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以陳祖沛、榮毅仁、盧作孚、康心如等幾個民族資本家為例子，從發家，到上共產黨賊船；以大量事實證明從軍事接管、土改、鎮反、三五反、扼殺私人資本的新稅制、強迫捐獻飛機大炮、強迫買公債，以及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民族資本家資產在不斷被折騰、被壓縮、被掠奪；最後在毫無專業知識、而有強烈仇恨意識的工人群眾監督下，全國私營企業資產被評為24.1864億元，不及實際的十分之一。
陳祖沛1916年出生於廣東省江門市，只讀到初中二年級，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當學徒。一個偶然的機會，讓15歲的陳祖沛戰勝眾多競爭對手，做成一筆大生意；從此有了善於做買賣的美名，在商場上嶄露頭角。雖然如此，從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仍數度失業。
1935年世界經濟復蘇，陳祖沛為在廣州的四家商號：威海日盛德、青海豐泰仁、大連泰和興、天津德和永當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飛騰汽車公司營業主任；再兼光成行業務主任。陳祖沛把幾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聲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時間竟賺了兩萬多元，相當於開張時投入資金9,000元的兩倍多。
1938年，廣州淪陷，陳祖沛隻身逃回香港。在港失業期間，到實用會計學校學習了兩個月會計課程後，再回廣州。陳祖沛看準廣州市場特別需要糧食，便以小洋600元作為股本在廣州創辦大成行。一炮打響，開業半年，本利賺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擴展到海外東南業一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所有工商企業都陷入困境時，陳祖沛把家鄉新會著名土特產葵扇運到上海，獲利過倍。大成行的資產，一下子從折值港幣10多萬元增加到30萬元。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陳祖沛馬上在香港設立大成分行，隨即把總行從廣州遷到香港，從此鴻圖大展。資本家賺錢，除了本身聰敏、勤奮之外，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豈是共產黨的「剝削」二字所能盡道。
陳祖沛因愛讀《世界知識》雜誌，而與其作者之一劉思慕相識，而劉思慕恰巧又是陳祖沛的遠房親戚；劉思慕早年留學過蘇聯、德國和奧地利，受共產國際派遣潛入國民政府軍事要害部門做地下工作。陳祖沛通過劉思慕又認識了許滌新、黃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漢夫、黃長水、費彝民、陳君冷等所謂民主人士、學者、工商界人士，並結為好友。
《華商報》復刊之後，成了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喉舌；《華商報》的復刊經費，原是由周恩來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張執一負責，但有很大困難；在劉思慕動員下，陳祖沛立刻認捐港幣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還動員有關係的商戶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訂報的辦法支持《華商報》。
為配合共軍攻勢，沈鈞儒準備復辦《新生周刊》；陳祖沛捐助開辦費1萬港元，另外每年再撥給經費5,000元。陳祖沛還先後捐款給《文匯報》、《周末報》、鳳凰電影廠、千家駒主辦的《經濟通訊》、新中中學、六一幼兒園以及慰勞南下共軍等等。1946至1951年，陳祖沛捐獻給中共的款項達10萬多港元。
1948年10月，平津戰役面臨決戰階段，陳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陳祖瀛赴天津，動員職工做好迎接共軍接管天津和華北地區的準備工作。陳祖沛為開闢對天津和華北地區的貿易，組織了一大批緊缺物資如汽油、柴油、卡車、輪胎、橡膠和西藥等，包租了三千噸級的英國輪船運往天津港並親自押運。為中共解了物資非常缺乏，土特產銷售不出之經濟困境。
香港《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世界知識》雜誌創辦人、《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音樂家馬思聰，戲劇藝術家歐陽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陳祖沛滿載貨物貨輪上，祕密地回到中國去參加中共政治協商會議的；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時說：「你們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了。」千家駒後來在《自撰年譜》中寫道，他經常聽毛澤東這樣說：「看起來，這不是一句笑話，而是認真的了。」
上了賊船，又跳出賊船；其中最具傳奇的莫如馬思聰。1966年8月，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被賊們打得遍體鱗傷、滿臉鮮血，妻子兒女也受盡侮辱，憤然決定全家逃往香港。為此，幾家受牽連，二哥馬思武於1969年被迫從三樓跳下自殺身亡；二嫂(法國人)於1976年憂鬱而死；大哥馬思齊和大嫂都受到隔離審查；馬思齊的女兒馬迪華，患嚴重心臟病，死於拘留所，她才30歲；馬思齊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判12年徒刑、一個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恆、王友剛，王友剛之妻何瓊也被判處有期徒刑或管制……(《馬思聰的一生》)
把這一班人送上賊船的陳祖沛，最後也自投羅網。1950年，陳祖沛隨香港華僑工商俱樂部組織的香港澳門工商界參觀團回東北觀光，走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產黨把工商界當成真朋友，我們只要好好地跟着共產黨干，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之後，把資金搬回內地參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但後來名聲很大的馬萬祺當時任副團長，便不上這個當，於是天壤立判、成敗殊途矣。
噩夢開始了。1952年五反運動一展開，在未經查賬核實的情況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補稅款」舊人民幣200億元；即使傾其國內各分行的現金，也不足此數。陳祖沛被廣州市公安局扣押一個多月，最後由香港分行匯100萬港元回來湊足200億元，才得脫身。
此外漢口的大成分行也是當地重點打擊對象；五反運動中的殘忍做法，讓陳祖沛受到第一次嚴重打擊。但陳祖沛對市場經濟、國際貿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當時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的陳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的帽子，劃為右派分子；隨即革去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職務，在七斗八斗之後跳樓自殺，雖未死卻跌跛了一條腿；由於當局仍着眼於香港、海外的大資本家，未再窮追狠打，保留「政協委員」資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復全部職務。
1982年，陳祖沛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廖承志緊握着他的手說：「你受的委屈太多了，黨對不起你。」陳祖沛竟感動得熱淚盈眶，喉嚨哽咽，說不出話來。一句輕輕巧巧的、一文錢不值的話，便賺得陳祖沛一腔眼淚，把幾十年的寃屈、羞辱、苦難，還有被剝奪掉的、數以千萬計的巨額財產，都煙消雲散，一筆勾消，還說黨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陳乃良：《商界奇人陳祖沛》、金陵：《陳祖沛同志生平》等)
三五反運動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殺死，至今沒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錢的偉大祖國裡，沒有人會關心這個數字；不把人(這「人」不包括無產階級革命家本人及其親屬子女，他們不但是人，而且命還特別矜貴；比如鄧朴方在北京大學摔傷了，鄧小平就把聶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當人的偉光正的黨媽媽，也不會去理睬這個數字。
當時任上海市長、主持上海市三五反鬥爭運動的陳毅同志後來說，「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何濟翔：《滬上法治夢》)死了這麼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據說愛民如子、愛和資本家交朋友的陳毅市長可有惻隱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沒有！陳毅市長不但不同情、不設法阻止，反而幸災樂禍；你聽他走進辦公室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何等輕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開心。這樣，剛剛為「抗美援朝」捐獻過飛機大炮、剛剛上馬路遊行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民族資本家只好繼續當「空降部隊」了。
共產黨從江西時代起，就是以「打土豪」為旗號，先殺地主、富農、大商家，再殺貧下中農、小商人、手工業者，然後搶其「浮財」、共其產以充軍餉。現在為蘇聯人、朝鮮人而和美國人開戰，只好再一次殺雞取卵，從資本家身上榨油水了。只好學李自成、劉宗敏在北京設「比餉鎮撫司」的辦法，規定助餉額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甲申核真略》)，製作五千具夾棍，「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甲申紀事》)，「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逼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明季北略》)，死者有一千六百餘人(談遷：《棗林雜俎》)，「殺人無虛日」(《甲申傳信錄》)。
讓郭沫若寫過《甲申三百年祭》的毛澤東，當然比李自成高明一些；毛澤東雖也是「殺人無虛日」，但他卻不讓你知道他到底殺了多少人；毛澤東也不說他沒錢要問你要，而是說你有罪，你必須把財產交出來。拷夾(批鬥)、嚴比之下，你就要乖乖交出財產，如果沒有，便只好自殺。即使要自殺，還不可以跳江、墜海，否則屍體讓水沖走了，親屬就要牽連；所以，三五反時上海市及全國各地的資本家如不肯表演「空降部隊」，那就要像盧作孚那樣吃安眠藥了。
