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5)：經濟篇(下)

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第九章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下）

目錄

4.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2）計劃經濟是注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5.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6.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7.「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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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造了人，賦予人智慧和體力，也給了人通過付出勞動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生活狀態，讓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寫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這些權利自然也包含對財產的擁有權和支配權。

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明確表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這就是要實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違背天理、違背人性的奴役制。

美國反共運動先驅、思想家弗萊德‧施瓦茨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裡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訪問者在前蘇聯和美國的汽車廠進行的兩段問答。[3]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角落上停有三輛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的那幾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它們，不過其中一輛歸廠長用、一輛歸黨委書記用、一輛歸祕密警察用。」

同一個訪問者又來到了美國的一個汽車廠，問工人同樣的問題。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裡面停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國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上的那些汽車呢？」

工人答：「噢，那些車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故事很生動地展示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帶來的結果。在公有制下，各種資源被國家佔有，勞動成果也被國家佔有，因此，沒有任何激勵機制鼓勵人的積極性、創新精神，也沒有個人財富所有權帶來的負責精神。公有財產名義上是國家所有，為全體人民所共有，但在實踐中，必定是由特定個人和階層所有，最終形成特權人物與特權階層。

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產動力與活力，必然導致士氣低落、效率低下、過度浪費與生產倒退。從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到中國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再到柬埔寨、朝鮮，公有制帶來的是餓殍遍地，千百萬人死於人為的飢荒。

私有制符合人勞動求生的天性，如同順水推舟﹔公有制違背這種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惡，私有制有助於發揚人性中的「善」，促進人的勤勞和節儉，公有制則放大人性中的「惡」，加劇人的妒嫉和懶惰。

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文明的增長依賴於重視私有財產的社會傳統，這項傳統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擴展秩序。現代文明及其所有習俗和傳統會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發秩序，所以一切試圖控制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的系統的根本性行動（如社會主義）都存在致命的自負，注定會失敗。[4]

如果說私有制與自由不可分割，那麼公有制就與強制和極權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資源收歸國有，等於剝奪了百姓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奴隸。任何人都必須聽黨的指揮，任何與政權不一致的思想與聲音都可以通過經濟懲罰輕易扼殺，人們沒有任何辦法抵禦國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廢除財產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極權，它是共產魔鬼套緊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由此，人們徹底喪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產政權的邪惡道德標準行事。

有人說，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否則人類就打開了災難的大門。誠哉斯言。

在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強制性指令性計劃來進行，這與正常的企業計劃或個人計劃截然不同。

計劃經濟有著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彙集龐大的數據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產安排。而對一個國家，尤其是現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相關信息的數量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如前蘇聯物價局要制定2400萬種商品的定價。[5]對這麼龐大的信息的計算是不現實的，而社會與人本身的複雜性、變動性並不能通過統一的計劃經濟來解決。[6]即使採用現代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技術來處理這些天量信息，也面臨無法把人類思想活動納入輸入變數、無法獲得完備輸入變數的困境。

經濟學家米塞斯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著名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指出，由於沒有真正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7]

其次，計劃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靠權力來掌握各種經濟資源並決定如何運用這些資源，計劃過程中必然要求一個絕對的權力來發號施令，所有環節都充滿強制的因素，是一種權力經濟。權力經濟必然要首先滿足政府的需要、滿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當生產不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時，國家權力必定要踐踏與扭曲經濟運行，從而造成各種經濟問題。計劃經濟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權力扭曲經濟運作，注定要失敗。

計劃經濟和政治高壓是無法分割的一體。正因為國家計劃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發生問題時，也必然面臨來自民眾和政府內部的質疑。掌權者會因此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政治高壓」和「政治清洗」就變成了必然的結果。毛無視經濟規律，強行計劃出了個「大躍進」，結果導致三年大飢荒，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這成為他後來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

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惡果在中國國企現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近年來，大量國有企業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由於其對國民經濟的長期吸血，被稱為「殭屍企業」。據報導，中國有15萬家國有企業，除了石油、電信等國有壟斷企業，其他國有企業的盈利微乎其微，虧損嚴重。截至2015年末，它們的總資產佔據GDP的176%，總債務佔據GDP的127%，而盈利只佔GDP的3.4%。有經濟學家認為，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8]

與此同時，計劃經濟完全剝奪了經濟人的自由，由國家替他們進行強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質是把所有人都變成奴隸與機器，由共產邪靈掌控他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關進了無形的監獄，強行取締神給人的自由意志，改變神給人做的人生安排。這是共產邪靈經濟反神反天理的體現。

