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慶日報消息，重慶市教育考試院稱政審材料是參加高考錄取的必備材料，將反映在考生綜合素質評價中，是高考錄取時的重要參考依據，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普通高校的錄取。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屬政審不合格：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道德品質惡劣；有違法犯罪行為的。此外，報考軍警、公安以及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公安部門和院校會對考生進行再政審。
然而很快又傳來新消息，重慶市教育考試院辦公室主任羅勝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關於政審是媒體記者寫錯了。我們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現實表現的審核。記者把這個理解錯了，就出了一個『政審』。重慶市嚴格按照教育部的精神，文件是一脈相承的，沒有做變化。只是記者的片面誤讀。往年一直都是按照教育部的文件來的。一個字都沒變。」
有人稱重慶此舉是倒退，是違背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因為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第二年，即1977年下令恢復高考，並「拋棄」高考政審。
從筆者的角度看，重慶日報的記者沒有寫錯，羅勝奇之所以說記者寫錯了，其實是想說明這個政審的事不是重慶的首創發明，而是完全按照教育部的意思來的，從這一點上說，羅勝奇沒有說錯。
然而要是說鄧小平下令拋棄高考政審，卻傳達給外界一個錯誤信息：1977年之後高考政審就不存在了。
而就筆者剛剛在中共教育部高考信息平台等處搜索到幾千條信息，顯示一直存在高考政審的現象，典型高考政審格式如下：
政審內容包括考生本人、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係的政治思想表現、遵紀守法和公共道德情況等。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政審不合格：
1．曾受過刑事處罰、收容教養，或者近五年曾受過治安管理處罰的；
2．有違法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機關偵查、控制的；
3．曾受過開除學籍、團籍或者黨籍紀律處分，或者近三年曾受過記過以上紀律處分的；
4．曾參加過「法輪功」等X教和其他非法組織，或者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
5．有過吸毒史的；
6．直系親屬和關係密切的旁系親屬中有被判處死刑或者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
7．直系親屬和關係密切的旁系親屬中有正在被政法機關偵查、控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法輪功」等X教和其他非法組織的骨幹分子或頑固不化、繼續堅持錯誤立場的；
8．其他不宜錄取的情形。
從上面的政審內容可以看出，中共的高考政審範圍不止是對考生本人，更對其家人甚至親朋好友的思想和言行進行全面審查，從紀律處分、行政、刑事處罰到精神信仰全部囊括，最後還防止有漏掉或無法預見的，又加了一個第8條的兜底情形，可以說是說你合格你就合格，說你不合格你就不合格，是純粹的迫害民眾、剝奪民眾受教育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千萬別把其中的「非法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字樣當回事，其實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中共的「打非」、「打黑」往往都是羅織罪名、製造冤案。
重慶方面的消息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引發關注。中國央視前名嘴崔永元亦就此事發表評論道，「這城市總愛出妖蛾子」。 不少崔永元的「粉絲」稱，「這是個妖孽橫行的年代，支持崔老師降妖除魔」。
正如前文所言，並非高考政審不存在，而是多年以來被有意無意的忽略和淡化了，這背後的原因值得人們去深思。而重慶的這則消息之所以引人關注，卻是當下中共在風雨飄搖之際加強社會管控、進一步勒緊綁架民眾繩索的具體表現。
