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10月10日訊】大陸校園中的所謂「學生信息員」，外界則稱之為打小報告的學生線人、特務。中共在“六四”後，就在重點高校中實施學生信息員制度。而近期有報導稱，中共當局派出國保進駐高校，發展培養「學生信息員」。
在大陸的課堂上講課，變得越來越「危險」。因為坐在下面聽課的，可能不僅是你的學生。
據《民生觀察》10月9號報導，湖南大學何老師披露，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湖南省公安廳國保總隊派出兩名國保長期進駐湖南大學，選取培養「學生信息員」，每個班級各兩名。這些信息員的主要工作是舉報周圍師生的不當言論和舉動，特別是所謂的「反黨反政府」、「反社會主義」等言行。
不僅在課堂上，生活中同學們的言行也難逃這些信息員的監視和舉報。
《民生觀察》從其他省市幾所高校瞭解到的情況也大致如此。江蘇南京某高校的小廖同學表示，今年早前曾有輔導員引薦他與國保談話，有意發展他成為信息員。國保選取信息員時除稱讚該名同學「愛國愛黨、思想上進、政治合格」等之外，還以好處誘惑，除了入黨、工作推薦等，還有信息費的暗示。
不過這位小廖同學最終婉拒了，他表示，要出賣老師和同學實在做不到，並且會感到羞愧，再說《憲法》明文規定每個公民言論自由。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現任理事陳闖創表示，大陸高校信息員制度由來已久。最近又引起關注，主要是近期有多位高校教師因遭學生舉報而受處分。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現任理事陳闖創：「非常糟糕的一個制度。有些學校據說不只是有信息員，甚至它那個教室都是全程有攝像頭在那裡錄。中國的老師，本來他們小範圍講出的話那就更加不敢講了。對中國原本就不怎麼樣的高等教育來說，再施加上這樣一個（信息員）緊箍咒之後，可以想像高等教育對於學生的培養的質量會更加下降，我覺得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黨委組織學生在學校搞互相揭發的「告密」文化，在文革期間一度極為盛行。
美國中情局2010年的報告說，中國重點高校在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後就實行了學生信息員制度。2000年初，中共將該制度普及到省級高校。2005年，信息員制度進一步擴大到層次更低的學校甚至一些中學。
前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2010年遭學生舉報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2013年遭北大解聘。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青，被學生舉報在授課中發表「精日言論」，今年4月遭行政記過處分。
陳闖創表示，自己妻子此前根據中國十所高校的公開信息，整理出「中國十大高校信息制度對比」，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包括北大、清華、南開、人大、復旦、中科大等名校。
陳闖創：「實際上這個信息員的情況，在更早的時候我們也是知道的。像2000年初在北京爆發知名度很高的『新青年四君子』（事件），本來就是自己探討一些社會問題，很關心公益的學生，但是他們中間被國安局安插的線人報告上去，做了不符合事實的匯報，然後北京市國安局當成一個大案、要案報了上去，獲得大概是政法領導人的批示，把幾個年輕人判了重刑。」
原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它如果搞信息員制度，從制度這個層面上來搞監視，按照我們國家憲法它也是違憲的。你制度層面鼓勵人來告狀、來舉報，舉報以後你不核實，就偏聽偏信，馬上就對老師也好，對同學也好，對員工也好進行懲罰打擊、迫害，這個是有問題的。」
原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表示，自己早在數年前寫過文章，對這種違憲的信息員制度持否定態度，因為當局沒有權力使用這種祕密手段來監視師生言行。
採訪/陳漢 編輯/王子琦 後製/鐘元
在大陸的課堂上講課，變得越來越「危險」。因為坐在下面聽課的，可能不僅是你的學生。
據《民生觀察》10月9號報導，湖南大學何老師披露，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湖南省公安廳國保總隊派出兩名國保長期進駐湖南大學，選取培養「學生信息員」，每個班級各兩名。這些信息員的主要工作是舉報周圍師生的不當言論和舉動，特別是所謂的「反黨反政府」、「反社會主義」等言行。
不僅在課堂上，生活中同學們的言行也難逃這些信息員的監視和舉報。
《民生觀察》從其他省市幾所高校瞭解到的情況也大致如此。江蘇南京某高校的小廖同學表示，今年早前曾有輔導員引薦他與國保談話，有意發展他成為信息員。國保選取信息員時除稱讚該名同學「愛國愛黨、思想上進、政治合格」等之外，還以好處誘惑，除了入黨、工作推薦等，還有信息費的暗示。
不過這位小廖同學最終婉拒了，他表示，要出賣老師和同學實在做不到，並且會感到羞愧，再說《憲法》明文規定每個公民言論自由。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現任理事陳闖創表示，大陸高校信息員制度由來已久。最近又引起關注，主要是近期有多位高校教師因遭學生舉報而受處分。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現任理事陳闖創：「非常糟糕的一個制度。有些學校據說不只是有信息員，甚至它那個教室都是全程有攝像頭在那裡錄。中國的老師，本來他們小範圍講出的話那就更加不敢講了。對中國原本就不怎麼樣的高等教育來說，再施加上這樣一個（信息員）緊箍咒之後，可以想像高等教育對於學生的培養的質量會更加下降，我覺得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黨委組織學生在學校搞互相揭發的「告密」文化，在文革期間一度極為盛行。
美國中情局2010年的報告說，中國重點高校在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後就實行了學生信息員制度。2000年初，中共將該制度普及到省級高校。2005年，信息員制度進一步擴大到層次更低的學校甚至一些中學。
前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2010年遭學生舉報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2013年遭北大解聘。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青，被學生舉報在授課中發表「精日言論」，今年4月遭行政記過處分。
陳闖創表示，自己妻子此前根據中國十所高校的公開信息，整理出「中國十大高校信息制度對比」，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包括北大、清華、南開、人大、復旦、中科大等名校。
陳闖創：「實際上這個信息員的情況，在更早的時候我們也是知道的。像2000年初在北京爆發知名度很高的『新青年四君子』（事件），本來就是自己探討一些社會問題，很關心公益的學生，但是他們中間被國安局安插的線人報告上去，做了不符合事實的匯報，然後北京市國安局當成一個大案、要案報了上去，獲得大概是政法領導人的批示，把幾個年輕人判了重刑。」
原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它如果搞信息員制度，從制度這個層面上來搞監視，按照我們國家憲法它也是違憲的。你制度層面鼓勵人來告狀、來舉報，舉報以後你不核實，就偏聽偏信，馬上就對老師也好，對同學也好，對員工也好進行懲罰打擊、迫害，這個是有問題的。」
原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表示，自己早在數年前寫過文章，對這種違憲的信息員制度持否定態度，因為當局沒有權力使用這種祕密手段來監視師生言行。
採訪/陳漢 編輯/王子琦 後製/鐘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