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盛世下的西洋景觀（上）

晚明時期，一個叫利瑪竇的意大利人踏上中土，從此開啟「傳教士」在中華王朝的傳奇經歷。到了清初，其中的佼佼者更和聖祖皇帝結下不解之緣，成為大清盛世下，萬千氣象中別開生面的奇景。

康熙大帝的宮廷中，就有這麼一群「傳教士」官員：他們穿著中華袍服，說著流利的漢語或滿語，卻長著高鼻深目、雪膚金髮的西洋面孔。看上去怪異有趣，又充滿了神祕感。他們來自遙遠的歐洲，肩負傳教佈道的使命，卻帶來了大洋彼岸奇特的器物和豐富的知識，意外地繁榮了中華的文化和科技。

作為異鄉人，傳教士每天接受著或好奇、或敵視的目光，在中國經歷著大起大落的人生。他們既能憑藉淵博的學識，享受帝王之師的尊崇；也會因為信仰的差異，遭受牢獄之災的屈辱。對待這樣一個群體，康熙帝是怎樣的態度呢，又和傳教士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利瑪竇是入華傳教士中最早期的開拓者，他確立未來兩百多年的傳教模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一方面用西方科學知識吸引華人的注意，同時不反對華人的祭天、祭祖等傳統習俗。利瑪竇的一系列活動，為華人展現了西方世界的一角，自己也成為備受朝野名流甚至是天子關注的明星人物。

康熙朝也有幾位著名的傳教士，他們都是沿著利瑪竇的路子在康熙帝身邊活動。雖說他們是傳教的信徒，但他們在中華的活動，更像是佐助康熙盛世的科學精英。其中，第一個走進清朝皇室的傳教士，就是來自德國的歷經明清兩朝的湯若望。

湯若望勤勉好學，在入華前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才。因為精通曆法並準確預測月食，他很快受到明朝皇帝的賞識，供職欽天監，也就是朝廷觀察天象、推算節氣、制定立法的機構。另外，他還奉旨為軍隊鑄造大炮。

朝代更替之際，湯若望憑藉天文與曆法方面的專才，繼續沐浴隆恩，主持欽天監工作。由於他推行的西洋曆法比中國的舊曆更精確，新法得以在清朝推行。湯若望又對新曆法進行修訂，完成《時憲歷》，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中最後一部、也是最準確的一部官方曆書。湯若望為清朝曆法做出了傑出貢獻，因而在順治十年（1651年），順治帝賜其尊號「通玄教師」，並親切地稱他為「瑪法」（爺爺）。

然而到了康熙朝，湯若望及其他傳教士就受到了以楊光先為首的守舊派官員的攻訐。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帝不過十歲幼齡，就目睹了一場新舊曆法之爭。楊光先上書彈劾傳教士，甚至提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的極端觀點。

七十三歲高齡的湯若望，口不能言，只能由他的助手南懷仁神父代為受審。在輔政大臣的操縱下，朝廷判定湯若望死罪，南懷仁等三位傳教士受杖刑一百，並驅逐出境。康熙四年，湯若望又被改判為更殘酷的凌遲刑法，其他傳教士的處置也相應加重。隨之而來的，卻是京城接連出現地震、暴風、塵沙漫天的恐怖氣象。幸好，孝莊皇太後及時降旨，免除湯若望等人的刑罰。

經此冤獄，傳教士的境遇暫時走向低谷，湯若望病逝異鄉，欽天監也被不懂曆法的楊光先接替。不過，隨著康熙帝的親政，一切出現了轉機。湯若望的遭遇給康熙帝留下很深的印象。多年後，康熙帝回憶此事仍然感慨地說：「朕幼時，欽天監的漢官和西洋人不和睦，互相彈劾攻擊，幾乎到了被判死刑的地步。」[2]

康熙帝對傳教士採取更為開明寬容的態度。康熙七年（1668年），當楊光先呈上新曆法時，康熙帝第一時間召南懷仁查驗，結果發現了許多漏洞。於是，他重新請回南懷仁等人，與楊光先當庭辯論。次年，康熙帝又命他們分別到觀象台，對當年的節氣和天象進行預測。結果南懷仁的推測無一謬誤，楊光先等人就出現很大誤差。

這次中西曆法的較量，西方傳教士以嚴謹精確的算法勝出。康熙帝下詔，為湯若望平反昭雪，復其封號，並為他寫下祭文；命南懷仁繼任欽天監一職。

傳教士的到來，不僅為中華帶來更完善的曆法，而且激發了清朝皇帝對西方自然科學的濃厚興趣。原本就勤勉好學的康熙帝，遇到了全新的數學、天文學、物理學、解剖學，深感作為帝王，如果不了解新知識，就無法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於是，他立刻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和鑽研精神，投入西學世界中。

康熙帝的日常行程中，除了御門聽政和日講，還多了一項學習西方知識的活動。宮廷裡的傳教士們，都是他的導師。

還是破曉時分，南懷仁就匆匆來到康熙帝的內殿，直到午後才告退。在處理政務的空閒時光，康熙帝在南懷仁那裡，學習幾何學、力學、天文學等知識，還有一些數學儀器的應用。他還囑託南懷仁翻譯《幾何原本》，為此，這位傳教士專門學習了滿文。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國傳教士張誠和白晉，不遠萬裡給清朝皇帝帶來了三十件科學儀器和書籍，康熙帝聖心大悅，立刻決定讓他們入宮做自己的科學老師。隨著傳教士不斷入華，康熙帝的老師也多了起來，課程內容也更加豐富。