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創始人，一代船王；盧作孚不僅是一個實業家，還是一個思想家；他是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理論家、實踐者，也是北碚新城及其經濟特區和文明小區的策劃者和創建者，更是西部科學院的締造者和首任院長。盧作孚是實幹家，也是理想主義者。但這樣的一個人，卻不容於他曾嚮往、並寄以希望的「新中國」。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鎮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幹部楊亞仙、冉慶之、陶建中、蕭懷柱等被槍決，郭經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陳國光、劉子國、周雁翔被清洗，錢喬被捕出獄後自殺。而且朱樹屏交代的民生內部特務組織和反動團體竟有五六十個之多。(李肇基：《盧作孚之死》)這些都是共產黨、毛澤東為鞏固權力、為掠奪財富而製造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的寃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有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公股代表張祥麟首先在會上做檢查：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盧作孚的通信員關懷則跳上台去，揭發張祥麟在北京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對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難以接受的；盧作孚當晚便自盡了。
盧作孚給妻子留下「把傢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遺書的同時，更為「新中國」在海外保存了兩千餘萬美元的資產，加上在大陸的資產，折成時價，當是天字數字了。但是，可愛的黨把他的資產「公營」了，又把他的人殺了。現在到處把「毛澤東沒有忘記他」當作逸趣美談，真不知是何心肝？毛澤東聽到盧作孚自殺消息時說：「如果盧作孚先生還在，他所要擔負的責任總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是冷血的風涼話。盧作孚不死，等着他的不過是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罷了；與盧作孚一樣的工商界頭面人物，如重慶康心如，上海李康年，天津畢鳴岐、董少臣，北京市吳金萃，江蘇省錢孫卿、錢鍾漢，上述的廣東省陳祖沛等人的悲慘下場都可以證明。
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是要趕盡殺絕的。1952年9月，就已經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消滅私人資本了。為了利用稅制扼殺私人資本，毛澤東把薄一波說成是被資產階級「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的一個靶子，首次將屬於經濟工作範疇的問題擴大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1953年，毛公開、正式地提出「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和消滅資產階級，這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改造，就是消滅、就是公然掠奪、就是公開搶劫代名詞。
1956年1月，北京市連續幾天日夜鑼鼓喧天，爆竹聲不斷，到處張燈結綵，到處是慶祝公私合營的遊行隊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營工商業戶，被「批准」實行公私合營。1月15日，各界群眾2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慶祝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紅旗飄揚，鑼鼓喧天；戴着眼鏡的、胖胖的樂松生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遞上公私合營的喜報，喜報由毛澤東身邊的彭真雙手接過，毛澤東臉上全是笑容，毛澤東身旁的周恩來、劉少奇也是滿面春風。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國第一個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城市。
樂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闆、北京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他不但帶頭把身家、產業、祕方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共產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很積極。6月15日，在全國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兩個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樂松生第一個發言，批判章乃器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只是他忘記了說，他本人也受到章乃器的迷惑，四個星期以前即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談會上，也說過「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義，只相信黨員、團員、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員」，「私方交出企業後，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膽使用，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好呢？我親身體會到，資本家交出企業不是容易的事，這是脫胎換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人民日報》，5月17日）
九年後，樂松生終於被清算，大柵欄同仁堂前庭懸掛的1669年樂顯揚立的老匾，毀於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遊街以後自殺了。還有人看到像他老母親的一位老太太被關在籠子裡受盡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慘地死去了。
中國民族資本家、同仁堂樂氏第十三代傳人樂松生1956年向中共黨魁毛澤東遞交報導北京市私營企業全面實行公私合營的報紙。（歷史資料圖片）
上海市的榮毅仁，1954年和樂松生一樣，也向政府提出將企業公私合營的要求，所以也有「紅色資本家」的稱號。但周恩來的一席話卻把榮毅仁的兩面派，揭露無遺：「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裡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可見，榮毅仁後來說的「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麼渺小，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4號)雲雲，實在是假話。
1957年，榮毅仁被揭發和盛康年等人搞反黨小集團，大肆反攻倒算。據民建上海市常委、臨陣起義的嚴諤聲向中共上海市統戰部檢舉：以榮毅仁、盛康年為首的「榮盛反黨小集團」成員有：經叔平、嚴諤聲、劉念義、鬍子嬰、吳中一、唐志堯、吳志超、蔣伯笙、蔣和盛、吳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榮鴻仁、王嘉元、簡日林、韓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車懋章、孫善章等；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分佈廣，涉及全國工商聯、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聯、上海市民建會、上海市政協等單位，遍布稅務、財政、勞資、社會主義改造辦等部門，用鑽進去、拉出來等手段向共產黨、無產階級發起猖狂的進攻。而漢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正是這個小集團的黑後台。(新華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電)
他們拉幫結派，密謀策劃，在工商聯和民建中排擠左派、打擊積極分子；他們同情和支持章乃器；榮毅仁更借「四明堂事件」煽風點火，在市裡的一次會議上作《要發揚民主必須維護法紀》的發言，把事情鬧大，藉以攻擊公方代表、攻擊無產階級、攻擊共產黨，於是被左派們抓住不放；甚至希望能加入共產黨，也被說成「不自量力，異想天開，想當恩格斯」。正當他們即將陷於滅頂之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利瓦伊漢向他們拋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說了，你們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檢查。」三人即為榮毅仁、盛丕華、向德（湖南省工商聯主任委員）。
向德最終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劃為右派分子，對比向德，榮毅仁則較幸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會副主任孫更舵(中共黨員)、市工商聯副主任杜大公（中共黨員、民建抓整風反右的領導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漢也派民建中央祕書長、全國工商聯整風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孫曉村到上海救火。所以，榮毅仁對毛澤東真是感激涕零呀！
盛康年是上海市副市長、資本家盛丕華兒子，因附和李康年的定息20年不變，在上海市工商聯和民建召開的大小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盛康年先後寫了十一次書面交代，才得過關；但「榮盛小集團」的黑鍋卻一直背着，以至終生悶悶不樂，於1965年患食道癌去世，年僅51歲。（計泓賡：《榮毅仁與「榮盛小集團」的平反》）
1966年8月，章伯鈞、章乃器在康同璧家裡見面。章伯鈞問章乃器現在民建和工商聯的情況，章乃器說：「我是被他們開除的，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國的資本家裡，毛澤東只保了一個榮毅仁，其它人都受了衝擊。」
