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9月25日訊】當各國仍忙於對抗疫情，中國政府卻持續建造、強化官民聯手的巨大輿情產業，要扭轉世界的認知。他們早在2017年開始在社交網站上操縱資訊、購買大量帳號，並外包各種輿論服務給中國和中國之外的台灣、澳洲、美國的行銷公司和網紅，讓他們接力中共官方的文宣，或在24小時內對不利中國的訊息提出反擊、摧毀消息源頭……。這個「中共製造」的輿情產業持續壯大，也影響了人們對香港反送中運動、COVID-19、中國治理模式、中美／中台關係的看法。
《報導者》採訪台、港、美、澳，4個指標性的事實查核與資訊戰研究單位，分析「中共制事實」外銷至各國的手段和目的，並從四地經驗裡，看見中國宣傳機器，特別是紅色App和小粉紅駛向全球後，為民主國家帶來怎樣的挑戰。
世界過去熟知，在中國境內，有「網路長城」對資訊的審查、對「事實」的製造；世人看著中國政府當下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外國網路服務商，並扶持中國版的相對應網路服務，繼續讓中國民眾在政府打造的資訊環境中，「便利」生活。
如今，這架機器走向了世界，不只微信、TikTok、愛奇藝等中國網路服務商在國際市場取得成功，中國政府製造的「事實」、審查過的資訊，也正越過長城，在全球試圖落地。
「中國國產的網路生態系，除了審查資訊，也是向外發布的工具」，美國未來數位智能實驗室（Digital Intelligence Lab at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總監莫楠（Nick Monaco）說，在國家過濾過的資訊環境中，特定的世界觀不斷被加強，使用者在此發布內容、集體呼應、向外發聲，創造出中國獨有的小粉紅文化，為全球民主社會帶來挑戰。
「另類事實」的宣傳機器，正在形塑全球輿論
「這不只是關於一場選舉，而是關於全球輿論的形塑」，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高級分析師沃利斯（Jake Wallis）接受《報導者》專訪時稱，透過過去一年各國專家的調查，阿根廷、賽爾維亞、義大利、非洲、澳洲、美國等地，都看見中共宣傳機器的運作，「有一個龐大的、敏捷的網絡，跟著中國的外交發言系統在網路上進行資訊操縱，目的是要放大他們（中國官方）的發言。」
這樣的轉變，與香港反送中運動和COVID-19疫情有關。《報導者》採訪台、港、美、澳四地的專家，試圖理解轉變後的中國資訊戰，如何影響各地，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從2019年8月開始，就與Twitter合作的沃利斯，一年前第一次點名中國政府在社交平台上，有系統的散布不實資訊。人在澳洲的他，眼見澳洲國內因中國政府以各種手段滲透當地，以不實資訊創造社會衝突，同樣的手段也在其它國家出現，特別是香港和台灣兩大中國資訊戰實驗地。他認為，各國專家必須更多的交流，才能理解中國（中共政府）的策略。
香港現場：官民協力「修改歷史」
香港人K，從今年6月開始全職擔任事實查核員，他每天觀測、記錄中國資訊操縱手法的變化。
K每一天的工作是從社群平台分析工具CrowdTangle上，觀看不同立場的粉絲頁說些什麼。他還必須緊盯社群平台上傳閱熱度最高的訊息，從中尋找含不實資訊的訊息。
「黃絲、藍絲非常的分裂，彼此是平行世界，有時候奇怪到不知道他們是網軍，還是他們真心相信那些不實資訊」，K說，支持港警、支持反送中運動的香港民眾，各自擁有自己的資訊圈，作為事實查核者的他，發現事實的認定愈來愈難，人們只相信自身陣營的資訊來源。
