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2月01日訊】大約20年前，時任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在一次對共產黨高層幹部內部祕密講話中，曾闡述了一項確保中共生存和復興的長期計劃。
他表示，有三個關鍵問題必須抓住：首先是生存空間問題，因為中國人口嚴重過剩，環境正在惡化。因此，第二個問題是，共產黨必須教育中國人民「走出去」。遲浩田的意思就是征服新的土地，在這些土地上，可以通過「殖民化」建立起「第二個中國」。但也由此產生了第三個重要問題：「美國問題」。
遲浩田當時警告說：「這聽上去似乎令人震驚，但是邏輯其實很簡單，」因為中共「與西方戰略利益存在根本性的衝突」。因此，美國絕不會允許中共奪取其它國家來建設第二個中國。所以美國阻礙了中共的計劃。
遲浩田對這個問題的解釋如下：「美國會允許我們獲得新的生存空間嗎？ 首先，如果美國堅決阻止我們，我們就很難對台灣、越南、印度甚至日本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情，那麼我們還能得到多少生存空間呢？ 非常得微不足道！只有像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樣的擁有廣闊的土地的國家才能滿足我們大規模殖民化的需求。」
他說：「我們不至於愚蠢到想通過核武與美國同歸於盡。」「只有使用能殺死許多人的非破壞性武器，我們才能把美國留給自己。」答案就在生物武器中。他還說：「當然，我們並沒有一直閒著，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我們抓住了掌握這類武器的機會。」
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認為，生物武器是實現「清理美國」這個目標的最重要武器。遲浩田認為，鄧小平把生物武器放在了中共武器庫中所有其他武器系統的前面，當鄧小平還在的時候，黨中央就做出了正確的決定：先不發展航空母艦，而是集中精力發展能夠消滅敵國大量人口的致命武器。
這似乎令人感到難以置信，但遲浩田認為自己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因此他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他有著複雜的個人感受：「我有時會想，中共與美國為敵是多麼的殘忍。」他指出，畢竟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幫助了中國。中國人民還記得美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
遲浩田說：「從長遠來看，中美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必須接受這種悲慘的局面。根據遲浩田的說法，「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歷史一再告誡我們：一山容不得二虎。」
根據遲浩田的說法，中國的人口過剩和環境惡化最終將導致社會崩潰和內戰。他估計，這樣的社會崩潰將造成「超過8億」中國人死亡。因此，中國共產黨別無選擇：要麼美國被生物武器襲擊而「清理乾淨」，要麼中國遭受民族災難。
遲浩田還提出了以下觀點：「我們必須做好兩手準備。如果我們的生物武器在突襲中取得成功，中國人民將能夠在與美國的戰鬥中把損失降至最低。但是，如果襲擊失敗並引發美國的核報復，中國可能會遭受一場災難，將導致超過一半的人口死亡。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準備好大中城市的防空系統。」
在他的演講中，遲浩田提供了一個了解中共發展戰略的關鍵點：「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是為了戰爭的需要而做準備！ 」 並不是為了在短期內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這不是要建立一個以消費者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社會。遲浩田表示：「我們仍然會強調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但實際上，經濟發展是以戰爭為中心的！」
中共對生物科學的濃厚興趣也源於此。
病毒武器化
西方國家還沒有弄清楚中共迅速運作P4微生物實驗室的潛在動機，這些實驗室被用來研究世界上最致命的微生物（即病原體致死性4級實驗室）。現在，就在中國的中心城市武漢，在位於武漢P4病毒實驗室（專門研究致命病毒的）的附近，爆發了一場快速擴散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譯者註：1993年，中共宣布第二個設施「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為8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設施之一。P4實驗室是中國首個生物防護水平在4級的實驗室。）