羅儀鳳在一旁糾正道：「榮毅仁其實也沒能躲過。他在上海的公館是有名的，極漂亮。北京高幹出身的紅衛兵說整座樓都屬於四舊，於是放了火，火苗從一樓竄到頂層。他們又把榮太太用皮帶套着脖子，從頂樓倒拖至一樓，腦震蕩的後遺症長期不愈呢。不過，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讓榮毅仁上了天安門，還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變。」榮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賬新賬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斷；被指派去鍋爐房運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並眼底出血，不予及時治療致左眼失明後，軍代表責成其與經叔平一起打掃衛生，洗刷廁所；太太楊鑒清被打得死去活來，卧床不起。連因患大腦炎而精神有障礙的四女兒智遠也未能倖免。
榮毅仁2005年10月26日去世時，又極風光，被吹為：「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戰士。」共產黨是偉大的實用主義者，用得着就捧：1957年，陳毅親自推薦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長；1960年，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接着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79年，鄧小平叫他主持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讓無產階級革命家家族「先富起來」；1985年，被祕密拉入中國共產黨，成了特別黨員；1993年，77歲高齡的時候，「當選」為國家副主席。反之，用不着了就叫你當右派、反革命，甚至肉體消滅。
1955年，公私合營正大步前進，但毛澤東還嫌不夠快。10月27日、29日，兩次邀請全國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談，廣發追命帖。11月1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召開一屆二次會議，主任委員陳叔通借毛澤東講話，催促工商業者進一步接受改造；並威脅對少數破壞改造的違法分子，展開嚴肅的批判和鬥爭。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到榮毅仁的申新九廠視察，榮毅仁就把自己的產業無償地交出去了。在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洪流之中，私營工商業改造出現了從個別合營進入到全行業合營的高潮；包括榮毅仁在內的一些不甘被掠奪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寫《祭廠文》，有人寫「多年心血，一旦付諸東流；幾聲鑼鼓，斷送萬貫家財」以發泄怨恨。
搶了企業、工廠，又把手伸向農村。1958年，毛澤東見到《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如獲至寶」，親自定稿：「各農業社並為公社後，原農業社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社員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也都轉歸公社公有，只允許留下少數家畜家禽。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終於，收天下工廠、土地、美女、金錢，為一人所私有了。五反時，陳毅對榮毅仁說：「共產黨眼淺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貪你那些？共產黨氣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產黨是看到你們一批人還有用，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是真話。」陳毅的「真話」早讓毛澤東貪婪和無恥徹底拆穿了。
1956年1月10日，中共黨魁毛澤東視察上海公私合營申新九廠時和中國民族資本家榮毅仁交談。（歷史資料圖片）
1950年，《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公司的盈利，除了繳稅和提取10%的公積金之外，私方股東的酬勞不少於60 %的餘額。1953年，改為「四馬」(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和獎金，私營股東)分肥：前三馬佔總利潤的四分之三或更多，私營業主所得不超過四分之一，即私營股東所得紅利從60%降到25%。
1954年9月，政務院通過的《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第三條說：「合營企業中，社會主義成分居於領導地位」，第九條說：「合營企業受公方領導」。
但據1955年統計，公股在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中的比重只為40.6%。1955年單個企業公私合營的，平均每1萬元資本額，國家投資1,273元，每63個職工，國家派幹部1人。在第四章「盈餘分配」中，仍然是「四馬分肥」。「股東股息紅利，加上董事、經理和廠長等人的酬勞金，共可佔到全年盈餘總額的25%左右」。
1955年11月以後，又據陳雲《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報告，和《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對資本家採取贖買的辦法。所謂「贖買」，不是由國家另拿一筆錢收買資本家的企業，而是在每年生產獲得的利潤中，拿出一點分給原私營業主，這就是按照固定資產價值付給定額利息，叫做「定息」。
怎樣計算定息呢？在公私合營企業裡，先對資方的資產按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清理，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行業合營委員會（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最後核定。全國評估的結果，連同1956年以前合營的在內，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一共是24.1864億元。然後根據股份、利率，每年付給資方固定的利息，這就是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後來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馬立誠：《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雲錄》)其中，上海市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股為112,202萬元，幾乎佔全國公私合營企業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五個大戶中，有四人屬於榮氏家族，第一名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三，佔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萬元；榮毅仁則占第三位。(新華社1957年6月8日上海電)1956年被定為資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約86萬人(保育鈞：《呼喚理解》）
中國共產黨是古今中外第一等無賴，且不說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在層層壓縮、級級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麼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給5%年息十年之後，就永遠霸佔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還美其名曰「贖買」，這與強盜何異？
1976年後，中央工作組和中共上海市委就決定落實政策，對於文革時期停付給資本家的定息予以退賠。按照情況退賠了30個億，上海退賠的最大的對象是榮毅仁。(陳錦華：《國事憶述》)「上海退賠的最大的對象是榮毅仁」，為什麼不是榮鴻三？與前面1957年6月8日新華社上海電的說法不同，不知何故？
李康年，上海市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
1957年1月間，他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建議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從此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這個以定息5厘，20年收回相當於「老本」的利息後而放棄「老本」的主張，被作為「定息20年建議」引起軒然大波，遭到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的批判。李康年反駁說，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提出這個贖買存單年期分20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22億元的建議，是根據1955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千家駒說贖買應自1949年算起，這個主張無非欲減少贖買金額，兼可減少定息數字，但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因為當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財產數字是最高的一年。毛澤東1956年1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的「從去年夏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就以極廣闊的規模和極深刻的程度展開起來」。可見得社會主義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來開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說是準備時期，更說不到是贖買開始時期。（《人民日報》，6月6日）可惜這篇四千字的發言，只不過為他被劃為右派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罷了。(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
中共席捲大陸之際，榮毅仁何去何從？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事業必須重頭開始；留下又生死難卜。在無錫養老的父親榮德生請朋友錢鍾漢親赴中共蘇北根據地去摸底。錢鍾漢在蘇北根據地被告知：「轉告榮先生，我們是保護民族資本家的，務必請他留下，建設新中國。」這個錢鍾漢風光過幾年，當過民建中委、民建無錫市主委、無錫市副市長；到了1957年，不但自己成了右派分子，連他爸爸、民建中央委員、江蘇省工商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代表錢孫卿也成了右派分子。