從一定程度看，中共生於土改，對內通過土地綁架民眾以供其驅使，卻是依靠表現形式為外援或外貿的外資而成長壯大，當其壯大後又反過來強化對民眾的綁架，循環往複，可謂是中共的綁架經濟學。
中美貿易戰開啟後，中共的外資補給路線被逐漸壓縮，開始強化對國內民眾管制，目的是消除恐懼隱患的同時，最大限度榨取人質價值。
這裡似乎有一個規律，中共在歷史上雖然不停殺人，但卻是分主動殺、公開殺，還是教唆殺、挑動殺和暗地殺。前一種殺人法往往都發生在中共有外資的補給援助的情況下 ，而當中共失去境外補給時，中共一方面開始挑動群眾斗群眾，再把倖存的一方以偉光正的名義予以消滅來收買民心、重建威望，另一方面常會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達到軟刀子殺人不見血的目的。
比如1949年中共依靠蘇聯的軍事經濟資助篡權得政後，立即屠殺鄉紳、地主約200萬，屠殺前黨政軍公務文教人員過100萬，屠殺知識分子數十萬，更把數十萬國民黨降兵送上朝鮮戰場當炮灰，這些殺戮都是公開殺，分別在土改、肅反、反右中以中共的名義從上到下按毛澤東定的百分比指標殺人。
當中共和蘇共交惡失去外援後，中共就開始人為製造饑荒 ，1960至1963年斷糧餓死3000萬中國農民，這是中共的暗殺；後面開始的文革總計被殺掉約200萬人，基本是被中共教唆、挑動而進行的互斗互害所致。
1979年後，國際社會被中共經濟建設的假象所迷惑，又紛紛對中共進行援助，結果經濟稍有起色，中共就撕下面具，在1989年屠殺上了數千甚至更多青年學生，這又是中共的公開殺人。
當國際社會因中共屠殺學生停止對其援助並進行制裁，中共便對它曾讚揚和依靠的「工人老大哥」下手，在1992年至2002年十年間，把6000萬工人「下崗」，致使無數家庭陷入絕境，這是中共的軟刀子，殺人不見血。
2001年，國際社會又開始接納中共，加入WTO，外資紛紛進入，中共再次獲得了外部援助和補給。也正是從2001年，在江澤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體滅絕指令下，中共開始公開大規模系統迫害法輪功群體，有據可查的被殺害的法輪功學員已達數千人，真實的數字只會更多，更令人髮指的是中共利用軍隊、醫療系統公開開始大規模活摘法輪功修鍊者器官，按需殺人，如今被活摘的範圍擴大到新疆、西藏、家庭教會以及普通民眾身上，這是中共又一次公開殺人。
從上面的規律看，持續不斷的外資補給線的存在似乎是中共能肆意妄為、公開屠戮民眾的關鍵所在。
每當中共在外資援助下實力增強，中共就會直接屠殺民眾，而當失去外資外援後，它卻不再公開大規模殺人。分析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許是持續不斷的外部援助補給會緩解中共對國內民眾這條人質補給線的極端依賴，使其可以在身強體壯下得以釋放其最大魔性去肆意濫殺，而當失去外資援助後，其自保的本能便促使其將民眾視為珍貴的養料，盡量精打細算榨取最大價值，而不輕易屠戮民眾，浪費掉這些「生產資料」。
當下的中共，一邊給每個非洲留學生10萬元求人家來讀書， 一邊設置政審的門檻，使中國民眾的孩子連學費高昂、質量低下的教育都得不到，中共的吃裡扒外，簡直令許多人匪夷所思。其實如果參考上面中共屠戮民眾的規律，可以推測，未來數年中共可能不會公開大規模殺人，而對內卻會是更加瘋狂的壓榨，變相把民眾犧牲掉來餵養自己，其中的可能就包括通過對民眾高考以至國考、出國等實施以政審的手段，達到劃分人群、挑動互斗、消除隱患的目的，具體看這些政審的意義或許在於：
其一，通過對外明確劃出一條施捨給民眾的權利邊界，從而威懾恐嚇被其綁架的國內國外民眾以達到消除內部隱患的目的；這裡要強調的是，被中共綁架的不止是國內民眾，那些與國內有千絲萬縷聯繫，為經濟利益、事業前途乃至親情、鄉情所系的，都是被中共綁架的對象，只是或隱或顯而已。
其二，通過這條邊界，人為製造出社會群體的對立，形成一大群高考、國考、招工、出國、申請福利等等政審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一小部分該政策下的「犧牲品」，在通過這一政策產生一批「沾血」的既得利益者，並在形成既得利益者群體的過程中將這部分民眾脖子上的綁繩勒得更緊，從而反過來維護中共的政審制度以至中共本身，這就是中共慣用的「拉攏一大批、打擊一小撮」的邪惡手段，新名詞叫「打造利益共同體」。這一手段在土改、大躍進、文革、上山下鄉、六四、工人下崗、迫害法輪功中都頻繁使用，而前面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會成為後面的「犧牲品」。