比如他向比利時的安多學習天文和算學，向法國的張誠和白晉學習幾何學、解剖學，還向法國的洪若翰、劉應學習天文儀器如秒鐘、水平儀的應用。康熙帝中年時，患上瘧疾，洪、劉二人進獻了西藥奎寧，藥效立竿見影，這又推動了康熙帝對西藥的研製和推廣。

康熙帝學習是非常刻苦的。根據傳教士們留下的書信或者文章的記載，康熙帝以學習為最大樂趣，每天都會聆聽傳教士的講解，上午、下午各兩小時。講課時，康熙帝特許他們坐在御座旁，以便更加自然地授課。下課後，康熙帝繼續複習學過的知識，遇到疑難更是虛心求教，並且不斷鑽研直到完全掌握。

於是，大臣和宮人也見到了一位不同於以往各朝代的皇帝。無論走到哪裡，康熙帝都會讓侍從隨身帶著各種測量儀器，隨時進行各種實驗或研究，比如測量兩地距離、山的高度或河流的寬度，有時用天文儀器觀測天體，有時計算日晷上針影的長度。

由此可見，康熙帝學習西方學術，並不滿足於紙上談兵，而是希望把它們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面對完全陌生的民族和文化知識，康熙帝都以開明廣博的胸襟接納與包容，對自己的西洋老師也非常敬重，為他們授官職、賜封號，用其所長為帝國所用。

在學習的過程中，康熙帝也成為學貫中西的通才，這為他治理國家提供更廣泛的思路和幫助，他在治河時下旨修改的立體清口河道圖，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在康熙帝創建中華王朝盛世的同時，在遙遠的歐洲大陸，由太陽王路易十四治理的法蘭西王國，成為西方世界的中心。兩位君主，如同雙星一般，點亮了整個世界的璀璨文明。藉由傳教士的中華之旅，東西兩大君主，也即將展開一場歷史性的邂逅。

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利時的傳教士柏應理在江南一帶生活了二十多年了，這時他奉羅馬教廷之命暫時返回歐洲，出發前他帶上了年輕的中國朋友，一個二十五歲的讀書人沈福宗。

三年後，沈福宗拜訪法國，得到路易十四的隆重召見，成為出現在法國宮廷的第一位中國人。他帶來了翻譯成拉丁文的儒家典籍和中國名人的畫像，並親自展示了書法藝術。沈福宗的外貌、衣著、談吐和氣質，立刻轟動了法國上流階層。這也讓太陽王意識到，和中華帝國交往的重要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艘豪華的渡船從法蘭西航向東方，船上載著六名博學的傳教士以及數不盡的科學儀器和西洋珍寶。這六人是太陽王選定的「國王數學家」，歷經艱險的海路和陸路的旅途，他們中的五人——白晉、張誠、洪若翰、劉應、李明，終於在康熙二十七年抵達清朝京城，並很快拜見了文武雙全而且雄才大略的中國皇帝。

康熙帝對於法國使者的到來，非常欣喜，並向他們學習西方知識，也了解了太陽王的故事。隨著學習的深入，康熙帝深感，泱泱華夏帝國，需要更多的西方科技人才，因而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任命白晉為中國特使返回法國，招募更多的傳教士，同時為素未謀面的太陽王送去了厚禮。

有趣的是，曾經的法國使者，搖身一變成了清朝的特使，白晉送來了四十九冊中文書籍和其它珍貴的禮物，令太陽王無比驚喜。白晉還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了《中國現狀》和《康熙皇帝》兩本書，獻給法國王室。

太陽王在白晉描寫康熙帝的文字中，彷彿看到了另一個自己。的確，康熙帝和太陽王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童年踐祚，少年親政，都愛好音樂和藝術，都以非凡的文治武功開創一朝一國的鼎盛時期。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對彼此的文明表現出尊敬和渴求。這些相似處，拉近了兩位君王的距離。

白晉回國，讓歐洲人更進一步了解了中華清朝，並隨之颳起了盛行兩百多年的中國風藝術潮流。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欽差大臣白晉帶著九位傳教士再次從法國踏上了征途。這些人都在清朝施展才學，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繪製《皇輿全覽圖》的地理專才雷孝思，有培養外交人才的巴多明，有創作西洋樂曲的小提琴家南光國，還有把《趙氏孤兒》傳到歐洲的翻譯家馬若瑟。

白晉等人進入中國的時候，正逢康熙帝南巡。康熙帝在鎮江的御舟上，親自接見了九位傳教士。根據白晉的書信記錄，在太陽王送來的所有大禮中，康熙帝最感興趣的，是一幅國王的肖像畫，他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地球另一端的偉大君王。似乎兩位東西方的英主，在那一瞬間出現短暫而神奇的交會，也在歷史上留下難得的一刻。

註釋：

[1] 楊光先《不得已》下卷：《日食天象驗》。 [2] 《庭訓格言》：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