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法，不僅是關乎古代農耕的國本重器，也是一個朝代的象徵，具有重要意義。傳統的曆法，經朝廷專業的司職官員修訂，再由皇帝欽定，以詔書的隆重形式頒行天下。定正朔、頒曆法，往往昭示著國家一統和秩序的砥定。
因而中國的曆法又名「皇曆」，受到歷朝皇帝的重視。康熙帝也曾對大臣講過「天文曆法，朕素留心。」[1]經過傳教士的修訂和中西曆法之爭，清王朝終於確立了全新的皇曆，但是康熙帝仍繼續關注新曆法的精確性。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時，康熙帝親自用儀器進行測驗，發現西洋曆法在夏至的推算上也出現誤差。
康熙帝告訴大臣們，西洋曆法大致準確，但是時間久了在細微的時分度數上就會出現偏差。比如這一年夏至，欽天監奏報是午時三刻，但是他仔細測量發現，正確的時間是午時三刻九分。這樣一來，十年後曆法的誤差就會越來越大。於是，老當益壯的康熙帝，又在心中規劃著又一幅鴻篇巨製的文明藍圖。
一代大典
彙編一套最高學術水平的典籍，以此教化天下、垂範萬世。——康熙帝
（出處：成一代之大典，以淑天下而范萬世。——《清史稿》）
每天蒙養齋編修的書稿，都要進呈康熙帝親覽、修正，才能定稿。圖為1699年康熙帝讀書像（45歲）。（公有領域）
暢春園，是康熙帝仿照江南山水敕建的皇家園林。建成後，康熙帝每年有近一半的時間在園內居住，是他晚年最愛居住的離宮。當康熙帝意識到修訂曆法的必要性後，他在這裡的蒙養齋設立算學館，招天下能人異士於此，研究天文曆法，擅長自然科學的傳教士也入值其中。
蒙養齋聚集了全國最優秀的專家、學者，他們不僅要撰修曆書，還涉及樂律、算學等多個領域。因而，這裡也有了「中國科學院」之稱。康熙帝非常重視他們的工作，特意命三位皇子和幾位大臣參與其中，將他們的研究成果彙編成書。每天蒙養齋編修的書稿，都要進呈康熙帝親覽、修正，才能定稿。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一部長達百卷的巨著完成了，代表了當時中西學術的最高水平。這套書包括論述曆法的《曆象考成》、論述算法的《數理精蘊》和論述樂理的《律呂正義》三部專著，不僅涵蓋了西方算學、天文學、聲律學等自然科學，也匯集了傳統曆法和樂論的精華，康熙帝把它們合稱為《律歷淵源》。
在自然科學方面，康熙帝還把自己一生所學，凝結成一部《康熙幾暇格物篇》。顧名思義，就是康熙帝利用萬千政事中的餘暇時光，把生活中思考、實踐的科學問題記錄成文，形成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論文集。
這部文集，包含九十三篇短文，對物理學、天文學、醫藥學、古生物學等多個領域進行論述，並且注重科學驗證，是古時候唯一一部出自皇帝之手的科技著作。它代表著這位盛世天子在卓越政績之外的，在科研方面嚴謹求是的治學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比如，康熙帝年輕時，在豐澤園的皇家稻田上巡視，偶然看見一株水稻高於眾稻之上，種籽品質絕佳。於是他收藏起來，來年進行播種實驗，發現這類水稻不僅早熟，而且能夠一歲兩熟，製成的大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特名之為「御稻米」[2]。四十年來，康熙帝食用的都是這種稻米，他還在關外、江南推廣，有利民之功。
還有「定南針」一條，康熙帝指出，指南針所指向的位置不是正南方，各時各地的誤差也不盡相同。比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指南針在京城的方向偏移三度，在盛京為正南，而康熙五十年後京城的誤差變成二度半，其它省的指向或偏東或偏西，情況都不相同。康熙帝的結論是在實地測量的基礎上得出的，也為後世留下珍貴的古代實測資料。
國家地圖
以天地六合為疆域，以四海八方為邊界，幅員遼闊，無遠不至，真是前所未有的地圖精品啊。——康熙朝九卿
（出處：以六合為疆索，以八方為門戶，幅【巾員】該廣，靡遠弗屆，從來輿圖所未有也。——《康熙朝實錄》）
《康熙皇輿全覽圖》，該圖有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公有領域）
在掌握西方的自然科學之後，康熙帝還準備運用全新的知識，勾勒出又一幅更為宏大的圖卷。康熙一朝在科技上的成果也是舉世矚目的，除了科學專著《律歷淵源》外，最著名的就是繪製出世界上最完美的國家地圖。
古代的地圖叫輿圖，清朝以前的地圖都是平面圖，無法展現地勢高低起伏，在實地計算時就會出現誤差。因而康熙帝從即位起就非常關注輿圖的準確性，他在晚年時回憶說：「朕自幼就關注國家的地理。古今有名的山川，無論處在多麼偏遠荒蕪的地方，朕一定會詳細考察圖冊、廣泛詢問意見，務必收集到準確的信息。」[3]於是，康熙帝多次派遣使者遠赴崑崙、西域絕遠之地，親自考察每條大江大河的發源地，並把它們添加到輿圖中去。
在見識了西方精確的算法和精密的儀器後，康熙帝每每出巡時，都帶著傳教士隨行，讓他們負責測量地理位置和輿圖繪製的工作。康熙十三年（1674年），南懷仁首先完成了《坤輿全圖》，將更早期的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加以完善。這是一幅世界地圖，中華王朝第一次有了繪製成兩個半球型態的世界地圖。
此外，南懷仁還撰寫了上下卷《坤輿圖說》，為地圖做注，介紹了地球形狀、自然現象、五大洲分布，以及各國的風土人情。
經過多次出巡、用兵中的地理考查，時機已經成熟了。康熙帝於四十六年（1707年），下旨命傳教士雷孝思、白晉等與中國的學者、官員，在全國展開大型的實地測量活動，著手繪製一幅更為詳細、準確的清王朝地圖。
