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對波蘭的恐怖鎮壓

觸發點是與鐵托的衝突，這對於中、東歐而言，起到了類似於蘇聯反托派鬥爭的作用。1948年9月初波蘭出現了針對PPR總書記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的、對「右翼民族主義傾向的批判」。10月中旬的第一批逮捕沒有觸及到他的直接隨從，但每個熟悉上世紀30年代在莫斯科發生的審判的人都非常清楚，一旦基礎遭到打擊，最高點用不了多久也會成為受害者。

在一個廣泛的鎮壓體制中，共產黨人比其他人群承受得要少些，但他們的承受遠遠不能被忽視。在波蘭涉及的受害者人數相對較少。為了發現一個「間諜和顛覆網絡」，安全局把注意力轉向了軍隊，尤其專注於戰前就入伍的職業軍官。在此情況下，MBP和軍方總情報局（GZI）聯合行動逮捕了數百名軍官，有很多人被審判，20人被處決。哥穆爾卡也隨著數百名黨的各級官員被捕，而從公眾舞台上消失。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全面服從黨的機器的時候到了，包括安全局本身。幾個安全局的高級官員發現自己也進了監獄。由於哥穆爾卡從未真正接受過審判，波蘭的蘇維埃化沒有任何一個主要的審判作為標誌，例如在布達佩斯對拉斯洛（Rajk Laszlo）的審判，或在布拉格對斯蘭斯基（Rudolf Slansky）的審判（譯者註：兩人分別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

安全局在1949年以後發展壯大，到1952年已經擁有大約34,000人。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參與了關於「工人運動中的挑釁行為」的行動。相關工作人員都隸屬於「十部」，總共只有大約100人。政治局成立了一個由貝魯特（Boleslaw Bierut，於1948年接替了哥穆爾卡）領導的安全委員會，來處理許多與MBP和GZI組織問題有關的最重要的調查，並制定指令。

「Bezpieka」（安全局廣為人知的別名）在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所有領域裡都無所不在，是那個年代的主要特徵之一。1949年夏天，當有著74,000名告密者的網絡已不能滿足安全局的需求時，「保護小分隊」（Referat Ochrony，或RO）在所有工業企業裡建立起來了。幾年時間就發展出600個這樣的細胞。在MBP內部，受到特別關注的是「經濟保護組」裡的幾個分部。從1951年到1953年，大多數被捕的（每年約5,000至6,000人）受害於這個組的工作，因其擁有最大的線人網絡（26,000人）。任何工業上的故障或中斷會自動被認為是破壞或顛覆的結果。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公司裡就有數十名工人被監禁。為幫助保護國家機構，安全局被要求對希望學習理工課程的候選人進行評估。在1952年，約有1,500人由於評估的結論而無法繼續學業。

「保護和組織農業合作社」（即集體化）以及對小麥和肉類配額的控制與法令構成一個單獨章節。在後一個問題上，最活躍的機構不是安全機構，而是警察和成立於1945年的「反對經濟濫用和破壞活動特別委員會」。這個名字，讓人想起「契卡」，把恐懼打進人們的心裡。十五個地區的數千農民因未能上繳配額而被監禁。安全部隊和警察根據一個具體的政治方案進行了逮捕。較富裕的農民（富農）首先被捕，即使他們已經交了配額。他們在沒有審判之前先被關幾個星期然後被判刑，他們的小麥、牲畜和其它財產都被沒收。特別委員會也把城市人口當成獵物。大多數的判刑都是由於投機、黑市營銷，又或是流氓罪──主要在1952至1954年間。該委員會的裁決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1945年至1948年，它把10,900人送去了勞改營；1949年至1952年的數字達到46,700；到1954年的總數達到了84,200。這些判決不是因為政治罪，但是所用手段的性質源自同一個迫害體系，從而影響到了農村人口和所謂的「投機者」。

安全機構的主要目標是追捕地下武裝分子。目標包括前波蘭農民黨（PSL）武裝分子、從西方回來的戰士，以及戰前的官員、政治幹部和軍官。1949年初，可疑分子的登記冊被標準化為幾個類別。到1953年1月，安全局有520萬個人的檔案，占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儘管非法組織已經被消滅，政治審判的數量仍繼續上升。囚犯數量的上升是由於各種「預防措施」的結果。因此在1950年10月， 「K行動」在一天晚上就抓捕了5,000人。1952年有超過21,000人被捕。根據官方的數據，在1952年下半年，共有49,500名政治犯。甚至有關押少年政治犯的特別監獄，1953年時有2,500人在押。