至於，榮毅仁留下後「新中國」又如何對待他呢？據章乃器說，中國的資本家裡，毛澤東唯一保護的是榮毅仁。但1966年8月20日，榮毅仁的女兒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涌到北太平莊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搶、批、斗、抄；當紡織工業部部黨組書記錢之光向周恩來特急報告時，周恩來說：「現在我們只能管兩個人了，一個是宋慶齡，一個是郭沫若。其它人你們自己想辦法。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他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一定要保護好。」毛澤東不再保榮毅仁了，周恩來「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當然只是廢話。七億人口只剩下宋慶齡、郭沫若受保護了；天地不仁，竟至於此。榮毅仁當時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落此下場。真是一失足「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而成千古之辱。
那個批判過李康年的左派分子千家駒，後來也吃盡「上了共產黨賊船」的苦頭，竟然要跑到香山去跳崖自殺。想到1948年，千家駒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見到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時真是啼笑皆非。當時毛澤東對千家駒「中國歷史上每次農民革命戰爭都失敗了，即使勝利了也變了質，如劉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證農民革命戰爭勝利以後不會變質」的回答是：「因為時勢不同了，中國現在有百分之十的現代工業，有無產階級，不要看不起這百分之十，這是中國能取得勝利、勝利後不會變質的保證。」(千家駒：《自撰年譜》)
誰知中共卻有比李自成、劉宗敏更厲害的「比餉鎮撫司」：「工人造反派把每個資本家的底細摸得透透的，非要他們交出多少多少錢來，不夠這個數字，就往死裡打。結果也真厲害，資本家交出的私人錢財數目和他們算的數字，基本一樣。咱們的銀行也積極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單一律公開，把保險櫃一律打開或撬開。金銀首飾，美元英鎊，統統沒收。抄家的時候，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顯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鎚子砸碎，能從藤芯裡抽出美鈔。家裡燒鍋爐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篩上一遍，居然能從裡面篩出用黑漆布緊裹的存摺來。當然，這樣藏匿私產的資本家，都會被打死或打得半
死。」(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說了廣東、北京、上海，再說重慶。重慶的康心如是中國西南部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他除經營銀行外，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蜀華公司、中國國貨公司、國民印刷公司、重慶利濟財團、中國毛紡廠、中國興業公司、四川絹紡廠、寶豐公司、興華保險公司、天府公司、德豐公司、同春字號、嘉陽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業公司。(重慶市檔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遠也擁有若干企業。
1940年，康心如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被蔣介石指定為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他倡議定重慶為陪都，為發展大後方經濟、推進抗戰大業作了巨大貢獻；他給過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不少資助，康家被中共稱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共產黨員，跟周恩來一起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特意安排她留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中共接管重慶後，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重慶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聯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
1957年2月，周恩來出訪歐亞十一國途經重慶時，專門去冉家巷看望康心遠及其妻子王棣華；周恩來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幹部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周恩來在康心遠、賀龍等陪同下，一道前往重慶市工商聯第四屆委員會代表大會會場看望委員們；在見到康心如時，周恩來激動萬分地說：「你老了。」然而幾個月後，中共卻將這個「老朋友」變成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在民國時代康家是工商大戶；到了人民共和國時代，康家卻成了右派大戶。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國干、康國雋、康國傑、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從此康家像新中國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視，受到摧殘，受到迫害。毛澤東、共產黨之忘恩負義，真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四川美豐銀行是我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1926年變為全華資銀行；1935年，僅興建七層高的美豐大樓便耗資49萬餘元。1937年，經五年的三次連續增資：資產便由1932年的25萬元增至300萬元。做為美豐銀行主要操辦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遠個人資本，也隨之不斷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豐銀行個人資本已擁有了60多萬之外，還有個人名義在其它企業的投資及不動產，這樣累積下來，總計不下100萬元。至1948年資本總額為金元券200萬元，在上海、南京、長沙、漢口、西安、昆明、貴陽、成都設置分支機構43處；投資達上百家企業公司。(張壽寧：《敢為天下先》、重慶市檔案局)
1949年11月重慶易手，1950年4月美豐銀行宣告停業，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結束(《天涯小區》)。康家到底被共產黨共了多少財產，現在連康家後人也不清楚了。但根據美豐銀行分支機構之多、投資行業之廣泛，房屋等不動產之遍布各地，資產清理工作時間之長，亦可略窺一二。可是當1976年上海市僅對於文革時期停付的定息，便給資本家退賠30個億時，康家卻沒拿到一分錢。推而廣之，除了還有用處的個別花瓶之外，絕大部份的資本家並不能拿回他們的權益。
經歷過當年公私合營評估資產的老人說，全國私營企業資產評為24.1864億元，是實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資方資產按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所謂清理：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的行業合營委員會最後「核定」。且不說之前之軍事接管、土改、鎮反、三五反、扼殺私人資本的新稅制、強迫捐獻飛機大炮、強迫買公債之類的折騰、敲榨、勒索，只看在毫無專業知識、而有強烈仇恨的工人群眾「監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幾希！
惡劣的是，當年中共領導人、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用國家的名義掠奪了民族資本家的財產，雖然作為黨產或私產予取予劫，但還保留國有資產的名義。現在，卻用經濟開放改革、轉制、私有化等名目，把國有資產徹底地裝到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子女以及有權力的共產黨官員口袋中。如果國民黨「四大家族」是陳伯達造謠的話；那麼，共產黨的「四大家族」卻是千真萬確：鄧、王、江、李，都是富可敵國。又豈止四大家族？現在有千千萬萬的吸血鬼在咬住中國人民的脖子。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都是共產暴政的受害者，都是毛澤東叫化子共產主義、鄧小平權貴黑社會主義反動路線的受害者。
1957年1月16日，劉少奇在接見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曾明確地提出：「要講買賣，必須給公私合營的資產階級定息。不給定息，資產階級就要造反了，斗得無產階級自己也不能解放。從馬克思的理論上看，要先解放資產階級，才能解放工人階級。不讓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嗎？」(師東兵：《選擇突破口》)
劉少奇的話不幸而言中，由於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特別是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扼殺了資本主義，中斷了新民主主義的進程，造就了無法無天的騎在人民頭上「為人民服務」的特權利益集團，現在工人階級得到報應了。當年「不讓人家好好地活下去」，如今自己也活得不好了：或下崗失業，或淪為奴隸被更兇惡、更殘忍的官商買辦所壓榨，整個中國變成了血汗工廠、農奴國，退回到了極野蠻、極血腥、極黑暗的奴隸制時代。「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是我們工人階級先鋒隊，工廠就是我們自己的工廠」的遮羞布也早已拋到垃圾堆裡去了。於建嶸的《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反映了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對現實的怨恨：「人家一頓飯的錢，就是我們一年的工資，而且我們的工資還沒保障。」
如果我們工人不再是領導階級，你們中國共產黨憑什麼還是執政黨？(胡平：《從領導階級到弱勢群體》）奴隸們終於要覺醒，奴隸們在覺醒。
——轉自《民主中國》 （責任編輯：明軒）
（一）從陳祖沛看民族資本家是怎樣發財？