官員們跋山涉水，走過中華神州的每個角落，結合原有的土地丈量方法和西式的天文測量法和三角測量法，進行著持久不懈的辛勞工作。集中西精英的力量，這幅地圖終於在十一年後，也就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問世，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康熙皇輿全覽圖》。
這部輿圖集，以銅版刊印，採用梯形投影法繪製，比例約為1:140萬，展示了東北至庫頁島、東南至台灣、北至貝加爾湖、南至海南島、西北至伊犁河、西南至列城以西的中華版圖。它是中國第一幅用經緯度分幅的方法製作的地圖，分為總圖和各省的詳細分圖，其中關門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驛亭津鎮等細節，都做了明晰的標示，可謂「荒遠不遺，纖悉畢載」[4]。
後世學者稱讚，它不僅是當時亞洲最好的一幅地圖，放眼歐洲也都是最好、最精確的曠世傑作。
傳教興衰
西洋傳教士仰慕中華文化，萬裡航海而來。如今他們修訂曆法，製造火炮用於戰爭，赴俄羅斯談判，為大清誠心效力，勞苦功高。——康熙帝容教令
（出處：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裡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正教奉褒》）
不遠萬裡而來的傳教士們，成為在中華推廣西方文化的使者。不過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傳播教義，那麼，西方信仰在康熙朝發展的狀況如何呢，它會像科技那樣引起康熙帝的興趣嗎？
在中西曆法之爭以前，由於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傳教士尊重中華傳統和儒家思想，非常貼合民眾，加上湯若望等人供職宮廷的影響，天主教在中華一度傳播順利。康熙三年（1664年），入華傳教士共計八十二人，修建教堂一百五十餘座，教徒達二十萬餘人。
在湯若望「曆獄」事件後，傳教士的事業受挫。康熙帝親政後，為湯若望平反，但是並沒有解除對天主教的限制。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下詔：「允許南懷仁等人照常信教，但是擔心各省市再次建立教堂、吸納教徒，仍然嚴令禁止傳教活動。」[5]
不過康熙帝看重傳教士的才幹，大膽起用他們，並虛心向其學習西方科技。傳教士們除了教授西方科技外，也忠心輔佐天子。他們中有的擅長鑄造大炮，助朝廷平定三藩作亂；有的精通拉丁文，協助滿清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為清朝基業做出傑出貢獻。在和傳教士的接觸過程中，康熙帝對天主教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下達一道容教令，允許天主教在華傳播，推動傳教事業攀上一個高峰。在詔令中，康熙帝讚許傳教士多年來的功績，認為他們一心傳教，沒有任何作惡行為，也不是左道惑眾，不應禁止他們的傳教自由。這是天主教入華百年來，中華皇帝第一次以詔書形式予以支持。
不過這段黃金時期並未持續很久。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祭天、祭孔、祭祖的傳統，這是否與天主教義相容，成為西方宗教的一大爭議，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禮儀之爭。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羅馬教宗派使者鐸羅入華，在南京發布禁令，禁止中華教徒的祭祀習俗。康熙帝對此非常不滿，下令將鐸羅押解至澳門關押，並嚴令在華傳教士，若不遵守「利瑪竇規矩」，就要被遣回本國。
為了保護尊重中華傳統的傳教士，康熙帝還為他們發「信票」，作為長期留居中國和傳教的憑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頒布明確的禁教令。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又宣布：「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6]從此開始朝廷長達百年的禁教政策。
儘管如此，康熙帝重用並禮待那些精通西方技藝的傳教士們，讓西方文化在清王朝繼續熠熠閃光。康熙帝對待傳教士的態度，再次彰顯了他廣博的胸襟和睿智的眼光。
注釋：
[1] 《康熙朝實錄》卷247：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未條。
[2] 出自《康熙幾暇格物篇》。
[3] 《康熙朝實錄》卷289：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
[4] 《康熙朝實錄》卷282：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條。
[5] 《康熙朝實錄》卷5：康熙八年五月辛未條。
[6] 出自《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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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