兩方陣營都有不實資訊、都有陰謀論，但他從挺港警陣營中，看到許多政府的身影。K舉一個稱作Baby Kingdom的親子網站為例，上頭一面倒的支持香港警察，當律政司因為證據不足，不起訴抗爭者時，網站上的家長們直接稱其「黃司」（替換本來的名字律政司）」，Baby Kingdom還時常檢視官員發言，誓言要「揪出黃絲官員」。但K比較其它的網路論壇、線上社群，發現Baby Kingdom的意見特別一致，「香港的家長不該是都這樣的（指全都一面倒支持香港警察）。」
K還發現，Facebook、Twitter上，愈來愈多來自微信、微博的轉貼內容，或是私密群組裡有大量不實資訊定期的被貼上，明顯人造的假帳號也愈來愈常見：這些帳號沒有太多朋友，常用來罵人、張貼奇怪的資訊。當7月中，香港COVID-19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接連破百，中國官媒將其歸因於兩場街頭抗爭行動和民主派初選的說法，也立刻被藍絲的粉絲專頁轉貼。
「Truth HK」是另一個案例，這個以「香港示威者暴行全紀錄」為名的網站，有眾多數位素材，試圖傳達香港抗爭者破壞社會安全的訊息。其中一支2020年7月21日發布的「7.21元朗真相」的影片，對於7.21白衣人無差別對民眾的暴力行為之描述，正是8月26日香港警察召開記者會所公布說法，此記者會後來被形容為「修改歷史的記者會」，逼得隔日港警出面修正前一天的說詞。
現實中港警修正說法，但Truth HK網站上影片繼續向外傳播，並在9月20號持續更新以英文口述的長片，仍稱警察沒有失職，稱7.21只是幫派鬥爭、不是針對反送中運動者的暴力威脅等，「影片從論述、提出的證據都跟警察說的一模一樣，很多人都懷疑是政府在網站後面，有計劃、有規模的運作」，K觀察，Truth HK網站甚至提供英文版本，影片以英文口述搭配中文字幕，點名所有不支持警方說法的媒體為亂源，成為K口中的大外宣材料。
「它的作用不是要有影響力或是改變他人想法，只是提出另一個說法，讓人們疑惑，你就不知道以後要怎麼判斷了，讓海外華人覺得香港都是暴民。」
K所見的，由中國官媒、香港港警透過網站和社群媒體，創造出一種「另類的事實」（alternative fact），這現象背後，是一架來自官、商、民不同背景的4種角色組成的宣傳機器，至少包括：國家媒體、政務新媒體、共青團、網民。
台灣資安機構TeamT5研究員張哲誠，從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觀察香港輿論變化，長期研究跨國資訊操作的他，以起底抗爭運動者的網站「香港解密（HK Leaks）」為例，解釋官方和民間分工、協作的過程。
首先，央視新聞的微信公眾號發出，「推薦」民眾分享揪出「港亂」、「港獨份子」的香港解密網站，要眾人一起把抗爭運動者的面罩摘下。同樣的文字，接下來在共青團、地方公安的社交帳號上出現，最後是「愛國」網民的分享宣傳，並要民眾以電話騷擾網站上被起底的抗爭運動者。
從「中央廚房」一棒棒遞送官方發言
張哲誠解釋，這4個角色的分工，各有不同的目標跟對話群眾。
中國官媒或是中國官員的發言，用來定調、表達官方的看法，能夠吸引大量的網民互動，當這樣的發言落在非中國的社交網站上時，是為吸引西方媒體注意，甚至讓西方的政治意見領袖、記者協助傳播。張哲誠表示，中國官方知道，在西方世界有一些特定團體是對他們的說法有興趣的，散布官方認定的事實，至少能在西方世界創造另一種說法。「中國有意識的擺放這些棋，像（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Twitter上的發言，是對西方媒體、國際讀者說的。⋯⋯每個角色有很明確的觀眾客群。」
長期觀察中國資訊操縱的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洋則以「中央廚房」形容，中國官方為事件定調、提供說法，讓各地相關組織去傳播、在地化的重製。「中國官方出來說話，對國內很有效，尤其對小粉紅，這樣的聲浪跟替代性事實，無特定立場的人可能會被影響。」
