後，海外輿論界便一直圍繞這個話題討論得沸反盈天。
然而，就在中共兩會即將登場的前夜，總部設在北京的「海外」媒體多維發文表示，與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相比，媒體更應該關注的是，中共或將通過修憲，把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句話載入憲法正文。
報導說，這是自鄧小平在1982憲法正文中刪除「中共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之後36年來，中共再次將中共領導寫入憲法正文。
文章表示，估計這條修憲建議將在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而這個重大修改將對中國未來的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
「中共領導一切」在中共政治風雲變幻中的地位
據公開的資訊，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在中國大陸立足未穩，因此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還沒敢把類似「中共領導一切」的表述寫入其中。
但到了1954年中共主導下正式制定第一部憲法時，中共黨魁毛澤東就在制憲會議——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提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共雖然還是沒敢把這個說法堂而皇之地寫入憲法之中，但在其實際的統治當中已經把「黨領導一切」 奉為圭臬。
例如：1962年，掌握着中國最高權力的毛澤東，就曾多次在大型的會議上強調：「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
在毛澤東掌權的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都被囊括在「黨」的全面掌管之下，黨權的無限膨脹更日益演化為對個人獨裁的極端崇拜，最終衍生出「文化大革命」這場十年浩劫。
文革結束後，鑒於前車之鑒，重新掌權的鄧小平提出對中共的領導制度進行改革。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在政治報告和黨章中都沒有再提「黨領導一切」，而是對「黨的領導」有所限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
2000年1月，中共黨魁江澤民在退位交權前為鞏固自己的實權，又公開重提：「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但也沒敢把這個提法寫入憲法。
修憲將強調「黨的領導」有跡可尋 時評人士關注
中共18大後，習近平再次提出類似說法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中共19大的政治報告則重申，中共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在十九大修改中共黨章時，當局把「黨是領導一切的」等說辭，也寫入了黨章之中。
當時海外有時政評論文章稱，「對於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來說，在黨章中第一次加入黨領導一切的條文，不只反映歷史，也反映執政合法性危機給新舊高層的壓力。」
現在，中共要把「黨領導一切」寫入憲法，自然也引起了海外時政觀察人士的關注與議論。
有觀點認為，鄧小平之所以要在1982年的憲法中刪除「黨是核心，必須擁護中共的領導」這幾句話，是因為他親眼見證了前黨魁毛澤東，利用寫入憲法的這幾句話就可以公然把所有與毛意見不同的人（包括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全部「合法」地劃入「反黨集團」而徹底打為「政治賤民」，並從此「不得翻身」。
時政評論員唐靖遠分析說，如今中共再次把「黨領導一切」寫入憲法，意味着以後誰反對「黨」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恐怕就不是簡單的意見不同或不守政治規矩的問題，而是直接違法違憲。這樣做等於是直接把「政治反腐」納入憲法，對於那些威脅到其現行統治的高官或中共黨內的幫派勢力，則無需僅靠複雜緩慢的經濟反腐去予以打擊，而是可以直接利用政治反腐迅速拿下對手。
事實上，在中共十九大結束後不久，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立下汗馬功勞的前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經於2017年11月7日在中共黨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開啟新時代踏上新征程》的政論文。
王岐山在這篇文章中重申了剛剛被寫入中共黨章的「黨是領導一切的」的論調，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的「最高政治原則」。同時，文章還直言：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一是結成利益集團，妄圖竊取黨和國家權力；二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搞非組織活動，破壞黨的集中統一。
該文並談及「果斷查處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嚴重違紀違法問題，剷除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聲言要防止利益集團「攫取政治權力」、「改變黨的性質」，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就是要「衝著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去」，「消弭政治隱患」雲雲。
王岐山的文章顯然在發出強烈政治訊號，顯示北京當局似早有部署要在「政治反腐」上大作文章，而北京當局如果通過把「黨領導一切」寫入憲法來進一步集權，中國必將面臨一個難以定論的局面。唐靖遠對此表示：就「反腐」來說，習近平將擁有更強力、更方便的「武器」，但一旦這種強權失控，很可能就是文革一言堂、政治帽子滿天飛的時代重演。
(記者唐迪綜合報導/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