在發表了這個演講後不久，2003年，也就是中國爆發薩斯病（SARS）疫情的同一年，遲浩田辭去了國防部部長的職務。（巧合的是）也是在同一年，北京決定建立武漢P4病毒實驗室。考慮到遲浩田的內部演講，這種中共肺炎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是否就是由於該市的P4病毒實驗室在將致命病毒武器化過程中出現了意外所造成的呢？
有三個數據點值得考慮。首先，據《雪梨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報導，2008年，台灣最高安全官員告訴立法者，台灣已經擁有可以將SARS病毒與中共實驗室的相關研究聯繫起來的情報。考慮到中共的經濟影響力和中文媒體的政治滲透，時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蔡朝明後來被迫收回自己的聲明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他的聲明中並沒有任何「過失」的常見特徵。蔡局長是否只是因為不能透露他在中國大陸的情報來源而被迫收回了這項真實的聲明呢？
第二個值得考慮的數據點：《病毒學雜誌》（Virology Journal）刊登了Gulfaraz Khan於2013年2月28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概述了2012年6月在沙特阿拉伯發現的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的，這是與（中共肺炎的）同一種的冠狀病毒，但有以下不同之處：在第一次發現它時，它還不能輕易地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從那時起，該病毒發生了某種變化。因此，中共肺炎病毒被標記為「2019-nCoV」而不是簡單的 「NcoV」。就是因為後者不具有傳染性，而前者正在中國迅速傳播。
那麼你認為在2012年到2020年間，是什麼改變了該病毒的傳染性呢？ 發生了隨機突變？還是因為它被武器化了？ 如果目前的致命疫情爆發是發生在武漢以外的任何一個城市，我們都可能會傾向於相信它只是發生了隨機突變。但是，武漢市正是中共生化細菌武器的發源地。我們應該相信這只是一個巧合嗎？
第三個值得考慮的數據點是：《印度大博弈》雜誌（GreatGameIndia）發表了一篇題為《冠狀病毒的生物武器——中共如何從加拿大偷走冠狀病毒並將其武器化》（Coronavirus Bioweapon – How China Stole Coronavirus From Canada And Weaponized It.）的文章。
作者們非常聰明地把Khan的《病毒學雜誌》的文章和中國公民從位於溫尼伯（Winnipeg）的加拿大（P4）國家微生物實驗室（Canadian （P4） 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偷走冠狀病毒的安全漏洞的消息放在了一起。據稱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和其它致命有機體一起存放在那裡。去年5月，加拿大皇家騎警調查委員會被召集對此案進行調查，到7月底，中國公民被驅逐出該設施。據稱，這位中國首席科學家當時正往返於溫尼伯和武漢之間。
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關於冠狀病毒NCoV病毒是如何傳播的模糊推理結果：首先它在沙特阿拉伯被醫生發現，然後在加拿大被研究，在那裡它被一個中共的科學家偷走並帶到了武漢的實驗室……。
就像台灣情報局長在2008年作出聲明後的遭遇一樣，《印度大博弈》雜誌的文章也受到了猛烈的攻擊。無論真相如何，我們的推理中都必須要考慮到接近和不大可能發生突變的事實。
2019-nCoV 病毒極有可能就是沙特醫生在2012年所發現的NCoV病毒的一個武器化版本。
我們必須對武漢的疫情進行調查。中共也必須對世界公開疫情信息和保持透明。真相必須大白於天下。如果中共官員是無辜的，他們就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如果他們有罪，無疑他們將會拒絕合作。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世界其它各地區是否有勇氣要求進行一次真正徹底的調查。在這種要求下，我們需要無所畏懼，不允許以「經濟利益」為藉口再玩一場遮遮掩掩、不誠實的否認遊戲。我們需要誠實的調查，需要現在就開始調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J．R．奈奎斯特（J.R. Nyquist）是專欄作家，著有《第四次世界大戰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ourth World War）和《傻瓜和他的敵人》（The Fool and His Enemy），還與人合著了《全球戰爭的新戰術》（The New Tactics of Global War）。
原文Did China’s Plan to Destroy the United States Backfire?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