陳祖沛1916年出生於廣東省江門市，只讀到初中二年級，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當學徒。一個偶然的機會，讓15歲的陳祖沛戰勝眾多競爭對手，做成一筆大生意；從此有了善於做買賣的美名，在商場上嶄露頭角。雖然如此，從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仍數度失業。
1935年世界經濟復蘇，陳祖沛為在廣州的四家商號：威海日盛德、青海豐泰仁、大連泰和興、天津德和永當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飛騰汽車公司營業主任；再兼光成行業務主任。陳祖沛把幾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聲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時間竟賺了兩萬多元，相當於開張時投入資金9,000元的兩倍多。
1938年，廣州淪陷，陳祖沛隻身逃回香港。在港失業期間，到實用會計學校學習了兩個月會計課程後，再回廣州。陳祖沛看準廣州市場特別需要糧食，便以小洋600元作為股本在廣州創辦大成行。一炮打響，開業半年，本利賺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擴展到海外東南業一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所有工商企業都陷入困境時，陳祖沛把家鄉新會著名土特產葵扇運到上海，獲利過倍。大成行的資產，一下子從折值港幣10多萬元增加到30萬元。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陳祖沛馬上在香港設立大成分行，隨即把總行從廣州遷到香港，從此鴻圖大展。資本家賺錢，除了本身聰敏、勤奮之外，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豈是共產黨的「剝削」二字所能盡道。
（二）資本家做了共產黨私家金庫
陳祖沛因愛讀《世界知識》雜誌，而與其作者之一劉思慕相識，而劉思慕恰巧又是陳祖沛的遠房親戚；劉思慕早年留學過蘇聯、德國和奧地利，受共產國際派遣潛入國民政府軍事要害部門做地下工作。陳祖沛通過劉思慕又認識了許滌新、黃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漢夫、黃長水、費彝民、陳君冷等所謂民主人士、學者、工商界人士，並結為好友。
《華商報》復刊之後，成了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喉舌；《華商報》的復刊經費，原是由周恩來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張執一負責，但有很大困難；在劉思慕動員下，陳祖沛立刻認捐港幣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還動員有關係的商戶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訂報的辦法支持《華商報》。
為配合共軍攻勢，沈鈞儒準備復辦《新生周刊》；陳祖沛捐助開辦費1萬港元，另外每年再撥給經費5,000元。陳祖沛還先後捐款給《文匯報》、《周末報》、鳳凰電影廠、千家駒主辦的《經濟通訊》、新中中學、六一幼兒園以及慰勞南下共軍等等。1946至1951年，陳祖沛捐獻給中共的款項達10萬多港元。
（三）上了賊船，好心沒好報
1948年10月，平津戰役面臨決戰階段，陳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陳祖瀛赴天津，動員職工做好迎接共軍接管天津和華北地區的準備工作。陳祖沛為開闢對天津和華北地區的貿易，組織了一大批緊缺物資如汽油、柴油、卡車、輪胎、橡膠和西藥等，包租了三千噸級的英國輪船運往天津港並親自押運。為中共解了物資非常缺乏，土特產銷售不出之經濟困境。
香港《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世界知識》雜誌創辦人、《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音樂家馬思聰，戲劇藝術家歐陽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陳祖沛滿載貨物貨輪上，祕密地回到中國去參加中共政治協商會議的；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時說：「你們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了。」千家駒後來在《自撰年譜》中寫道，他經常聽毛澤東這樣說：「看起來，這不是一句笑話，而是認真的了。」
上了賊船，又跳出賊船；其中最具傳奇的莫如馬思聰。1966年8月，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被賊們打得遍體鱗傷、滿臉鮮血，妻子兒女也受盡侮辱，憤然決定全家逃往香港。為此，幾家受牽連，二哥馬思武於1969年被迫從三樓跳下自殺身亡；二嫂(法國人)於1976年憂鬱而死；大哥馬思齊和大嫂都受到隔離審查；馬思齊的女兒馬迪華，患嚴重心臟病，死於拘留所，她才30歲；馬思齊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判12年徒刑、一個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恆、王友剛，王友剛之妻何瓊也被判處有期徒刑或管制……(《馬思聰的一生》)
把這一班人送上賊船的陳祖沛，最後也自投羅網。1950年，陳祖沛隨香港華僑工商俱樂部組織的香港澳門工商界參觀團回東北觀光，走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產黨把工商界當成真朋友，我們只要好好地跟着共產黨干，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之後，把資金搬回內地參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但後來名聲很大的馬萬祺當時任副團長，便不上這個當，於是天壤立判、成敗殊途矣。
噩夢開始了。1952年五反運動一展開，在未經查賬核實的情況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補稅款」舊人民幣200億元；即使傾其國內各分行的現金，也不足此數。陳祖沛被廣州市公安局扣押一個多月，最後由香港分行匯100萬港元回來湊足200億元，才得脫身。
此外漢口的大成分行也是當地重點打擊對象；五反運動中的殘忍做法，讓陳祖沛受到第一次嚴重打擊。但陳祖沛對市場經濟、國際貿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當時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的陳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的帽子，劃為右派分子；隨即革去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職務，在七斗八斗之後跳樓自殺，雖未死卻跌跛了一條腿；由於當局仍着眼於香港、海外的大資本家，未再窮追狠打，保留「政協委員」資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復全部職務。
1982年，陳祖沛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廖承志緊握着他的手說：「你受的委屈太多了，黨對不起你。」陳祖沛竟感動得熱淚盈眶，喉嚨哽咽，說不出話來。一句輕輕巧巧的、一文錢不值的話，便賺得陳祖沛一腔眼淚，把幾十年的寃屈、羞辱、苦難，還有被剝奪掉的、數以千萬計的巨額財產，都煙消雲散，一筆勾消，還說黨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陳乃良：《商界奇人陳祖沛》、金陵：《陳祖沛同志生平》等)
（四）陳祖沛命大活下來了，盧作孚卻死了
三五反運動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殺死，至今沒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錢的偉大祖國裡，沒有人會關心這個數字；不把人(這「人」不包括無產階級革命家本人及其親屬子女，他們不但是人，而且命還特別矜貴；比如鄧朴方在北京大學摔傷了，鄧小平就把聶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當人的偉光正的黨媽媽，也不會去理睬這個數字。
當時任上海市長、主持上海市三五反鬥爭運動的陳毅同志後來說，「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何濟翔：《滬上法治夢》)死了這麼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據說愛民如子、愛和資本家交朋友的陳毅市長可有惻隱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沒有！陳毅市長不但不同情、不設法阻止，反而幸災樂禍；你聽他走進辦公室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何等輕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開心。這樣，剛剛為「抗美援朝」捐獻過飛機大炮、剛剛上馬路遊行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民族資本家只好繼續當「空降部隊」了。
共產黨從江西時代起，就是以「打土豪」為旗號，先殺地主、富農、大商家，再殺貧下中農、小商人、手工業者，然後搶其「浮財」、共其產以充軍餉。現在為蘇聯人、朝鮮人而和美國人開戰，只好再一次殺雞取卵，從資本家身上榨油水了。只好學李自成、劉宗敏在北京設「比餉鎮撫司」的辦法，規定助餉額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甲申核真略》)，製作五千具夾棍，「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甲申紀事》)，「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逼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明季北略》)，死者有一千六百餘人(談遷：《棗林雜俎》)，「殺人無虛日」(《甲申傳信錄》)。
讓郭沫若寫過《甲申三百年祭》的毛澤東，當然比李自成高明一些；毛澤東雖也是「殺人無虛日」，但他卻不讓你知道他到底殺了多少人；毛澤東也不說他沒錢要問你要，而是說你有罪，你必須把財產交出來。拷夾(批鬥)、嚴比之下，你就要乖乖交出財產，如果沒有，便只好自殺。即使要自殺，還不可以跳江、墜海，否則屍體讓水沖走了，親屬就要牽連；所以，三五反時上海市及全國各地的資本家如不肯表演「空降部隊」，那就要像盧作孚那樣吃安眠藥了。
（五）奪其財，又殺其人