官方起了頭，共青團、政務新媒體則負責傳播。與官媒不同，共青團成員與民間社團、社群的互動更多，在軍事論壇、微博等不同民間網站，他們會討論港台議題和國際政治，「不實資訊也比較容易在他們的討論中傳播」，張哲誠表示，共青團成員們有公開的論壇、私密的群組，張貼的、討論的內容，常常轉而出現在台灣的內容農場和不知名的網站上，是鬆散、有機、穿梭於牆內外的訊息在資訊傳遞者，但實質影響力很難定義。
而所謂「政務新媒體」，指各級政府部門在社交網站、數位媒體上的帳號，試圖建立「可信賴」的資訊來源。它們與國家媒體有不同功能，放大官方訊息、打壓風向之外，這些「政務新媒體」為了增加與民眾的信賴與互動，有的還出現人物設定，有性別、綽號等，當中央官方發布訊息、頒布政策時，由「政務新媒體」進行詮釋，或是以數位的方式向大眾溝通。
這架機器不只在香港運作，當COVID-19疫情從武漢蔓延至全球，中國宣傳機器也開向世界。
24小時內反擊、摧毀消息源頭⋯⋯疫情下的戰狼大外宣
沃利斯在今年6月與Twitter再次合作揭露與中國政府相關的資訊操縱，在Twitter上發現超過17萬個帳號推廣、放大支持中國的訊息。他觀察，當醫療設備、口罩從中國運向義大利、塞爾維亞，中共除了官方給出大外宣式的報導，Twitter上後來被揭穿的網絡，也同時向當地放大中共外交官的發言，描述中國是較好的國際合作夥伴，並推崇中國內部的疫情控管、稱中國政治結構是有效率的治理機制等等。
從今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刊登的〈著力提升因應外部對華輿論攻擊能力〉一文，我們得以進一步理解這架宣傳機器在疫情下如何往世界布局。文中指出，因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等美國媒體，針對病毒起源、疫情蔓延、治理方式等，對中國詆毀、誣衊、「甩鍋」，並與德、英、澳、法等國組起「反華全球輿論網」，中國必須要反擊。
「我們不僅要敢於發聲亮劍，⋯⋯還要探索重大突發事件期間，負面輿論傳播的特點及規律、應對機制和方法，增強對外傳播綜合能力和影響力。」文中提出的實質作法，包括建立跨部門的全球輿論監測網絡，24小時內要提出反擊，甚至摧毀消息源頭等，同時向世界陳述中國的正面故事。這篇智庫上的文章，不僅為全球輿論的塑造提出目標，還有具體方法，其中一項是加強與民間的合作。
「在官方宣傳之外，扶持壯大非官方的國際化媒體力量，如網路平台、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並鼓勵動員國民與對華友好的境外專家，在境外為中國發聲。」該文如此寫道。
振華數據等輿情產業持續壯大
「這些（向外走的政策）讓中國的輿情引導產業得以持續的壯大」，張哲誠說，從約10年前，中國官媒《人民日報》下屬人民網開始成立大數據公司，中國輿情分析產業正式興起。「中國政府現在在牆內、牆外都外包，只要國際上有的服務、公司是可以購買的，它花錢就有了」，張哲誠提醒，透過這樣的外包，只要有兩次以上的轉手，就能切斷與官方的連結，在不違反網路平台規範下以非國家行為者的身份，影響平台上的輿論。
近來被各國媒體揭露的「振華數據公司」即是其中一例。這家位於深圳、聲稱自己與中國軍方有關的數據公司，透過線上線下資料搜集，建立了包括台灣、印度、澳洲、美國等外國重要人士情報資料庫，擁有240萬筆資料。在振華數據的網站上這麼寫著，「我們的數據資料，能輕易成為『逆轉輿論』的工具⋯⋯只要透過社群網路，我們能輕巧的把所有任務指示轉變成『社會現實』。」
「軍犬輿情」也是這類民間企業之一，專接公安局業務的他們，號稱自己能夠針對社群貼文判斷情緒，並對有安全顧慮的帳號貼上註記。網站上標榜16項業務功能的介紹，包括俄、韓、英、西、日文等跨國語言的監測分析之外，特別強調少數族群語言的監測，藏文、維文、蒙文都包含在內。
