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幼年和青年時的成長，不僅受到來自家庭的影響，而且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成吉思汗奠定偉業後，窩闊台時期的蒙古帝國繼續壯大，遼闊的草原上矗立著金碧輝煌的幕帳，來自內地、中亞各地的商賈以及前來拜訪、投靠合罕和蒙古貴族的各色人等雲集，各種商品琳琅滿目，多種語言交織，除了農牧業，還出現了農業和手工業，大汗牙帳所在地哈拉和林更是建起了一座相當規模的城市，並成為世界性的焦點。
在這樣環境下成長的忽必烈，雖然沒有對外征戰的經歷，但通過與不同人的交往，了解了蒙古帝國以外的世界的情況，有了更為開闊的眼界和胸襟。隨著年齡的增長，開闊的眼界和胸襟讓他有了不一樣的雄心壯志，讓他渴求更多的知識，並尋找可以為自己答疑解惑的能人智士。
拖雷去世後，唆魯禾帖尼請求窩闊台賜予一塊封地，窩闊台於1236年將河北真定賜給了她。聰慧如她，採取了不同於草原放牧經濟的做法，即想辦法促進當地農耕經濟。也是在這一年，剛剛弱冠一年多的忽必烈也得到了一塊有一萬戶人口的封地，地點在河北邢州（今邢台市）。
不過，住在首都和林的忽必烈對封地最初採取了放任政策，只是遙控管理。與此同時，他還請高僧海雲講佛法，開始徵召一些名儒，詢以治道。
唆魯禾帖尼採取了不同於草原放牧經濟的做法，即想辦法促進當地農耕經濟。示意圖，圖為清焦秉貞《耕織圖》冊局部。（公有領域）
高僧海雲法師講佛法
當時的北方高僧海雲，名印簡，俗姓宋，山西寧遠人，8歲出家，精通佛學，被金宣宗賜法號為「通元廣慧大師」。
1214年，成吉思汗大軍和金國大戰，手下大將木華黎遵守成吉思汗「不毀有喇嘛、佛經的寺院」的命令，將金國的僧人另行安置後，派人上報大汗：「海雲和尚和他的師父已經找到。」成吉思汗隨即叮囑木華黎：「你派人來說的大長老、小長老，都是和上天打交道的人。你要供給他們衣物、食糧，好好供養。若再有僧侶，一併妥善安置，請他們向長生天祈禱祝福。」這裡的「小長老」就是海雲法師。
此後，海雲法師受到蒙古大汗和王公貴族的禮遇和尊重。1242年，忽必烈請雲遊到草原的海雲法師到家中講解「佛法大意」。忽必烈對海雲非常尊重，且真誠以待，無論事務多麼繁忙，都會抽出時間向他討教。
在回答忽必烈什麼是「佛法大意」時，海雲先是給他講述天人關係和因果報應，其後講述佛法種種要義。忽必烈又問：「佛法中有沒有安定天下之法？」法師答曰：佛法包含一切，無所不有。為政的目標，在於安定社稷，休息生民。達到這一目標的辦法，在於政策和天心。政策是人心，天心也是心，都不離心。不過，針對國家大事，他建議忽必烈去請教「大賢碩儒」。
在海雲居住期間，有一個小插曲，那就是忽必烈的次子出生。忽必烈特意請海雲法師為愛子取個名字。海雲同意了，並希望給小嬰兒相一下面。當忽必烈將兒子抱來後，神奇的是，剛剛能夠睜開眼的小嬰兒竟然目不轉睛地盯著海雲法師，目光炯炯有神，絲毫沒有嬰兒該有的膽怯和迷茫。海雲笑著道：「世間最尊貴，無越於真金。」遂為孩子取名為真金。
以海雲的修為，大概是看出了小嬰兒身上的不同尋常。這個「真金」在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後，成為第一位皇太子。
海雲法師在離開之前，將他最中意的弟子、精通釋儒道的奇才——釋子聰（即劉秉忠）留在忽必烈的身邊，他後來成為忽必烈一統天下和治理天下的輔佐重臣。
清《古聖賢像傳略》之元 劉秉忠（文正）像。（公有領域）
穿僧服的「聰書記」
劉秉忠，原名劉侃，世代為遼、金官宦大族，他的父親在蒙古重臣木華黎手下任職。自幼聰穎的他，8歲入學就能日誦文數百言，13歲在帥府做人質，17歲成為邢台節度使府令史。在做令史時，他常常鬱鬱不樂，覺得才能得不到施展，因此選擇棄官隱居於武安山中。幾年後，他被天寧寺虛照禪師收為徒弟，改名子聰。後又雲遊雲中，留居南堂寺。