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創始人，一代船王；盧作孚不僅是一個實業家，還是一個思想家；他是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理論家、實踐者，也是北碚新城及其經濟特區和文明小區的策劃者和創建者，更是西部科學院的締造者和首任院長。盧作孚是實幹家，也是理想主義者。但這樣的一個人，卻不容於他曾嚮往、並寄以希望的「新中國」。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鎮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幹部楊亞仙、冉慶之、陶建中、蕭懷柱等被槍決，郭經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陳國光、劉子國、周雁翔被清洗，錢喬被捕出獄後自殺。而且朱樹屏交代的民生內部特務組織和反動團體竟有五六十個之多。(李肇基：《盧作孚之死》)這些都是共產黨、毛澤東為鞏固權力、為掠奪財富而製造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的寃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有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公股代表張祥麟首先在會上做檢查：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盧作孚的通信員關懷則跳上台去，揭發張祥麟在北京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對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難以接受的；盧作孚當晚便自盡了。
盧作孚給妻子留下「把傢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遺書的同時，更為「新中國」在海外保存了兩千餘萬美元的資產，加上在大陸的資產，折成時價，當是天字數字了。但是，可愛的黨把他的資產「公營」了，又把他的人殺了。現在到處把「毛澤東沒有忘記他」當作逸趣美談，真不知是何心肝？毛澤東聽到盧作孚自殺消息時說：「如果盧作孚先生還在，他所要擔負的責任總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是冷血的風涼話。盧作孚不死，等着他的不過是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罷了；與盧作孚一樣的工商界頭面人物，如重慶康心如，上海李康年，天津畢鳴岐、董少臣，北京市吳金萃，江蘇省錢孫卿、錢鍾漢，上述的廣東省陳祖沛等人的悲慘下場都可以證明。
（六）「改造」就是消滅、掠奪、搶劫
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是要趕盡殺絕的。1952年9月，就已經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消滅私人資本了。為了利用稅制扼殺私人資本，毛澤東把薄一波說成是被資產階級「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的一個靶子，首次將屬於經濟工作範疇的問題擴大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1953年，毛公開、正式地提出「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和消滅資產階級，這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改造，就是消滅、就是公然掠奪、就是公開搶劫代名詞。
1956年1月，北京市連續幾天日夜鑼鼓喧天，爆竹聲不斷，到處張燈結綵，到處是慶祝公私合營的遊行隊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營工商業戶，被「批准」實行公私合營。1月15日，各界群眾2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慶祝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紅旗飄揚，鑼鼓喧天；戴着眼鏡的、胖胖的樂松生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遞上公私合營的喜報，喜報由毛澤東身邊的彭真雙手接過，毛澤東臉上全是笑容，毛澤東身旁的周恩來、劉少奇也是滿面春風。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國第一個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城市。
樂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闆、北京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他不但帶頭把身家、產業、祕方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共產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很積極。6月15日，在全國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兩個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樂松生第一個發言，批判章乃器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只是他忘記了說，他本人也受到章乃器的迷惑，四個星期以前即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談會上，也說過「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義，只相信黨員、團員、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員」，「私方交出企業後，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膽使用，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好呢？我親身體會到，資本家交出企業不是容易的事，這是脫胎換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人民日報》，5月17日）
九年後，樂松生終於被清算，大柵欄同仁堂前庭懸掛的1669年樂顯揚立的老匾，毀於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遊街以後自殺了。還有人看到像他老母親的一位老太太被關在籠子裡受盡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慘地死去了。
中國民族資本家、同仁堂樂氏第十三代傳人樂松生1956年向中共黨魁毛澤東遞交報導北京市私營企業全面實行公私合營的報紙。（歷史資料圖片）
（七）榮毅仁是漏網大右派
上海市的榮毅仁，1954年和樂松生一樣，也向政府提出將企業公私合營的要求，所以也有「紅色資本家」的稱號。但周恩來的一席話卻把榮毅仁的兩面派，揭露無遺：「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裡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可見，榮毅仁後來說的「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麼渺小，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4號)雲雲，實在是假話。
1957年，榮毅仁被揭發和盛康年等人搞反黨小集團，大肆反攻倒算。據民建上海市常委、臨陣起義的嚴諤聲向中共上海市統戰部檢舉：以榮毅仁、盛康年為首的「榮盛反黨小集團」成員有：經叔平、嚴諤聲、劉念義、鬍子嬰、吳中一、唐志堯、吳志超、蔣伯笙、蔣和盛、吳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榮鴻仁、王嘉元、簡日林、韓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車懋章、孫善章等；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分佈廣，涉及全國工商聯、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聯、上海市民建會、上海市政協等單位，遍布稅務、財政、勞資、社會主義改造辦等部門，用鑽進去、拉出來等手段向共產黨、無產階級發起猖狂的進攻。而漢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正是這個小集團的黑後台。(新華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電)
他們拉幫結派，密謀策劃，在工商聯和民建中排擠左派、打擊積極分子；他們同情和支持章乃器；榮毅仁更借「四明堂事件」煽風點火，在市裡的一次會議上作《要發揚民主必須維護法紀》的發言，把事情鬧大，藉以攻擊公方代表、攻擊無產階級、攻擊共產黨，於是被左派們抓住不放；甚至希望能加入共產黨，也被說成「不自量力，異想天開，想當恩格斯」。正當他們即將陷於滅頂之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利瓦伊漢向他們拋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說了，你們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檢查。」三人即為榮毅仁、盛丕華、向德（湖南省工商聯主任委員）。
向德最終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劃為右派分子，對比向德，榮毅仁則較幸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會副主任孫更舵(中共黨員)、市工商聯副主任杜大公（中共黨員、民建抓整風反右的領導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漢也派民建中央祕書長、全國工商聯整風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孫曉村到上海救火。所以，榮毅仁對毛澤東真是感激涕零呀！
盛康年是上海市副市長、資本家盛丕華兒子，因附和李康年的定息20年不變，在上海市工商聯和民建召開的大小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盛康年先後寫了十一次書面交代，才得過關；但「榮盛小集團」的黑鍋卻一直背着，以至終生悶悶不樂，於1965年患食道癌去世，年僅51歲。（計泓賡：《榮毅仁與「榮盛小集團」的平反》）
(八)從榮毅仁看共產黨：一個實用主義的黨
1966年8月，章伯鈞、章乃器在康同璧家裡見面。章伯鈞問章乃器現在民建和工商聯的情況，章乃器說：「我是被他們開除的，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國的資本家裡，毛澤東只保了一個榮毅仁，其它人都受了衝擊。」
羅儀鳳在一旁糾正道：「榮毅仁其實也沒能躲過。他在上海的公館是有名的，極漂亮。北京高幹出身的紅衛兵說整座樓都屬於四舊，於是放了火，火苗從一樓竄到頂層。他們又把榮太太用皮帶套着脖子，從頂樓倒拖至一樓，腦震蕩的後遺症長期不愈呢。不過，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讓榮毅仁上了天安門，還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變。」榮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賬新賬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斷；被指派去鍋爐房運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並眼底出血，不予及時治療致左眼失明後，軍代表責成其與經叔平一起打掃衛生，洗刷廁所；太太楊鑒清被打得死去活來，卧床不起。連因患大腦炎而精神有障礙的四女兒智遠也未能倖免。