其三，通過類似政審等手段實施對民權的壓縮，形成綁架升級的勢態，從而獲得同西方文明社會更多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前些年的所謂人質外交是這一勢態的具體個例表現，最近的新疆教育營以及之前更多中共打壓迫害的群體或許都將成為中共今後跟文明世界「交易」的「本錢」，從這一角度看，這是中共在通過綁架文明世界的道德良知實現其勒索目的，實質是對全人類的綁架，其匪徒本性一覽無餘 。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然而很快又傳來新消息，重慶市教育考試院辦公室主任羅勝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關於政審是媒體記者寫錯了。我們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現實表現的審核。記者把這個理解錯了，就出了一個『政審』。重慶市嚴格按照教育部的精神，文件是一脈相承的，沒有做變化。只是記者的片面誤讀。往年一直都是按照教育部的文件來的。一個字都沒變。」
有人稱重慶此舉是倒退，是違背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因為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第二年，即1977年下令恢復高考，並「拋棄」高考政審。
從筆者的角度看，重慶日報的記者沒有寫錯，羅勝奇之所以說記者寫錯了，其實是想說明這個政審的事不是重慶的首創發明，而是完全按照教育部的意思來的，從這一點上說，羅勝奇沒有說錯。
然而要是說鄧小平下令拋棄高考政審，卻傳達給外界一個錯誤信息：1977年之後高考政審就不存在了。
而就筆者剛剛在中共教育部高考信息平台等處搜索到幾千條信息，顯示一直存在高考政審的現象，典型高考政審格式如下：
政審內容包括考生本人、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係的政治思想表現、遵紀守法和公共道德情況等。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政審不合格：
1．曾受過刑事處罰、收容教養，或者近五年曾受過治安管理處罰的；
2．有違法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機關偵查、控制的；
3．曾受過開除學籍、團籍或者黨籍紀律處分，或者近三年曾受過記過以上紀律處分的；
4．曾參加過「法輪功」等X教和其他非法組織，或者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
5．有過吸毒史的；
6．直系親屬和關係密切的旁系親屬中有被判處死刑或者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
7．直系親屬和關係密切的旁系親屬中有正在被政法機關偵查、控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法輪功」等X教和其他非法組織的骨幹分子或頑固不化、繼續堅持錯誤立場的；
8．其他不宜錄取的情形。
從上面的政審內容可以看出，中共的高考政審範圍不止是對考生本人，更對其家人甚至親朋好友的思想和言行進行全面審查，從紀律處分、行政、刑事處罰到精神信仰全部囊括，最後還防止有漏掉或無法預見的，又加了一個第8條的兜底情形，可以說是說你合格你就合格，說你不合格你就不合格，是純粹的迫害民眾、剝奪民眾受教育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千萬別把其中的「非法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字樣當回事，其實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中共的「打非」、「打黑」往往都是羅織罪名、製造冤案。
重慶方面的消息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引發關注。中國央視前名嘴崔永元亦就此事發表評論道，「這城市總愛出妖蛾子」。 不少崔永元的「粉絲」稱，「這是個妖孽橫行的年代，支持崔老師降妖除魔」。
正如前文所言，並非高考政審不存在，而是多年以來被有意無意的忽略和淡化了，這背後的原因值得人們去深思。而重慶的這則消息之所以引人關注，卻是當下中共在風雨飄搖之際加強社會管控、進一步勒緊綁架民眾繩索的具體表現。
從一定程度看，中共生於土改，對內通過土地綁架民眾以供其驅使，卻是依靠表現形式為外援或外貿的外資而成長壯大，當其壯大後又反過來強化對民眾的綁架，循環往複，可謂是中共的綁架經濟學。
中美貿易戰開啟後，中共的外資補給路線被逐漸壓縮，開始強化對國內民眾管制，目的是消除恐懼隱患的同時，最大限度榨取人質價值。