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夠創造價值。如果某公司的老闆今年投資1000萬美元，公司出售產品收入1100萬美元，那麼這100萬美元的利潤都是由公司的員工創造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不創造價值（公司的店面、貨物等生產資料也是由資本轉換而來），它只轉化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員工創造的價值（1100萬美元）高於公司的成本（包括員工的工資，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多出來的利潤100萬美元，就是員工創造的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被老闆無償佔有了。

馬克思於是宣稱，自己找到了資本家賺錢的「祕密」，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原罪──剝削。資本家投資辦廠、開公司當然要賺取利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剝削無產階級。剝削這種原罪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它屬於整個資產階級。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要消除這種剝削的罪惡，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把所有資本家的財產全部充公，建立一個公有制社會，實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劃分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也就是佔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和不佔有資本的無產階級。事實上，從古至今，各個階層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個階層之間的互相流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代一個「無產階級」，只要買股票擁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權，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如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這樣隨意轉化，這種劃分除了挑起鬥爭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另一方面，它通過一套精心設計的「理論」，欺騙人們用它編造的標準來替代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非善惡：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好壞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來衡量，而是用是否佔有資本來衡量。只要是資產階級就有罪，因為他通過資本剝削了無產階級（工人）。因為無產階級屬於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因此他們天然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無論他們如何對待資本家都可以趾高氣揚。這實質是把擁有財富變成了罪名、把搶劫財富變成了正義、把暴力搶劫合法化，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善惡，煽動人去作惡。共產黨在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一路搶地主土地、搶資本家工廠，甚至不惜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滅絕人性，最後搶劫全民財富，大搞國家恐怖主義，就是這種理論指導下造成的。而傳統的道德規範、信仰、聖人賢達，則都被打上「剝削階級」的黑印，變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對象。

馬克思的理論在經濟學界與哲學界都受到廣泛批評。[9]這裡僅舉數例說明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價值，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謬論。商品的價值並不是它的固有客觀屬性，很多時候是人類根據需求和供給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很多經濟學家都曾經研究過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片面的價值一元論不同，現在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參與創造價值的有多種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組織管理、投資風險等等。經濟活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涉及不同的生產環節、不同的生產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整個生產鏈都不可或缺，他們也都對創造「剩餘價值」作出了貢獻。

舉例來說，假如某資本家打算投資100萬美元僱用兩個工程師設計製造某款新玩具，同時又僱用了一個市場開發人員推廣這款玩具。兩年後玩具廣受歡迎，資本家大賺5000萬美元利潤。是這兩個工程師和市場開發人員投入了特別多的勞動時間，創造了這5000萬美元的所謂剩餘價值嗎？顯然不是。這款玩具能夠成功賺得千萬利潤是因為玩具的創意滿足了人們的需求。資本家的市場眼光、組織管理能力、冒險的勇氣等等也都構成了這款玩具的價值來源。如果我們假設這款玩具的創意是來自於其中一個工程師，那麼5000萬美元利潤是資本家無償佔有了工程師的創意所帶來的剩餘價值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工程師如果認為他的創意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價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場中這種競爭最終會達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潤的公司。此外資本回報具有滯後性（兩年之內資本家必須節省花費，不能消費這筆錢），也屬於投資者的付出，得到額外回報也是正常的，這和出借錢會得到利息是一個道理。

參與決定商品價值的還有很多「偶然」因素，這種「偶然」因素只有在傳統信仰和傳統文化的參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某些情況下，價值的產生和消失可以完全與所謂的社會勞動無關。今天價值千萬美元的一顆鑽石，在五千年前因為沒有社會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從祖父那裡繼承的一塊荒地，可能因為附近興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發現了稀土礦藏而突然增值百倍。這裡價值的增加並沒有包含任何人的勞動。這種飛來的巨額財富有時也被稱作Fortune（財富），包含了傳統東西方文化中認為財富是神給予人的恩賜這樣的正統理念。

為了論證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馬克思炮製了以剩餘價值為基礎的剝削論，把人們通過正常經營致富的經濟活動變成了負面的不道德行為，把恨灌注其中，煽動人去打碎現有的一切經濟秩序與經濟制度。

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其實是利益共同體，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是你活我也活的關係，馬克思刻意把他們之間的矛盾絕對化、極端化、無限誇大化，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其實，資本家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工人當中也是如此。經濟活動中，真正應該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壞、傷害正常經濟運作的人，評判的依據應該是其道德品質與行為，而不是財富地位。