海雲法師雲遊路過雲中時，聽說釋子聰博學多才，便邀其同行，其後一同去見忽必烈。釋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其深入研究《易經》及宋代邵雍的皇極之書，對天文、地理、律曆、占卜無不精通，天下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每每與他談論天下大事和治國方略，他都對答如流，忽必烈甚為欣賞他的才能，遂將其留在身邊，以便隨時垂詢。據說，釋子聰與忽必烈「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
從此，忽必烈的身邊多了一位身穿僧服的軍師。因他同時掌管府邸各類文案，眾人就取他法號中的一個字，稱呼他為「聰書記」。
幾年後，釋子聰的父親過世，他回家奔喪，忽必烈賜金百兩作為治葬之用，還派人將他送到邢州，足見對他的器重。服喪期滿後，忽必烈將他又召回和林。
忽必烈傳（大紀元製圖）
徵召名儒 詢問治世之道
應該是從與海雲法師和釋子聰的交談中得到了啟示，忽必烈從1242年起，開始徵召並任用了一些漢人幕僚，都是推崇儒學的儒生，有些是當地的名儒，比如趙璧、竇默、姚樞、張德輝等。每徵召一位名儒，忽必烈都會請他們講授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周易》、《資治通鑑》等。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深深吸引了忽必烈，而他同樣感興趣的是歷朝歷代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及治世之道。為了便於忽必烈了解儒家文化，名儒們還從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中選擇篇章，為他編撰了《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作為讀本。對忽必烈產生不小影響的名儒，先介紹幾位。
◎ 趙璧，字寶臣，雲中懷仁縣（今山西省懷仁縣）人。少年時跟從名師九山李微、金城蘭光庭研習儒術，「朝誦暮課」，學業長進很快。
忽必烈聽說了他的大名後，在1242年將他召至和林。那時，趙璧年僅23歲。當時儒生去漠北的人並不多。見面後，忽必烈直呼「秀才」而不喊其名字，以示尊重。還賜給他三個僕從，命妻子親製衣服給他，對他恩遇有加。
感念忽必烈的知遇之恩，趙璧一方面認真學習蒙語，為10名蒙古族學生講授儒家文化，並在蒙語精熟後，奉命為忽必烈譯講《大學衍義》。忽必烈曾感歎他身為漢人而「能為國語深細若此」。另一方面，他奉忽必烈之命為其徵聘流落在各地的金朝名士來輔佐忽必烈，其中的姚樞、王鶚等人就是由他尋來的。
1251年，忽必烈的兄長蒙哥即大汗位，召趙璧問如何治理天下。趙璧稱要「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即要清除周邊的佞臣。蒙哥聽了很不高興。事後忽必烈對他說：「秀才，汝渾身是膽邪！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趙璧一方面認真學習蒙語，為10名蒙古族學生講授儒家文化。示意圖，圖為明 仇英 孔子〈退脩琴書圖〉局部。（公有領域）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今屬河北邯鄲）人。幼時好讀書，志向堅定。蒙古軍隊伐金時，竇默被俘，後得以逃脫返鄉。返家後，母親尚在，但家鄉也被戰火波及，混亂不堪，驚恐之下，母子二人都生了病。其後母親病亡，他帶病葬母。
