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共產黨人的壓制性暴力重新部署為對法國殖民者的武裝抵抗。關於法國遠征軍士兵被關押的監獄營地，有許多目擊者的證詞。許多人在那裡遭難並死亡；在1954年簽署日內瓦和平協議時，兩萬人中僅9,000人還活著，有待獲釋。印度支那山區特有的可怕疾病奪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他們得到的醫療護理嚴重不足，且住在極不衛生的條件下，經常被故意餓死。毆打和酷刑也很常見，但法國士兵對俘虜他們的人可能很有用。ICP把他們視為「戰爭罪犯」，強迫他們懺悔並接受其俘虜者的價值觀，以便他們可以被用於反對自己陣營的宣傳。1950年以後，這種中國式的再教育得到了毛澤東派遣的許多顧問的協助。這些宣傳活動迫使所有「學員」積極參與，並把所有參與者分為「反動派」和「進步派」。他們做出了廣泛的承諾，包括釋放的可能性，並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囚犯們身心疲憊，但也是因為後來法國囚犯所受的待遇不如越南人自己在南越（South Vietnam）所受到的那麼惡劣。
1953年12月，勝利似乎即將來臨之際，越盟在解放區開展了土地改革。到1954年底，這項措施已擴展到17度緯線以北的所有土地──這是在日內瓦和平協議中劃給共產黨人的。改革工作於1956年完成。這次土地改革的目標和步伐與1946至1952年中國的土地改革相似。改革加強了1951年正式重新現身的黨與中下層農民之間的聯繫。通過消除對共產主義潛在的抵抗中心，土地改革成為完成國家對經濟控制的重要墊腳石。然而，由於黨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農村的傳統精英對越盟保持了強有力的支持，這一點比在中國更甚。越盟凶殘和殺氣騰騰的手段與北面的鄰居們一模一樣。在每座村莊，活動分子偶爾獲得戲班的幫助，企圖煽動較貧窮的農民（這往往是極其困難的）並鼓動他們公開審判其受害者。受害者以相當隨意的方式被選中，通常按照4%～5%的配額進行選擇，再次讓人想起了毛主義神聖的5%。這些受害者經常被殺害，或者至少被監禁，其財物被沒收。和在中國一樣，全家都被迫受罪。不考慮到政治資歷，這些狂熱分子不僅表現出毫無惻隱之心的教條主義，而且表現出把社會進行極權主義分級的意願。這種分級成為越南共產黨內部的推動力。一名婦女既是富裕的地主，又是成功的企業家，被挑選出來由農民處理，儘管她是革命的捐助者和兩名越盟士兵自豪的母親。當農民拒絕作出反應時，「一個在中國受到過良好培訓的團隊被叫來，他們設法扭轉了局面……龍（Long）太太被指控在1945年之前殺死了3名佃農、和一名法國人睡過覺、與法國人相勾結並為他們刺探情報。由於被所受的對待弄得精疲力盡，她最終承認了一切，並被判處死刑。她當時在中國的一個兒子被帶回家，剝奪了軍銜、勛章，並被判處20年監禁。和在北京一樣，人們被判有罪，僅僅是因為他們受到從不犯錯的黨的指控。因此，最好的反應往往是做期望你所做的：「殺死你父母並承認它，比什麼都不說、一點都沒做過錯事要好。」
暴力的規模非同尋常。仇恨對手的主題被一次又一次地硬性灌輸給人。據後來與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黎德壽（Le Duc Tho）說，「如果有人希望說服農民拿起武器，首先你必須讓他們對敵人充滿仇恨。」1956年1月，在共產黨機關報《人民報》（Nhan da）的一篇文章中，人們可以讀到，「擁有土地的階級將永不得安寧，直到他們被消滅。」這句格言與中國的相似：「寧可錯殺10人，也不讓一個敵人漏網。」酷刑經常被實施，以至於到1954年底開始讓胡志明感到擔憂：「一些幹部再次犯了使用酷刑的錯誤。這是一種被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和封建地主用來遏制群眾和革命的野蠻方法……在整個這一階段，對酷刑的依賴再次被嚴格禁止。」
與中國模式有一個主要的區別。在中國，對黨的改革是在進行農業改革的社會工程實驗之後進行的，而在越南，兩者是同時進行的。原因無疑是這兩個國家特權階級的相對規模。在越南，和在中國一樣，5%的人口被懷疑是來自VNQDD的滲透者。該黨可比作中國的國民黨。與江西的清洗遙相呼應，越南當局對虛幻的「反布爾什維克的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政治迫害。偏執狂席捲全國，甚至印度支那戰爭的英雄也被暗殺或送往營地。在越南共產黨人的話語中，1956年的記憶〔當年年初，「整風」（chinh huan）達到了高潮〕仍然讓所有參與者感到恐懼：「一名在行刑隊前倒下的共產黨書記，死時大喊『印度支那共產黨萬歲』。由於不能理解正在發生什麼，他死時確信他是被法西斯分子槍決的。」損失的確切數字難以估量，但肯定是災難性的。農村可能有約5萬人被處決（不包括戰鬥中死亡的人數），即0.3%～0.4%的人口（這一數字與中國土改中死亡人口的比例非常相似）。有5萬至10萬人被監禁；農村基層黨組織86%的成員被清除，反法抵抗運動中95%的幹部也是如此。用這場清洗的領導者（他在1956年承認犯了錯誤）的話來說，「（整頓委員會的）領導層對黨組織做出了一些相當有傾向性的判斷。他們斷定，農村基層組織，特別是那些新解放區的基層組織，毫無例外地被敵人所控制或被他們所滲透；所有區級或省級領導委員會正由地主或反革命分子所控制。」這些清洗預示了紅色高棉對整個階級的大規模定罪（見第24章）。（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