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與地位。工人可以通過財富積纍成為投資者，投資者也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變成無產者，社會就是在不斷變動著，如同江河裡的浪濤一樣流動。勞工與投資者在現代社會的角色經常互換，或同時兼具兩種角色。他們把共同創造的利潤投入生產，提供就業機會，增加社會財富，造福廣大民眾。就連美國工會運動的創始人都說：「對於勞工能犯下的最壞罪行就是沒有利潤的公司。」[10]

「剩餘價值論」這個荒唐的理論，把土地所有者、資本家的正常經營活動貼上了「剝削」的標籤，煽動起無數仇恨和鬥爭，吞噬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共產主義宣揚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顯得非常冠冕堂皇，讓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則是勾起人的恨與妒嫉。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上，不能容忍別人比自己富有、日子過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輕鬆、條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應該有，你能得到的我也應該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體現在至少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發生在人們尚未處於「平均」狀態的時候，挑起人對自己經濟地位的不滿是魔鬼煽動仇恨的靈丹。它激發人的非分之想，別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過不正當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極端情況下毀壞他人財物，用不法手段謀財害命，最惡的則是發動暴力革命。

馬克思為了挑起人的不滿，把社會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劃分為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在農村是地主和農民，在城市是資本家和工人，讓人們出於妒嫉而去仇恨對立的一方，讓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農民窮，怎麼辦？搶！地主憑甚麼富，要富大家一樣富。於是，中共號召農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強搶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殺掉，還要斬草除根。共產黨首先煽動游手好閑的地痞流氓來鬧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1]接著強迫所有農民都起來與地主進行階級鬥爭，數百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二是主要發生在基本處於「平均」狀態的群體裡。有甚麼好處大家均攤，誰出頭就打擊誰，做多做少一樣，做與不做都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人人都一樣，然而人的個性、智力、體力、道德水準、職業、分工、教育、生活環境、吃苦耐勞的程度、創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樣，對社會的付出也不一樣，怎麼能夠追求結果一樣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產主義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國古人說：「天道酬勤」，上天會按照每個人付出的努力，給予相應的酬勞。絕對平等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絕對平均主義之下，做好做壞一個樣，勤勞懶惰一個樣。懶人變相受到照顧，勤勞有能力的人被變相懲罰，甚至被怨恨和仇視，每個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齊，形成「經濟向下拉齊」的畸形現象。這實際是要每個人都變懶，都等著別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車佔便宜，或者不勞而獲，或者去拿別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沒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齊」的現象。

驅動「絕對平均主義」的恨和妒嫉是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毒根。人性中善惡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說，東方文化講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現為善良、能吃苦、能為別人著想﹔魔性表現為自私、懶惰、妒嫉、惡毒、強取豪奪、挑撥是非、煽動造謠、仇恨、發狂、淫蕩、暴虐、草菅人命、不勞而獲等等。共產經濟故意激發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貪婪、怠惰等惡的因素，讓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拋棄千百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來，把人性中最壞的東西激發出來，成為共產革命的原始驅動力。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道德是人類繁榮的基礎。對那些普遍道德規範的遵守，「是我們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如果它們沒有深入人心，我們的社會就會在瞬間崩潰。」[12]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認為，經濟繁榮與道德併肩而存。只有人們在經濟中按照道德原則行事，自由市場與經濟才能良好運轉。他寫道：「如果我們能堅持遵循被我稱之為『首要原則』的信條，那些成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道德與價值觀……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永無止境。」[13]

絕對平均主義在世界各國帶來的惡果並不令人意外。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是通過國家政權來搶奪屬於他人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強化了魔鬼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惡感，強化了他們無償佔有帶來的洋洋自得的滿足感，這正是魔鬼誘惑人的地方。

在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影響下，西方社會轟轟烈烈呼喚「社會公正」，出現「最低工資制」、「糾偏行動」、「同工同酬」等訴求。這些訴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結果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共產邪靈因素，人們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魔鬼的陷阱。