美國非營利媒體《ProPublica》在2019年取得一份內部文件，證明中國第二大國營媒體《中國新聞社》（中新社）與民間企業「一網互通」（One Sight）合作。中新社隸屬於中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統戰部），以「服務台港澳同胞、海外華僑華人和與之有聯繫的外國人」為工作目標。一網互通則自稱為「集多帳號管理、數據監測、一鍵發帖的全球社交媒體一站式管理平台」，可以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LinkedIn與YouTube等5大平台上執行網路行銷。一網互通也在今年1月底疫情發生後，發布追蹤疫情消息的App，他們強調，這是要「向世界傳遞正確的中國聲音」。
中共外包大灑幣，誰來賺「操縱輿論商機」？
據美國媒體《Quartz》報導統計，光是中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網信辦）與外交部兩個單位，在2019年與海外社交平台相關的的標案金額就達1億美元，疫情後的金額勢必更高。
「在中國的（資訊操縱）脈絡之下，要賺錢的很多」，花了半年時間在兩岸追蹤中國對台資訊作戰的沈伯洋說，中國政府把台灣當作各種線上、線下作法的實驗基地，台灣在地的中間人做為中共的外包協力者，成為塑造親中思維、散布資訊的有力管道。
「不實資訊，（中國政府）各部門都能做，可能有甜頭（指有預算），他們會互相介紹。」台灣民主實驗室9月底發布的報告，觀察從台灣總統大選至疫情發生初期，台灣民眾接收到的與中國有關的不實資訊，歸納出4項攻擊方式，具體的看見透過外包，中國政府與民間如何協作，打造境外輿論。
學者發現：兩岸掮客最關鍵
沈伯洋表示，其中，為中共操縱輿論最關鍵的，是政治動機與經濟動機都強的兩岸掮客，他們接案，並撥預算外包服務給在地的行銷公司、網紅，進而發動資訊戰。沈伯洋的調查發現，包括民間協會、台商、旅行社、政黨，都是兩岸資訊操縱的外包中關鍵的中間人。
沈伯洋坦承，這些資訊操縱的痕跡對現階段的民主國家來說，無法可管，且即便取得交易行為的證據，也難以證明兩岸中間人是否為特定利益所聘用，加上層層外包的斷點，要追蹤國外干預台灣輿論更是困難。
除了增加追查難度，中共外包此服務還有一個好處，是替中國的宣傳機器「接地氣」。疫情剛發生時，台灣民主實驗室就發現，同樣的貼文、訊息，在世界各地出現，以不實資訊將不同國家的疫情醜化、製造恐懼，讓海外的中國人認定「祖國」是最安全的，創造海外華人對中國政府的支持。
外包的發生，除了由上而下的僱用，也可能透過開放式的平台，讓有經濟動機的行為者，能夠賺這筆全球輿論操控商機。
內容農場頻搭「橋」
莫楠利用《報導者》在總統大選前調查發現的跨國內容農場網絡，進一步進行觀測調查，8月在美國未來數位智能實驗室正式發布研究結果，認為在選舉期間，內容農場對不實訊息的散播扮演關鍵角色。
網域位於馬來西亞的內容農場「琪琪／琦琦系列」新聞網站，屬於經營者Evan Lee，開放式的平台，讓個人與組織得以註冊，一起寫文章、創造流量，進行廣告分潤。「像這樣的開放式平台，創造一個機制給資訊流動，也讓不同的行為者可以散布他們的意識形態」，莫楠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說，平台上傳遞的訊息大多與中國共產黨相近，不只常見官媒文章，甚至發布時間也與中國官媒同步，在台、港、新、馬等地，影響華語觀眾，尤其在台灣的LINE群組中成為謠言的來源之一。
看似由民間、個人經營，Evan Lee也曾在《報導者》受訪時表示他沒有特定政治意圖。但即使只有經濟動機，也讓他成為中國官方等意識形態傳播者可使用的舞台，讓訊息流進不同的角落。「像這樣子的內容農場，可以接連在不同議題上被武器化」，莫楠說。
沈伯洋用「橋」來形容內容農場，善於吸睛、吸引流量的內容農場經營者，有能力能抓住眼球，或是創造出煽動情緒的內容，「它能替中國官方與大眾口味對接，可以讓議題被一般人了解⋯⋯它也能是金流的橋，讓預算流進行銷公司或是個人口袋。」