在反對派被清算後，天主教會就是剩下的主要獨立機構了。教會在1948年以後被盯得更緊了，是持續攻擊的對象。對主教們的監禁從1950年開始。1953年9月，卡奇馬雷克（Czeslaw Kaczmarek）主教受到審判並被判處12年徒刑，波蘭羅馬天主教教長維遜斯基（Stefan Wyszynski）也被拘禁。總共有100多位牧師被關進監獄。耶和華見證人教派的信徒被認為是美國間諜而特別被針對，在1951年，就有2,000多人被監禁。

這是一個每個人看上去都要入獄的時期：政治局成員、戰前的官員（包括前總理）、將軍、AK的指揮官、主教、曾與德國人作戰然後又把他們的武器轉向反對共產黨人的游擊隊員、拒絕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在一個火災爆發的礦坑裡的礦工們、因打破海報上的玻璃或在牆上塗鴉而被捕的年輕人。這個體系任何潛在的對手都被從社會中移除，全部的行動自由被剝奪。廣泛恐怖的系統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整個社會散播一種永久性的恐懼和社會原子化的感覺。

一位名叫Andrzej Staszek的政治犯描述了Wronki監獄1950年之前的狀況：

結核病是戰後波蘭最嚴重的疾病……我們的監號裡關了7個人。監號很小，只有8平方米，我們幾乎沒有活動的地方。有一天來了第八個囚犯，我們馬上就注意到他有很嚴重的問題。他沒有碗或毯子，看起來病得很重。很快就清楚了，這人患有晚期肺結核。他的身體上長滿了結節性潰瘍。當我看到我同屋們的驚恐，我也開始感到非常害怕……我們儘可能離他遠些。但你可以想像在8平方米的牢房裡，7個人想要避開第八個人的情形多麼荒謬。下一頓飯送來時情況變得更糟了。那人沒有碗，也沒人要給他一個。我看著其他人，但沒有人會接觸任何人的視線或是看著那人。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我給了他我的盤子。我讓他先吃，然後我再吃。他臉色死灰面無表情轉向我（他似乎對一切都無動於衷），我聽到他說，「其實，我快死了……我只剩下幾天了。」我說，「你吃，就當為我的健康，吃。」其他人看起來都嚇壞了。然後他們開始試圖像避開他一樣避開我。當他吃完，我用僅有的那麼一點水洗了洗盤子，再開始吃。

該系統在1953年底開始略有變化。告密者網絡被廢掉，監獄的條件開始有所改善，部分囚犯因健康原因被釋放，被審判的人數減少，判刑變輕了。毆打和折磨變得不那麼頻繁了。聲譽特別差的官員被解職，「十部」被拆散了，安全局的人員配額被削減。特別是當自由歐洲電台在1954年9月28日那天，開始播放由在1953年12月選擇自由（叛逃）的「十部」前副部長司維阿特羅（Jozef Swiatlo）撰寫的一系列報導以後，就像炸彈爆炸了一樣。在幾個星期內MBP進行了重組，被內政部（MSW）和另一個單獨的公安委員會（KBP）取代。 MBP的部長和五位副部長中的三位被強令辭職。1953年12月，哥穆爾卡被釋放，調查部（Investigations Department）的負責人羅贊斯基（Jozef Rozanski）則被關了起來。「反對經濟濫用和破壞活動特別委員會」被解散。1955年1月，中央委員會譴責了「過失和錯誤」，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安全局，「把自己置身於黨的上面。」一些MBP的劊子手被逮捕，安全局僱用的人數再次被削減。

實際上，大多數這些變化是假的。1955年時仍有大約3萬名政治犯，而當年下半年，前部長萊徹維茨（Wlodzimierz Lechowicz）被審判，他是在1948年由司維阿特羅的別動隊逮捕的。直到1949年都是政治局委員的斯彼哈爾斯基（Marian Spychalski）在1950年被捕，一直在獄中被關到1956年4月都沒有被提審。直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而貝魯特幾乎在那同時逝世，之後政治鎮壓才真正得到了減輕。然後宣布大赦，儘管監獄裡仍有1,500名政治犯。給一些曾經被判刑的人恢復了名譽。總檢察長和司法部長被替換，前安全部副部長和前「十部」負責人被捕。監獄的控制權此前一直都在內政部手上，此時被移交給了司法部。由於大量的內部鬥爭，安全機關開始失去了方向感，一些更祕密的合作者開始退出。然而，總的戰略沒有變：安全部門仍然對（背景）完全相同的人感興趣，監獄也只空了一半。數以千計的調查仍然在進行，告密者網絡的人數即使在減少後仍有34,000人。廣義恐怖的體系仍然發揮著作用，只是範圍略小。它已經達成了它的目標：政權中最活躍的反對者已經成千地死掉，社會已經得到教訓，知道等待「人民民主的捍衛者」的是怎樣的命運。#（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