這些訴求的鼓動者背後的魔鬼其實並不關心那些弱勢群體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這些運動煽動不滿。如果做成了就得寸進尺，提出新的平權訴求，永遠沒有盡頭。如果沒做成，就把它當成公共輿論戰，繼續煽動不滿，加強人們的平權觀念，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由於邪靈煽動不滿是在多個領域、以多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旦這些不滿發生共振，同時爆發，就將為更大的社會動盪和革命作好準備。背後的操縱者總是能夠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勢的一部分，然後要求經濟上的平等，這個過程可以一直重複下去，不達到「絕對平均」絕不罷休。那些所謂「社會公正」的訴求，成為邪靈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西方自由國家在共產邪靈的操縱下被共產主義蠶食，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實踐中，那些具體措施往往又事與願違，本要保護的對象反而遭到歧視和打擊。比如最低工資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權利，但卻導致很多工廠考慮成本太高而不再僱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業。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不斷積纍攀升的過程。如果一味強調最低工資，事實上是剝奪了人們通過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的訓練走向報酬更高的職位的機會。工資水準一刀切既違背經濟規律，也導致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再如經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為藉口，要求社會改革。他們援引統計數字，聲稱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資低於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資，而女性的平均工資也低於男性的平均工資，這種收入差異是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結果。事實上，這種籠統的比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個類別中比較，結果會完全不同。有學者研究發現，男女雙方教育水準都是大學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類白人家庭高。[14]只不過這樣的黑人家庭比例較小，所以會看到總體平均工資的種族差別。這種同類比較本來是常識，但是當共產邪靈在背後煽動鬥爭的時候，人們卻表現出選擇性的失明。

邪靈並不關心弱勢群體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號把人類帶上共產之路和毀滅之途。

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如今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會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來自稱幫助工人階級「謀福利」的工會，為何反而成了損害工人利益的罪魁？這一點我們從工會的歷史和「使命」發展演變來看就很清楚。

工會起初是由無技術和低技術勞工自發成立的組織，與資方進行談判，某種程度上幫助調節、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共產邪靈則把工會作為推行共產主義運動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論述工會問題時很明確地提出：「爭取工資高、工作時間短的鬥爭，以及今天的工聯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是一種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達到一個更高目的的許多手段中的一種，這個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廢除僱傭勞動制度。」[15]

列寧認為，建立工會和爭取工會的合法地位，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方法，「工會將成為黨的支柱和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寧還提出，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建立起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日常的工作說服群眾，說服他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16]

在19世紀中後期，共產主義和左翼勢力利用工會煽動工人大規模罷工，有時提出苛刻要求，甚至採用暴力手段，搗毀機器、廠房等，成為共產主義運動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共產邪靈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才能從亂中取利，混水摸魚。

1905年10月，俄國工人舉行全俄政治大罷工，參加人數達170多萬，使全國經濟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是更激進的工會組織，被列寧稱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將成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說，1917年十月政變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起源於工會組織。[17]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也被共產邪靈廣泛滲透和利用。工人與資本家本是共生關係，共產邪靈則要拚命挑起、擴大、激化他們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工會。工會把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上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強化固化這種對立關係，並以此為自身的存在製造合法性。為此，不斷煽動工人的不滿，指責資本家的問題，製造矛盾挑起衝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訣。

工會也許可以讓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從長遠的經濟利益看，被共產主義主導的工會運動最大的犧牲品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為如果資本家的企業被整垮了，損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會是在給工人爭取更多好處，但是卻讓企業失去競爭力。具體來說，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工會以維護工人權益為藉口，使得企業很難解僱不好好工作、業績不好的員工，無形中助長懶惰、不思進取的風氣，這對於好好工作的員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擊其積極性。公司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員工，工會為不良員工提供保護傘的做法長期看會使企業失去競爭力。

第二，工會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為藉口，不斷推高公司負擔，最終導致公司被迫降低研發投入，從而降低其競爭力，或者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研究指出，這就是為甚麼沒有工會的豐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車，而有工會的底特律美國汽車廠卻無法與之相比。[18]

美國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埃德溫‧費爾納（Edwin Feulner）評價工會「如同掛在公司脖子上的沈重負擔──讓公司失去靈活性，不能明智地對變化的市場需求做出反應」。[19]

上述情形因工會壟斷了勞動力市場而變得更加嚴重。它可以對企業決策施加很大的影響，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時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業不滿足其要求，工會就會採用各種手段「鬥爭」，包括罷工抗議和煽起社會運動，讓企業難以應付，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聯合汽車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工會，他們常常組織工人罷工。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工會讓工人的工資加福利達到每小時70美元，結果使美國汽車製造業幾乎破產。[20]