蒙軍再次來襲時，竇默南逃渡過黃河，依靠母舅吳氏為生，並開始學醫。後遇名醫李浩，授他銅人針法，自此醫術大為長進，後成為一代名醫。北歸後，他在家鄉為人治病，且不計錢財、不求報答，只要有病求於門下，不論貧富，皆一視同仁，未嘗有一毫責報之心，可見醫德之高尚。
金哀宗遷都蔡州，竇默怕蒙兵入侵，便奔往德安，並在此安心讀書。金朝被蒙古滅亡後，蒙古國中書楊惟中奉旨召集儒、道、釋之士，竇默因此北歸，但隱居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討論，以至廢寢忘食。其後又回到肥鄉，以儒家學說教授學生，從此知名於世。
忽必烈聽說竇默的大名後，通過他的友人將他請到府中。到達忽必烈的府邸後，忽必烈向他詢問治世之道，竇默首先提到了儒家的三綱五常，「三綱」即三倫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五人倫：仁、義、禮、智、信。在竇默看來，一個社會如果能諧和有序，一定要遵循三綱五常。
竇默還告訴忽必烈：「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無不敢不正。」即如果帝王誠意正心，那麼上行下效，各級大臣也不敢不正心。
竇默之語讓忽必烈深有感觸，因此一天要召見三次與其交談，每次回答都深合忽必烈的心意。忽必烈從此對他倍加優待，不讓他離開左右。
忽必烈又問他當今明於治道者有誰，竇默舉薦了姚樞和許衡，忽必烈馬上請人去召兩人。
此後，忽必烈讓愛子真金跟從竇默學習，還賜給他玉帶鉤，並對他說：「這是金朝內府的東西，你是老人，正適於佩戴，這樣我的王子見此物如見我一般。」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年時楊惟中曾同他去拜見過窩闊台。1235年，蒙古軍南伐宋朝，詔令姚樞隨楊惟中往軍中尋求儒、道、釋、醫、卜諸色人等。蒙軍破棗陽，主將要坑殺該城居民，姚樞極力勸阻，說這樣做並非詔書的旨意，以後如何向皇帝交代。坑殺遂止。
姚樞（1201年～1278年），字公茂，號雪齋、敬齋，諡文獻。（公有領域）
1241年，姚樞被任命為燕京行台郎中，並被賜予金符。不久他因拒絕賄賂，辭官而去，攜家遷居輝州，在那裡建立家廟，專有一室，供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頤等。除了刊印經書，他每日讀書撫琴，打算終老於此。
1250年，忽必烈派趙璧召姚樞至藩邸，以上賓之禮對待，並詢問治國之道。姚樞上書數千言，首先將二帝三王治國平天下之道列為八條，即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
其次列出了拯救時弊三十條，「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主要有：設立中書省和各部，統一政令，綱舉紀張；選賢舉能，裁汰平庸；頒賜俸祿，堵塞貪贓；制定法律，審理刑獄，收生殺之權於朝廷，使冤者能昭雪；設置監察機關，官吏能者升，庸者降；停止徵斂，使部族不能勒索誅求；精簡驛傳，減輕州郡的負擔；修學校，提倡經書，表彰節孝，以培養人才，淳化風俗；發展農業，輕徭薄賦禁止遊手好閒；嚴肅軍政紀律不使擾民；周濟貧窮，撫恤孤寡；實行屯田戍邊，鞏固國防；開通內河漕運，使京都倉廩充足；禁止高利貸，使借貸之家不致破產；設立常平倉以儲糧備荒；建立度量衡制度，使奸商不能欺詐；杜絕誣告，以減少不應有的訴訟……無疑，這都是漢人治理國家的有效方式。