榮毅仁2005年10月26日去世時，又極風光，被吹為：「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戰士。」共產黨是偉大的實用主義者，用得着就捧：1957年，陳毅親自推薦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長；1960年，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接着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79年，鄧小平叫他主持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讓無產階級革命家家族「先富起來」；1985年，被祕密拉入中國共產黨，成了特別黨員；1993年，77歲高齡的時候，「當選」為國家副主席。反之，用不着了就叫你當右派、反革命，甚至肉體消滅。
（九）共產黨野心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
1955年，公私合營正大步前進，但毛澤東還嫌不夠快。10月27日、29日，兩次邀請全國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談，廣發追命帖。11月1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召開一屆二次會議，主任委員陳叔通借毛澤東講話，催促工商業者進一步接受改造；並威脅對少數破壞改造的違法分子，展開嚴肅的批判和鬥爭。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到榮毅仁的申新九廠視察，榮毅仁就把自己的產業無償地交出去了。在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洪流之中，私營工商業改造出現了從個別合營進入到全行業合營的高潮；包括榮毅仁在內的一些不甘被掠奪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寫《祭廠文》，有人寫「多年心血，一旦付諸東流；幾聲鑼鼓，斷送萬貫家財」以發泄怨恨。
搶了企業、工廠，又把手伸向農村。1958年，毛澤東見到《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如獲至寶」，親自定稿：「各農業社並為公社後，原農業社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社員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也都轉歸公社公有，只允許留下少數家畜家禽。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終於，收天下工廠、土地、美女、金錢，為一人所私有了。五反時，陳毅對榮毅仁說：「共產黨眼淺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貪你那些？共產黨氣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產黨是看到你們一批人還有用，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是真話。」陳毅的「真話」早讓毛澤東貪婪和無恥徹底拆穿了。
1956年1月10日，中共黨魁毛澤東視察上海公私合營申新九廠時和中國民族資本家榮毅仁交談。（歷史資料圖片）
（十）用你的利息「贖買」你的本錢：與強盜何異
1950年，《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公司的盈利，除了繳稅和提取10%的公積金之外，私方股東的酬勞不少於60 %的餘額。1953年，改為「四馬」(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和獎金，私營股東)分肥：前三馬佔總利潤的四分之三或更多，私營業主所得不超過四分之一，即私營股東所得紅利從60%降到25%。
1954年9月，政務院通過的《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第三條說：「合營企業中，社會主義成分居於領導地位」，第九條說：「合營企業受公方領導」。
但據1955年統計，公股在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中的比重只為40.6%。1955年單個企業公私合營的，平均每1萬元資本額，國家投資1,273元，每63個職工，國家派幹部1人。在第四章「盈餘分配」中，仍然是「四馬分肥」。「股東股息紅利，加上董事、經理和廠長等人的酬勞金，共可佔到全年盈餘總額的25%左右」。
1955年11月以後，又據陳雲《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報告，和《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對資本家採取贖買的辦法。所謂「贖買」，不是由國家另拿一筆錢收買資本家的企業，而是在每年生產獲得的利潤中，拿出一點分給原私營業主，這就是按照固定資產價值付給定額利息，叫做「定息」。
怎樣計算定息呢？在公私合營企業裡，先對資方的資產按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清理，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行業合營委員會（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最後核定。全國評估的結果，連同1956年以前合營的在內，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一共是24.1864億元。然後根據股份、利率，每年付給資方固定的利息，這就是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後來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馬立誠：《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雲錄》)其中，上海市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股為112,202萬元，幾乎佔全國公私合營企業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五個大戶中，有四人屬於榮氏家族，第一名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三，佔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萬元；榮毅仁則占第三位。(新華社1957年6月8日上海電)1956年被定為資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約86萬人(保育鈞：《呼喚理解》）
中國共產黨是古今中外第一等無賴，且不說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在層層壓縮、級級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麼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給5%年息十年之後，就永遠霸佔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還美其名曰「贖買」，這與強盜何異？
1976年後，中央工作組和中共上海市委就決定落實政策，對於文革時期停付給資本家的定息予以退賠。按照情況退賠了30個億，上海退賠的最大的對象是榮毅仁。(陳錦華：《國事憶述》)「上海退賠的最大的對象是榮毅仁」，為什麼不是榮鴻三？與前面1957年6月8日新華社上海電的說法不同，不知何故？
（十一）李康年為二十年定息被打成右派分子
李康年，上海市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
1957年1月間，他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建議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從此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這個以定息5厘，20年收回相當於「老本」的利息後而放棄「老本」的主張，被作為「定息20年建議」引起軒然大波，遭到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的批判。李康年反駁說，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提出這個贖買存單年期分20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22億元的建議，是根據1955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千家駒說贖買應自1949年算起，這個主張無非欲減少贖買金額，兼可減少定息數字，但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因為當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財產數字是最高的一年。毛澤東1956年1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的「從去年夏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就以極廣闊的規模和極深刻的程度展開起來」。可見得社會主義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來開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說是準備時期，更說不到是贖買開始時期。（《人民日報》，6月6日）可惜這篇四千字的發言，只不過為他被劃為右派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罷了。(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
（十二）毛澤東也不保榮毅仁：七億人只有宋慶齡、郭沫若受保護
中共席捲大陸之際，榮毅仁何去何從？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事業必須重頭開始；留下又生死難卜。在無錫養老的父親榮德生請朋友錢鍾漢親赴中共蘇北根據地去摸底。錢鍾漢在蘇北根據地被告知：「轉告榮先生，我們是保護民族資本家的，務必請他留下，建設新中國。」這個錢鍾漢風光過幾年，當過民建中委、民建無錫市主委、無錫市副市長；到了1957年，不但自己成了右派分子，連他爸爸、民建中央委員、江蘇省工商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代表錢孫卿也成了右派分子。