更棘手的是，開放式的平台如內容農場網站，或是各大社交平台，也成為中國愛國網民加入中國資訊操作的橋。
「小粉紅」成為西方新燙手山芋
如同在香港的K，常無法分辨網路訊息來自網軍或是真心相信的一般使用者，疫情帶起的民族主義，同樣也讓台、美、澳團隊，在分辨人為操縱的網軍和愛國「小粉紅」間出現疑慮。
「我們本來是在觀測中國政府的網路宣傳機器，然後進化成尋找網路資訊操縱的痕跡，現在，我們認定自己在觀測的是大規模的社會控制（social manipulation）」，張哲誠說，「那些中國的個人使用者，他同時是資訊操縱的受害者，卻也是資訊操縱的一部份，因為他真心相信了、大量的轉發訊息。」他提醒，對民主社會來說，中國政府在全球培養親中社群，若成功，最終將是一大難題，該如何看待這些支持中國政府的民眾？
在美國的莫楠則以免費網軍形容「小粉紅」，他提醒，這已成為某些青年群體中的次文化，是中國宣傳機器與俄羅斯最大的不同，必須正視。
對澳洲來說，塑造輿論伴隨的小粉紅現象，已成燙手山芋。
「在澳洲，6成的海外華人新聞來源來自於微信，澳洲社會也出現擔憂，來自中國的廣告主能決定特定議題是否被報導」，人在澳洲的沃利斯，一邊看見中共資訊操縱進入澳洲，一邊目睹這如何推升出中國人的「愛國情緒」。沃利斯正帶領團隊，試圖分出親中國的網軍和真實小粉紅間的行為差異，「大規模的親中社群在網路上的霸凌行為，一直是社交平台想處理的，未來，如果能夠證實霸凌造成傷害，平台就有機會切入了。」
紅色App、社交平台，是資訊戰最後一哩
要在全球培養更多的親中社群、讓中國制輿論走得更遠，直接的做法是掌握演算法，這是中國積極打造世界級網路社群平台的主因。
沃利斯說：「如果你可以快速的、大規模的強化、放大某個訊息，然後你又能掌握某個資訊傳播環境，如TikTok、微信，這樣是有危險性的。」
「資訊戰已經升級成兩國的對戰了，⋯⋯誰掌有（網路平台）演算法，就能決定什麼訊息被推到使用者面前，可以放大符合自己利益的訊息」，沈伯洋說，當民主社會想方設法制衡平台的力量、要求網路平台逐步透明化時，另一方，走向世界的中國平台業者，面臨的卻是中國網路安全法、國安法律之下，要求平台為國服務的指令；中國制平台在這樣的前提下，成為圈養親中群眾的利器，和資訊戰最終、最直接的一哩。
面對這樣的攻勢，各地的研究團隊除了進一步從有限的平台數據中，定義新型態的資訊操縱，民主國家能不能如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所主張，祭出對華為和TikTok的禁用命令，作為當下中國資訊戰攻勢的一步？
「從言論自由的角度、偷個資的角度來看，禁（中國網路應用）可能會有效，但這擋不下不實資訊」，沈伯洋說，除了中國制平台，各社交平台、實體世界的滲透，都是不實資訊的傳播管道，他以台灣社會經驗為例，認為透過立法與公民意識的培養，進一步要求各種與中國來往的組織、企業，以及要求平台演算法走向透明，是可能的解方。
但對於民主社會來說，如何透過立法要求「透明」，需要完整的社會溝通跟規劃，而法制之外，公民教育的實踐也必須與時俱進。當中國政府和資訊操縱者透過縝密的資訊傳播、大數據搜集，客制化的培養支持者，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曾柏瑜認為，民主國家也該反向參考這些資訊操縱者，讓公民教育跟媒體識讀的方式走向客制化。因為資訊戰的背後，「我們真正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重塑人們對民主的信任？我們該問的是要守住民主，我們該用什麼方式、對誰說？」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責任編輯：何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