看了姚樞的建言，忽必烈認為其才華出眾，於是常常召其來詢問，並將其視為自己的主要謀臣，同時聘請他為其長子講授經書。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初生時因為有大鳥停在庭院內，因名「鶚」。他自幼聰敏，能每天背誦詩文千餘言，長大後長於詞賦。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科舉中狀元，其後在金朝做官。蔡州為蒙古軍攻陷後，王鶚被俘，後被救出，在保州安身。
1244年，他被忽必烈聘請到漠北府邸，忽必烈對他格外優待，每每賜座，並直呼其「狀元」，不叫他的名字。王鄂每日為忽必烈講解《孝經》、《書經》、《易經》及齊家治國之道，講述古今事物之變化，常常講到深夜。如此一年有餘。忽必烈曾為其所論感動，說：「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能行之耶！」
之後王鶚請求還鄉，但忽必烈請他留下，並賜給他一所大宅院。忽必烈還讓自己的近侍闊闊、廉希憲、柴禎等五人以王鄂為師，學習漢文化。
◎張德輝，金朝大儒，曾供職於金國御史台衙門。金滅亡後，在蒙古大將史天澤帳下為官。1247年受忽必烈召見。張德輝在《嶺北紀行》中記載了晉見忽必烈的經過。
第一次見面，忽必烈問張德輝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張德輝答道：「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有人說，金因為好儒學而亡，有這種說法嗎？」張德輝回答說：「金朝宰臣中雖用一二儒臣，但其餘都是世襲的武將，討論軍國大事時並不讓儒臣參與。而且以儒生而進為宰臣的，大抵只占三十分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金國的存亡，自有人應負責任，儒臣有何過錯？」忽必烈點頭稱是。
在面對忽必烈「祖宗的法度俱在，而許多未能付諸實施，該如何是好」的疑問時，張德輝指著銀盤比喻說：「開創國家大業者，如製造這銀器，要精選白金良匠，按一定規矩製作而成，交給後人，傳之無窮。但應交給謹慎厚道的人掌管，才永為珍寶。否則不僅會損壞，而且恐有被偷去的危險。」忽必烈沉思了良久才道：「這是我所不能忘懷的。」
忽必烈又詢問中原有哪些人才可用，張德輝舉薦了二十餘人，包括魏璠、元裕、李治三人。元裕即元好問，與李治都是張德輝的好友，為元史張氏傳中所說「封龍山三老」之二老。
1248年春，在忽必烈與張德輝的第二次談話中，忽必烈詢問為何要對孔子行祭奠之禮，張德輝告訴他，孔子是萬代主宰天下者之師，所以歷代君主都尊敬他。把他的廟修建得十分莊嚴肅穆，按時祭祀。崇敬他與否，對聖人無利也無害，但可以見君王崇儒重道之意如何。忽必烈遂說「從今以後，此禮勿廢」，即祀孔大典要持之永久。
此外，張德輝還解釋了「領兵與治民哪個最危害百姓」之問，並建議要任用有德行之人，才可以避免荼毒百姓。
毫無疑問，對於早就「思大有為於天下」的忽必烈正是通過這些漢族高僧、名儒的講授，進一步了解了佛法，了解了儒家文化，了解了如何做一名帝王，了解了如何治理一個國家，這為其完成其祖父未竟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而在歷代帝王中，忽必烈對唐太宗、宋太祖和金世宗十分重視，其中的金世宗正是金朝走向全面漢化的關鍵人物，而唐太宗即位前在秦王府延攬了房玄齡、杜如晦等一批人才，並在他們的幫助下成就一代偉業，這也讓忽必烈印象頗深。是以，在後來的治國和為人行事方面，忽必烈也有意效仿這幾位明君，包括廣攬人才。
無疑，從忽必烈的走向看，當時的他已經認識到儒家對國家「大有利」，因此有意以儒治天下。後來，其即便在即合罕位和成為元朝皇帝後，也始終對儒家文化保持著興趣。
參考資料：
《元史》
《新元史》
《忽必烈傳》
《大藏經》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