至於，榮毅仁留下後「新中國」又如何對待他呢？據章乃器說，中國的資本家裡，毛澤東唯一保護的是榮毅仁。但1966年8月20日，榮毅仁的女兒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涌到北太平莊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搶、批、斗、抄；當紡織工業部部黨組書記錢之光向周恩來特急報告時，周恩來說：「現在我們只能管兩個人了，一個是宋慶齡，一個是郭沫若。其它人你們自己想辦法。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他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一定要保護好。」毛澤東不再保榮毅仁了，周恩來「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當然只是廢話。七億人口只剩下宋慶齡、郭沫若受保護了；天地不仁，竟至於此。榮毅仁當時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落此下場。真是一失足「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而成千古之辱。
那個批判過李康年的左派分子千家駒，後來也吃盡「上了共產黨賊船」的苦頭，竟然要跑到香山去跳崖自殺。想到1948年，千家駒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見到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時真是啼笑皆非。當時毛澤東對千家駒「中國歷史上每次農民革命戰爭都失敗了，即使勝利了也變了質，如劉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證農民革命戰爭勝利以後不會變質」的回答是：「因為時勢不同了，中國現在有百分之十的現代工業，有無產階級，不要看不起這百分之十，這是中國能取得勝利、勝利後不會變質的保證。」(千家駒：《自撰年譜》)
誰知中共卻有比李自成、劉宗敏更厲害的「比餉鎮撫司」：「工人造反派把每個資本家的底細摸得透透的，非要他們交出多少多少錢來，不夠這個數字，就往死裡打。結果也真厲害，資本家交出的私人錢財數目和他們算的數字，基本一樣。咱們的銀行也積極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單一律公開，把保險櫃一律打開或撬開。金銀首飾，美元英鎊，統統沒收。抄家的時候，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顯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鎚子砸碎，能從藤芯裡抽出美鈔。家裡燒鍋爐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篩上一遍，居然能從裡面篩出用黑漆布緊裹的存摺來。當然，這樣藏匿私產的資本家，都會被打死或打得半
死。」(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十三）工商大戶和右派大戶
說了廣東、北京、上海，再說重慶。重慶的康心如是中國西南部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他除經營銀行外，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蜀華公司、中國國貨公司、國民印刷公司、重慶利濟財團、中國毛紡廠、中國興業公司、四川絹紡廠、寶豐公司、興華保險公司、天府公司、德豐公司、同春字號、嘉陽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業公司。(重慶市檔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遠也擁有若干企業。
1940年，康心如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被蔣介石指定為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他倡議定重慶為陪都，為發展大後方經濟、推進抗戰大業作了巨大貢獻；他給過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不少資助，康家被中共稱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共產黨員，跟周恩來一起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特意安排她留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中共接管重慶後，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重慶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聯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
1957年2月，周恩來出訪歐亞十一國途經重慶時，專門去冉家巷看望康心遠及其妻子王棣華；周恩來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幹部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周恩來在康心遠、賀龍等陪同下，一道前往重慶市工商聯第四屆委員會代表大會會場看望委員們；在見到康心如時，周恩來激動萬分地說：「你老了。」然而幾個月後，中共卻將這個「老朋友」變成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在民國時代康家是工商大戶；到了人民共和國時代，康家卻成了右派大戶。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國干、康國雋、康國傑、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從此康家像新中國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視，受到摧殘，受到迫害。毛澤東、共產黨之忘恩負義，真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四川美豐銀行是我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1926年變為全華資銀行；1935年，僅興建七層高的美豐大樓便耗資49萬餘元。1937年，經五年的三次連續增資：資產便由1932年的25萬元增至300萬元。做為美豐銀行主要操辦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遠個人資本，也隨之不斷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豐銀行個人資本已擁有了60多萬之外，還有個人名義在其它企業的投資及不動產，這樣累積下來，總計不下100萬元。至1948年資本總額為金元券200萬元，在上海、南京、長沙、漢口、西安、昆明、貴陽、成都設置分支機構43處；投資達上百家企業公司。(張壽寧：《敢為天下先》、重慶市檔案局)
1949年11月重慶易手，1950年4月美豐銀行宣告停業，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結束(《天涯小區》)。康家到底被共產黨共了多少財產，現在連康家後人也不清楚了。但根據美豐銀行分支機構之多、投資行業之廣泛，房屋等不動產之遍布各地，資產清理工作時間之長，亦可略窺一二。可是當1976年上海市僅對於文革時期停付的定息，便給資本家退賠30個億時，康家卻沒拿到一分錢。推而廣之，除了還有用處的個別花瓶之外，絕大部份的資本家並不能拿回他們的權益。
（十四）「國民黨四大家族」是陳伯達的造謠，共產黨四大家族卻是千真萬確
經歷過當年公私合營評估資產的老人說，全國私營企業資產評為24.1864億元，是實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資方資產按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所謂清理：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的行業合營委員會最後「核定」。且不說之前之軍事接管、土改、鎮反、三五反、扼殺私人資本的新稅制、強迫捐獻飛機大炮、強迫買公債之類的折騰、敲榨、勒索，只看在毫無專業知識、而有強烈仇恨的工人群眾「監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幾希！
惡劣的是，當年中共領導人、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用國家的名義掠奪了民族資本家的財產，雖然作為黨產或私產予取予劫，但還保留國有資產的名義。現在，卻用經濟開放改革、轉制、私有化等名目，把國有資產徹底地裝到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子女以及有權力的共產黨官員口袋中。如果國民黨「四大家族」是陳伯達造謠的話；那麼，共產黨的「四大家族」卻是千真萬確：鄧、王、江、李，都是富可敵國。又豈止四大家族？現在有千千萬萬的吸血鬼在咬住中國人民的脖子。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都是共產暴政的受害者，都是毛澤東叫化子共產主義、鄧小平權貴黑社會主義反動路線的受害者。
1957年1月16日，劉少奇在接見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曾明確地提出：「要講買賣，必須給公私合營的資產階級定息。不給定息，資產階級就要造反了，斗得無產階級自己也不能解放。從馬克思的理論上看，要先解放資產階級，才能解放工人階級。不讓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嗎？」(師東兵：《選擇突破口》)
劉少奇的話不幸而言中，由於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特別是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扼殺了資本主義，中斷了新民主主義的進程，造就了無法無天的騎在人民頭上「為人民服務」的特權利益集團，現在工人階級得到報應了。當年「不讓人家好好地活下去」，如今自己也活得不好了：或下崗失業，或淪為奴隸被更兇惡、更殘忍的官商買辦所壓榨，整個中國變成了血汗工廠、農奴國，退回到了極野蠻、極血腥、極黑暗的奴隸制時代。「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是我們工人階級先鋒隊，工廠就是我們自己的工廠」的遮羞布也早已拋到垃圾堆裡去了。於建嶸的《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反映了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對現實的怨恨：「人家一頓飯的錢，就是我們一年的工資，而且我們的工資還沒保障。」
如果我們工人不再是領導階級，你們中國共產黨憑什麼還是執政黨？(胡平：《從領導階級到弱勢群體》）奴隸們終於要覺醒，奴隸們在覺醒。
——轉自《民主中國》 （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