由於工會引起的企業競爭力降低，最終會導致工作機會減少。從1977年到2008年，有工會存在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損失了75%，而沒有工會的製造業工作反而增加了6%。製造業之外的情況也類似。以建築行業為例，美國的建築行業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處於增長狀態，沒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來增長了159%，而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機會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會是共產主義邪靈在企業內部搞平均主義的工具。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工會要求企業按照每個員工的工作年限（相當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齡」）獲得相應的工資，而不看員工對企業的貢獻以及工作表現。工會的最終效果是壓低工作效率高的員工工資，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員工工資。[22]這與共產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一脈相承，等於在員工中重新分配財富，只不過是在企業範圍內實施而已。這種對企業內部決策的干涉和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際上是對自由市場的破壞。其硬性宣傳的給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終造成的往往是對企業的傷害、對經濟整體的傷害。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儘管大多數工會家庭都不贊成美國工會，但他們不贊成的主要原因從未被工會媒體或工會大會討論過。[23]

從各個方面講，真正勤勤懇懇工作的工人，反而成為了犧牲品，而共產邪靈在工會的運作中成了大贏家。從根本上，共產邪靈是要利用它長期漸進地摧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人類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工會、在「進步運動」指導之下的工會，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類似於一個盈利的大公司，領導層有巨大的個人利益在裡面，腐敗現象常被人詬病。[24]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左派在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做鬥爭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會正義」、要求「公平」，造成龐大的福利負擔，對美國製造業、服務業、教育、政府部門的改革與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礙。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它會蟄伏起來，時機成熟時就會赤膊上陣，製造大的社會運動。工會是共產魔鬼在自由社會安插的一顆釘子。

雖然共產主義理論充滿漏洞與自相矛盾，但很多人還是被欺騙誘惑，因為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理人馬克思等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產主義的天堂美景，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這套說辭包括，「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社會成員「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統治階級，沒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發展﹔人們過著美妙無比的幸福生活。這套騙人的說法當初曾經吸引了很多世人為之奮鬥﹔現在的不少西方人，沒有過在共產極權國家裡生活的慘痛經歷，不免一廂情願地心懷幻想，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煽風點火。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所有設想，都只是空想。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產品將極大豐富。但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需求也是無止境的，在人類有限的知識、有限的工作時間與地球有限資源的制約下，緊缺和匱乏是常態、是必然的。這也是所有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出發點。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限制，人們就不必去探討甚麼樣的生產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隨意浪費，因為社會產品有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道德水準極大提高。但人善惡同存，道德水準的提高需要正統信仰和價值觀念的引導與個人的努力修為。馬克思主義宣揚的卻是無神論和階級鬥爭，把人惡的一面無限放大。人們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來維護暴政、誤導世人，反神、排神，使人們離神越來越遠。當人們沒有了對神的正信、沒有了自我約束時，道德只能急劇下滑。此外，馬恩列斯毛，個個是暴君，狂妄、淫亂、毫無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準極大提高，更無異於緣木求魚、天方夜譚。

馬克思主義也宣稱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闡述的，共產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權力是資源配置的基礎，而極權主義的權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資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都看到了特權階級、貧富懸殊以及政權對普通百姓的壓迫。

馬克思主義欺騙人說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社會主義是權力經濟，一切都看權力的指揮棒起舞，社會成員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根本不可能各盡所能。而人的需要是無窮盡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無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東西，何況是普通人呢？連產品極大豐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產邪靈也騙人說要讓「社會成員的才能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聲稱，分工造成異化。事實上，分工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論證的，分工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繁榮。分工帶來的差異並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會造成人的異化、單面化、非人化。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斷提升道德，為社會做貢獻，給他人帶來幸福。

共產主義的經濟觀是一種反道德的經濟體制，其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已在實踐中被充分證明。西方社會的各種變相的共產主義經濟方式，也給社會帶來各種傷害。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極權暴政、貧窮飢荒，而且無底線地煽動起人心中的惡魔，毀滅人的道德，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壞的逆流。

回顧共產主義的一百多年的歷史，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動仇恨史、屠殺史與罪惡史。所有共產極權國家都是暴力殺戮最凶殘的國家、人民最沒有自由及基本人權的國家。他們窮兵黷武，搜刮民膏，肥了極少數的當權勢力集團，卻苦了工人、農民和廣大民眾。

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意味著失去寶貴的生命，還有傳統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產中國，道德已經墮落到了可怕的地步，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連活摘善良修煉人器官也變成了國家管控的一條龍的經濟產業鏈。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魔鬼，本該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成了殺人惡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該捍衛人權自由的國家，也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對駭人聽聞的罪惡置若罔聞，縱容姑息。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主要靠原教旨共產主義理想成功引誘了很多無產階級普通大眾、知識份子和年輕人的話，那麼，隨著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剩下的共產政權改頭換面吸收並採納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系統，近幾十年來，共產邪靈則採取了新的招數，一改過去殺富濟貧、強迫吃大鍋飯的暴力共產主義形象，搞起了劫富濟貧，強稅收、高福利，財富再分配，高喊整體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一起過社會主義「好日子」，繼續讓世人上當受騙。