這裡似乎有一個規律，中共在歷史上雖然不停殺人，但卻是分主動殺、公開殺，還是教唆殺、挑動殺和暗地殺。前一種殺人法往往都發生在中共有外資的補給援助的情況下 ，而當中共失去境外補給時，中共一方面開始挑動群眾斗群眾，再把倖存的一方以偉光正的名義予以消滅來收買民心、重建威望，另一方面常會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達到軟刀子殺人不見血的目的。
比如1949年中共依靠蘇聯的軍事經濟資助篡權得政後，立即屠殺鄉紳、地主約200萬，屠殺前黨政軍公務文教人員過100萬，屠殺知識分子數十萬，更把數十萬國民黨降兵送上朝鮮戰場當炮灰，這些殺戮都是公開殺，分別在土改、肅反、反右中以中共的名義從上到下按毛澤東定的百分比指標殺人。
當中共和蘇共交惡失去外援後，中共就開始人為製造饑荒 ，1960至1963年斷糧餓死3000萬中國農民，這是中共的暗殺；後面開始的文革總計被殺掉約200萬人，基本是被中共教唆、挑動而進行的互斗互害所致。
1979年後，國際社會被中共經濟建設的假象所迷惑，又紛紛對中共進行援助，結果經濟稍有起色，中共就撕下面具，在1989年屠殺上了數千甚至更多青年學生，這又是中共的公開殺人。
當國際社會因中共屠殺學生停止對其援助並進行制裁，中共便對它曾讚揚和依靠的「工人老大哥」下手，在1992年至2002年十年間，把6000萬工人「下崗」，致使無數家庭陷入絕境，這是中共的軟刀子，殺人不見血。
2001年，國際社會又開始接納中共，加入WTO，外資紛紛進入，中共再次獲得了外部援助和補給。也正是從2001年，在江澤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體滅絕指令下，中共開始公開大規模系統迫害法輪功群體，有據可查的被殺害的法輪功學員已達數千人，真實的數字只會更多，更令人髮指的是中共利用軍隊、醫療系統公開開始大規模活摘法輪功修鍊者器官，按需殺人，如今被活摘的範圍擴大到新疆、西藏、家庭教會以及普通民眾身上，這是中共又一次公開殺人。
從上面的規律看，持續不斷的外資補給線的存在似乎是中共能肆意妄為、公開屠戮民眾的關鍵所在。
每當中共在外資援助下實力增強，中共就會直接屠殺民眾，而當失去外資外援後，它卻不再公開大規模殺人。分析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許是持續不斷的外部援助補給會緩解中共對國內民眾這條人質補給線的極端依賴，使其可以在身強體壯下得以釋放其最大魔性去肆意濫殺，而當失去外資援助後，其自保的本能便促使其將民眾視為珍貴的養料，盡量精打細算榨取最大價值，而不輕易屠戮民眾，浪費掉這些「生產資料」。
當下的中共，一邊給每個非洲留學生10萬元求人家來讀書， 一邊設置政審的門檻，使中國民眾的孩子連學費高昂、質量低下的教育都得不到，中共的吃裡扒外，簡直令許多人匪夷所思。其實如果參考上面中共屠戮民眾的規律，可以推測，未來數年中共可能不會公開大規模殺人，而對內卻會是更加瘋狂的壓榨，變相把民眾犧牲掉來餵養自己，其中的可能就包括通過對民眾高考以至國考、出國等實施以政審的手段，達到劃分人群、挑動互斗、消除隱患的目的，具體看這些政審的意義或許在於：
其一，通過對外明確劃出一條施捨給民眾的權利邊界，從而威懾恐嚇被其綁架的國內國外民眾以達到消除內部隱患的目的；這裡要強調的是，被中共綁架的不止是國內民眾，那些與國內有千絲萬縷聯繫，為經濟利益、事業前途乃至親情、鄉情所系的，都是被中共綁架的對象，只是或隱或顯而已。
其二，通過這條邊界，人為製造出社會群體的對立，形成一大群高考、國考、招工、出國、申請福利等等政審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一小部分該政策下的「犧牲品」，在通過這一政策產生一批「沾血」的既得利益者，並在形成既得利益者群體的過程中將這部分民眾脖子上的綁繩勒得更緊，從而反過來維護中共的政審制度以至中共本身，這就是中共慣用的「拉攏一大批、打擊一小撮」的邪惡手段，新名詞叫「打造利益共同體」。這一手段在土改、大躍進、文革、上山下鄉、六四、工人下崗、迫害法輪功中都頻繁使用，而前面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會成為後面的「犧牲品」。
其三，通過類似政審等手段實施對民權的壓縮，形成綁架升級的勢態，從而獲得同西方文明社會更多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前些年的所謂人質外交是這一勢態的具體個例表現，最近的新疆教育營以及之前更多中共打壓迫害的群體或許都將成為中共今後跟文明世界「交易」的「本錢」，從這一角度看，這是中共在通過綁架文明世界的道德良知實現其勒索目的，實質是對全人類的綁架，其匪徒本性一覽無餘 。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