共產邪靈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並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熱，用所謂美好的追求為藉口，引導人不斷偏離神對人的要求，變異人的觀念，增強人的魔性，犯下各種罪業甚至做出傷天害理的惡行。它讓人沈迷於物質享受之中，忘記人還有更高的、超越於塵世的永恆的信仰追求與生命真諦﹔它鼓動人灑下熱血與汗水，收穫的卻是毒酒與白骨。它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人類如不覺醒，面臨的將是邪靈設下的更可怕的劫難。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經濟的繁榮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但經濟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經濟發展路徑背離了道德的約束，就會導致經濟的災難。當道德基礎被摧毀的時候，經濟的富足既不能給人帶來幸福，也不可能長久，更大的災難很快就會到來。

《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報導中承認，雖然經濟在增長，國民幸福指數卻逐年下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狀卻是腐敗橫行、環境嚴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們對生活缺乏安全感。財富增長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並行。

這反映出共產主義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人並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人來到世間，神給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國人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飯前禱告，感謝神賜給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財富來自神的恩賜，常懷謙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樂」。

泰坦尼克號沉沒時，世界巨富亞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銀行裡的錢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對海難，他選擇了遵守道德和保護婦女兒童的原則，將他的位置讓給了兩個驚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貨公司的合夥人斯特勞斯（Isidor Straus）則說：「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終拒絕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讓給了剛剛僱用的女傭艾倫‧博德（Ellen Bird），選擇和丈夫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刻。[26]

面對保留巨額財富與保全生命的誘惑，這些巨富們選擇了恪守傳統的價值。他們的道義選擇，彰顯了人類文明與人性的光輝：高尚的人格，其價值重於生命，更重於財富。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說：「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27]

如果人們能以這樣的心態對待財富和生活，由人的貪婪、懶惰、妒嫉等帶來的經濟問題就會極大削減。人能抑制私慾，共產主義的邪說就無法蠱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會得到神的賜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靜、社會安定，這才是人應有的經濟生活。

共產邪靈為毀滅人類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經濟領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類要想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就要認識其陰謀，看清其謊言誘騙，不再對其抱任何幻想，同時回歸傳統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類將迎來持久的繁榮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將煥發出全新的生機。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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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ttp://www.ushistory.org/declaration/document/.

[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3]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A. Noebel, You Can Trust the Communists… 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3-45.

[4] F. A. 哈耶克著，馮克利、胡晉華譯：《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5] Thomas Sowell,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Chapter 2.

[6] 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4. (September 1945), 519-530.

[7] [奧地利]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著，王健民、馮克利、崔樹義譯：《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譯者序，5-6。

[8] 石山：〈中國國企改革的困境〉, 自由亞洲電臺，2015年9月22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xql-09222015103826.html﹔秦雨霏：〈法興銀行：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大紀元新聞網，2016年5月25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16/5/24/n7927577.htm。

[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 1996), 59-60; [英] 卡爾‧波普爾著，陸衡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0] Rothschild, Michael, Bionomics: Economy as Business Ecosystem (Washington, D.C.: Beard Books, 1990), 115.

[11] 毛澤東：〈湖南農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hiladelphia: Anthony Finley, J. Maxwell Printer, 1817).

[13] Lawrence Kudlow, American Abundance: The New Economic and Moral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4] 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174.

[15] 恩格斯：〈工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6]“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託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40卷。

[17] 呂嘉民：《列寧工會學說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report/what-unions-do-how-labor-unions-affect-jobs-and-the-economy.

[19] Edwin J. Feulner, “Taking Down Twinkies,”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November 19, 2012,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commentary/taking-down-twinkies.

[20]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report/what-unions-do-how-labor-unions-affect-jobs-and-the-economy.

[21] 同上。

[22] 同上。

[23] Steve Inskeep, “Solidarity for Sale: Corruption in Labor Unions,”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6, 2007,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181842.

[24] 同上。

[25] Children on the Titanic (a documentary, 2014).

[26] Isidor Straus, Autobiography of Isidor Straus (The Straus Historical Society, 2011), 168–176.

[27] 李洪志先生：〈富而有德〉，《精進要旨》，http://gb.falundafa.org/chigb/jjyz.htm。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